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荒回忆录 · 泪花记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伏尔基河 Author 关文杰
第一次认识王宪英很有意思。
我们六九届北京知青刚到北大荒，就赶上“小镰刀战胜机械化”的会战。那是一场几乎丧失理智的战斗，那把人给累得，死的心都有，真是一言难尽。具体累成啥样别的章节有记载，这里不再赘述。
几个月后好不容易休息一天，我赶快到井沿想洗洗我那黑得不行了的床单。说实在的，此前我还真没洗过床单这样的大家伙，在家靠父母，自己倒是洗过袜子手绢啥的。如今没得靠了，只能自己动手。
我拉开架势，倒了半袋洗衣粉，连搓带揉的，那床单总算见到点本色，但是这泡沫是怎么也投不干净了。我在井边摇上一桶水涮一遍还有沫，摇上一桶水涮一遍还有沫，累得一头的汗。
要知道我们八连是在小兴安岭脚下，水质是不错，全赖那井够深，足足有三十几米。井绳在水桶粗的辘轳上排了二三十圈呢，摇上一桶水很费劲，男的还好点，女孩一个人都摇不动。
就在我几乎是气急败坏的时候，班长来了。她笑眯眯地说“你折腾什么呢，就一床单你洗了多长时间了？”她这么一说，我很是不好意思。说着班长顺手递给我一块肥皂“打一遍肥皂，马上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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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班长从井沿过来过去几回，看我一直在那儿忙乎，实在看不下去了，才过来帮忙的。班长的主意不错，没几下，床单晾上了。
当时我甚至还不知道她是谁，叫啥。
草地里的野花开得正旺，有名的无名的花，撒在绿毯子一样的草甸子上。灯笼花大红的叶片围成灯笼状，上边还长着细细的绒毛，很有点天鹅绒般的质感；还有一种花，像一个大水泡，透过薄薄的叶片，若隐若现的能看到里边的花蕊。这么美丽的花朵，当地人却赋予她“牛卵子花”这样一个俗不可耐的名字。
我喜欢百合，漫山遍野的，黄的、白的、紫的、红的香气扑鼻，还有带小点点的，煞是好看。以后才知道北京的百合能卖到好几块钱一枝，节假日甚至十块钱一枝。谁要是投资在这里办个鲜切花基地，只要包装费和运费，花在地里采就是了，保你赚得比那河南买彩票得了三个多亿的小伙不差。
尽管知道有“小子爱花，长大怕老婆”之说，好在那时也没老婆，今后的事一时也顾不上，我还是采了一大捧花插在牛车上，让我这老牛破车平添了几分浪漫。
我这是去菜组的路上，时间是1970年的6月份，我来北大荒不到十个月，当上士不到俩月，而且还是我平生头一次赶牛车，那时我十八岁不到。拉车的牛叫“小皂角”（音“小皂甲”）。牛不大脾气不小，没法与别的牛合作拉车，于是便把它给食堂拉菜了，也算个自由主义牛了。
八连的菜组，那是块风水宝地。东边一条山溪缓缓流过，北边是山，山上原来是原始森林。据说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驻屯鹤立的时候，他们部队没干别的，就是督促满蒙开拓团，把这满山的红松运到日本去了。现在满山长的是天然次生林，还是针阔叶混交林，远远看去很是美丽，但都不成材了。
我曾经和作兄、六弟什么的说过，到咱们三十多岁的时候，那得老成啥样啊，估计活得也没什么意思了，我们就埋这吧，这里多美呀。当然，现在大家居然都活过三十岁了。
下午出发的时候，马号的哈尔滨知青小耳朵帮我把“小皂甲”套上，和我说“它路熟，你在车上睡觉它也能把你拉到菜组。”
东北有套磕，说人生有四大舒服“穿大鞋放响屁，坐老牛车到老丈母娘家去。”今天这就让我赶上“一大舒服”——坐老牛车了。
多说几句，我后来回连经过哈尔滨时还见到小耳朵了。十几年没见，再见面大家仿佛又回到了连队大宿舍的大炕上似的，亲热得不得了。
几顿大酒喝下来，才知道小耳朵早下岗了。国企改革的大潮首先冲击到的就是这些没技能、没靠山、年纪大的回城知青身上了。好在这哥们有北大荒人吃苦耐劳的精神，一跺脚，愣是自己在家做饭，跑到火车站什么的地方卖起了盒饭。在城管工商黑社会的围追堵截下，竟然还能活下来，其间甘苦可谓一言难尽。
那天饭后告别，我打车去车站。谁知，就在我坐上出租准备出发时，小耳朵从车窗里扔进了十元钱，我连推辞的时间都没有，眼泪瞬时流了下来。
啥叫朋友，你发达时天天请你吃饭，那也未必就是朋友。
还说那天去菜地，去时顺利。当我拉上一车刚出土的羊角葱、小韭菜往回走时，无端的“小皂甲”牛脾气上来了，不但不上路，还自顾地向草甸子深处走去，任我怎么叫它就是置若罔闻。
我拽着它的牛鼻子往回走几步，它就使劲一甩脑袋向草甸子走去，平时看上去很温顺的小牛，这脾气咋这么大呢？车上的葱、韭菜洒了一地。气得我大叫，抡起鞭子使劲抽，越抽它越犟。那鞭子也不听使唤，好几次抽到我自己。
和小皂甲僵持着，太阳已经把我的身影拉得长长的了，面对这牛脾气我还真是一筹莫展。
正在万般无奈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叫我，走近了才看出是班长。她是看我还没回去，估计是有啥情况了，赶来救援的。虽是小伙子，说起来我还是她的领导，可我还是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她就是炊事班长王宪英，上海知青。是那种已经在上海分配工作了的中专生，为了响应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又被发配来的，比我们大六七岁吧。
开始我对她印象一般。那时候年轻，对不说普通话的人天然有点抵触。再说了王班长祖籍山东，少了上海人的纤细，走路还有点扭扭的。和我心目中的、电影里出现的那种长点胡子、拿个烟袋、动不动就讲个战斗故事、变戏法似的就能搞出一堆好吃的炊事班长相去甚远。
这件事让我改变了对班长的认识，感觉她真是一个老大姐，嘴上不说，但什么事都装在心里，关键时候上得去。
一天，就要开饭了，炒菜的油都倒上了，回风灶的炉箅子忽然掉了，燃烧正旺的煤火一下失去了约束，轰然串了出来。
回风灶不知道是不是十六团的发明，反正用过的人都知道，这种回风灶省煤但是难伺候，炉膛深且窄，风能把炉火吹得像喷灯似的，相当炽热，不是烧坏大锅就是烧断炉箅子。
那天，一团高温烟灰从灶间窜了出来，搞得人措手不及，把我吓坏了。特别是马上就要开饭了，怎么办？我惊魂甫定，抬腿就要去找瓦工。班长说来不及了，伸手掀起大锅——那可是口100印的大锅呀，勾出掉下去的炉箅子，和了点泥，三下五除二，炉子能用了。
佩服呀，一个大上海姑娘，有这身手。
还有一次，我去买盐，整包的盐有240多斤重。卸车的时候谁也不愿意扛，还得我自己来。四个人给我“伐肩”，就是扛麻袋时别人帮你抬上肩。扛一百五十斤麻袋时一般俩人伐肩，一百八时得三人，盐得四个人给你伐肩。
盐包压在身上，我哈着腰，一步一晃。五十几米的距离，走了半天，自己感觉我就是天津三条石码头上那个扛大个的苦力。
现在电影电视剧里，扛麻袋的人估计就没扛过麻袋。那些稀松二五眼的麻包，一看装的不是草就泡沫。装满粮食的麻袋，除了麻袋口，别的地方你不可能用手抓住，口袋撑得硬得很。装盐的就更别提了，就跟扛块大石头差不多。
一步一晃，一喘一哼，我咬牙走着。班长跟在我后边，扶又不敢扶，怕我失去平衡，不扶吧，又怕我给压死了。就这样我走一步，她跟一步“小心门槛”、“注意台阶”不停地嘱咐着。
进了库房，扔下麻袋，班长立刻过来帮我直起腰，上下打量看压坏了没有，眼中充满怜惜之情。
其实班长给我，或者是我们（包括我那几个哥们）帮助最大的莫过于做棉衣，缝棉被了，这些活对我们这些半大小子来说那是死结。
原来怕做被子，我们大宿舍里有只盖棉絮的，有把被里做成口袋的，还有的干脆不洗的，虱子成片。实在没办法了，就把被头往炉子里一扔，那虱子烧得像放小鞭似的噼噼叭叭乱响，整个一场火葬。
现在好了，每到换季的时候，我们哥几个的棉衣、棉被都让班长给包了，没几天就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地抱回来了。
我们这帮知青，在家时估计就没几个会做饭的。一下当了炊事员，全连二三百号人的伙食，可不是闹着玩的。为了帮助大家熟悉业务，王宪英充分发挥了老同志传帮带的作用，认真教大家手艺。
她和老作组成一帮一一对红，从烧火，切菜、和面、蒸馒头、炒菜样样都是她耐心地教。记得有一次老作夜班蒸馍，把碱放多了，结果蒸出来的馒头都成了黄的。
司务长是哈尔滨知青河河，平时就比较严厉，谁见谁怕。那天更是大发脾气，吓得老作不敢吱声。王宪英主动代他受过，说是她把碱放多了，结果挨了一顿臭骂。
当时我就觉得她像一个大姐姐，时时都在关心我们这些弟弟妹妹。
王班长对我们好那可是实实在在的，要是看见谁的衣服脏了总不换洗，她就会催着换下来拿去洗，过几天干干净净放在了我们的铺上。
有一次，老作去参加团里的学毛选积极分子大会，走时他把换下来的脏衣服藏了起来，因为有内衣内裤，不好意思让班长洗。可回来一看，衣服还是给洗了，真的让他好感动。
谁有病的时候，班长也是跑前跑后问寒问暖，我们千里迢迢来到东北，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有这样一位老大姐关心我们，能不心存感激吗？
那个时代，上学时就有男女界限，互相不说话。但是我们与班长说话就没有这种界限，谁有点啥开心不开心的事，都会找她说几句，纾解愁怀。与她的接触，让我们感到了被大姐关心的温暖。
班长后来和修理厂的一个本地青年结了婚，我们几个小老弟还专门凑钱给班长买了点礼物。记得是四把电镀腿圆形的可以折叠的椅子，椅子面是红皮革的，非常好看也很喜兴。
当时这种椅子还很少见，是专门从北京买回来的。
当我们得知班长结婚从上海回来之后，就派老作当代表去送椅子。老作趁机在班长家大吃大喝了一顿，当时喝的是班长从上海带回来的泸州特曲。原来老喝连里自己烧的酒，非常难喝，从来没有喝过这么香的酒，喝完之后打嗝都是香的，为此老作回来好好地吹嘘了一阵。
我们刚下乡的时候，都说是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既是接受再教育，那就虚心学呗。没多久，我别的没学会多少，脏话却是张嘴就来了，好像说话不带个“TMD”“RNM”什么的就不会说话似的，以为这是男子汉的标配。
就在我自以为是，大过嘴瘾的时候，班长叫住了我“上士啊，你这样说话好听吗，在爸妈面前你也这样说话吗？”
我脸红了，仿佛忽然知道了自己的丑陋。从此，我好像忽然有了点文化，起码不说脏话了。
班长后来到团部山乡食堂当班长了，我只要一到团部就会去山乡食堂找班长吃饭，跟走亲戚似的，很是亲切。我每次到山乡食堂都会吃那里的一毛五的工作餐，有肉有菜，有时还能吃到几块鸡呢，感觉很是惬意。
后来才知道那是班长专门给做的，费用也是她补贴的，白吃了不少我还以为团部的饭就是那么便宜呢。
时光荏苒，回城后大家都在忙，忙成家，忙考学，忙工作，大家疏于联系。但是我老是会在梦中见到班长向我走来，笑眯眯的好像要和我说话，醒来怅然若失。
1987年，阔别北大荒12年，借着出差的机会，我回到了十六团，终于看见班长了。
她没怎么变，还是那样的满面春风，还是那样笑眯眯的，还是那样的快人快语。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俩个小姑娘也很漂亮。
我们唠了很久，八连的老话题，陈芝麻烂谷子，开心事糗事窝囊事，都让我们给翻出来了。我和班长说，一定要让俩孩子好好学习，能考上北京的学校，所有费用我出了。
以后我又回去看班长，她的日子也是越过越好，家里还办起了小型养鸡场。一看到我去，班长就要杀鸡，一下还要杀好几只。她还以为是我吃不饱偷鸡的时候呢。
一大早，她炖好一锅鸡，跑到招待所叫我去吃。我的眼泪在眼眶里转着，从认识班长她就对我这么好，她的真诚很是让人感动。
1999年，我们下乡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又回到了十六团。真是不巧，班长回上海了，没看到她。
2001年，我们连纠集了各地青年小四十人，重返北大荒。就我个人来说，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想再看到班长，结果她又没在。
望着紧锁着的院门，我们很是惆怅，觉得有点兴味索然。从她家回来时天已经晚了，向阳路上没什么人。不知道怎么了，我和老作竟然是一路唱着“娘的眼泪似水流，点点洒在儿地心头……”（《洪湖赤卫队》插曲）这样哀婉的歌子回来的，大家的情绪甚至说不上好还是不好，深秋清冷的风吹得我们有点冷，凉彻身心。
此后，我和班长通过电话。电话里她在埋怨我，为什么不事先通知她我们要回去的消息的，错过了这样一个与大家见面的机会，太遗憾了。觉得班长还是那样直来直去的，很是爽快。心想下回再回八连的时候，一定先约好。
谁知天不如人愿，不久，我忽然接到班长先生的电话，告知班长猝然仙逝。
听后真的不敢相信，班长才五十多点呀。那么一个乐观的人，那么一个善良的人，那么一个与世无争的人，那么一个让我们尊敬的人，怎么就这样走了呢？我还没来得及报答你呢；我还没来得及再好好唠唠；我还想再吃一顿你炖的鸡呢；我们还想接你到北京来玩玩呢……
2009年6月，为纪念赴北大荒四十周年，我又回到新华。走在老家属区的路上，我竟没勇气到班长家旧屋门前打量一眼。
老作说，班长是他认识的最好的女性，我同意他的判断。班长不但对我们好，在我眼里她对谁都好。
也许受到班长的影响，我也是自觉不自觉地善待别人，急人所急，哪怕是路人。热爱生活，热爱人们，热爱世界。
班长很平凡，在大上海，在北大荒，记得她的人也许不是很多，她就是一个炊事员。但是在我和我的朋友们眼里她很伟大，她以自己博爱的胸怀，关心着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傻小子，言传身教影响着我们的成长。她的精神、她的善良、她的勤劳、她的坦率，都潜移默化地教育着我们。
转瞬间，班长已经告别我们快五年（到2021年已经是十六年了）了。算起来，我们相识也有小四十年的光景了。可直到现在，一想起北大荒，我就会想起班长，一看到棉被子什么的我也会想起班长。
呜呼哀哉，悲从中来。
班长于我，且亲且爱。
冻土长夜，寂寥沉哀。
人本善良，逝者无奈。
笑声朗朗，音容不再。
梦返新华，心何以开。
往事历历，洒涕遥拜。
草成小文，谨抒伤怀。
泪花成雨，也难遣排。
班长好走，呜呼哀哉。
来源：伏尔基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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