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清最新撰文：房地产泡沫是威胁金融安全的最大“灰犀牛”【每周地产评论】
每周地产评论推荐：2020年第16期《求是》杂志刊发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文章《坚定不移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
2020年第16期《求是》杂志刊发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文章《坚定不移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
郭树清提到：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势头得到遏制。房地产泡沫是威胁金融安全的最大“灰犀牛”。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根据“房住不炒”和“一城一策”精神，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严防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2019年与2016年相比，房地产贷款增速下降12个百分点，新增房地产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比重下降10个百分点。既满足房地产行业平稳发展的正常需要，又避免因资金过度集中出现更大风险。以下为全文：党的十九大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赢三大攻坚战，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国内国际经济正常运转，增加了许多新的金融风险和挑战。但是，我们没有退路，必须沉着应对，迎难而上，努力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撑。一、维护金融安全关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实体经济的血脉；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做好金融工作责任重大，容不得丝毫疏忽懈怠。金融与风险始终相伴。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金融风险根源于商品的内在矛盾，即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立统一。货币产生后，商品的内在矛盾外化为商品和货币的外在矛盾。商品经济由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构成，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同时也可能相互背离，相互冲突。当生产结构失衡或信用偏离过度，就会导致金融风险积聚。国家形成后，政府从多方面介入经济活动。特别是货币从民间一般等价物转变为政府法定货币，在极大地方便生产交换的同时，也容易因政府行为失当带来新的巨大风险。放眼世界，一些国家的崛起和衰弱往往同金融能力密切相关。十七世纪荷兰能够取得海上霸权，其初具现代特征的金融体系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之后的英国兴起金融革命，推动工业革命，助力其成为所谓的“日不落帝国”。同样，金融风险扩散引发经济危机、国家动荡的事例也不胜枚举。十六世纪西班牙大肆对外扩张积累巨额债务，最终引发财经危机导致盛极骤衰。1637年荷兰郁金香事件、1720年英国南海泡沫事件，都重创本国经济和国家实力。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令世人至今心有余悸。1929年美国股市暴跌，1930年发生银行挤兑倒闭风潮，蔓延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多国政府更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多次发生严重金融危机。在美欧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也经常陷入热钱流入、外债高企的不利局面，多次诱发经济衰退。上世纪拉美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教训十分深刻。本世纪以来，美欧为摆脱经济社会困局，不断扩张财政支出，放松货币供应，积累起巨额债务和资产泡沫，最终酿成次贷危机、欧债危机。此后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负面影响至今尚未完全释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实现历史性跨越，建立起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金融体系。我们依靠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自我革命精神，主动消除隐患，成功战胜80年代末严重通胀、90年代中期经济过热、多次外部风险等冲击，不仅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金融环境，也为世界金融稳定与发展作出贡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更加复杂多变，我国经济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叠加碰头，金融风险形势复杂严峻。随着国际收支状况逐渐好转，国内企业、政府、居民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金融产品和市场结构日趋复杂、透明度较差，金融体系内部资金自我循环、脱实向虚倾向愈演愈烈，一些不法金融集团和违规金融活动野蛮生长，金融系统内部的腐败和违纪违规行为持续蔓延。如果放任自流，势必酿成系统性风险，产生颠覆性影响，严重危及经济持续发展和国家政治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十分严峻的风险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敏锐判断、果断决策。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告诫全党要高度重视财政金融领域风险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016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部署一系列“防风险、治乱象、补短板”的重大举措，发起了攻坚战的前哨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阐明了金融领域的根本性战略性问题，形成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系统方略，为我们做好新时代金融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实质性突破按照党中央的决策和部署，在国务院和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靠前指挥下，各地区各部门和金融系统齐心协力，共同推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大成效。金融资产盲目扩张得到根本扭转。2017年至2019年，银行业向实体经济提供的信贷资金和债券投资年均增速分别高达12.1%和13.9%。而资产年均增速只有7.7%，不及2008年至2016年的一半，相当于向实体经济多投入64万亿元资金的同时，银行业资产少扩张88万亿元。保险业激进的投资理财型业务得到遏制，寿险业务的中短期保费占比从31%的历史高点降至4%。企业部门杠杆率稳中有降，居民和政府部门杠杆率增速放缓。宏观杠杆率扭转了2008年至2016年年均上升10多个百分点的势头，最近三年总体稳定在250%左右。影子银行风险持续收敛。我国影子银行风险隐患一度非常严重。影子银行层层嵌套，风险隐蔽，与房地产泡沫、地方隐性债务、非法互联网融资等紧密交织。2017年开始集中整治不规范的同业、理财和表外业务，2018年资管新规落地实施，经过几年努力，初步呈现根本性好转势头。2019年末，影子银行规模较历史峰值压降16万亿元。同业理财、同业投资和券商资管分别较峰值缩减87%、26%和42%。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各类交叉金融投资产品持续收缩。一些国际组织和专业机构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国降低影子银行风险的成绩最为显著，从根本上维护了金融体系稳定。不良资产认定和处置大步推进。针对较为普遍的资产质量不实问题，对金融机构开展多角度检查评估，严格要求风险资产审慎分级。坚决惩治掩盖不良资产，严厉打击做假账。商业银行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与不良贷款之比，2016年一度超过128%，2019年末降至82%。3年时间里，银行业共处置不良贷款5.8万亿元，超过之前8年处置额的总和。与此同时，加快补充资本，增提拨备，全面提升了各类金融机构应对外来冲击的实力。违法与腐败行为受到严厉惩治。坚决整治不法金融集团和非法金融活动，有序推进资产清理、追赃挽损、风险隔离。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依法处理恶意操控金融机构的问题股东。依法接管包商银行，在充分保护存款人利益的同时，打破刚性兑付，促进信用分层，严肃市场纪律。依法处置安邦集团、华信集团等严重违法违规企业，及时重组、重整和破产清算数家涉嫌违规办理金融业务的控股公司。推动高风险中小银行和信托公司“一企一策”进行改革重组和风险处置。一批官商勾结、利益输送、违法侵占的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其中一部分就是“监守自盗”的金融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互联网金融风险大幅压降。我国一度存在大量“无照驾驶”平台违法从事金融活动，其中很多打着金融创新和“互联网+”旗号混淆视听。经过集中整治，互联网金融领域风险形势明显好转，过去“遍地开花”的乱象得到整治。一大批违法开办的互联网理财、保险、证券、基金和代币机构被取缔。全国实际运营P2P网贷机构，由高峰时期约5000家压降至2020年6月末的29家，借贷规模及参与人数连续24个月下降。
大中型企业债务风险有序化解。截至2019年末，全国建立债委会约2万家，实施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1.4万亿元，帮助大量仍有发展潜力的企业渡过难关。一大批流动性困难企业的债券违约和股票质押风险得到缓释，相当一部分落后产能或管理不善的“僵尸企业”有序出清。约500家大中型企业实施联合授信试点，债务约束的内生动力显著增强。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势头得到遏制。房地产泡沫是威胁金融安全的最大“灰犀牛”。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根据“房住不炒”和“一城一策”精神，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严防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2019年与2016年相比，房地产贷款增速下降12个百分点，新增房地产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比重下降10个百分点。既满足房地产行业平稳发展的正常需要，又避免因资金过度集中出现更大风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初步控制。隐性债务是潜在的金融风险触发点。近年来，我国严控地方政府融资增量，严禁违法违规提供融资。同时，实施疏堵并举，有序化解存量隐性债务，金融系统积极配合地方政府进行债务置换。推动地方债在商业银行柜台面向个人投资者发售，为法定新增的地方政府债务提供多种资金支持。近三年，银行保险机构累计增持地方政府债券11万亿元。标本兼治的长效机制逐步健全。2017年至2019年，监管部门严肃追究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违法违规责任，处罚银行保险机构8818家次，处罚责任人员10713人次，罚没合计72.4亿元，超过以往十几年总和。通过努力在制度上补短板，监管工作进一步纳入法治化轨道。2017年以来，共发布实施209项银行业保险业监管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金融机构重速度轻质量的发展理念和经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纠正。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明显提升。2017年至2019年，人民币贷款增加46万亿元。其中，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制造业贷款分别增加8万亿元、3.3万亿元和1.6万亿元。科研技术、信息软件、生态环保贷款年均增速分别达31.2%、20.8%和19.5%，显著高于同期贷款平均增速。小微企业融资总体实现“量增、面扩、价降”，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年均增速23.2%。贫困地区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接近99%。2019年大病保险覆盖11亿多城乡居民，农业保险风险保障金额超过3.8万亿元。保险赔款成为各种自然灾害后恢复重建的重要资金来源。经过持续努力，金融风险总体趋于收敛，金融体系韧性明显增强。不仅成功避免了风险隐患向金融危机演变，也为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创造了宝贵的政策空间和回旋余地。实践证明，党中央关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完全正确非常及时。如果当初贻误战机，拖延整治，当前面临的困难会大得多，不良后果难以估量。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金融领域出现新的重大挑战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本来就面临老龄化加快、储蓄率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等诸多困难。百年不遇的特大疫情直接造成一季度增长深度下跌，尽管二季度恢复正增长，但是近中期发展仍然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世界银行6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收缩5.2%。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供需两端、国内外两个市场同时承压，金融体系势必遇到很大困难。为遏制衰退，经济活动急剧收缩时，金融活动反而必须扩大。原来的调控目标是广义货币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速略高于名义GDP增速，今年上半年高出10多个百分点。预计今年总体杠杆率和分部门杠杆率都会出现较大反弹，金融机构的坏账可能大幅增加。2019年银行业新形成2.7万亿元不良贷款，出现疫情“黑天鹅”后，资产质量加倍劣变不可避免。由于金融财务反应存在时滞，目前的资产分类尚未准确反映真实风险，银行即期账面利润具有较大虚增成分，这种情况不会持久，不良资产将陆续暴露。在经济全球化持续多年快速发展背景下，各国经济金融相互依存度已达到很高水平。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的国际社会合作氛围并不理想。近年来，少数发达国家自身经济结构持续恶化，导致社会阶层撕裂和对立，极端主义、民粹主义日益膨胀，贸易保护主义盛行，“退群”、“脱钩”、“断链”增多，并对我国公开采取打压和遏制战略。疫情发生后，有的国家自身应对不力，却以多种方式对外转移矛盾。美国将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企业和机构列入“实体清单”，频频制造事端。这些做法危害了正常经贸合作，全球经济复苏平添更多变数，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都受到干扰。为应对疫情所采取的一系列宏观对冲政策十分必要，执行中如遇新的异常情况还可能进一步加大力度。但也不能不看到，在资金面宽松背景下，企业、居民、政府都可能增加债务。利率下行一致性预期强化后，有可能助长杠杆交易和投机行为，催生新一轮资产泡沫。一些地方的房地产价格开始反弹，金融资源有可能再次向高风险领域集中。信用较差的借款人可能借延期还款等优惠政策恶意逃废债务，结构复杂的高风险影子银行也容易卷土重来。当前，国际上许多国家特别是最发达国家，采取了强刺激做法。有的国家实行无限量化宽松政策，财政货币双管齐下，向市场释放大量流动性，向个人和企业直接融资或提供担保。短期看，这一做法有利于稳定经济与金融，但是中长期效果则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下也没有不散的筵席。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当前美国这种前所未有的无限量化宽松政策，实际上也消耗着美元的信用，侵蚀着全球金融稳定的基础，会产生难以想象的负面影响。新兴经济体可能面临输入性通胀、外币资产缩水、汇率和资本市场震荡等多重压力。更严重的是，世界可能再次走到全球金融危机的边缘。此外，近些年迅速发展的金融科技，既为我们带来许多机遇，也带来很大挑战。我国金融科技在部分领域位居世界前列，在风险防控方面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由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广泛应用，传统金融风险的表现形式、传染路径发生深刻改变，数据安全等非传统风险日益突出。这些风险具有较强的突发性、隐蔽性和破坏力，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警惕。四、金融系统要努力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如期实现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及时对下一阶段工作进行了部署。我们要切实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既要“稳定大局、统筹协调”，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推动经济发展尽快步入正常轨道；又要“分类施策、精准拆弹”，有序处置重点领域突出风险，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从现阶段来看，做好以下工作尤为重要。全力推动国民经济恢复正常循环。金融和实体经济共生共荣。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正所谓“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在严格防控疫情反弹的前提下，全面恢复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要紧扣“六稳”、“六保”任务，充分利用我国市场潜力大、储蓄资源多、国际合作范围广等有利条件，发挥好中央与地方各单位的积极性、主动性。强化财政、金融、就业、产业政策协同配合，特别要服务好中小微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促进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血脉，是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在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扮演着“棋眼”角色。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加快转变金融业发展方式。推动金融结构同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促进融资便利化，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健全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矫正大股东操纵和内部人控制两种不良倾向。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引导理财、信托、保险等为资本市场增加长期稳定资金。加快养老保险第二和第三支柱建设，推动养老基金在资本市场上的占比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尽最大可能提早处置不良资产。信用风险是金融业最基础的风险，有毒资产是必须下决心切除的病灶，掩盖拖延只会贻误治疗，最终带来严重后果。金融机构要采取更审慎的财务会计制度，做实资产分类，充分暴露不良资产。日常监管上，不简单将不良率上升作为评判标准。要利用拨备监管要求下调腾出的财务空间，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制定切合实际的收入和利润计划，增加拨备计提和资本补充。疏通不良资产处置的政策堵点，为提高金融体系稳健性创造更有利条件。防止高风险影子银行反弹回潮。影子银行风险“燃点低”、“烈度大”，如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形成“燎原之势”，贻害无穷。目前，影子银行经过不懈治理，风险得到一定程度控制，但生存的土壤尚未完全铲除，稍一放松监管，极可能全面回潮，导致前功尽弃。要保持战略定力，对高风险业务保持高压态势。突出简单、透明原则，规范交叉金融产品，做到公募产品与私募产品边界清晰，表内业务与表外业务风险隔离，委托业务与自营业务分账经营，储蓄产品和投资产品泾渭分明。努力实现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信贷市场与货币市场职责清晰、分工有序。同时，持续整治互联网金融风险，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及时处置不同类型机构风险。针对不同风险的机构，精准有效施策。对高风险金融集团，依照既定方案和分工依法依规处置。对农村金融机构，坚持县域法人地位总体稳定，鼓励采用多种方式补充资本、引进战略投资者。对城商行和信托等地方法人机构，支持省级政府制定并实施处置方案，金融管理部门加强专业指导。抓紧研究提出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对于名单内的金融机构，组织制定恢复与处置计划。要建立高效的问题机构风险处置机制。金融机构履行主体责任，股东特别是主要股东要承担重要责任。地方党委政府履行属地责任，要把落实地方党的领导责任、地方国有金融资本管理责任、辖区风险处置责任和维护社会稳定责任紧密结合起来。金融管理部门履行监管主体责任。健全存款保险制度和机构体系，充分发挥早介入、早预警、早处置的作用。
稳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按照自主、有序、平等、安全的方针，在确保金融主权的前提下，努力实现更高层次的金融开放。加快构建公开透明、稳定可预期的监管政策环境，鼓励中外金融机构平等竞争、深化合作、互相借鉴、促进创新。提高开放条件下的宏观金融管理和防控风险能力，及时发现并有效阻遏外部冲击向国内扩散。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和监管规则制定，加强宏观政策国际协调，提高国际话语权。切实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和保护。加强金融知识普及，让城乡居民都懂得，投资是有风险的，世界上没有高回报低风险的金融产品，更没有所谓“稳赚不赔”的理财项目，宣扬“保本高收益”就是金融诈骗。机构和个人投资者都要树立价值投资、理性投资和风险防范意识。弘扬契约精神，强化法治意识，坚持依法办事，提高违法成本。简化产品结构，严格客户分层，如实通报风险。强化信息披露，提高市场透明度。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及时纠正误导金融消费者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做好金融工作，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我们最大的制度优势。从近些年工作实践中我们看到，金融领域发生一系列风险事件和腐败案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严重弱化、缺失。近年来，拆除金融风险点的经验表明，加强党的领导是最根本最有效的措施。凡实施风险处置和重组的金融机构，原则上都要成立临时党组织。对股权关系复杂的风险机构，首先压实党的领导责任。要严厉打击金融腐败，坚决查处风险背后的利益勾结，把查办案件、防控风险、挽回损失、堵塞漏洞、重塑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加快构建金融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延伸阅读
权威访谈丨郭树清：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今年以来，金融业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恢复发展，上半年累计新增人民币贷款超过12万亿元。这些资金重点支持了哪些领域？未来金融业还将为经济发展提供怎样的支持？来看本台记者对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的专访。
最新数据显示，6月末，我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长28.4%。与此同时，新发放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今年上半年为5.94%，相比去年下降0.76个百分点。
人民银行党委书记 银保监会主席 郭树清：对小微企业贷款支持力度是最大的。前不久中小企业协会执行会长讲到，全国3000多万家小微企业，现在有2000多万家获得了银行贷款，我们统计的数字是2360多万家能够拿到银行贷款。这个水平，三分之二以上（小微企业）能拿到银行贷款，在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
发放的贷款增加了，利率下降了，而更让众多企业欣喜的是，银保监会等五部门出台政策，因疫情流动性遇到暂时困难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可延期还本付息。到6月底，已有2.46万亿元中小微企业和外贸企业贷款享受到了这一政策优惠，众多企业绷紧的资金链得到了缓解。
上半年银行业累计新增的12万亿元人民币贷款都流向了哪些领域呢？郭树清透露，制造业、基础设施、科技创新以及小微三农是重点。
人民银行党委书记 银保监会主席 郭树清：今年制造业贷款增长是特别多的，上半年新增相当于过去四年的总和。中长期贷款，主要是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今年的比重比过去也是提高的，增长了13.4%，也是近些年少有的。整个贷款无论是总量还是结构，都很好，都有很大的改进。加快了我们经济的恢复。
总台央视记者 王雷：下半年为了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还有哪些计划？
人民银行党委书记 银保监会主席 郭树清：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小微企业非常关注，总书记最近又和企业家开了座谈会，下一步我们首先是做好对普惠型小微企业的支持。另外，我们进一步还要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直接融资的发展。上半年直接融资比重上升了好几个百分点，从32%上升到36%，这是股票和债券加起来的融资，我们希望这个势头能够保持下去，可以提供更多的直接融资，来支持企业。
郭树清表示，下半年金融管理部门将紧扣“六稳”“六保”要求，把稳企业保就业和服务民营、小微企业更好地结合起来，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大幅增加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长期资金支持。加大金融与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的配合，形成集成效应。对暂时遇到困难但仍有前景的企业，要加大金融支持，促进经济社会恢复正常循环。
人民银行党委书记 银保监会主席 郭树清：银保监会、人民银行也研究了一些储备性的政策，进一步支持经济的发展。现在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服务业，没有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我们也正在采取一些特殊的办法，比方说救急性的贷款和救急性的融资，我们正在探索，在有些省份进行试点，我们相信下半年我们做得会比上半年做得更好。
（总台央视记者 肖璞 周旋 王雷 王瑄 庄胜春 杜雷鸣 张勇 郑忠营 于谭）
银保监会郭树清：
金融稳企业保就业 促进经济社会正常循环
人民网北京8月15日电（记者杜燕飞）“当前，我国金融业总体运行平稳，风险可控，主要经营和监管指标处于合理区间，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下一阶段，将按照‘六稳’‘六保’工作要求，把稳企业保就业和服务民营、小微企业更好结合起来，全力以赴促进经济社会恢复正常循环。”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稳企业保就业 促进经济社会恢复正常循环
郭树清表示，疫情防控期间，货币政策、监管政策与财政、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千方百计助企纾困，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今年以来，人民银行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增加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加大总量货币信贷政策支持。金融管理部门及时出台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和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对6.12万亿元到期企业贷款提供融资支持。”郭树清说。
数据显示，上半年累计新增人民币贷款12.09万亿元，同比多增2.42万亿元。“这些资金重点投向制造业、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小微、‘三农’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6月末，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长28.4%，其中5家大型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增长34.6%。1至6月，5家大型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4.27%，较2019年全年平均利率下降0.43个百分点，通过发放信用贷款、承担或减免信贷相关费用等措施，降低小微企业其他融资成本0.64个百分点，信贷综合融资成本合计下降1.07个百分点。科研技术贷款同比增长26.95%，新增制造业贷款创历史新高。企业信用贷款同比增长13.8%，中长期贷款同比增长13.4%，均高于贷款平均增速。
在债券市场投资方面，上半年非金融部门债券净融资达7.12万亿元。保险业充分发挥保障作用，上半年赔付支出6308亿元，保险资金运用余额同比增长15.9%。
郭树清表示，下一阶段，金融管理部门将按照“六稳”“六保”工作要求，把稳企业保就业和服务民营、小微企业更好结合起来，全力以赴促进经济社会恢复正常循环。
“目前，全国小微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比例超过2/3，这一比例居世界前列。”郭树清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改善，不仅因为银行服务理念转变，更关键的是银行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大幅提升小微金融服务能力和风险控制水平。银保监会鼓励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加强与互联网银行合作，让政策性银行为互联网银行提供更多转贷款资金，惠及更多小微企业。
7月20日，银保监会召开的2020年年中工作座谈会暨纪检监察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要综合采取坚决整治不当收费、合理降低费率、加大贷款优惠等措施，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
“目前，人民币贷款余额是165万亿元，贷款利率平均下降1个百分点就是1.65万亿元，再加上减免一些收费项目，完全有条件实现让利1.5万亿元。”郭树清表示。
金融业总体运行平稳 积极应对不良贷款上升
郭树清表示，当前，我国金融业总体运行平稳，风险可控，银行业保险业发展态势良好，业务结构优化，主要经营和监管指标处于合理区间。“疫情防控期间，国际金融市场剧烈波动，我国金融业也遇到较大困难和挑战。但我国金融市场经受住了复杂形势考验，股市、债市、汇市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数据显示，截至二季度末，我国金融业总资产约340万亿元，同比增长10%。其中银行业总资产309万亿元，同比增长9.7%，人民币贷款同比增长13.2%，企业债券投资同比增长28.5%。保险业总资产22万亿元，同比增长12.7%，其中债券投资同比增长16.5%，长期股权投资同比增长18.2%，短期投资占比有所下降，为实体经济提供中长期融资的能力不断提高。
需要注意的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自身必须保持稳健运行，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但郭树清坦言，当前我国金融业一些潜在风险隐患依然较大，存量风险尚未得到彻底解决，不良资产上升压力加大，资金面宽松背景下市场乱象极易反弹回潮。
“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银行业新形成不良贷款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6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94%，较年初上升0.08个百分点。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金融风险暴露存在一定时滞，一些延期还本付息的企业，未来形成的不良贷款尚未完全显现，不良资产上升压力较大。”郭树清说。
他表示，对此，银保监会一定要密切关注，提早谋划，积极应对。一是做实资产质量分类。督促银行运用预期信用损失法评估贷款风险，准确做好资产分类，真实反映贷款质量。政策导向上不简单将不良率高低作为评价经营好坏的唯一标准。
二是补充资本，提足拨备。要求银行采取多种方法补足资本，加大拨备提取，提高未来风险抵御能力。
三是加大不良处置力度。分阶段下调拨备覆盖率的监管要求，释放资源全部用于处置不良。根据账销、案存、权在原则，在涉农、普惠等考核中，允许将已处置的不良贷款还原计算。允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作为新主体，与银行合作探索新的不良资产处置方式。有序开展单户对公和批量个人不良贷款转让试点，探索建立统一的不良资产交易平台。
四是严控增量风险。督促银行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做好贷款“三查”，防止新增不良过快上升。
此前，2020年年中工作座谈会暨纪检监察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要提早谋划应对银行业不良资产大幅增长，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严格资产质量分类，做实利润、提足拨备、补充资本，增强风险抵御能力。
扩大对外开放 深化金融重点领域改革
金融业对外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
郭树清表示，近年来，银保监会稳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过去三年推出的50多条对外开放措施，目前已陆续落地。比如首家外资控股的理财公司、首家外资独资保险控股公司等均获准设立，今年上半年又批复友邦保险在内地设立首家外资独资寿险公司等。
对于下一步工作重点，郭树清表示，银保监会将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努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完善金融法治建设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要围绕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重点机构重点领域改革，包括加快中小银行改革、大力支持直接融资、完善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等。”郭树清表示，
他进一步解释说，要以加快中小银行改革为重点，提升金融机构体系稳健性。推进城商行、农信社改革和风险化解工作。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把深化改革与化解风险、完善治理结合起来。改革推进中，注意保持地方金融组织体系完整性，保持农信社和农商行县域法人地位总体稳定，保持以社会资本为主的格局不变。推动大型银行保险机构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优化政策性金融机构、信托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管理体制机制。引导保险回归风险保障本源，研究发展养老保险第三支柱，完善我国养老保障体系。
同时，以公司治理为核心，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探索中国特色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模式，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调整优化股权结构，严格股东资质管理，规范股东行为和关联交易，严防大股东操纵和内部人控制，强化履职监督和信息披露。
此外，以支持直接融资为方向，促进融资结构优化。上半年，我国直接融资比重从32%上升到36%。
“未来要引导信托、理财和保险等金融机构树立长期投资理念，强化专业投资和价值投资，成为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的中坚力量，为各类企业提供更多长期低成本的直接融资资金。”
加快恢复国民经济正常循环
继续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开放
——郭树清在2020年陆家嘴论坛上的发言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
郭树清
（2020年6月18日）
尊敬的李强书记、龚正代市长、会满主席，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参加2020年陆家嘴论坛。首先对本次论坛的顺利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今年情况特殊，以视频形式交流，虽有较长的物理距离，但没有任何心理距离。过去一年，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成绩，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又有新的进步。今年2月，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提出30条具体政策措施，目前正在细化落实，衷心期望我们可以很快见到成效。新冠肺炎疫情在欧美爆发后，全球经济金融遭遇世纪灾难，但是危机就是危险中有机遇，我们相信上海一定能克服困难，抓住机遇，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国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骤降6.8%。一些企业出现生产停摆、收入锐减、资金紧张等多重困难，进出口行业面临供应中断、订单不足、渠道不畅等诸多问题，生存压力较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亲自指挥部署。金融管理部门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出台多项政策措施，全力对冲疫情影响。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监管政策紧盯最大风险。今年1-5月，用于实体经济的人民币贷款累计增加10万多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2万多亿元。5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11.1%，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12.5%。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体系显示出巨大的弹性和耐力。下一步，金融管理部门将按照刘鹤副总理刚才在致辞中提出的要求，继续以稳就业保企业为重点，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加速推动国民经济恢复正常循环。第一，进一步鼓励银行与政府加强合作。疫情灾难造成的损害是一种不可抗的外部冲击，各类市场主体都无法自主回避。因此各级政府有责任也有能力向银行业机构提供区域内经济和企业的信息。相当一批企业受疫情影响严重，暂时遇到困难，但有市场发展前景，诚信记录良好。银政双方应当积极协商确定救助方案，特别是要做好应急融资接续，同时防范道德风险。要努力在多个层级上实现财政与金融的相互支持和密切配合。银行应推出更多无抵押、低利率的信贷产品，各级政府通过财政贴息、担保补贴分担成本和损失。在支持投资方面，应适当提高地方专项债券用作项目资本金比例，加大配套银行资金支持，尽快形成更多的实物工作量。第二，强化政策性金融在逆周期调节中的作用。今年政策性银行安排信贷规模比去年多增加将近1万亿元，债券发行规模也将增加，可用资金大幅提升。另外，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安排专项纾困资金，金额合计1000亿元。新增1000多亿元转贷款规模，主要提供给中小银行，特别是互联网银行，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政策性融资担保要提高覆盖面，降低担保费率，合理分担风险损失。第三，更好地发挥保险特有的抗风险作用。扩大风险保障覆盖面，增加营业中断险、出口信用险产品供给，针对抗疫减灾和农业农村等薄弱环节，推出更多保险品种。支持疫后重建，加大理赔力度，提高理赔效率，实现应赔尽赔、能快则快，使受影响的个人和企业尽快拿到赔付资金，恢复生产消费。保险机构要加大对企业中长期债券的投资，保险资金平均久期为13年，目前保险资金运用余额近20万亿元，而投资企业债券余额只有2.2万亿元，潜力巨大。可将更多资金用于购买企业中长期债券，特别是电信、交通、新老基建等需要巨额中长期资金的行业。第四，支持资本市场发挥更广泛更积极的作用。今年以来，我国新增社会融资规模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占比35.9%。目前我国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市值已居全球第二。近期，中国银保监会拟推出六项举措支持资本市场发展。一是增加新的机构投资者，批设更多银行理财子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允许境外专业机构发起设立控股理财公司。二是加大权益类资管产品发行力度。支持理财子公司提高权益类产品比重，信托公司发行证券投资信托产品，保险机构发行组合类产品。三是推进银行与基金公司、银行与保险公司等各类机构深度合作。鼓励银行及理财子公司将更多符合条件的公募基金管理人纳入合作机构名单，研究出台保险机构投资私募理财产品和私募股权基金的相关政策。四是引导商业银行有序处置非标不良资产，鼓励新设理财子公司加大证券投资。五是支持保险公司通过直接投资、委托投资、公募基金等各种渠道，增加资本市场投资，特别是优质上市公司的股票投资。六是对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配置实行差异化比例监管，引导保险机构将更多资金配置于权益类资产。第五，采用多种金融工具打通和修复全球供应链。要努力增加对国际产业链企业融资支持，帮助其拓展海内外市场，提高出口转内销比例。要支持出口企业与外国合作伙伴尽早恢复商贸往来，通过提供买方信贷等融资方式稳定出口订单，运用好出口信用保险分担风险损失。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优先保障龙头企业和关键环节资金需求，畅通和稳定上下游链条。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严重影响中国，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也深受其害。有国际组织预测，发达经济体将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新兴市场将出现近60年来的首次收缩。大灾当前，世界各国必须放下分歧，携起手来，紧密合作。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是经过几十年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各国顺应市场规律和发展趋势充分合作的产物，对促进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改进社会福利发挥了巨大作用。任何“推倒重来”或“另起炉灶”都是不经济不划算的，将大大损害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在短期内也是难以实现的。过去几十年，中国对全球经济贡献不断提高，在克服几次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美价廉商品，是发达国家过去二十多年“高消费、低通胀”能够持续的重要基础。中国储蓄占全球总额四分之一以上,为全球总储蓄与总投资的均衡做出巨大贡献，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的结余资金。疫情期间中国派出的医疗专家组和捐赠及出口的防疫物资和设备，为世界战胜疫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中国金融机构共向70个国家和地区捐赠两亿多元的抗疫物资。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国际社会要加强沟通协调，尽可能形成合力，增大正面效果，减少不利影响。首先，大型经济体应当主动考虑自身政策的外溢效应，自觉平衡好内外部影响。当今世界经济已高度一体化，制定和出台政策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沟通协调，平滑外溢风险，共同维护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特别是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对周边和全球的欠发达国家影响很大。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联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世界央行角色，对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如果在制定政策时过于“内向”，就有可能侵蚀全球金融稳定的基础，也很可能会透支美元和美国的信用。第二，我们都明白，这不是最后的晚餐，因而需要为未来的日子留下余地。各国已经出台的财政金融刺激措施，规模和力度之巨大史无前例。在初期作用甚大，边际效用逐步在递减。目前来看，疫情还可能在一段较长时期内与我们的生活并行共存。我们知道，不少国家和地区还在谋划出台新的刺激措施。建议大家三思而行，应当为今后预留一定的政策空间。中国十分珍惜常规状态的货币财政政策，我们不会搞大水漫灌，更不会搞赤字货币化和负利率。第三，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怎么能够让这么多中央银行开动印钞机，去无限量地印发货币呢？早在两千多年前，无论中国还是欧洲，都已经有过政府滥铸金属钱币导致经济社会危机的教训，更不用说纸币出现以后人类曾经遭受过的多次灾难。金融业内人士不能不懂得，开出空头支票也必须付出代价。第四，金融体系富有韧性通常是经济强健的表现，但是当实体经济尚未重启，股票市场却高歌猛进，这种情况很难让人理解。国际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背道而驰，这样的扭曲空前显著。国外有的专家说：“内债不是债，外债才是债，对于美国来说，外债也不是债。”这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似乎都是如此，但是未来真的能够长久持续下去吗？但愿人们的担心是多余的。第五，通货膨胀能不能像某种找到特效药的瘟疫一样，在世界经济生活中永远消失。尽管目前主要经济体物价总水平上涨还不明显，但考虑到国际供应链恢复还需要较长时间，要素成本会进一步上升，加之各国持续刺激需求，货币派生机理变化，通货膨胀也有可能卷土重来。此外，还需要考虑的是，大规模刺激政策将来如何退出。进入的时候，四面八方都欢欣鼓舞，退出的时候可能将十分痛苦。2008年的“量化宽松”刺激政策到现在为止还未完全消化。借此机会，需要再强调一下，中国在金融领域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努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完善配套法规制度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鼓励中外机构在产品设计、股权投资、公司治理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合作，提高外资参与中国市场的深度。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逐步拓展计价结算、交易和储备功能，提高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程度。支持区域金融改革开放，特别是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丰富的资源，完全有能力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上海正在努力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沪港两地可进一步密切联系，加强交流，实现优势互补，相互促进提升。我们也将与香港金融管理部门保持密切沟通，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两地金融合作提供多方面的服务，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最后，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祝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迈上新的台阶！谢谢大家！郭树清：中国完全有能力应对经贸摩擦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题：中国金融业运行稳健 经得起外部变化冲击——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就美对我新一轮加征关税影响答记者问
新华社记者李延霞 人民日报记者欧阳洁
美方不断升级中美经贸摩擦，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哪些影响？中国金融业是否有足够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金融业将如何应对市场变化？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27日接受了记者采访。
影响有限 中国完全有能力应对经贸摩擦
记者：近期，美方不断升级经贸摩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
郭树清：从中国来看，美国固然可以把关税加到极限水平，但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限。经贸摩擦的影响完全可控，我们有能力、有信心做好应对。
一是中国国内消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绝大多数输美产品都非常适合内销，中国正处于消费升级时期，快速扩展的庞大市场会消化其中很大一部分。
二是市场多元化取得很大进展。我国产品海外销售的国家和地区不断增多，“一带一路”倡议日见成效，美国之外的市场欢迎更多中国产品。
三是美国无法完全限制中国产品对美出口。相当一部分中国产品还会出口到美国，有的是因为找不到替代品，有的是因为美国进口商愿意分摊加征关税成本。
四是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加速调整升级，需要有一定比例的生产转移到海外，这有利于我们实现产业更新换代，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中国的高质量发展。
五是对我国金融市场冲击有限。金融市场往往比较敏感，容易反应过度，去年有较强的波动。2019年中国经济开局良好，能对金融市场形成有效支撑，目前的韧性显著增强，进一步的影响会更小。
历史早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靠封锁或制裁不仅不能阻止中国的发展，反而会激发我们创业创新的决心，加快转型发展的步伐。中国经济韧性强，产业结构完整，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长期向好的经济基本面是应对风险挑战的根本支撑。尤其重要的是，我们拥有独特的政治和制度优势，这是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坚强保证。
稳健运行 中国金融体系经得起外部变化冲击
记者：市场有担心，在美方升级中美经贸摩擦的背景下，我国金融体系能否扛得住外部环境变化。在您看来，我国金融体系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如何？大家有没有必要担心？
郭树清：担心是没必要的。近年来，我们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优化机构体系，规范市场秩序，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金融乱象治理效果明显，行业运行平稳，风险总体可控。
近年来，我们拆解影子银行，将违法违规、层层嵌套、透明度低、风险隐蔽的产品作为整治重点，两年来共压降12万亿元高风险资产。银行体系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盘活信贷存量，两年累计处置不良贷款3.48万亿元。严厉查处非法金融活动，坚决整治不法金融集团和高风险机构，违规网络借贷平台大幅压降，金融领域野蛮生长现象得到遏制。
坦率地说，去年中美经贸摩擦刚发生的时候，大家思想准备不足，有点心里没底，金融市场反应有些过度，股市、汇市出现较大波动。但经过一年多，大家看下来问题没那么严重，实际对经济的影响很有限。经济走势稳中向好，结构调整有序开展，新旧动能转换持续推进。
到目前为止，今年的金融市场，无论是股市、债市，还是汇市都是比较稳定的，相信后面的影响会更小一些。像汇率问题，市场没有恐慌，老百姓没有恐慌。
当前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从过去发散状态转向了收敛。我们处置风险都是比较主动的，以自我革命的方法去处置，不是等到发生危机时才去处置化解。
做好自己的事 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记者：在当前形势下，金融业该做好哪些事情？
郭树清：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与实体经济是共生共荣的关系。我们将大力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坚定不移推进金融业开放，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在应对经贸摩擦中发挥积极作用。
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一是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充分调动信贷、债券、股权、保险等各类金融资源，有效增加表内融资供给，满足有效融资需求。二是完善市场化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政策措施。推动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探索知识产权质押、供应链融资、创新创业金融债券、股权基金、产业基金、天使投资等产品和服务，拓宽科技型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提高科技创新金融服务水平。三是对受到贸易摩擦影响的出口型企业，加强市场化金融服务及汇率风险管理，鼓励其不断开拓出口新市场。四是继续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在解决融资难的基础上推动降低融资成本。
应对中美经贸摩擦，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对金融业来说，就是要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进一步提高金融供给对实体经济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同时将坚持不懈治理金融市场乱象，有序化解影子银行风险，强化不良资产真实认定和有效处置，依法处置高风险机构，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更加注重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有效需求，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防范风险，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进一步强化政策协同，共同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
投机做空人民币必然遭受巨大损失
记者：近期人民币汇率出现贬值。在您看来，原因是什么？您说过做空人民币必然遭遇巨大损失，这方面的底气在哪儿？
郭树清：近年来，人民币有效汇率在全球货币中一直表现稳健，中国政府努力在提高汇率灵活性和保持汇率稳定性之间求得平衡，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可。过去十几年里，凡是人民币出现较大幅度贬值，基本都是由于外部原因。
最近一次是今年5月，离岸人民币兑美元一度下跌超过3%，完全是美国升级经贸摩擦进而影响市场情绪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近期外汇市场出现波动，但中国企业和居民并没有出现恐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通过买卖外汇来获取投资收益是不现实的，将金融资产转移到海外也是不安全的。在成熟市场国家，几乎没有企业和居民专门靠“炒汇”获取投资收益。
人民币汇率短期波动是正常的，但长期看，我国经济基本面决定人民币不可能持续贬值。中国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具备极好的市场空间和增长潜力。随着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人民币市场汇率将不断向购买力平价靠近。投机做空人民币必然遭受巨大损失。
金融业对外开放不会停顿更不会倒退
记者：去年我们推出了15条银行业保险业开放措施，这个月初又有新的12条开放措施。这些开放措施的进展情况如何？下一步金融开放的方向是什么？
郭树清：去年推出的15条银行业保险业对外开放措施和今年5月初公布的12条新措施，正在抓紧落实，稳步推进。一些新设外资机构获得批准，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在按程序修订，我们正按照自己的时间表、路线图全面推进，除了银行业保险业之外，我们还将加大证券业基金业的对外开放，促进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在对外开放上，我们不会停顿，更不会倒退，金融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未来金融业开放空间仍然很大，我们将推动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境内外各主体一视同仁，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金融业对外开放始终要与风险管控能力相适应，要特别防止短期跨境资本大进大出。所以，我们特别欢迎那些拥有良好市场声誉和信用记录，在风险管控、信用评级、财富管理、专业保理、消费金融、养老保险、健康保险等方面具有特色和专长的外资机构进入中国，丰富市场主体、创新金融产品、激发市场活力。
郭树清2019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发言稿全文
各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
非常高兴参加这次会议，我愿就当前国内国际共同关心的几个问题同大家交流看法，欢迎大家提出批评意见。
01美国升级贸易摩擦，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5月10日美国政府对中国输美20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随后又对华为以及其他企业发布禁令，同时宣称要对人民币汇率进行反补贴调查。中国政府、企业和人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我们一如既往地相信，贸易战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损人不利己且危害全世界。从中国来看，美国固然可以把关税加到极限水平，但是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非常有限。首先，绝大多数输美产品都非常适合内销，中国正处于消费升级时期，快速扩张的庞大市场会消化其中很大一部分，而不会对现有消费者产生“挤出效应”。其次，市场多元化取得很大进展，“一带一路”倡议正在见到成效，美国之外的市场欢迎更多中国产品。第三，相当一部分还会出口到美国，有的是因为找不到替代品，有的是因为美国进口商愿意分摊加征关税成本。第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需要一定比例的生产转移到海外，会加快中国的高质量发展。第五，中国金融市场去年已经受到过度影响，目前的韧性显著增强，进一步冲击规模不会太大。从美国来看，其自身将受到几乎相同力度的打击，对中国的出口将会萎缩，损害美国企业的利益，一部分高科技公司的收入将会下降，美国消费者和进口商将支付很高成本，中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农民和蓝领工人实际损失的福利更多。美国有庞大的海外资产和负债，比任何国家都更依赖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贸易战势必引起国际金融市场的震荡和低迷。从逻辑上看，美国加征关说目标是要减少美中贸易逆差，但是由于中国的反制，它的直接结果很不确定，加上其他因素很可能效果甚微，甚至适得其反。首先，将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列入制裁名单，明确禁止美国企业出售产品和技术，等于是直接增加逆差。其次，发动贸易战震惊国际金融市场，人民币汇率快速走贬，美国政府马上又担心关税的作用被抵消。第三，大幅加征关税会推高物价水平。第四，遏制住中国对美出口，空缺必然由其他经济体的产品弥补，逆差总额并不能减少。从历史来看，美国与其他后发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争端已有40多年的历史，200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最大的逆差国，目前，印度、越南、印尼、菲律宾、孟加拉等国增长势头良好，正在加速推动和改变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格局，美国逆差不会减少。02
美国事实上从对华贸易逆差中获得极大好处单从统计数据看，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金额和占比都很大，似乎吃亏，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美国实际上得到了多方面的极大好处。美国从中美经贸往来中得到的好处，相当于从一头牛身上剥下来很多张皮。
一是美国的进口商及跨国公司拿到贸易差额中的绝大部分利润，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将近60%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其中相当部分是美资企业，销售这些产品最终形成美国公司的收入和利润。美资企业全球海外销售总额增长的三分之一来自中国市场。中美贸易不平衡中61%来自加工贸易，在实际价值分配中，中国真正得到的增加值很少。二是美国消费者通过中美贸易获取巨大的“消费者剩余”。据统计，美国市场零售商品中四分之一左右从中国进口，例如，沃尔玛售卖的产品中26%直接来自中国。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源源不断输入美国，降低了美国家庭的生活成本，提升了福利水平。三是美国输往中国的产品和服务都是中国发挥价格支撑的领域。例如，粮食、能源、飞机、芯片等大宗商品，如果没有中国的大量采购，其价格决不是今天的水平。四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出现“高消费，低通胀”奇迹，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超过欧美日总和的中国，增加了全球消费品供给。五是美国获得廉价资本回流。中国贸易顺差积累的资本，以购买美国国债的资产方式支撑着美国的消费和投资。截止去年年底，中国有7.3(万)亿美元的资产，其中一半以上以美元形态存在，使得美国市场资金成本极低，为经济的复苏和繁荣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六是美国长期占有中国巨额储蓄资源。中国人民勤劳节俭，即使在月薪十几美元和几十美元的时候，也会省出一点钱存款。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美国对中国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意味着美国同等规模的体系，美国金融体系中直接融资占比很高，存款创造效应低。美国的广义货币和现金增长缓慢，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形成鲜明的对照，足以解释美国经济金融的新秘密：美国甚至连印制和发行美元的费用也节省了很多。03
指责“中国偷窃美国技术”是现代强权逻辑中国四十年前开始引进外资，境外投资者从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实际使用外资约2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对华投资800亿美元。目前形成的资产1500亿美元。这些建立在企业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没有一个项目合同是中国政府强制外方签订的，现在美国突然指责中国的法律是“强制获取外商知识产权”，甚至使用“偷窃”这样的字眼，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有十多个世纪科学技术领先于全世界，我们的无形资产给整个人类文明的演进作出过无与伦比的贡献。众所周知的“四大发明”直接促成了欧洲的资本主义兴起。没有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就没有现在的美国。现在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当然也无可厚非。翻开历史可以看到欧美工业化时期，各国相互之间的技术模仿和抄袭曾经十分普遍，一些企业不择手段地获取先进技术，这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每个发达国家都经过规范知识产权保护的过程，但是每个国家都在前人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艰苦探索取得新突破，为技术进步作出新贡献。而且，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都不是靠偷窃取得的，都是靠本国人民辛勤劳动，努力奋斗得来的。以市场换技术，或者以技术换市场，本来是西方国家发明的，基于公平原则的交易是市场认可的。欧美国家一直标榜自由贸易，声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现在看来美国根本没有兑现自己承诺的意愿。发达国家一直通过技术转移获得巨大收益，通过专利特许经营等方式，发达国家的许多科学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获取了高额利润，其中一部分利润又成为了新的研究开发资本，使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形成了良性循环。除此之外，很多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得到了检验，这些国家的技术人员对改进和完善技术作出了巨大贡献，推动了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升。美国借知识产权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对中国的指责完全没有依据。如今的中国已是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坚定维护者和积极建设者。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赞扬“中国已成为知识产权创造和保护的典范”。仅仅在几年前美国政府、机构和政要都公开肯定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取得巨大进步。这一切难道一夜间就改变了吗？历史早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靠制裁和封锁不仅不能阻止一个国家的科技和经济发展，反而会激发其自主研发的决心，加快其技术进步的速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受到各方封锁和禁运，在一穷二白非常困难的环境下，依然制造出“两弹一星”，中国逐步跻身世界科技大国行列。04
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要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近年来，人民币篮子汇率在全球货币中一直表现稳健，中国政府努力在提高汇率灵活性和保持汇率稳定性之间求得平衡，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可。05
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近年来，国际上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果，这种说法毫无根据。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成分已呈现出日益明显的多样化特征，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一直在持续下降。加上政府经济活动，国有经济在GDP中的占比不足40%，国有企业中很多也在境内外上市，实际上是股份制企业，百分之百的纯国有企业已经极少。大型国有企业中，也有大量子公司控制权已让度给民营企业，即使是中央国有企业，相互之间也处于竞争之中。20多年前军工企业改革时，每个行业都分成两家以上的公司。当前，民营和外资几乎可以进入所有行业、所有领域，没有任何限制和壁垒。无论是轨道交通，还是装备制造、能源原材料都可以看到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声影。我们坚持竞争中性原则，强调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鼓励他们既竞争又合作，实现优势互补的多赢局面。中国的产业政策、信贷政策是指导性的，不是指令性的，各项政策的落地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原则，因时因地制宜，没有搞一刀切。发布这种指导性政策也是各个国家普遍采用的方法，如美国的“出口倍增计划”、欧盟的“工业复兴战略”等。金融业也形成了多样化的格局，我国金融机构有国有控股也有民营化外资控股，上市机构和农信社还有自然人参股。目前我国4588家银行业机构中民营机构控股的超过3000家，170家中资保险公司多数为民营控股，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也多数是民营为主。即便是五大银行，社会股权占比平均达到30%，有的甚至超过40%。特别需要指出中国五大银行的市场份额现在只有37%，与英美等国家前五大银行的市场份额的占比很接近。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金融科技，在中国发展迅速，应该广泛，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对于民营互联网企业采取了审慎、包容的态度，营造了公平竞争的环境。国有控股的大型银行从一开始就采取了竞争合作的态度，比如十几年前，支付宝便是在建设银行的支付合作下，诞生、成长、壮大。如今所有金融科技公司都与大中型银行结成了合作伙伴关系，其它银行也大力发展金融科技，与科技公司在资金筹集、帐户开例、支付结算、普惠金融等方面开展全方位的合作，相互取长补短，效果十分显著。06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目标不会改变
近年来,国外一些机构和组织对我国企业的公司治理产生了许多怀疑，特别是对党组织的作用有严重误解。中国的民营企业一直是根据公司章程和组织架构，作为独立主体按市场化原则自主经营、有效运转，党组织并没有直接进行干预。
在国有企业中党的领导一直发挥着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个环节是我们公司治理模式最鲜明的特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必须一以贯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优化完善公司治理，也要更好发挥党组织的作用，使二者有机融合，相互促进。从全球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来看，公司治理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模式，也没有完全可以照抄照搬的最优模式。我国企业在公司治理原则和框架等方面与国际一般标准保持一致。2016年在中国召开的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更是明确在公报中提出支持二十国集团/经合组织倡导的公司治理原则。在总的原则框架下，实践中适应具体国情进行一些补充和完善，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坚持党的领导完全可以兼容。一是在科学有效制衡机制上，推动股东大会、董事会、管理层、监事会各就各位，各得其所，各自充分发挥作用。党委会主要是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在贯彻执行国家法律、培育健康企业文化、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发挥领导作用，经营决策还是董事会负责。二是在利益相关者保护上，良好的公司治理要充分照顾股东、员工、客户、社区、债权人以及供应链上下游各方面的合法权益。我们党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拥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和良好的组织动员能力，可以更好的实现维护和发展各方合法权益。三是党的领导在公司治理中具有独特优势。例如，党组织坚持集体领导指挥，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也有交叉任职，能够更好的防止内部人控制、大股东操纵和董事履职不充分，独立董事不独立等问题。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模式是完全可行的。例如，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党委的核心作业发挥很充分。经过股份制改革、引进战略投资者、境内外上市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在公司治理和经营绩效等方面已取得了历史性突破。有的银行十几年前就曾获得公司治理的国际化大奖。这些银行已经高度国际化，股东和机构网络遍布全球，一些关键的经营指标，如劳动生产率、资本回报率、成本收入比、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这也充分证明我们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完全可以成功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优秀公司治理模式。07坚定不移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
金融业开放是大势所趋，不会停顿，更不会倒退。2012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2018年中国进口和出口已占全球10.8%和12.8%，全球超过一半的国家将中国视为最大贸易伙伴。相对于商品贸易，我国服务业开放程度相对滞后，金融是服务业的重要领域，为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需求，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2018年，我国宣布了15条银行业、保险业对外开放措施，今年5月份又宣布了12条新的对外开放的措施，目前正陆续落地实施，效果良好。未来开放的空间还很大，目前外资占中国A股市场市的比重只有2%，占中国债券市场的比重也只有2.9%，外资银行资产占全部商业银行的比重为1.6%，外资保险公司占比为5.8%，都还有很大提升的空间。我们特别欢迎那些拥有良好市场声誉和信用记录，在风险管控、信用评级、消费金融养老保险、健康保险等方面具有特色和专长的外资机构进入中国，丰富市场主体，创新金融产品，激发市场活力。当然，扩大金融开放的同时，金融风险的传染性和复杂性也会增大。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防控好金融风险特别重要。要特别警惕境外资金的大进大出和“热钱”炒作，坚决避免出现房地产和金融资产的过度泡沫。08中国发展要立足做好自己内部的事情
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够主导中国的国家命运，中华民族必须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能不能走的更加稳健，关键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这意味着首先要有效应对对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内部挑战，特别是人口老龄化、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均衡和创新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
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月18%，预计到2025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亿，成为超老年型国家。人口老龄化步伐加快，对经济社会各方面带来深刻影响，除了劳动人口减少、储蓄率降低，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外，我国养老、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也将面临严峻挑战。我国环境污染仍然还很严重，每年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成千上万亿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总书记一再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虽然污染治理成本成高，但是涉及全国人民利益，等不得也慢不得。必须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的手段紧盯问题焦点，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收入分配不合理也是一个突出问题。改革开放后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虽然计算方面仍然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我们的基尼系数维持较高水平， 需要我们高度重视。此外，还有超过千万的贫困人口，脱贫攻坚任务仍然很艰巨。我国不同地区发展差别也很明显。东部与西部、南部与北部地区之间还存在明显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一些老工业去和资源性城市面临经济持续发展的沉重压力。更严重的是出现了人口净减少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将十分不利于我国产业的合理调整和转型升级，不利于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创新能力不足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这些年我们对科技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投入规模不断加大，但效果还不就理想，突出问题是教育、科研等方面还存在不少体制机制障碍。创新科技成果的转换应用存在“瓶颈”，一些核心技术还存在“卡脖子”现象，严重制约经济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对于上述问题，必须多管齐下，多措并举，下大力气予以解决。金融业在这些方面大有作为，我想这也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以上供大家参考讨论。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根据嘉宾现场演讲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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