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巧成拙迁户口——编造“知青办”公函，骗取户口迁移证
编者语：那年头，户口是知青返回城市的先决条件。趁着文革混乱之机，几个知青编造了“知青办”的公函，并装扮成操一口北方话的县里干部，前往公社骗取到了户口迁移证。孰料才半个多小时一群荷枪实弹的武装民兵便追了上来，藏在鞋底板里的宝贝还没捂热就被无情地搜了去，一出闹剧就此告终。
1967年3月，春寒料峭。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这是一个造反派的“吉日”。安顺县委门口，全是满插红旗和标语的宣传车，高音喇叭里毛主席语录歌响彻云天。号称十万大军的造反派战士拥进大院，实行革命大联合，成立了安顺县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并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挺进县委、县政府，夺取了全县的党政财文大权。
我们蔡官区白坟公社知青造反兵团，在这“大好形势”鼓舞下，决定对安顺县城镇下乡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简称“知青办”）进行夺权。
在串联了其他知青点的造反战斗队并得到安顺县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支持后，安顺六四届第一批下到宁谷公社的知青代表刘玉明，六五届下到旧州公社苏吕堡大队的知青代表安华荣、小二毛、胡格和我们六四届第二批下到白坟公社的四十多个造反知青，在县委门口汇集后，喊着口号，团团围住“知青办”。我把大红纸写的夺权公告往办公室门上一贴，和刘玉明、安华荣带头站到龙主任办公桌前，向他严肃地宣布：“‘知青办’长期以来，忠实执行旧县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重影响了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我们下乡知青革命造反派，代表宁谷公社的25名知青、白坟公社的49名知青、旧州公社的53名知青，向旧‘知青办’夺权！勒令你立即交出一切权力！”遭到意外冲击的龙主任一脸惊慌，满头是汗地说：“没有县委的指示，我不能交权！”安华荣的大嗓子不容他考虑地说：“县委已被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了！你还要顽固抵抗吗？不交权，我们将采取革命行动！”面对众多情绪激昂、气势咄咄逼人的造反知青，龙主任无可奈何地交出了公章和钥匙。一个小时的快速行动，我们打了个小小的胜利夺权战。
夺权后咋办？以白坟公社造反兵团为主，召开了有各知青点代表参加的联席会。会上，反响最大斗争最坚决的白坟公社女知青王娅玲一马当先说：“我们那里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最深，许多同学被打成牛鬼蛇神游乡示众，挨批挨斗，尤其是李浩然、谢光前二人，仅仅是说了些牢骚话就被打成反革命遭逮捕关押。想起当初满腔热情奔赴农村，最后落得灰溜溜夹起尾巴做人的下场，白坟那地方太叫人伤心寒意了，我们死都不回去！”
被触及痛处的旧州公社知青安华荣接过话茬说：“一提起当初，许多同学都后悔。原先以为因成分不好、家庭问题而未读上大学和高中后，响应号召下农村，图个表现才有前途，谁知道一个个的运动还是揪住家庭关系不放。这里没有出路，干脆出外去新疆闯一闯！”宁谷公社的刘玉明似乎要老成点地说：“闯不好还得要回来，我看是就地想办法的好！”王娅玲一下子站起来道：“如今我们造反知青掌权了，还怕哪样？把户口办回来！”“对！”
我也趁此说出大家的心里话：“下乡几年来，我们起早摸黑顶风冒雨，脸朝黄土背朝天地老老实实干活，一年到头爬坡上坎，肩挑背磨，犁田掌耙，打场收割，可年终结算一个工才1角7分钱，工分少的还要倒补口粮款！尤其是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子女、‘狗崽子’，讲话要注意，做事须谨慎，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犹如戴上冰凉的精神枷锁，再不离开那地方，今后日子怎么过？先把户口办回来再说！”
最后安华荣又说：“我也同意把户口办回来，你们白坟的先动手搞，我们旧州和宁谷的回去和大家商量统一后，接着就办。还有两点要注意，一是保密不许讲出去，二是也不告诉家中父母。大家想想，下乡几年间，我们的日子多难过，他们心里也跟着多难过。哪家父母不在盼望我们回去？万一事情办不好，他们已操够的心，还不更担惊受怕吗？”知青战友们纷纷赞同。
散会后，我们白坟造反兵团的头头们又专门留下来讨论办户口的事，当即决定由搞宣传和联络的黄鹤生、王娅玲、邓天顺、廖国昆、王韵霖五个委员负责去研究如何办，并要求尽快行动，免得夜长梦多出问题。
我们五人小组初涉“官场”，深知此事的分量，不敢贸然就去，仔细策划后，决定以重新安置为名去办户口，为有把握起见，找我们公社干部不认识的华严区宁谷公社知青刘玉明来扮成“知青办”干部下公社去办。因在几次的批斗会上显现出他老练沉稳，做事干脆利落，又能学说一口北方话，很有干部模样。
第二天，找他来商量，一听说是知青的如此大事，他便毫不犹豫地满口答应。我们立即给他借来一套四个兜的干部服和一双好皮鞋，像模像样地装扮成一个知青办干事模样，并且由他想好同白坟公社领导讲话的“台词”，我们配合其进行。接着按计划专门排练了半天，战友们看后觉得语言表情都不错，没有破绽，才放心地让我们去完成这个关系大家命运的大胆而冒风险的任务。接着，我找出办公室的函头纸，编写了一份给白坟公社关于对下乡知青转点重新安置的公函，主要内容是说，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将对白坟49名知青转点重新安置，望支持并给予办理。最后盖上“知青办”的红色大印。
那天下午两点多钟，我们赶到白坟公社。在五个知青代表陪同下，“刘干事”四平八稳领头走进公社书记办公室。习惯了被批被斗的朱书记赶忙站起来让座迎候，我们有些紧张但还是沉住气把“知青办”的“刘干事”介绍给书记。“刘干事”将公文包放桌上，主动伸出右手一个握姿状笑盈盈地说：“书记你好，辛苦啦！”喜得书记急忙伸手相握：“为人民服务！大家都辛苦！”寒暄后落座，“刘干事”给书记送上公函，然后用不快不慢的北方话，把函件内容及来意简明扼要地叙述清楚，说完抽起香烟等待书记应答。
真是“官性”相通，衣妆照人。正宗的河南籍书记和操一口北方话的“刘干事”竟然如此容易地语音融洽，事情很顺利。书记不假思索地说：“‘知青办’要重新安置这些知青，我们支持，公社照办！”边说边在函件上签字同意办理。我们紧张而担忧的心情一下子兴奋到极点，跟着“刘干事”连声感谢书记对知青安置工作的大力支持。握手道别后，去找秘书盖公章办迁移证。
公社秘书谢××，三十来岁，农校毕业生，公社唯一的知识分子。由于我们进城造反不归影响了公社林场的种植任务，他一直对我们很有意见。见今天又来办户口，顿生疑忌，狡黠的眼睛把函件看了两遍，才勉强地给盖上公社公章后领我们去办了迁移证。
已是四点多钟了，我们赶到离公社不远的轿子山煤矿地磅房，等搭乘煤车回安顺。忽然我们大队抽到公社食堂做饭的林妈的儿子跑来告诉我们：“我妈送开水去会议室听见公社领导开会讲，要追回你们来办的户口迁移证，你们快跑吧！”
犹如一声惊雷临空炸响，我们一下子呆住了！还是“刘干事”临危不惧，望着地磅房前“Y”字形的叉路口问我：“哪条路走安顺近？”我说：“东面经蔡官公社去安顺三十多里，南面过跳灯场公社到安顺也是三十多里！”他又问：“除了运煤车还有其他车吗？”“没有汽车了，两条路上都是煤车少，马车多，我们进城多是走路。”他自言自语道：“只有看天意了！”然后拿出迁移证分散给大家，说：“一人带几张藏在鞋底里，分头跑吧，只要到了安顺城就不怕啦！”于是我们人分两路，向安顺方向奔跑而去。
原来是公社谢秘书的“点水”。他总觉得此事蹊跷，就向朱书记报告，书记不敢怠慢，立即召开会议研究。会上秘书自鸣得意地分析说：“他们来办户口迁移证，我有三个疑点，一是那个刘干事，我去过几次‘知青办’未见过此人。二是这么重要的调动安置知青行为，县里应以政府文件行文下达，咋会是一纸公函？三是这个公函函件无编发字号。”朱书记说查实这问题不难，给县里挂个电话就清楚了。于是电话打到县“知青办”，谁知知青们运气就这么倒霉，竟是龙主任来收拾东西时接听了电话，他说自己已被夺权了，是那些知青们搞的，他不知道这件事。就这样，我们的事情完全露馅。
情况核实后，书记着急了，又是谢秘书乘机大出主意：“我已打电话问了地磅房，他们说那些知青没等到车，分两头跑了，才半个多小时，赶紧派民兵班跑步去追回来！”书记点头同意，但很诧异怎么是分两头走呢？秘书肯定地说：“他们是心虚分头走，上头走蔡官，下头走跳灯场，这有何难，我们也兵分两路追！”
公社武装民兵班接受任务后，正副班长各带一半人，朝着南向着东往两条路追去。
我们在地磅房分手后，刘玉明带着王娅玲、王韵霖往东向蔡官跑，我带着邓天顺、廖国昆朝南向跳灯场跑。
三月的天，寒风扑打在脸上生冷刺痛，半明半阴的天边低垂下灰色雾幕，加重了我们沉闷的心情。跑着跑着，黄豆大的汗珠从头上滚下，一颗颗一串串继而汇成汗水流进前胸，淌进后背，衬衣湿了，毛衣润了，心里像小鼓在一阵阵敲打，咚咚咚！又像兔儿钻进去在使劲蹬腿，扑腾！扑腾！这失魂落魄的奔逃是生平第一次。见两个知弟没有跟上来，我放缓脚步边走边等他们。近黄昏了，已没有煤车，只见三三两两的马车在过，那负重的老马蹒跚地拖着腿，沉闷的马蹄声敲击着我们脆弱的心灵。
跑到袁家屯寨子，只见原本冷清的寨子正热闹起来，放牛娃尖声尖气地吆喝着牛群，老大爷赶着慢摇慢摆的鸭子步随其后，收工的人们扛着柴火，背着猪草，抱着娃儿，拎着野菜跟进寨头。一时间，茅草房、石板屋、土墙里的上空升起一缕缕青烟。我们跑进人家户要些水喝后，不敢停顿，相互鼓鼓劲又小跑起来。我估算已跑得十多里路了，还有二十来里，只要一个小时就可以脱离险境了。
不停地紧跟慢跑，迁移证在鞋里梗着脚底，脚痛起来，脚底板火烧火燎的，像针刺刀割，看着两知弟咬牙忍痛一脸汗水的可怜样，我心疼地喊停下歇歇气。
歇下气来，方才看清两边田野里一片片金黄。啊，正是阳春三月，满田满坝的油菜花，昂头吐蕊开放，山风吹来，扑鼻的香。田边地角的蚕豆花紫色白色相间，迎风左摇右摆；大块大块的麦地里，粗壮的麦穗挺直向上。唉！多美的春天，不由令人想起三年前我们上山下乡时的轰轰烈烈，光荣无比，而今，尝尽各种苦难的我们，却在奔逃之路上冷寂无助，悄然无声！这是历史对我们的嘲讽吗？还是命运给我们的折磨？刚想到此，仅仅几分钟时间，只见路后边有七八个人朝我们跑来，我惊呼一声“追来了！”三人便一跃而起抬脚就跑，这下可是难逃了！我心乱如麻，头脑混沌，一下想到神话里的天兵天将从天而降，一下子又想到了一首歌里“追兵来了，莫奈何！娘啊，我像小鸟儿回不了窝……”
突然，“站住，跑不了啦！”的阵阵呐喊声把我震住，双腿一软，瘫倒在路坎边。
两军相逢勇者胜。已筋疲力尽且手无寸铁势单力薄的我们三个文弱书生，在训练有素荷枪实弹的武装民兵面前，只得“束手就擒”，毫无办法被他们带回公社大院。
真是放干河底捞鱼——一网打尽。当我们三个被喊进公社会议室问话时，知青办干
事刘玉明和两个知妹已站在那里。唉！他们也没有跑脱。彼此看着疲惫不堪的一副俘虏样，心里却十分悲观，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一下子被冷水浇灭了！我们眼里都在喷着怒火，现在的形势是造反派当家，大家根本不把公社和背枪的民兵放在眼里，气的是他们破坏了我们的好事。
谢秘书很得意，慢条斯理地说：“现已査明，你们夺权办迁户口是非法的，重新安置是借口，快交出迁移证，放你们走！”
“什么非法？法在哪里？夺了权就是革命造反派当家了，我们说的不算，要你们小当权派说的算？我们办户口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你这是破坏革命！”刘玉明可能是被谢秘书的话激怒了，他提高声音，几乎是吼出了这些话。
我也跟着来了劲：“你们用武装民兵对待知青革命造反派，决没有好下场，快放我们走！”
王娅玲干脆带着其余几个知青喊起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一见这形势，谢秘书的语气软了很多，解释说：“这事我也作不了主，朱书记到区里去了，希望大家别为难我们了，把迁移证交出来，以后正式下个文件来我们照办。”
说完后，僵持了一会，见我们仍无交出的意思，他似乎无可奈何地说：“不客气了。”说完，示意民兵们搜身。乡下的民兵们，根本不怕什么造反派，也不理睬什么革命大好形势，他们唯命是从于自己的上级。
我们一再辩解不听，齐声抗议无用，想要反抗没法，也不能和十多个带着枪的强壮汉子硬拼，只得任凭他们从鞋底搜去那装热不多时的宝贝户口迁移证才算罢休。就这样，我县知青夺权办户口的事，以失败告终。
历史开了太大的玩笑。十年浩劫中，我们这群被愚弄得几乎毁了一生的造反知青，经过深深反思和磨炼，才在知青返城大潮中，通过招工、参军、读书、教书转正等形式回到离别多年的安顺，才算“柳暗花明又一村”。
老知青们在当年下乡的白坟公社林场原址修建的知青公园合影。
黄鹤生，男，贵州省安顺市人，贵州省建筑四公司退休职工。1964年安顺地区二中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到安顺县白坟公社插队。1970年参加湘黔铁路大会战，1972年抽到贵州省机械化土石方公司工作（后改为省建筑四公司），曾担任省建筑四公司四处党支部书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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