人物|我与陈毅相处的几件事
陈毅很高明，尤其担任外交部长(1958年至1972年)期间。
1967年，香港一家工厂发生劳资冲突，工人游行示威时遭到了港英警察的武力镇压，还开枪打死了一个人。当时，在北京举行了10万人的群众聚会，支持香港工人。中国与港英当局的矛盾一下就激化了，加上“文革”的影响，还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件令双方尴尬的事。就在那个时期，有一天我去看四川话的话剧《抓壮丁》。开演后，一只大手拍拍我的肩膀，我一回头，正是陈毅外长，他给我介绍了他的朋友，英国大使馆的临时代办，怕他听不懂四川话，让我给他翻译。虽然时局敏感，但陈毅很讲究方法，关系越是紧张越要抓住人。他请临时代办看演出，还当作朋友，但至于是不是真的朋友我就不知道了。
还是60年代，印尼闹反华浪潮，两国断交，大使也撤回来了。陈毅跟我们讲，我写信给毛主席，要求派我去做驻印度尼西亚大使，要我派别人去危险的地方做大使，我首先应该自己去。后来毛主席没答应，他还有点不高兴。
到中国和印度发生边境冲突的时候，有一次陈毅从前线带回来一条大蛇，请我们吃。我很不情愿吃蛇的，但是陈毅请的就吃了。席间我故意问他，喜马拉雅那边，下山两百里就到印度重镇加尔各答了，什么防御力量都没有，你为什么不去？陈毅说，谁要啊，我们管中国老百姓已经够难了，还要管印度老百姓？不会去的。我觉得这就是中国领导人的根本想法，到现在也是，没有占领别的国家的领土来解决自己问题的想法。
陈毅还开玩笑，说我现在是中国的外交部长，终有一天李敦白会是美国的“外交部长”——“美国人民共和国”，欢迎你到时邀请我访问美国。他有时也喜欢开开玩笑。
在“文革”遭批斗期间，可以看出来陈毅很不好过，人一下苍老疲惫了很多。大概是1967年5月前后，我和几位朋友被请到人民大会堂看京戏。陈毅的警卫找到我，说看完戏陈总找谈话。陈毅那时不仅是外交部长，也是外办主任（编者注：国务院外事办事处）和政治局委员。他变得很瘦，脸色也很难看，跟我提到红卫兵对他有小小的意见。我回答，不是小意见，而是牵涉到你能不能彻底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他只是笑了一下，然后话题就变了。我那时已经知道，有人想把他打倒，但周总理一直在设法营救他。
抛开别人对他的“意见”，他倒是跟我提了两个“意见”。一个是1967年，要注意中美关系的变化，越战的状况一变，世界格局也要起大变化，要我有思想准备。那时候一点也看不出来，尼克松没来，基辛格也没来。第二个他给我提意见，说你老是闹着要跟中国同志一样，不要特殊待遇，这个不对，你这么做等于是批评别的外国朋友，因为他们都过着受特殊照顾的生活。陈毅讲，你如果要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就得过不是无产阶级的生活。
尤其可以感到陈毅和周恩来之间的那份情谊。也是六几年，我们给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编者注：美国女作家、记者）做寿。陈毅和周恩来总理都在。总理说，现在有个讲法叫“人人都是诗人”，所以写了一首诗送给陈毅，让他评评。陈毅笑着讲，这个我不能评，坦率地讲它根本不是诗嘛。大家谈了一会儿话，陈毅提议总理给安娜敬酒，讲你是总理嘛。周恩来回，我是总理，但不是元帅，你是元帅，你该敬酒，两人又来回“斗”了几下，当然最后都敬酒了。这种很亲切的友谊在当时十分难得。
（摘自《领导文萃》2015年9月下）
弘扬领导文化
创新领导思维
提升领导能力长按二维码，即刻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