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知青的另类人生
知青，知识青年的简称。知青作为专有名词具有特定含义，特指从1966年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或建设兵团务农的青年学生。这些学生冠以知识青年的称号，实际只有初中或高中文化水平。本文讲的是一个另类知青的故事。所谓另类，即俗话说的不入流。本文记叙的是非主流知青的奇人轶事。
主人公叫鲁建平，男，另类的北京知青。1969年他刚满17岁，个子长得高大威猛，面皮却白净斯文。与他外表极不相称的是他的身份，社会青年。社会青年一般指在学校不正经学习、打架滋事、行为不轨，被学校开除或勒令退学，在街道上混世的青少年。一提社会青年，家长往往把他们与坏孩子划等号，教育自己的子女远离他们。社会青年在当时声名狼藉。
建平长在一个工人家庭，父亲在北京市义利面粉厂工作，正经产业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在家照料四个孩子。那年头一家三五个孩子不算多，六七个、七八个孩子的有的是。建平排行老大，知道父母亲持家不易，从小就帮助家里干活，扫地、擦桌子、挑水，样样不落。尤其挑水，挑着两只水桶，出了院门往东三四百米才是公共自来水管道龙头的位置，周围邻居吃水都到这挑。建平才十来岁，挑一担水七、八十斤，扁担压在肩上生疼，得用双手撑着，挑一趟真不容易。一家六口，每天至少挑两担，周日洗衣，最少五六担。建平从不叫苦叫累，母亲心疼他，经常背着弟弟妹妹拿点小点心犒劳他。建平是吃苦耐劳，爱家尽责的好孩子。
话说回来，这么好的孩子不应该成为社会青年。原因是建平人高马大，身大力不亏，天生好斗，好打架。打架归打架，建平并不欺负弱小，而是好打抱不平，天生有股子正义感。胡同里那个孩子受欺负了，只要告诉建平，保证揍对方一个鼻青脸肿。为这个，邻居家长没少带着挨揍的孩子来家里告状。父母没少给人家赔礼道歉，甚至带被打的孩子看伤。当然，建平也少不了挨家长一顿臭揍。可建平记吃不记打，过不了几天又去打架。
这孩子也怪了，在家挨揍并不记恨父母。俗话说，棍棒底下出孝子，建平一直很孝顺。挨了父亲的揍后，家里的活计建平照做，而且抢着做，一定做在弟妹的前头。父亲一人上班挣钱六口人吃饭，生活自然紧张。母亲除去操持家务照看四个孩子，抽空做外活。有一项活计叫折书页，把从新华印刷厂拉来的大张书页折成32开半成品，再送回去裁剪装订成书。那时印刷厂的自动化程度还很低，这种耗费人工的活就派给街道外加工。母亲揽下其中一部分，拉回家带着孩子们一起做。建平做的很认真很仔细，心灵手巧，麻利迅速，干的总比弟妹们多出一倍以上，总受到母亲的表扬。这不算什么，取送书页才着实叫累。新华印刷厂在北礼士路，家住辟才胡同，相距四站地，而且是大站，够远的。父亲帮助安装了一架四轮平板，就是在三块钉为一体的木板下面装了四个轱辘，木板上装东西，便于运输。每次折叠完的书页，高高的一大摞好几十斤，码放在平板上，都是建平背起纤绳，低头弓背往前拉，母亲在后边推。六月天，太阳火辣辣的，阳光罩在油漆马路上，反射着刺眼的光芒。建平低头拉纤晃得眼花缭乱，汗水泗脖子成绺地流，他一声不吭，奋力前行。每每这时，母亲看着儿子的脊背，心疼的要命；建平在外惹事，在学校打架的烦心事就全抛到脑后了。儿子是自己身上的一块肉，况且是孝顺父母、顾家懂事的好孩子，那个孩子没点毛病呢。还有一种说法，从小淘气打架闹事的孩子长大有出息，说不定建平长大有出息呢。母亲还是护犊子。
及至上小学了，建平还是好打架。从小学一年级起，因与同学打架，班主任请家长是家常便饭。不只打架，还不听老师的话，不服管教。建平很聪明，上课老师讲的内容一听就会，听懂了就搞小动作，还经常提一些怪问题，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弄得班主任都不想要他。学校班主任联合家长，无论说服教育还是棍棒相加，建平都老实不了几天，遇见所谓不平事，照打不误；上课捣乱，照样我行我素。
建平爱打架，但有一特点，明说明打，不玩阴坏。同班有一同学外号泼皮，一肚子坏水，经常跟建平斗气。这一天放学后，一群男同学围着他俩起哄，比试比试谁厉害，谁当老大。比试的方式是摔跤，俩人便在学校旁边胡同口的空地上摆开了擂台，讲好三局两胜。双方拉开架势，晃晃悠悠一个饿虎扑食，一个狼掏狗崽，玩命般摔了起来。头两局一胜一负，摔平。第三局决胜局，俩人头顶头，臂搭臂，僵持不下，渐渐地泼皮撑不住了。就在即将见分晓的一刹那，忽然泼皮头一低，照着建平右肩肌腱“吭哧”狠命一口，登时血水直流。建平疼得“啊呀”一声，松了手；泼皮这小子耍赖使坏还不收手，趁势猫腰把建平摔了个仰面朝天。这下彻底把建平激怒，他“噌”地爬起来，扑过去，抡圆了拳头没头没脑地砸下去，直打得泼皮满脸血迹呼喇大呼“救命！”待建平被劝拉住胳臂，再看剥皮，左眼角一道血迹，右颧骨翻一道血口，满嘴流血，打掉几颗牙。这事闹大了，早有同学跑回学校叫老师。老师见状，赶忙把泼皮送医院，请双方家长；把建平叫去办公室候着。
再往后，事态愈发严重。泼皮家长报警，警察把建平带去派出所关禁闭，听候处理。泼皮经法医鉴定为中度挫伤，建平已属触犯法律，刑事拘留。建平父母可着了大急，给人家孩子治伤，赔礼道歉，请求公安宽恕，一通忙乎。这一年建平上五年级，才12岁。最终结果是，因建平年龄尚小不到16岁，免于刑事处理，关禁闭半个月，送工读学校接受教育及学习。学校把建平开除了。
所谓工读学校，一边做工一边学习，类似劳动教养。送进去的孩子都有劣迹，打架闹事、偷鸡摸狗、猥亵女生，形形色色。所以这里是军事化管教，十分严格。当然，教育好的孩子还可以回原校，但回去的少。回去受歧视，不如在这，上完小学和初中，另某出路。
建平散漫惯了，受不了军事化的管教。这学校坐落在北郊昌平区一座山脚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全体住宿，如同住进监狱。每天早起，排队、点名、出操、早餐、上课，及至晚间上床睡觉，一点自由也没有。建平憋得快疯了。还有一点让他无法忍受，就是周围那些孩子，做派作风格格不入，无法融入其中。建平说他们是坏孩子，忘了在一般人眼中自己就是坏孩子，反正合不来。
在工读学校坚持了半年，建平实在待不下去了，周末回家告诉父母，“工读学校我再也不去了。”父亲不干，威逼建平必须去。“再让我去，我就去死。”建平眼里闪着怜悯而又坚定的光，眼泪巴巴地望着父亲。父亲深知儿子倔强的性格，不能逼着儿子去死呀！“不去学校干什么呢？”“我在家跟妈妈一起做外活。”母亲一把将孩子拽到身边，“就让孩子跟着我吧，还能差到哪去？”于是小小的建平成了社会青年。没有学上，不能参加工作，在家和母亲一起做外活。也好，有建平协助，家里的收入增加了，日子倒也不虚过。
在家做外活不到两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生上街刷标语、贴大字报，又到处煽风点火大串联，乱乱哄哄。母亲怕儿子惹事，坚决不许外出，偶尔上街看看热闹，回家接着干外活。就这样，平安过了三年。到了1969年春，社会上积压了三年的中学毕业生没法安排工作，中央想出一个招上山下乡。毛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街道办事处干部跑到鲁家动员建平上山下乡，说什么“孩子也大了，总在家里不是个事呀。学生们在城里都安排不了工作，一锅端地上山下乡，咱孩子也去吧。”“再说，建平是社会青年，跟学生们一块走算知识青年，名誉也好呀。”建平父母思虑再三，感觉有道理。正经在校生都得上山下乡，何况建平这社会青年呢？就去外面闯闯吧。建平在家呆了三四年也烦了，巴不得飞出去。于是答应街道办事处，去农场，能挣工资，也好混口饭吃。
1969年6月17日，社会青年鲁建平随辟才胡同附近的二龙路中学、第八中学、三十五中学、实验中学的学生奔赴祖国西南边陲的西双版纳，分配在橄榄坝农场五分场三队插队落户，开始了一段苦难悲惨的历程。
到橄榄坝不到一个月，鲁建平社会青年的身份知青们就全知道了。原因是建平没有学校的背景。这几个是八中的，那几个是三十五中的，那个是实验中学的，建平哪个中学都不是，是二龙路小学的（实际是从工读学校辍学的），而且小学都没毕业。自然，知青们对建平另眼相看，少不了背后叫他“社青”。建平在社会上闯荡惯了，对于知青们的微词到也不在乎，社青就社青呗，咱本来就是社青。只不过别当面数落，面子还是要的。有一次在食堂排队打饭，上海知青于大毛嘴贱，冲着建平说“社青排后边。”建平一听立马青筋暴起，他不允许任何人诬蔑自己的人格。我是社青，我也是堂堂正来接受再教育的。我一不偷二不抢规规矩矩排队，凭什么受你欺负？“我社青色你妈了，找揍！我也排队呢，凭什么往后？”建平怒火中烧，说着，撸胳膊抡拳就要上手。旁边的几个知青一看要打架，赶忙拉架。嘴贱的小子见状不妙，赶紧溜了。从此，再也没人敢当面叫建平“社青”了。
甭管怎么说，建平是随着知青们来西双版纳屯垦戍边的，一样睡茅草房，一样开荒斩岜，一样喝盐巴汤，跟知青一模一样，就是知青吗。在老职工眼里，都是知青。
建平混在知青队伍里，吃大苦流大汗，既无牢骚也无怨言，从小养成的吃苦耐劳的秉性默默地释放他的光彩。他还乐于助人，谁找帮忙都出手，绝不惜力。斩岜时遇上大树兜，挖穴时碰上大石头，都能看见他在那卖力清除。渐渐地他在知青中有了正面形象。但骨子里抗霸安良的心始终不安分，时不时的露头。知青刚到橄榄坝时，经常打群架，为一点点小事都可能大打出手。北京的和上海的，上海的和四川的，四川的和北京的，一通乱打。北京的一般不招事，碰上事绝不吃亏。无论上海的还是四川的，谁招北京的知青找事，建平保证第一个冲上去，不打赢对方决不收兵。建平好比一把大伞，罩着北京知青不受欺负。如此一来，建平在一帮爱拔份（逞能逞强）的北京知青眼里有了威信，交了几个哥们儿弟兄，关系挺好。
冒着酷暑斩岜，顶着烈日挖穴，干着最繁重的体力活，吃的是无肉少油缺营养的饭菜，甚至干米饭就盐巴汤。艰苦宜思乡，知青们想家了，想早一天回城探亲，舒缓一下情绪，调整一下身心。农场规定，两年一次探亲假。两年，漫长的好似二十年。有知青想偷偷跑回去，但压根没门儿，保卫部门不给你开边境通行证，景洪大桥你插翅难过，有解放军日夜站岗盘查，休想溜过一只狗。好不容易熬过一年半，1970年末，知青们开始排队回城探亲了。建平的好哥们葛立华运气好，被安排第一批探亲，高兴得叫起来，“回家喽！”建平羡慕至极，也只能等着。
探亲回家的路崎岖漫长。来时从景洪乘轮船顺流而下到橄榄坝勐罕江边；由江边到五分场场部27公里有拖拉机接送，无非颠颠簸簸，昏头昏脑。再从分场到三队6公里山路，有老职工肩挑行李接送，稀里糊涂地到了周围原始森林环绕的小山坳，开始了垦荒劳作。现在要回家了，没人管了，自己想办法。葛立华打算回家过春节，归心似箭，等不及搭分场的拖拉机就要走，谁知那拖拉机猴年马月来一趟呢。建平急哥们儿所急，自报奋勇，说“我去借辆单车（自行车）送你。”队里只有两户老职工有单车，一个老谭，一个老曾，一般都舍不得借人。建平软磨硬泡，说让葛立华从北京给带回一双解放鞋，这才跟老谭那借到了单车。
次日一大早，建平骑车驮着立华直奔勐罕澜沧江岸边码头。骑行三十多公里山路，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累得满头大汗连呼哧带喘。好在立华也会骑车，两人换着，赶在九点之前船未启航时到了码头。送别立华，建平累得四仰八叉地躺在沙滩上歇了好大一阵。来趟江边不容易，到勐罕街里转转吧，一看也没什么，一条土路，两侧各一排平房，有个邮政所，有个储蓄所，还有个小餐馆。一路奔来，肚子咕咕响，建平买了两碗米干，唏哩呼噜下肚，就又骑车往回赶。回到队里下午三四点了，累得不行，车放屋檐下，躺床就睡。
一觉醒来，天擦黑了，同宿舍的李朔早已帮忙从食堂打来晚饭。三口两口吃完饭，想起来应赶紧还车去。出门一看，车不见了。问谁谁不知道，这可着急了，这还了得！建平挨家挨户去找，找遍全队没个影，这可真急坏了。赶忙跑到老谭家说明原委，赔礼道歉，保证找回来；万一找不回，保证赔辆新的。弄得老谭心里很别扭。回宿舍建平整整一宿没合眼，借车做好事送朋友，回队里遇这糟心事，越想越窝囊，翻来覆去睡不着。
第二天晨光熹微，东方山岭后刚露出一丝鱼肚白，建平起床了，满队里转，犄角旮旯都找一遍，就是不见车的踪影。正在懊恼，猛地听到车轮压地的“嘎嘎”声，抬眼一看，同队的上海知青赵阿海骑着那辆单车正从外面回来了。建平那个火呀，噌地就上来了，心说，“妈的，也不跟老子说一声，骑我车干什么去了，让我着这份急！”气大无好话，建平张嘴吼道，“你丫挺的骑我车干什么去了？也不言语一声！”“丫挺”这个词是北京粗人的口头语，表面没什么，追究其意是丫头养的孩子，很难听。
这事是赵阿海做在前，用别人车不打招呼做的不妥。他昨晚骑车去二队看同学，太晚了未归队，今早早赶回来上班。实话实说，没什么大不了的。若赵阿海说句软话，先道个歉，这事也就完了。糟就糟在赵阿海一听“丫挺”的也急了。他平时就看不惯建平护着北京知青打打杀杀，这回挨了骂搂不住火，也要挣个高低。于是出言不逊，张口来了一句“你个小赤佬瘪三社青，我用这车了怎么着？”这不是斗气吗！
“瘪三社青”这个词用的太狠了，直戳建平的痛处。到边疆一年半了，建平与知青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点都不比别人差，若不是底潮需再表现表现，年终评比时就弄个先进生产者了。建平内心已经把自己当做知青了，周围的哥们儿也把他当做自己的兄弟了。今天赵阿海这王八蛋居然口无遮拦，喷出如此恶毒的语言，建平再也按捺不出心中的怒火，破口大骂，“我操你妈的，我让你知道知道社青的厉害！”话刚出口，几乎同时，建平的拳头照着赵阿海的腮帮子就砸过去了。只一拳，把赵阿海打得仰面朝天，嘴角流血。赵阿海自知不是对手，爬起来狠狠地说，“小瘪三你等着！”踉踉跄跄地跑了。
不到一刻钟的工夫，赵阿海带着三个阿拉混拿着砍刀过来了，气势汹汹，压倒一切的样子。北京知青管挑事闹事的人叫混混儿，上海的混混儿就叫阿拉混。阿拉混们貌似凶神恶煞，其实色厉内荏，真打起来鸟兽散，去年打群架时早就见识过。建平面对这四个混混儿根本不怕，抄起砍刀就迎了上去。
四个阿拉混人多势众，挥舞着砍刀，其实不敢下死手，装装样子吓唬人。建平不吃这套，挥着砍刀，刀对刀“铛铛铛”几下就把三个装腔作势的阿拉混打一边去了。剩下一个赵阿海面子挂不住，不知死活地挥着砍刀动真的了，照着建平的膀子就砍。建平手疾眼快，力压千钧，挥刀一迎，就势砍了下去。赵阿海臂力不支，砍刀落地，紧跟着建平的刀砸在他的右臂上，只听“哎哟”一声惨叫，倒地不起，左手敷右臂，鲜血直流。建平扔了刀，那哥仨也跑了过来。“哎呀，了不得！胳膊折了吧，快去医院。”这时队里的职工们也早起床了，见知青们打恶架，纷纷过来解围。未及上手，赵阿海已重伤倒地。队长慌忙派人紮担架，抬人送分场医务所。分场又派拖拉机送总场医院。经诊断粉碎性骨折。这下赵阿海惨了，整整半年才痊愈，落一个伤胳膊，再不能干重活。
那边赵阿海送医院，这边鲁建平关禁闭，听候处理。保卫部门最终调查结果是知青打架斗殴，鲁建平记大过处分。鉴于赵阿海属受害者予以口头警告，另外那仨也口头警告。还好，农场不想把事弄大，未报公安局，均未受刑事处分。可从这以后，鲁建平恶名远扬，都说他是打架不要命的主儿。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自打恶名爆棚，建平厄运附身，倒霉的事从天而降。
1970年春节刚过，建平打架一案过去还不到两个月，队里忽然又出了一件惊天命案，上海知青于大毛被杀死了。作案地点在北山尚待开垦的林子里，身上几处刀伤，脖子上一刀砍断血管，致人死亡。农场保卫科会同公安局破案，连续奋战个把月一点线索也没有。于是采用笨办法，全队人员逐个排查。查来查去，最后落脚点集中到鲁建平身上。理由有三，（一）建平打架有前科，从小到大经常打架，属惯犯。（二）建平会耍刀，砍赵阿海就是例证。（三）死去的于大毛曾与鲁建平有过结，因排队打饭差点拳脚相加。鲁建平伺机报复，持刀行凶杀人的嫌疑极大。这推断似乎有道理，却无任何人证物证。怎么办？关起来再说，在审讯中破案。
边疆农场司法环境很不规范，仅凭怀疑抓人审人的事时有发生，建平这次在劫难逃。公安局和保卫科联合组成专案组，把建平抓到一间小屋里突击审讯。高压、恐吓、威逼、利诱，甚至搞逼供信，建平死不认账，“人不是我杀的，”“是谁杀的，我不知道。”公安因无证据，未敢上刑，但连续审讯不让睡觉，大灯泡照着摧残意志的手段都上了，建平仍然是那两句话“人不是我杀的，”“是谁杀的，我不知道。”面对如此嘴硬的建平，公安人员毫无办法。按理说，无凭无据就该放人，但案件无结果，没法交代，逮着建平算有点线索，绝不能轻易释放。建平又是死活不认账，怎么办？侦缉小组经研究决定，对鲁建平监视劳动，旨在观察蛛丝马迹，看能否露出破绽。
从4月开始，队里脏活苦活累活统统交给建平，例如掏厕所挑大粪，和大泥打土坯，非他莫属。脏苦累建平不在乎，从小就养成了不怕苦和累的习惯，无非又加了个脏。最让他忍受不了的是总有一个保卫人员监视着他，须臾不离，简直就是劳改犯。他怒吼过，“我又不是劳改犯，为什么监视我？”
“你是嫌疑犯，老实点！”看管人员正颜厉色。建平火了，“谁是嫌疑犯？我犯什么法了？你们还有王法吗？”结果招来一顿辱骂训斥，差点挨揍，看管更严了。橄榄坝农场偏距一隅，地图上都找不到，天高皇帝远，哪有什么王法？说你嫌疑犯就是嫌疑犯，便宜你了，没给你上刑偷着乐去吧！
建平在北京知青中有威信，人缘好，虽被监督劳动，但战友们都不信人是他杀的，理由也有三：（一）建平为人仗义，光明磊落，敢作敢当，不干小人勾当。（二）建平与于大毛因打饭虽有过口角，事太小不致于拼上性命。再说二人近一年多没有交集，没有瓜葛，没有拼命的因果。（三）他刚挨了处分，心里窝囊，难道活腻歪了，去杀死与打恶架无关的人？不合乎逻辑。基于这种推理，知青哥们儿常到禁闭室看望建平，鼓励他实事求是，坚持到底，终会水落石出。侦缉组一看，这不行，换个地方，于是把他转移到二队，继续监督劳动。结果效果不佳，二队的北京知青依然对建平表示同情。专案组恼了，联系距总场较远，距五分厂三队五十多里的一分厂一队，把建平关在那里，在没有北京知青近似封闭的环境里监督劳动。
一晃两三个月过去了，破案毫无进展，死者家属来了，又哭又闹，领导们好生安慰，就是没招。对建平的审讯和监督是专案组唯一的救命稻草，于是对建平的看管就更严了。建平失去了起码的人身自由，甚至上厕所都有人跟着。建平一想，这下完了，专案组破不了案，我这嫌疑犯的帽子就得永远戴着，岂不跟蹲监狱一个样！不行，我得跑出去，逃跑。打定主意，他就开始策划逃跑方案。第一关，变造边境通行证。
葛立华探亲回队后就知道了建平因借自行车送自己打架受处分的事，十分内疚；眼见建平又遭难，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所以经常找建平说说话，开导开导他，千万别想不开，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建平被转移到一分厂一队后，路远了，探视很不方便。即便如此，葛立华过个把月也要特意跑一趟，看看这倒霉的兄弟。这次葛立华又来探视，建平悄悄跟立华说，“下次把你已作废的边境通行证给我带来，再捎瓶消字灵。”“干什么用？”“你不必多问。这没我的好日子，活不下去了。你帮我办吧。”建平一双怜悯、祈求、诚恳的目光望着立华，传递的信息很明确，“哥们儿，靠你了。”立华瞬间明白了建平的企图，觉得应该帮他，于是默默地点了下头。
建平托办的这事涉及身家性命，帮他有可能连累自己要承担极大的政治风险。但立华没有犹豫，义无反顾，马上去办，真是生死哥们儿呀！消字灵不好弄，他特意请假悄悄地跑几十里山路，再乘船去景洪文化用品商店买到了。一个月后，作废的边境通行证和消字灵送到了建平的手上。
建平偷偷地把边境通行证上的原姓名和日期消蚀掉，藏好，等待机会（那时边境证上没有照片）。没想到，专案组即无破案线索又无嫌疑人口供，万般无奈又把建平送到总场场部。总场一帮人照样没辙，安排建平给大食堂劈柴火，不能乱跑乱动。人来人往，大家见这小伙子干活挺卖力，再一问是嫌疑杀人犯，感觉不可思议。月圆月亏，又三个月过去了，案件依然无进展。死者家属不断上诉，景洪农垦分局下指示“尽快破案，给家属一个交代。”橄榄坝农场感觉压力很大，黔驴技穷，索性矛盾上交，把建平押解到景洪农垦分局。分局很恼火，下边出的事，弄来弄去弄到上边来了，成什么体统！恼火归恼火，人还得收。于是建平被关在分局一间小屋里，写交代材料，监督劳动。材料没的可写，在机关劳动也没什么受累的活，无非干点后勤，感觉憋屈的就是没有自由。
建平一边劳动一边寻找逃跑的机会。他假装老老实实接受监督劳动，同时申诉受到冤屈，企望获得同情。目的，让看守人员放松警惕，伺机逃跑。几十年后，建平跟知青战友谈起此事时，依然坚定地说，“于大毛绝对不是我杀的。谁杀的，真不知道。”“我必须逃跑，破不了案我当一辈子嫌疑犯吗？”我们都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在分局一呆又是两个月，时间已到八月份，建平前前后后被拘半年了。依照法律规定，农场的所作所为严重违法。可你一个小小的农场知青，还不如澜沧江里的一滴水，掀不起一丝涟漪。没地方说理去，惹不起咱躲起，逃吧！决心下定，建平准备行动了，他悄悄地在涂改过的边境通行证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最近日期。
时间久了，看管建平的人员也犯疑惑，这知青虽勇武，可眼中无凶光，怎么看也不像杀人犯呀，逐渐放松了警惕。
这天，8月14日星期六，明天休息了，都有些涣散。吃过晚饭，建平瞅准看管人员去找别人聊天的机会，跑了。只穿一条裤衩一件衬衣，背着旧军包跑了。
他头也不回地一口气跑出五、六里，向北来到澜沧江大桥边，掏出边境通行证递给守桥士兵查验。借着黄昏模糊的日光，一点破绽都看不出。士兵瞄了一眼这个落魄的知青，问“干什么去？”“去分局医院。”医院在江北岸，建平随口应答。“走吧。”顺利过了哨卡，建平大步流星地向北走去。
顺公路走过拐弯处，建平急急慌慌又跑了起来，他怕有人追上来，若被抓回去肯定没好果子吃。心惊胆颤，慌里慌张，跑一阵走一阵，走一阵跑一阵，心里默念着，“跑，跑，跑出魔窟，还我自由。”后来才知道，建平命大，当专案组发现建平不见了，组织人员追捕时，方向判断错误，南辕北辙，越追越远不见踪影了。他们认为建平没有通行证，过不了澜沧江大桥，有可能向南，向缅甸边境逃跑，参加缅甸共产党的游击武装。当年不少知青越境参加了缅共，在苦难中寻求一条出路。而建平呢，一路向北，向着北京，向着自由，向着自己的家。
跑呀，跑，石子路面坑坑洼洼，硌得脚板生疼。再疼也要跑，舍命也要跑回北京去。建平心里明白，这是唯一的机会，生生死死在此一搏，宁愿抗争而死，不愿窝囊苟活。跑呀，跑，天渐渐黑下来了，四周黑黢黢的大山，黑压压地罩在头顶，徒生出一种莫名的恐惧，心都揪起来了。跑得累了，渴了，趴在路边喝上几口排水沟里的泥水，接着走。好在大路蜿蜒却只此一条，不用担心迷路，只要往前，前一站是小勐养，能乘上长途车就直奔昆明了。忽然身后传来小汽车的马达声，开着两盏大灯，两道光柱打在建平的身上，“嘀嘀—嘀嘀—”狂叫。建平扭身一看，是辆北京吉普，立马惊出一身冷汗，这像分局的小车，是不是专案组的人追上来了？如同五雷轰顶，建平只觉脑袋“嗡”地一声，心说“完了，彻底完了。”不由自主，一侧身倒在路边。吉普车亮着大灯，连停都没停，“噌”地一声开过，跑远了。深更半夜，谁知你什么屌人呢，没有哪个司机愿意搭理你。小车跑远了，建平的心还在“砰砰”地跳，他太紧张了，紧张得要死。过了好一阵才缓过神来，阿弥陀佛，老天保佑！
夜，漆黑的夜。向上仰望，耸立的山峰间挂着几块墨蓝的穹顶，缀着几颗小星星，眨着眼，泛着冷冷的光。建平感觉无比凄凉，无依无靠无遮无拦，他甚至一闪念，能否活着走出这无边的黑暗。夜，越来越深。走出多远了，不知。走了多长时间了，不知。走到呢了，不知。他觉得自己像条匍匐在原始森林烂泥地面上的又黑又瘦的毛毛虫，随便跑过一只野兽就能把他碾死。
山风嗖嗖，建平冷得浑身瑟瑟发抖。跑起来吧，没跑多远，双腿发软，跑不动了。肚里没食，没了能量来源，又累又饥又冷，饥寒交迫。难道我会死吗？建平内心生出了这可怕的思维，他怕极了。他不想死，他要活！他强打起精神，我要活着走出去，无论如何要活下去！在这阴冷恐怖的黑夜里，没人能够救自己，只有自己救自己。他踉踉跄跄地往前走，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似野人一般，只知一股劲往前走。暗处传来野兽的叫声，低沉瘆人，不会是狼吧？西双版纳好像没有狼。没被专案组抓回，不会被野兽吃掉吧？建平心口一阵紧似一阵，不由得加快了步伐，听天由命吧，总得走，累死也得走。不知又走了多久，漆黑的天幕渐渐地露出一丝灰白，啊，天快亮了。建平整整走了一宿，百十里路，他走过来了！“我有救了，我有救了！”建平挣扎着，跌跌撞撞往前走，前方山影下大路边显出一排平房的轮廓，还看不太清楚。建平用尽全身力气赶过去，一头栽倒在屋檐下，昏过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建平醒了，眼还睁不开，浑身酸疼，肚子咕噜噜叫。只听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在小声呼唤，“建平，建平！”建平努力睁开眼，“爱国，哥们儿！”时间已近中午，眼前是同队北京知青胡爱国，好哥们儿。真是天无绝人之路，眼看又陷绝境，贵人来相助，哥们儿来了！寒暄几句，建平实话实说，历尽艰险从监管屋逃出，因监管期间每月只给10元生活费，包里只有20元，连吃饭都不够。求哥们儿借几十块钱，凑个汽车票火车票钱，我要回家。胡爱国是探亲，从景洪乘长途车路过小勐养，停车休息用餐。建平躺的地方正好是车站，正好被爱国看见了，于是有了轻声呼唤这一幕。吉人自有天助呀，建平就是命大！胡爱国并不富裕，慷慨解囊，拿出100元，“兄弟，救命要紧，拿去用吧！”建平感动得热泪盈眶，不知如何是好。爱国又给建平买来一碗米线两个馒头，看着他狼吞虎咽下了肚，才赶忙上车离去。
有了钱，如释重负，建平买了下一班汽车票，直奔昆明；又乘火车向着自己的家飞奔。直到火车汽笛响起，车轮启动，建平的心才稍稍放下。专案组的人追不上了，我要回家了！
北京，久违了！回到北京，如同在地狱走了一遭又回到阳间。建平如实向父母述说了在橄榄坝的遭遇，父母心疼似针扎，咱再也不能回那鬼地方，有妈一口饭就有儿半口，怕什么，饿不死。专案组的人若找到北京，妈就把你藏起来，咱死活不回了。父母亲还特意把胡爱国请到家中，盛情款待，及时还了建平借的100元钱。千恩万谢，这患难之中的好兄弟。
建平回北京后的经历极具传奇色彩，分两个阶段，盲流(无户口盲目回城）阶段和居民（有正式户籍）阶段。
刚回京时属于盲流，想找个临时工的活都困难。托人使脸，街道帮找了份倒垃圾的活。城里街区旮旯处都设有垃圾站，差不多半站地一个。那时还没有垃圾桶，倒在地上，又脏又臭，夏天时苍成堆，嗡嗡响。城里人没人愿意干这脏臭累的营生，宁肯待业也不干。具体活是傍晚居民倒垃圾后清扫，别弄得遍地狼藉；早晨垃圾车来时与清洁工人一起用铁锹装运，之后再次清扫。负责一个垃圾站每天4元，一个月下来120块，临时工待遇。建平不在乎脏臭累，更不在乎什么名誉，本来就是社会青年，混到知青队伍里还被诬陷成嫌疑杀人犯，到这份上了，有活干就行，有钱挣就行。干了一个月，特高兴。原因是一早一晚把活干了，街道干部来检查没问题，就没人管了，其余时间自由支配。挣钱也真不少。那时一般工人每月才挣三、四十块，120块够干几个月的。建平心说，傻不傻呀，在工厂一天八小时管着，才挣仨瓜俩枣的钱，还不如我呢。工钱到手，建平情绪高涨，又揽了一个垃圾站，每月合计挣240元，这可了不得，成高收入者了。建平那叫得意呀，甭提了！有建平挣大钱，家里生活获得极大改善。
建平脑瓜活络，闲来没事逛建筑工地，发现工地上有不少钢筋头碎铜烂铁，于是捡来去废品收购站卖，居然卖不少钱。黄铜1.5元一斤，熟铁0.15元一斤，干半天卖了十几块，好大欢喜。建平开始忙了，早晚倒垃圾，白天捡废品，月收入好几百元，成大款了。他还干过摆摊卖菜的活。五更天蹬辆三轮车跑二十几里地，去京南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趸新鲜蔬菜摆地摊，赚批零价差，一天也不少挣，运气好时能挣百八十元，非常不错了。在北京这大城市，只要舍得吃苦受累，舍得脸面，挣钱的机会多的是。芸芸众生，小小市民，求生为上策。建平舍得下脸，吃的了苦，无形中已成为有钱人，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那时全社会抓阶级斗争，街道年年清理闲杂人员和外来人员，以防阶级敌人捣乱破坏。清理到辟才胡同时，都知道鲁家大小子盲流在家，是下乡知青，遭难不想回去了。这时的知青身份得到人们的同情。其父母又是工人阶级，建平清扫垃圾又极认真卖力，难得这么称心的临时工，所以每次清理都得以顺利过关，一年一年往下混。
从1970年8月逃回北京，到1978年末云南知青大返城，建平没有户口，但活得很滋润，因为他有钱，靠辛勤汗水和不计贫贱羞辱挣来的钱，八、九年累计下来挣了好几万元。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还很穷，讲究万元户，谁家有一万元存款了不得！建平简直大富翁了。母亲不要他的钱，让他自己攒着。他在工商银行开了个户头，居然成了贵宾客户，使他感受到了贵为有钱人的尊严。1979年初，从橄榄坝回京的知青哥们儿告诉建平，快回去办户口吧，病退困退随便办，公章随便盖，没人管。这是天大的喜讯呀，建平急急忙忙跑回橄榄坝农场，没费事，就把户口带回北京。这下心里踏实了，北京的另类知青名正言顺地回了北京，重为北京人了。父母亲及弟妹合家聚餐，着实庆祝了一番。
有了户口，社会盲流变成待业青年。由于建平文化低，街道办事处给他安排到建筑公司去当建筑工人。建平去了一个月，拿了一个月工资，辞职了。实习期月薪36元，还不够倒两天垃圾钱。班组长管的贼严，跟看贼似的，其实是为了新职工的安全，怕出事故。建平散漫惯了，受不了这约束，坚决不干了。
干什么呢？建平到处踅摸。听说中关村火起来了，照中央搞活经济的精神建起好多私企。这就是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所号召的改革开放。当时建平还不懂什么改革开放，只知道能干个体经营了，兴致勃勃跑去中关村看热闹。只见中关村大街两侧店铺栉次鳞比，小摊一个挨一个，卖衣服的，卖手表的，卖小饰品的，卖电子零件的，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这一瞧，建平眼界大开，脑洞大开。他善于动脑筋，打听清楚这些商品都是从南方趸来的，主要是深圳市，其次是石狮市泉州市。行了，哥们儿也趸去。垫底资金咱有，银行存款好几万元呢。走南闯北咱不怕，走着！
自从走上倒买倒卖的道儿，建平越做越大。刚开始乘火车手提肩扛，发展到火车托运。衣服、电子手表、假冒名牌制品、儿童玩具，什么畅销趸什么，什么赚钱趸什么，可发了大财了。
发了财，家里生活获得极大改善，父母极大欢喜。可贵之处在于建平听父母教导，不张扬，不显摆，踏踏实实办事，老老实实做人。对街坊四邻，对兵团战友，谦恭有礼，不忘本，不浮躁，不奢华。
所有这一切都被一高雅女士看在眼里，她叫薛月嫱。月嫱出身职员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长得亭亭玉立，可人可爱。她与建平同处一条胡同，从小就知道建平这个混小子，也知道他上山下乡去了云南。建平逃回北京后的经历也都看在眼里，眼看着建平出息了。而此时的月嫱就职于一大型国企，任办公室主任，中共党员。姑娘像一朵玫瑰，靓丽抢眼，小伙子们明追暗恋，不乏其人。谁都没想到，月嫱看上了建平，认准他有发展出息。
第一次见面也颇具戏剧性。月嫱托另一发小约建平到西边金融街茶馆喝茶，单刀直入，大大方方，“我想和你交朋友。”还讲了原因，“看你有出息。”又讲了“两两结合，一家两制，优势互补”云云。建平晕了，简直天上掉下个林妹妹，鲜花插在牛粪上。建平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回家跟我妈说说去。”月嫱“噗嗤”笑了。
结局当然是秦晋结缘，小家幸福满满。
建平倒买倒卖尝到了甜头，鬼使神差地在九十年代又玩起二手房，随便一倒手，不出半年，一套房就赚十万八万元。进入二十一世纪，建平越玩越大，居然买了几套四合院。朋友们都说，“买那干啥？这年头谁还住平房呀？别砸在手里。”建平笑了笑，“不至于吧”。为避险，楼房他也买了几套。谁知2015年后，房子价格猛涨，翻番地涨，建平出手一套就赚上千万元，可了不得了！那四合院每套都值几千万元。有次建平请哥们儿聚会，我问他“总资产有多少？”他笑而不直接回答，“城里还有七套房子，三辆车。”哥几个瞠目结舌。
光阴荏苒，我们哥们儿都七十岁上下的人了。逢年过节建平招呼哥们儿聚会，喝茶喝酒聊天，大家不禁感慨，“建平，你妈生前说，从小打架闹事的孩子有出息，你真是出息了。你媳妇看你有出息，也真是慧眼识才呀！”大家哈哈一笑。
在坐有谁五十年前预见到建平成大款呢？帮助过建平的知青实实在在都是建平的恩人。建平对哥们儿始终有求必应，始终如一。
值得一提的是，建平发达了，开车重返橄榄坝。去劳动过的生产队，去关押过他的地方，当然都物是人非了。第一次重回旧地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意味吧，可自那以后，他年年回橄榄坝，是什么心境呢？弄不清。是爱他？是恨它？或许那悲惨的岁月，那痛苦的经历已化作一缕青烟，消失在九霄云外了。
写到这，可以结束了。补充一点，当年专案组没有来京抓人，可能以为建平逃往缅甸了，也可能知道来北京抓人不那么容易，反正没来。上海知青于大毛命案，始终未破，直到知青大返城，不了了之了。于家倒了大霉，反复上诉，有谁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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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如超 1969年6月赴西双版纳橄榄农场工作。先在二分场八队劳动，后调至农场二分场小学校、农场中学校任语文教师。1979年5月回京。1979年9月至1999年12月先后在建设银行北京分行西四支行、海淀支行、前门支行任职。2001年1月至2009年9月调至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总部北京审计部、资本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任职。2009年9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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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如超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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