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航：没有走出炼狱的大哥
我这一辈子最痛悔的是，1983年夏天，当命运多舛的大哥身惟胃癌，我竟没去看望他一次。每想到此，我不禁潸然泪下，甚至放声恸哭，我不能原谅自己。
大哥长我16岁，人世间许多不幸，差不多降临到他一个人身上。他一生下来，脸上便有一块红色的胎记，随年岁的增长，这红胎记便一年年扩散，以至半个脸都是红的，并增生一些瘤，更不幸的是有一次报社机关蓝球赛，他被撞倒在地，球衫上报社的圆徽章戳瞎了他的左眼，从此，他便觉得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更羞于见女人，这副模样上哪去找对象！
比这些更不幸的是，他在政治上蒙受的厄运。大哥是徽州农校毕业的，学的是园艺，旧社会毕业即失业，经亲戚介绍，1948年，18岁的他着一身灰布长衫从皖南来杭州，进《东南日报》社当了一名排字学徒，刚满师杭州就解放了，《东南日报》改成《浙江日报》。
他己是一名熟练的排字工人，成为报社第一批入团的青年，他工作热情热爱文艺，是工会的骨干，这时他已担任报社印刷厂的统计员，很快就要入党了。但不久大祸临头，在肃反运动中，报社电台挖出一个平时对现实有不满情绪的译电员，定为现行反革命，大哥和他曾是好朋友，过从甚密，散布过一些言论，其实，当时他们只是一些不到20岁在政治上极不成熟，稚嫩的小青年。这样他们被打成纠合性的“反革命”小集团。
此事还牵涉到当时正在朝鲜前线的二哥。
1949年，他刚15岁，失学在家，常与大哥他们在一起玩，也发过一些“牢骚”。
当时抗美援朝刚结束，荣立过几次战功的二哥己是营军械员，即将被保送到刚成立的装甲兵学院学习，他被强令“自迁”，离开部队回国。连一个转业军人的名份都没有。
在二哥回到杭州不久的一个晚上，他和大哥同时被捕了。当时我和妹妹都睡着了，根本不知道发生的事情，一早醒来，只见妈妈眼睛哭肿了。我们的生活失去依靠，母亲变卖了家具，带我和妹妹离开杭州，回到她的娘家安徽芜湖，一年后，两个哥哥有了消息，二哥因为有战功被免于刑事处分，后来被安排到省林业厅林产调查队工作。大哥被处以劳动教养两年。当时劳教还能领到工资，他按月给我们寄20元钱，当他劳教期满时，上面来了文件：劳教人员一律留场就业，一分钱工资也没有了。
大哥那些年一直在东海边一个盐场劳教，在饥饿、疾病、重体力劳动的折磨中，他顽强地活下来，1962年元旦，盐场放电影，散场后，劳教人员的宿舍着火，大哥顶着一床被子从大火中逃生，在我和妈妈一次次写信给劳教总团，恳求，1963年大哥终于回到芜湖家中。由于没有生活来源，走投无路的大哥，只得以一个城市居民的身份下乡务农，以响应“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
他去的是我们的老家——离芜湖40华里的繁昌县中沟乡章墩生产队，家乡的父老收留了他，开始那两年他住在村口的茶棚里，冬天四处透风，夏天也没蚊帐，8年的盐场生活使他有了惊人的对环境适应能力。他很快就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从衣着到讲话，他学会了包括犁田在内的各种农活。
大哥为人老实、忠厚，干活从不叫苦，言语又少，乡亲们呵护他，在这里他获得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尊严，他的脸上又有了笑容。他在生活能糊口后，还不时接济家里。
当时我们家一贫如洗，我和妹妹在上学，靠母亲糊些火柴盒养活我们，每糊1万个火柴盒才6块钱，大哥每逢农闲和雨天便赶回城里帮母亲糊火柴盒，起早摸黑从无怨言。
让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的，1965年春节，大年三十，左邻右舍燃放鞭炮吃年饭了，我们家冷锅冷灶，连年饭米都没有，母亲让我和妹妹去江边的杨毛埂去接从乡下来的大哥，我和妹妹站在寒风刺骨的江边差不多三个钟头。
天快黑了，只见到半个红脸的大哥挑着一副担子，逆着寒风气喘吁吁赶回来，我们兴奋地接过他的担子，他带回20斤米，几块豆腐，两尾筷子长的鱼，这一顿年饭吃得很沉重，母亲掩面长泣，我们兄妹3人沉默不语，从此我懂得珍惜——它是贫穷的姊妹。
1968年夏天，为躲避城里武斗的枪林弹雨，母亲让我去乡下大哥那儿“避难”，我在大哥的低檐的茅屋里住了两个月，我随他在烈日下锄草、割禾，收工后在月下看守瓜田，去水塘网虾，使我感受到农耕劳作的艰辛和乡野田园生活的宁静，淡远，在他的茅屋的角落，一个木箱改成的“书柜”里，我发现外貌丑陋的大哥丰富的内心世界：这些年他一直在坚持理论学习，他写了整整几本读《毛选》、艾思奇《大众哲学》，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笔记，我翻看了他的日记，一页页、一行行琐细的日常生活记录，充满了对母亲的关切，对她胃病病情的焦虑，对我和妹妹学业及成长的关怀，特别是对我前程的期待……，
在漫长贫穷孤寂的日子里，大哥唯一的爱好便是音乐，那只陈旧的口琴成了亲密的伴侣，在乡居的日子里，傍晚我们在村口小河边散步，大哥为我吹奏了一曲曲他烂熟于心的俄罗斯民歌《小路》、《三套车》、《红霉花儿开》、《喀秋莎》，还有斯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风流寡妇》，这些旋律与乡村氛围格格不入，但它们勾起大哥一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的回味。它们倾诉了即便是一个卑微的人，他的心灵自由是不能禁锢的！
1980年，当时全国的地富和右派都已摘帽，右派已改正平反，而大哥头上的帽子仍未有人来摘，我们支持他去杭州上访，家里凑足了来回的路费，他回到阔别24年的杭州城，这个城市的变化太大了，报社早搬家了，50年代的老同事多半不在了，有的死了，有的调离了，还在的几个老职工，见到已经衰老的大哥象是发现出土文物般惊叹：“你还是回来了！”，他寻访当年办案的单位，都推来搡去，一律官腔官调：过去案子并非都办错了，平反还没平到你们这一拨，你回去等着吧……一句话就将可怜的大哥打发出来，但有人告诉他当年和他一个案子受处分，还活着的都在上访，受理重审还是有希望的，大哥抱着这最后一线希望离开杭州，临走前还花钱在西湖边照了一张相。
1981年，大哥终于结束了长达18年的农民生活，他是以身体病残，生活难以自理的名义而被照顾返城的，又回到母亲的身边。这时我已从芜湖调到武汉工作，大哥对母亲最孝顺的，有大哥照顾母亲，我和妹妹都放心了。
街道居委会安排大哥扫大街，一个月工资30元，他很乐意地去干了，起早摸黑将大街小巷扫得干干净净，获得全体居民的一致好评，接连两年被评为区、市级优秀的环卫工人，1982年春节，我接到他一封信，里面夹着一张芜湖市环卫所表彰先进的贺信，这是一张极普通粉红色油印信，我深知它的份量；这是重新获得劳动权力的大哥在重返社会，获得人们承认与尊重的光荣与骄傲。
1983年春天，我又接到大哥来信，他被选为街道织布厂的厂长，他是第一次担此重任。工作很忙……。这一年夏天，我突然接到母亲来信：她悲伤地告诉我，大哥病倒了，医生确诊为胃癌，他呕吐不止，我惊呆了，我工作太忙，孩子刚周岁，又遥隔千里，我一时不能去看他，只能写信去安慰他，并寄去50元。
半个月后，我接到他回信，字迹歪歪扭扭，显然是在疼痛中写的：我知道自己得的是癌，我要和命运继续抗争…我读后哽咽了，眼看就要放暑假了，一放假我就去芜湖看他。
电大的期末考试总安排在7月下旬，学生的考试结束，我正准备去买船票，母亲又来信了，我拆开一看如五雷轰顶：我可怜的大哥已在7月22日去世了，他是在剧烈的疼痛中死去，死时形销骨立，他是在七旬老母慈爱的关照下去世的，死时他那只唯一的眼睛是睁开的，这是对不公道命运的抗议！母亲是在办妥他的后事才写信告诉我的，我顿时泪如泉涌，几乎没有考虑，我就登上一艘正要起航的大轮，赶到芜湖家中，我跪在大哥的遗像前放声恸哭，伤心的哭声惊动了四邻，他们也陪我一起落泪，我为大哥这一辈子不幸的遭遇而愤懑，我痛悔在大哥临终前最需亲情关怀时，我竟不能看他一次、他对我是那么宽厚，而我亏待了他，我的良心将从此不能安宁！
大哥去世后，他在乡下的朋友，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他下乡18年的故土，第二天我冒雨赶往中沟的章墩，在淅沥的雨声中，我长跪在大哥的坟前，鞭炮纸屑与纸钱的灰尘漫天飞扬，似乎在诉说长眠地下大哥的哀怨。由于大哥终身未婚，没有子女，我只能以女儿珊珊名义为他刻了一块碑，以悼念他一直未走出炼狱的灵魂。
1985年，浙江方面给母亲发来一封公函，说明1956年对大哥的处分是错误的，现经查实，给予改正。这是一封迟到的改正书，对于死者或者生者都已毫无意义。
刘晓航，安徽省芜湖人。1947年8月出生于杭州，1965年毕业于安徽芜湖三中，“文革”期间先后在安微定远十八岗农垦学校及南陵弋江公社插队，二次上山下乡，长达十年，1975年招工返城，1977年参加“文革”后恢复的高考，1980年毕业于安徽师大中文系，曾任武汉广电大学二轻局分校副校长，湖北审计干部学校教务主任高级审计师，武汉科大中南分校系主任，民盟省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自1994年以来致力于中国知青文化事业，他的成名作《我们要回家》，曾先后参与策划武汉知青回忆录《我们曾经年轻》、主编《沧桑人生》（中国特殊群体写真）和《我们曾经歌唱》。是全国大型知青文化丛书《知青人生感悟录》（远方出版社）和《中国知青岁月》（广东旅游出版社）的编委，发表知青题材的小说、散文、文学评论达百篇。
文章选自刘晓航著《风吹来，满天都是白色的伞》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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