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最好忘却三国
三国不该这样被人瞩目。
事实上，这段历史并不重要。它不但比不上之前的夏启废禅让、西周封建、秦并天下和汉武独尊儒术，也比不上之后的五胡乱华，更不敢望百家争鸣之项背。
然而，三国在海峡两岸和亚洲地区的知名度，远远高于其他历史时期。大多数人知道的故事是《三国演义》的讲述，很少有人去读陈寿的《三国志》和范晔的《后汉书》。中国如此，日本、韩国和越南也一样。
其实，《三国演义》面世之初并无人问津，知识分子更是嗤之以鼻。直到清代的毛声山、毛宗岗父子增删、改写、点评之后，才风行天下。《三国演义》的成败得失，不能只算在罗贯中的账上，还要加上毛氏父子一份。
毛氏父子给了什么“添加剂”？
比如典韦在征张绣的战争中阵亡，曹操是哭了；赤壁战败之后，曹操也说过“郭奉孝（郭嘉）在，不使孤至此”的话，还失声痛哭说：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但也仅此而已。
毛批本《三国演义》却大肆渲染，做足了文章：哭典韦是当着将士们的面，哭郭嘉则是当着谋士们的面。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哭典韦是为了感动众将士，哭郭嘉是为了羞辱众谋士，前一哭胜过了赏，后一哭胜过了打。”接下来，他们不无嘲讽地说：“原来奸雄的眼泪既可当钱使，又能当棍子用。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笑。”
这当然不是历史，但可看，好看，让人想看。
好看之于文学作品是必需的，因此不必那么在意历史的真实性，可以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无中生有，以假乱真。比如，诸葛亮不用魏延的“子午谷奇谋”是真，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是假，《三国演义》则照单全收。
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前者表现了诸葛亮的小心，后者表现了他的大胆。但如果他不是小心于平日，就绝不敢大胆于一时，司马懿也不会坚信不疑，上当受骗。”毛氏父子还得出结论：“只有小心人不做大胆事，也只有小心人能做大胆事。”这就很有些哲理。
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所见。比如他们说：“忠厚人乖觉，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老实人使心，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又比如：“英雄所自负者，义耳；奸雄所自负者，智耳。”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还有价值取向。
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上，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为了战胜奸邪，忠义只好以恶抗恶。这种对抗，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
勾心斗角贯穿了《三国演义》始终，尤其是在赤壁之战前后。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一个“妒忌阴险”，另一个“奸刁险诈”，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
然而，大家都说好看。这可真是“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这就是所谓“三国热”表现出的国民心态，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
实际上，《三国演义》历久不衰，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心机、算计、权术、谋略。它们可以用于战场、官场、商场甚至情场，谁不想要？就连作者和读者都以为是“正能量”的忠义，也很可疑。
什么是忠？臣忠于君，子忠于父，妻忠于夫。但君要忠于臣吗？父要忠于子吗？夫要忠于妻吗？不用。这难道不是“不平等关系”？
义也大成问题。道义、正义、仁义、情义、信义，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当这些“义”发生矛盾冲突时，又该如之何？谁都没有解释，谁都说不清楚，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你说我不仁，我说你不义。
忠义，变成了整人的武器，这种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
争利而言义，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这就是“伪善”。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则是“权谋”。权谋是因为伪善，伪善是因为忠义。被高高举起的那面“道德的旗帜”，其实是罪魁祸首。
那么，三国这段历史的本性是什么？
前半段，是曹操与袁绍的路线斗争；后半段，则是曹魏、蜀汉和孙吴的权力斗争。后来三分归一统，不过是回到了历史的本来走向。指出这走向，并找出它背后的深刻意义和支配力量，才是历史学的任务。
（摘自《领导文萃》2015年5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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