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创业篇（下）

《中国知青梦》第七章
广阔天地启示录（创业篇）下

作者：邓贤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七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十三团二营四连迎来这个知青连队的诞生日。一批经过长途跋涉的成都知青高举红旗，步行数十里来到大盈江畔人烟稀少的孔雀山下，开始了白手起家种植橡胶的伟大事业。

孔雀山其实并无孔雀，也许从前是有的。知青们来到这里时，到处除了重重叠叠的山峦树林，就是满目荒凉的蒿草和灌木。

上级领导为该连队配备连长指导员，还从别连调来一批老工人做生产骨干。另有一批上海知青“掺沙子”，防止成都知青搞地方宗派小团体。

前六天照例要上阶级斗争和忆苦思甜“第一课”。人们一次又次挥动小红书，怒火万丈，义愤填膺；一遍又一遍呼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第一课”收效甚大，知青们不仅擦亮眼睛，还纷纷把心得体会写在日记和家信里，用以自励和教育远方的亲人。

由于该连队是在完全没有准备或者准备相当不充分的情况下匆匆上马筹建的，知青们住在几排临时用油毛毡、茅草和竹子搭成的简易宿舍里，因此条件十分艰苦。好在知青们初出远门，对边疆的一切都很好奇，所以一时尚无怨言。

时值早季，风高物燥，火辣辣的太阳整日烧烤大地。南亚次大陆刮来的季风凶狠地掠过山谷，掠过大盈江两岸空旷的河滩和荒原，把知青连队的旗帜连同不结实的屋顶一同刮到天上去。

第七天的工作是打土基(土坯)。

据说打土基是为了盖一间厕所，以便优先解决男女授受不亲的当务之急。打土基无须技术，只需体力：将黄泥以水和匀，再辅以木模，奋力夯实晾晒即成。连里下达任务，每人完成三百块，男女一视同仁。这天边疆的日头格外毒辣，时间也变得格外漫长，知青们好容易挨到晚上收工，个个如同喝醉酒东倒西歪，步履不稳。

入夜，连队一改往日沸沸扬扬的喧闹，那些小知识分子精力过剩的口琴，笛子，唱歌，吵闹统统没有了，代之以一片大山般沉重的睡意和此起彼伏的梦呓。这些精疲力竭的年轻人迫不及待地拥抱睡眠，跌入梦乡，他们在时空和现实的混沌交错中初步体会到劳动的原始含义。

疲劳造就了最深沉的梦境，同时也造就了疏忽大意和不可挽回的灾难。

赵国庆，上海南市区人，外号“小舅子”。六九届初中生，一九七0年十二月来兵团。同新来的成都知青相比，赵国庆算得上老战士，虽然他的“知龄”只比那些新战士长三个月。

这天收工回宿舍，他并没有马上熄灯就寝的意思，而是故意磨磨蹭蹭等别人都睡下，才在蚊帐里点燃一盏小煤油灯。因为他的枕头下面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一个掩藏不住的欢乐，这就是他终于向同学借来一本神往已久的“爱情小说”《青春之歌》。

生活在今天改革开放时代的年轻人恐怕很难想象，仅仅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还是怎样一片荒漠和枯寂的可怕景象。那时候不仅文学艺术统统被打成毒草予以铲除，就连阅读兴趣本身也成为一种罪过。所以当上海知青“小舅子”幸运地借到一本挨批判的“爱情小说”并躲在蚊帐里偷偷阅读时，那种暗自兴奋的心情决不亚于偷吃禁果或者偷看黄色录像。

事故的隐患正好出在这种不敢光明正大的阅读方式上。

当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流走，浓重的夜色终于覆盖了大盈江两岸起伏的山峦时，上海知青渐渐感到力不从心。眼皮变得沉重黏滞，方块汉字好像一群乱糟糟的蚂蚁爬来爬去，煤油灯忽明忽暗不住晃，由于这本小说必须限期归还，因此他不得不用手支撑住脑袋，强迫自己努力一行行看下去。

睡意还是不可抗拒地攫住了他。

头终于垂落，字里行间罩上一片迷蒙的雾霭，黄浦江畔那座熟悉的不夜城若明若暗地向他浮来。朦胧中，他仿佛听见父母熟悉的呼唤，于是他惊喜地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一只快乐的小鸟，张开翅膀朝着故乡和亲人飞去……

书本慢慢从手中滑脱，它在床铺上磕绊了一下，然后碰翻了煤油灯。煤油灯滚落地上，煤油很快溢岀来，迅速引燃了蚊帐、被盖和干燥的竹篱笆墙。仅仅几分钟，这座简易茅屋里的一切——油毛毡、茅草顶、竹墙、竹桌椅以及知青的箱子行李统统燃起大火。当岗哨发现起火并鸣枪报警已经来不及了，熟睡中的知青们被烟呛醒并连滚带爬逃出屋子时，大火已经蹿上屋顶并且迅速朝其他茅屋蔓延。

这是一个令人猝不及防的可怕的灾难，知青们事先没有得到警告，没有思想准备，更重要的是没有应付突发事变的任何经验和知识。他们到兵团只有一周，学习了整整六天阶级斗争知识，却没有学到哪怕一点点防火和对付火灾的基本常识。因此当大火势不可挡地席卷而来时，知青们的张皇失措和一片混乱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场火灾中，头脑最冷静也最富有经验的当数该连连长。他不仅一口气从自己屋子里抢出寥寥可数的行李衣物，而且在关键时刻还冒着屋顶坍塌的危险，从大火中抡救岀一罐精心制作的辣椒腌菜。表现最差的是那些尖叫不止的女生。当她们好像一群受惊的兔子从冒着浓烟的屋子里狼狈逃出来时，有人发现自己的身体相当不知羞耻地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于是又尖叫着奔回屋里去取衣服。

这场大火持续了几个小时。大火不仅吞噬所有房屋，而且引发一场规模不大的山火。天亮后，人们才纷纷东倒西歪围坐在山坡上，望着废墟上未曾燃尽的火苗和缕缕青烟发呆。

最先掠过一种不祥预感的是三排八班女知青覃秀明。

“不知为什么，我凭直觉意识到好像出了事。”二十年后，这个已经当了一对双胞胎母亲的成都光明服装店业务女经理对我说道，我们班女生住一间宿舍，紧靠失火的第二间。当我惊醒时已经睁不开眼，到处浓烟滚滚，慌乱中我隐约听见有人叫喊，好像是晏启芬的声音，但是很快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酲来后我发现自己居然还活着，浑身火辣辣地痛，而连队转眼间已经变成一片灰烬。许多人围着我，有领导，老工人，也有知青，但是没有一个熟悉的女伴的面孔。我心猛地沉。我惊骇地想起屋子里呛人的浓烟，和浓烟里小晏揪心的叫喊.…….”

当人们猛然省悟并重新拥向废墟时，他们赫然看见：

十个女知青跪在地上，彼此紧紧搂抱在一起，被大火铸成一座焦黑的雕像。她们凝固地保持着这种受难者的姿势，仿佛在向人们默默诉说，她们是怎样用豆蔻年华的生命苦苦抗拒苦难和死神猝然降临那瞬间的巨大恐惧和痛苦……

在这座尚未冷却的残酷的人生雕像面前，人们全都痛哭失声。"小舅子”面无人色，吓得晕死过去；那个英勇地抢救出一罐腌菜的连长悔恨交集，当众摔碎了腌菜罐子。然而大错已经铸成，雕像无法复活，人死不能再生。

人们流着眼泪呼唤她们的名字。人们甚至无法完整地辨认和分开她们每个人，因为她们曾经生机勃勃富有弹性的美丽肌体，如今已经变成一堆面目全非的焦炭和一碰即碎的断肢残骸。

我们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才埋葬了她们。”一位胡须花白的老工人坐在冬日黄昏的落日里同我叨家常，边疆的寒风不时撩起他单薄的衣衫。“那些尸体只剩下一二尺长，惨哩……裏尸布全都渗出油来，洗也洗不干净。你想想，人油。”

他顿了顿，喃喃地重复：“人油哪！…….“

事故得到迅速处理，肇事者赵国庆被捕入狱，判刑十五年，布告上的罪名是“偷看黄色小说，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和“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由于十位女知青死于火灾事故并且没有来得及做出什么业绩，不好追认荣誉称号，就开了一个简短朴素的追悼会，以志纪念。活着的人们化悲痛为力量，重建家园。

岁月荏苒。许多年后，人们对死者的怀念已经遥远而淡漠，对那场火灾的记忆也变得如同老掉牙的家什一样陈旧。有一天孔雀山来了一个陌生男人，他满脸胡须，带了许多纸钱香烛和祭品。男人在山上磕了几个头，大哭一场，烧了许多纸钱，然后头也不回地下山去了。

有人认出他是“小舅子”，听说已经刑满释放。这件事在当地农场和生产队一直议论了好几天。

5

再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劳动。

一百年前，恩格斯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劳动在人类从猿到人进化过程中的伟大作用。他认为劳动促进人脑思维，促使手脚分工，直立行走，等等，最终促使人类脱离猿并区别于兽类。

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创造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席卷全球，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信心征服太空外层空间的时候，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却掀起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不是改造落后的农村经济，普及科学文化，发展社会生产力，而是信心百倍地回归——一切从原始劳动开始。

这就注定上山下乡运动从本质上是一场违背人类历史进程的庄严的悲剧运动。

兵团第二师下属七、八、九三个团，共有知青二万七千余人，其中将近一半是女知青。由于各团均地处边疆，交通不便，物质匮乏，因此人们常常都要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其中一个小小的困难就是买不到草纸。

从表面上看，买草纸与上山下乡干革命并没有必然联系，何况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成都市教育局那位老资格军代表曾经有过关于草纸问题的精辟见解。问题在于土疙瘩并不能解决女知青来月经的困难，她们都是城里长大的姑娘，受过中学的文明教育，从生理到心理都排斥一切不卫生、不文明、不爱清洁的习惯和行为，因此她们注定不能接受军代表的“土疙瘩”建议，注定只有受到焦急、苦恼、惊惧、羞惭、束手无策……的困忧。由于广大女知青对草纸的要求是如此紧迫，呼声高涨，以至于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贯彻落实，所以师党委不得不专门召开会议，把解决草纸问题提到路线高度来认识。

于是各营团纷纷向师党委请战，决心排除万难，掀起自力更生制造草纸的群众运动新高潮。

造纸术是中华民族引为自豪的四大发明之一，迄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它体现中国人民古老的智慧和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知识青年重新向蔡伦学习造纸术，目的不仅在于恢复传统，增强民族自豪感，还在于解决女知青卫生用纸的实际问题。

不懂就学，就摸索，就革命。各单位土法上马，展开劳动竞赛，看谁先造出“争气纸”。第八团直属新一连男女知青百余人，每天开荒之余，还须完成一项任务，就是砍一根野生龙竹扛下山去。龙竹有碗口粗细，七八米乃至十几米长短不等，重约几十斤，是造纸的理想原料。

那时候兵团的一切任务都是政治任务。“忠不忠，看行动”，连长揩导员带头执行。问题是人与人不一样，情况千差万别，政治任务却一视同仁。

王友玲，女，十七岁，身高一米五二，体重不超过三十五公斤。这个来自天府之国的四川姑娘身体是如此瘦弱单薄，胸脯平板，全身上下每根线条都笔直得如同对角线，因此她得到连队那些不怀好意的男知青背地里赠送的雅号：“三角板”。

现在，这个不幸同几何教具有关的女知青经过一整天劳作，浑身每一根骨骼仿佛生满铁锈，每一处关节仿佛淤满泥沙一样嘎嘎作响。班长怜悯地看看她，什么也没有说，替她砍了一根最小的龙竹放在肩头上。所谓“最小”，其实也有两丈长短，五六十斤重。人人都得扛竹子，概莫例外，谁叫你是知青并且是个不大强壮的女知青而不是别的什么受人羡慕的女职员女干部呢?

小路约有二尺宽，一边是崖石，一边是深涧。王友玲扛起那根硕大的龙竹，仿佛一匹拖曳重载的力不胜任的瘦马，趔趔趄趄头重脚轻地往山下走。悠长的龙竹忽闪忽闪，竹梢在石头上刮出一连串富有弹性的悦耳的回响。

二十年后，一个名叫王仕陆的男知青回忆说：“当时谁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或者将会出什么事，因为发生什么都是可能的。一连几个月的开荒大战使我们每个人都变得麻木不仁，关节锈响，头脑一片空白……”

仅仅几分钟，意外情况发生了。

在一个急弯下坡处，龙竹的一端不幸重重戳在崖石上，巨大的反冲力把女知青瘦小的身躯弹起来，弹出小路。人们只来得及听见一声凄厉的惨叫，就看见那个不幸的女知青好像一只中弹的小鸟，翻滚着跌下几十米深的山涧去。

人们打着火把在乱石堆里找到王友玲，她已经变成一堆散了架的零件。只有那双惊愕的眼睛努力圆睁着，嘴张成一个大大的O，仿佛在向人们诉说刚才一瞬间发生的那幕惊心动魄的惨剧……

人们流着眼泪埋葬战友。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公理在这里得到充分印证，因为成都姑娘王友玲委实太瘦弱，太渺小，所以最先被淘汰出局。

几个月后，第一批“争气纸”造出来，营团都开了祝捷会。但是女知青王友玲却因此静静地长眠在荒草丛生的山坡上。

她永远不再需要这些来之不易又粗糙无比的自制草纸了。

公元一九七0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三，天气晴好。对于正在投入开荒大战的四师十八团第二十七连广大干部战士来说，这一天注定是个充满耻辱和灾难重重的晦暗日子。

因为这个连的开荒进度巳经落到全团最后一名，政委已经宣布即将率领工作组进驻该连“解剖麻雀”。

落后自然不光彩，被上级领导当做麻雀或者别的什么小动物来解剖就更加不光彩。“知耻后勇”，“置之死地而后生”，只有把开荒进度赶上去，这样才能把坏事变成好事。因此天色未明，连长就吹响出工哨，全连不分男女老少，连炊事员也关了门统统上山开荒。

开荒是一门老老实实的学问。你得砍倒大树，刈除荒草，搬走树根，然后一锄一锄在山坡上和崖石上创出千亩万亩的橡胶田来。

这个过程就是愚公移山的过程，也就是上山下乡和接受再教育的漫长过程。

女知青翁佩华手中的锄头越来越沉重。她感到小腹又坠又胀，仿佛有只无形的手在子宫里搅动，暗红的经血好像源源不断的小溪，一次又一次溽湿了她的下身乃至外裤，迫使女知青不得不一再躲进树丛中换草纸。

翁佩华是上海知青，七0届初中生。她来兵团仅仅半年，就惊恐地发现自己已患上妇科病：痛经，月经不调，腰部坠胀，等等，甚至一月来多次月经。

在连队，妇科疾病通常没处诉说：没有药，没有医生，连队领导自然都是男人，他们根本不承认来那玩意儿是病。当地妇女连生孩子都不上医院，你能说来月经或者肚子痛是一种病么?

病休是没有道理的。你必须服从命令，服从劳动的铁的纪律。你必须怀着难言的苦衷，好像一匹瘸腿的牝马上山去同大自然，也同自己作为女人的生理弱点作斗争。

就这样，翁佩华已经带病上山一星期了。她感到自己越来越虚弱，眼前金花直冒，锄头在手中仿佛不是一件工具，而是整整一架大山。太阳仍然悬在头上肆虐，阳光在她眼前翻卷起一片灼人的热浪。她感到自己的信心和力气都随着汗水一点点溜走。无论如何，你一定不能倒下！她咬紧牙关暗暗鼓励自己。挖到前面这个土丘就该休息了，也许吃了午饭情形就会好一些。

在女知青面前两三米地方，在一片灌木丛生的崖石下面确实有个隆起的小土丘。它像一堆荒冢，或者像一只长满长毛的巨大的土馒头。女知青把自己濒临绝望的人生目标定在这个近在咫尺的土丘上，同时也就暂时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力量和信心。于是她努力抬起手臂，扬起锄头，一点一点朝土丘挖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两位美国科学家在非洲丛林中发现一种体形巨大的野蜂，它们的躯体超过任何普通蜜蜂的数倍，地上筑巢，生性凶猛，能蜇死野牛。当地人称为“杀人蜂”。科学家怀着极大的兴趣把野蜂带回美国，试图与家蜂杂交以找到一条提高种群质量的有效途径。不料管理人员偶然疏忽，导致野蜂逃逸。数年之后，在南美洲气候炎热的亚马孙河流域，在巴西、玻利维亚、阿根廷以及墨西哥、美国佛罗里达等地相继发生野蜂袭击村庄的事件，蜇死居民和家畜。据报道，这种野蜂体形巨大，性情凶猛，能在短时间内使人畜致死。

经证实，这种野蜂正是从科学家试验室逃逸的“杀人蜂”。日前杀人蜂正以每年增加数万群的速度在美洲形成一股恐怖浪潮。

我从报刊上摘录上述资料并非为了猎奇。我想确凿地告诉我的读者，在我国云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在地处北纬25度以南的怒江、澜沧江和红河流域那些面积广大的亚热带丛林中，我曾亲眼目睹过这样的野蜂。

——身长约十厘米。地上筑巢。性凶猛。能螫死野牛。利齿，亦咬人。等等。当地人不叫杀人蜂，称“地蜂”，千真万确，“杀人蜂”。

我不知当地有没有资料记载地蜂主动袭击人类和村庄的事件。根据我的经验，如果不是你触动它们的巢穴，或者惊动它们，一般地蜂是不大远离巢穴袭击人类的。

地蜂毕竞是蜂，不是老虎。

然而一九七0年初秋的这天中午，太阳早已将地面的潮气和露珠烤干，上海女知青翁佩华正忍受着妇科疾病的折磨一步步逼近那个毫无动静的小土丘。她没有热带生活常识，没有对付毒虫猛兽的经验，更不懂得如何观察和判断可疑障碍物并避开危险。她只想快快完成任务，好坐下来喘口气，稍许恢复一点体力。但是她绝对没有想到，就在她最后一次举起锄头用尽力气挖向土丘时，意外情况发生了——

随着一声轰响，土丘坍塌下去，成千上万只狂怒的地蜂从巢穴中飞出来。黑褐色的地蜂好像一片致命的毒雾那样迅速弥漫开来，丛林和山坡上到处都布满它们沉重而恐怖的嗡嗡声。翁佩华来不及逃走，甚至来不及呼救，就被凶猛而残忍的杀人蜂团团攫住，好像一截木头那样直直地栽倒在蜂巢里。

这天中午，第四师十八团部分官兵在野外工地作业时不幸遭受野蜂袭击，鼻青脸肿痛不欲生者多达数百人，其中尤以第二十七连损失严重，几乎无一不挂花者。

是年底，一封简报辗转送到兵团司令部。据第四师十八团司令部作训股报告：

九月中旬，该团第三、四、五营官兵在黄连坡及斑鸠箐一侧山坡开荒，遭地蜂袭击，伤三百余人，其中重伤四五十人。经抢救绝大部分脱险，仅有一人因抢救无效，当场死亡。

死者翁佩华，上海市静安区人，一九五四年生：享年十六岁。

这份报告存入兵团档案(1070)第30号卷宗。

6

一九七二年六月，滇南而季来临了。

印度洋上空形成的暖湿气流夹带冰雹和滂沱大雨好像一股凶猛的海啸席卷南亚次大陆。狂风连根卷起大树，暴雨无情地抽打大地和山林，洪水转眼间冲毁公路和桥梁。白天，天地一片混沌，鸟兽绝迹；入夜，到处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当耀眼的闪电瞬间撕碎夜幕，人们才能从茅屋篱缝里窥见远近惨白的山林和如注的雨帘。

大雨将世界变成一片泽国，人类只有躲进用土基、竹篱和油毛毡筑成的巢穴里并借助某种群体的精神力量才能寻得一种相当脆弱的安全感。

二十四日凌晨，这种脆弱的安全感不复存在。

先是岗哨的听觉捕捉到异常响动，这是一种来自地下的相当沉闷的喘息。很快，一种类似野兽的呜鸣的咆哮由远及近惊醒了梦中的人们，人们惊慌地竖起耳朵。空气起了颤抖，房屋开始晃动，随着这种巨兽般的吼声越来越响，人们分明感觉到一个不祥的灾难正在渐渐迫近。

有人猛然省悟：这是大山在发怒，在崩溃，随之而来的将是山体滑坡、泥石流……

报警的枪声响了。人们好像世界末日来临时那些受惊的小动物，纷纷逃出茅屋，逃出巢穴，在茫茫雨夜里漫无目的四处奔跑，试图找到一条庇护安全和救苦救难的“诺亚方舟”。然而没有人能够抗拒灾难的降临，就像没有人能够阻挡洪水泛滥一样。

大亮以后，幸存的人们陆续回到连队，他们赫然看见，连队和新开垦的橡胶林带不见了，滑坡的山体和巨大的泥石流抹去了一切人类活动的痕迹，自然界一夜之间回到了创世纪以前那种古老的洪荒时代。

人类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

人类是制造人类灾难的罪魁祸首。

据不完全统计，由于人为滥伐森林和毁林开荒，造成生态严重失衡和大面积水土流失，仅一九七五年，云南兵团范围内即发生大小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数十起，多次造成人员伤亡，经济损失不计其数。

《辞海·植物分册》载：“橡胶树，亦称巴西橡胶树。大戟科。常绿乔木。干皮具有丰富乳浆。三小叶复生，互生，小叶椭圆状披针形……原产于巴西亚马孙河流域，我国引入栽培。喜暖热气候和湿润沃土。为最优良植胶植物……”

巴西亚马孙河流域横跨赤道，为热带地区。国际上权威的植胶理论认为：橡胶树只能在赤道两侧南北纬20度以内生长，超越20度就是植胶禁区。

我国是温带国家，北纬20度以内地区只有一个小小的海南岛。按照上述理论，我国岂不是只能沦为贫胶国，而种不出橡胶就只好依赖进口，依赖进口就等于眼睁睁让帝修反卡我们脖子，等等。由于那时候还没有改革开放和诸如“国际经济大循环”之类的说法，因此打破国际反动势力经济封锁，种出“争气胶”的重任就历史地落在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十万干部职工和知识青年身上。

不管怎么说，劳动是一种创造，一种精神变物质和物质证明精神的激动人心的过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失败到成功，将云南边疆建设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橡胶基地，这幅宏伟蓝图本身不是足以激励人们去投入，去奋斗，去革命和献身吗?

一九七0年，兵团党委制定了一个突破“三禁区”的雄心勃勃的战略计划，即突破最远(北纬25度线)，最高(海拔1500米)，最冷(年平均气温摄氏15度以下)的世界禁区。该计划产生的依据不是实践经验，不是经过严格取证的科学数据和理论，而是来自那些制定政策的人们的主观意志和一相情愿的勇气决心。“人定胜天”的口号就相当形象地概括了这一政策的主题。

于是就有成千上万的兵团战士信心百倍地投入这场改天换地气壮山河的橡胶大会战。

第三师十五团分布在北纬25度线以北的高黎贡雪峰脚下，属沟谷型亚热带温湿气候，当地人从未有过种植橡胶的历史。但是该团广大干部职工和知识青年决心在这里进行打破禁区的伟大尝试。他们挥汗开荒，砍伐森林，修筑大片台地，精心培育胶苗，然后再将美好的信念和嫩绿的树苗一起植入边疆赤褐色的泥土中。短短几年后，终年积雪不化的高黎贡大山下奇迹般出现了排列整齐迎风摇曳的橡胶林带。人们用铁的事实，不，用战无不胜的思想和劳动的双手打破了“北纬20度以北不能种植橡胶”的禁律。

第三师十团驻地分散在横断山脉西麓，海拔1800米以上，一年内有五十天霜冻期，年平均气温摄氏10度左右。该团官兵和知识青年不信迷信，齐心协力，寻找种植橡胶的种种途径和办法。“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何况诸葛亮并没有种过橡胶，何况种不种橡胶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业问题，生产问题，而是路线问题，立场、观点和态度问题。

天大的困难难不倒用精神原子弹武装起来的兵团战士。一九七一年，第一批橡胶苗在暖棚里培育成功，出苗率达百分之二十；次年改进方法，出苗率增至百分之二十五。两年后上山定植，成活率为百分之十。有百分之十就有百分之二十、三十直至百分之百，因此这个胜利大大鼓舞了初战告捷的该团官兵，他们一面向上级报告喜讯，一面决心不屈不挠，把高寒山区种植橡胶的伟大胜利坚持到底。

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有关部门宣布：在我国云南省沿北纬21度~25度，东经97度~106度的广大地区已经建成一个初具规模的橡胶基地，我国不久将会实现橡胶自给自足的第一步战略目标。

我们有理由期待并相信这个伟大的抱负和理想已经在一代知识青年手中得以实现。

一九七四、七五两年，云南大部地区连续遭受特大寒潮袭击，连北回归线以南的思茅、西双版纳等地亦不能幸免。寒潮与霜冻直接打击了蓬勃发展的橡胶事业，致使大批胶苗枯萎，成片胶树死亡。

人们决不甘心放弃即将到手的胜利成果，更重要的是，人类决不能在自然灾害面前显示软弱。一师二团重庆知青柳韩英，共青团员，林管工。她眼睁睁望着自己含辛茹苦种下的胶苗在寒霜中摇曳冻死，不由得心如刀絞。这种感情的真实与强烈，决不亚于任何一位人类母亲眼看着孩子生命遭受威胁。然而她能想到并做到的唯一举动，就是将自己床上和箱子里的衣物被盖全都拿出来裹在树上，替那些可怜的胶苗御寒，自己穿一件单衣在寒冷的长夜里瑟缩发抖。问题是女知青的壮举完全于事无补，她既没有能力解除成千上万株橡胶苗的灾难，又无法使自己的感情不陷入无能为力的折磨中，因此尽管她的个人愿望无比美好，行为无私高尚，但是她除了白白患一场重感冒身体更加虚弱外，所有来自遥远的亚马孙河流域的巴西橡胶苗都不可惋回地变成一堆干柴。

跌倒爬起来，失败是成功之母，人们擦干眼泪，但是并没有总结教训。他们一次又一次宣誓，凭着“人定胜天”的精神信念，死了种，种了死，再种，再死。子子孙孙种下去，有什么样的树种不活呢?

柳韩英和她的同伴就是凭着这股精神同大自然搏斗了整整十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中国社会跨进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当生产效益和经济规律重新起作用并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时候，人们终于不再执著于种“争气树”，于是因地制宜多种经营并举，在那些荒芜的橡胶林带上改种了许多茶叶和果树。

人类这种来自内心世界的疯狂激情由此得以遏制。

7

对整整一代知识青年来说，英雄主义曾经是哺育他们成长的摇篮，是不可缺少的精神滋养。纵观中国历史，没有哪一个时代，哪一个社会的人们能像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青年一样，狂热地崇拜领袖，崇拜英雄，渴望无私奉献，渴望通过献身即为某种神圣目的而死来达到升华精神的崇高境界。

因此，也没有哪一个时代的人群能像知青群体那样充满无比壮烈和迫不及待的殉道者精神。

一九七0年，广东兵团围海造田，遇台风袭击。为保卫拦海大堤，兵团战士手挽手跳下海水，用胸膛和意志筑成一堵不结实的人墙。台风和大潮过后，海面上漂浮起数百具男女知识青年肿胀的尸体……

后来这件事被写进一篇轰动一时的伤痕小说《黑潮》里。

一九七一年，内蒙古兵团第四十三团奉命扑救草原荒火。“明知山有火，偏向火山行”，人们手持树叉、扫帚、铁铲等简陋工具，义无反顾地扑向熊熊大火。天亮之后，荒火烧到河滩自动熄灭，该团男女知青因救火壮烈牺牲达六十九人，伤者无数。

一九七二年，云南兵团发动轰轰烈烈的垦荒大会战，兵团战士意气风发，会战中涌现出许多优秀人物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北京知青戚京生，患中毒性痢疾，坚持不下火线，不幸被病魔夺去年轻生命，实现生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钢铁誓言。

昆明知青魏九龄，为抢救阶级姐妹的生命，毅然用嘴吸吮蛇毒，不幸中毒身亡。

上海知青金文，伐木时英勇抢救战友，被大树压死。

重庆知青刘渝蓉、万顺华因房屋倒坍，不幸遇难。

第二师某团发生大面积恶性疟疾，一周内死亡男女知青十余人……………

据有关部门统计报告，该年度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由于事故、疟疾、自然灾害、蚂蟥、地蜂、毒蛇等原因死亡知识青年一百五十余人，其中有十人追认共产党员，七十余人追认共青团员。

成都知青李文秀，女，十八岁。这是一个性格开朗吃苦耐劳的四川姑娘，同那个时代几乎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男女知青一样，她也积极向党团组织靠拢，重活累活抢着干，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决心用实际行动改变父母乃至祖辈遗传给自己血液里的那种反动成分和卑贱人格。

一九七三年五月，连队批准她回家探亲。临行前指导员叮嘱：不得超假，不得违反探亲纪律，团支部正在考验你，云云。李文秀牢记组织教导，在成都与家人团聚仅十二天，不待探亲假满，就提前匆匆登上火车返回边疆。

当时这位女知青正在患一种不知名的病，天天低烧不止。家人苦苦劝阻留在成都检查医治，但是女知青听不进去。因为她心里只有一个崇高而紧迫的愿望，那就是经受组织考验，早日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同医治生理疾病相比，治疗精神创伤乃至政洽生命中的缺陷不是更为紧迫重要的大事么?

从成都到边疆需要乘坐两天火车，再转乘六天汽车。女知青在汽车里颠簸到第五天，恰遇途中坍方，她硬是支撑病体，步行两天翻山越岭赶回连队。当她被人扶进屋里时，已经眼眶深陷，面无人色。她只蠕动嘴唇喃喃说了一句：“我按、按时回来了…”就栽倒在地再也没有爬起来。

这位十八岁女知青于当晚停止呼吸。经解剖证实，她患了急性病毒性心肌炎。使医生久久难以置信的是：这样一位危重病人竟然支撑病体在山里走了整整两天。

团支部追认李文秀为共青团员。女知青如愿以偿矣。

一九七三年九月，在远离团部医院的兵团某独立团砖瓦连队卫生室里，一个名叫钟庆生的胆大包天的重庆知青正在给自己施行阑尾切除手术。

钟庆生的本职工作是卫生员，曾在医院接受培训，并自学过《赤脚医生手册》等书籍。他在自己身上开刀的动机和目的都十分单纯，就是成为一名白求恩式的天下闻名的医生。白求恩能用手术刀在自己皮肤上做试验，他为什么不能将自己的阑尾贡献给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呢?

于是他便在没有任何应急措施的情况下，在连队那间低矮简陋未经消毒的卫生室里为自己实施了这次真正的外科手术。然而他很快遭到失败。

因为他先是未能有效止血，后来又没能找到自己的阑尾藏在哪里。因此这位未来的白求恩大夫只好忍着疼痛把伤口缝起来不敢声张。

由于手术消毒不严格，加上边疆天气炎热，卫生员很快因伤口感染导致败血症，送往医院途中死亡。时年十九岁。此事有关部门曾进行通报。

无独有偶，十几年后我在一本描写北大荒兵团生活的知青纪实文集《北大荒风云录》中读到一篇回忆自己割阑尾的文章，此事与钟庆生几乎如出一辙。不同的是，这位名叫佟凤阁的北京知青不仅侥幸割除自已的阑尾，而且最终如愿以偿当上一名外科医生。

事实上他们都为自己的理想主义付出了代价。

其实，在我们周围，在几乎所有曾经被称做“知青”的整整一代人身上，我们都不难找到那种残留在他们肉体和心灵深处的英雄主义烙印。比如我的默默无闻的同学周良宗，他为了在自己身上试验中草药的效力，勇敢地用煮沸的开水把自己胳膊和大腿烫伤。我的知青朋友傅凡曾经累死在开荒工地上，三天后下葬时，有人听见棺材里传出呻吟，这才奇迹般逃脱死亡。十九岁的人，头发竞至花白…还有我的知青女排长贾丽军，人称“铁姑娘”，至今右肩比左肩足足宽两公分。知青战友郑安卡、张大武、温旭辉、郑先、张栋生、髙焕武农药慢性中毒，至今未能完全康复……

不管怎么说，知识青年曾经以自己的方式高扬过他们的精神旗帜，尽管这面旗帜曾经把他们引向苦难，引向一条布淸荆棘的人生之路。

哦，我的不朽的知青。

我的不幸的知青……

8

上山下乡十年，仅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十几万知识青年先后开垦荒地数十万亩，定植橡胶五百余万株：播种水稻，小麦，种植茶叶、咖啡、可可、金鸡纳等热带作物，实现农林牧副渔多业并举，初步做到自食其力，自己养活自己。

该兵团全员劳动生产率由一九七0年人均创产值二百余元上升到一九七九年人均一千五百元，财政收支情况则由一九七0年人均亏损六十五元上升到一九七九年人均亏损一百八十余元。造成上述亏损的直接原因，除了各种行政和政策性开支的惊人浪费外，更重要的是不计成本盲目投入，因此产出愈多，亏损愈大。

据统计，兵团期间累计亏损约一亿元，兵团全体官兵包括广大知识青年人均对国家欠下债务约六百余元。

文章摘自《中国知青梦》 音频来源喜马拉雅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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