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政|政商关系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如果没有商人，贪官的故事会不会那么“戏剧化”？
我们先来看一段故事。
十年前，时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的王敏结识了一家房地产公司老板赵某，按照中纪委公开材料的说法，王敏看中了房地产大亨的金钱，而赵某看中了王敏手中的权力，此后近十年时间，在王敏的力挺下，赵某在当地的生意顺风顺水，财源广进。基于为赵某生意提供了诸多便利，王敏向其索贿的底气十足，俨然把赵某当成了自家的“钱袋子”和“提款机”。赵某则对王敏“知恩图报”，先后向其行贿现金、房产、名人字画等钱物累计达人民币1800余万元。
在中纪委公开材料中，并未说明赵某何许人，不过在《财新周刊》5月25日的封面报道《“赵衙内”的房产帝国》中披露，此人名叫赵晋，在近20年时间内，打造了一个遍布南京、天津和济南的房产帝国。“几乎每建一楼，皆民怨沸腾，业主维权成燎楼之势”，然而，这些风波最终都被赵晋摆平，靠的是什么？“其挟权力以‘维稳’，令业主苦不堪言”，这句话十分耐人寻味：一种为了奸商利益而对百姓实施的“维稳”，这样的官商勾结是何等的张狂？
查阅中纪委公开的案情通报 时可以发现，近几年反腐风暴中倒下的官员，存在与商人利益输送问题的比比皆是，借用《中国纪检监察报》的一句话，“可以说不正当的官商关系是导致腐败的重要渠道”。
难怪乎，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2013年全国两会江苏代表团分组讨论时专门强调：“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公务人员和领导干部，要守住底线。”
“勾肩搭背的朋友”
习大大的这番语重心长，此后被舆论视为中国官商相处之道的指导原则，屡屡被引用。尤其是“勾肩搭背”这个词，生动形象地道出了一些落马官员与商人交往中的畸形模式，这样的例子几乎俯首即是：
倪发科，安徽省原副省长，据说他与很多老板达到了不分你我、“亲密无间”的地步：比如安徽首矿大昌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吉立昌，倪发科经常与他一起吃饭、出游。一次，倪发科应吉立昌的邀请，去吉家吃羊肉饺子。吃完饭后，酷爱玉器的吉立昌让倪发科看他珍藏的籽料，倪发科顺手就挑了3块较大的带回家……
白恩培，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原副主任、原云南省委书记，他常常为老板“站台”助威，多次视察老板们请托的项目，并给予表扬表彰，而为了攀上白恩培，一些老板经常到白家陪其夫人“搓麻”，并故意输钱；热衷高尔夫球运动的白恩培有时则乘老板的私人飞机去外地打高尔夫球……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梳理，官商成为“勾肩搭背的朋友”有五种类型。一为长期合作型，一些手握实权的高级官员，他们不会随便吸纳商人进入朋友圈，只有少数知根知底、交往与合作长久的商人，才能有资格与他们勾肩搭背。二为家属中介型，有些“谨慎”的官员并不直接参与权钱交易，而是由家人私下活动，或为官员与商人牵线搭桥，或直接参与企业经营牟利。三为结干亲型，一些商人与官员结为“亲戚”，以便双方亲近到勾肩搭背地步。四为同乡会型，基于“乡党”情结，身为同乡的官员与商人组成帮会，相互帮衬，共同谋利。五为私人定制型，主要是商人揣摩官员喜好，以便投其所好，彼此形成默契。
官商勾结，古今同源
据考证，官商勾结现象在中国始于秦汉，盛于明清，主要表现为商人寻求政治保护，官员寻求经济支持，双方以家族、同乡、故交为纽带，形成利益共同体。历史上这种官商同盟获利、红顶商人暴富的现象，至今仍受到不少人推崇。以至于有“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的说法存世。
相比之下，古代的官商勾结模式相对简单：政府垄断盐铁、矿山、海贸等暴利行业，一些商人为获得特许经营权，便千方百计收买官员。如今，官商勾结的规模、程度以及危害，都是过去所不能比的。不过，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在官商勾结产生的根源方面，当代与古代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只要权力支配经济活动的格局没有改变，官商勾结的土壤就一定存在。诚如有媒体所言，“一些权力太大、吏治太坏的官，与另一些唯利是图、突破底线的商，已经形成了过于紧密的共生关系。”
病灶非常明显，然而，我们能否因为官商勾结现象的存在而否定政商关系的正当性呢？
“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是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对商人如何处理与政治关系的建议。作为中纪委机关报的《中国纪检监察报》，发表评论文章，称赞“王健林的认识是清醒的”，“没有党和政府，中国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发展成就，任何个人也不会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王健林的成功就是因为“正好在这样一个国家，也正好赶上了这么一个时代”。不过该报也承认，“不理党和政府是个伪命题，但如何理却是一个现实课题。”
错位官商好比“炸药和雷管”
费正清曾经讲道，过去中国的商人不热衷于制造捕鼠机，却热衷于从官方那边取得捕鼠的特权。微信公号“团结湖参考”从这句话联想到现实的中国商人：企业家们最起劲的，是要求特殊政策的保护或者特许经营权，而不是把精力放于生产和技术进步，那是因为政府掌握了充分而绝对的资源分配权力，只有获得政府的庇护，才能获得安全的利益保障。
在白恩培主政云南期间，矿产、土地开发经营权屡屡落入行贿者手中，资源配置不公、利益恶性冲突等混乱局面愈演愈烈，一方面刺激更多的商人老板迷信靠实力不如靠“官员”，只想通过权力攫取暴利、无心踏实做强企业；一方面迫使正当经营者心灰意冷、无奈离开。白恩培的一位行贿人就说：“我原本做其他生意，利润微薄。看到人家投靠官员发了大财，就想走捷径。”
当然，正当的政商关系，更有赖于官员的自律与他律。“要使官商之间能保持君子之交，关键在于如何配置与约束官员的权力。”而从落马贪官案例看，他们就是搞官商勾结、上下勾连，利用权力设租寻租，又用权保租护租。
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上的分论坛“政商关系新生态：君子之交相忘于江湖”上，中国复关及入世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建议：要真正解决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还是要把法律作为一个底线来确定关系的基本框架。换言之，除发挥市场体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外，还需要通过立法来规范权力的职能、范围、责任、运行流程，任何人不得越权。
在一场主题为“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演讲中，马云如是形容错位的官商关系：“‘红顶商人’，这个是我从第一天看这个书，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不对的路，因为钱和权是不能碰在一起的，做了生意就一定不能考虑你自己想当官从政，从了政你一定不能有钱，这两件事情就像炸药和雷管碰在一起，总是要爆炸的。”
（摘自《组工文萃》2016年第二期）
稿件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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