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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往事】在北大荒的日子里

北大荒的艰苦年代

【知青杂碎】在北大荒的日子里作者:安大峰目 录
  • 踏上北大荒

  • 坐着爬犁进深山

  • 艰难苦熬的日子

  • 老黑背深山筑路

  • 密山火车站扛大包上大跳

  • 当过一回掘墓人

  • 一盒火柴引发的血案

踏上北大荒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一日,告别了亲人和同学,漫搵英雄泪,相离黄浦江。我们告别上海,坐了整整三天三宿火车,经过南京,经过德州,经过天津,经过哈尔滨,这些车站都有老百姓敲锣打鼓、载歌载舞、举着欢送知青上山下乡横幅标语的欢迎队伍,不免心头一热。火车继续开行,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四日早上,火车把我们直接送到了黑龙江密山车站。上海直达北大荒的知青专列,把我们这群书生连同大包小包狼籍地卸下站后,又开走了。


密山明显是个小站,几乎栅栏也没有,却有一排高大的白桦树把车站隔在一边。车站南面远远的有座模糊的山影,老乡说是蜂蜜山。四周多么开阔,伸展开坐麻木了的手脚,我们这回明白,这不是红卫兵大串联,我们已是站在蓝天白云下北大荒广袤的土地上了。

我们便搭上了汽车开往农场。这儿的路是好极了,很宽,路多回转,一百八十度的拐弯都有。也有翻山顶的路,先来的同学叫它通天路。早上雾又浓,那路正有些象通往天堂——但丁去玩儿过的地方,或是通往中国人讲的南天门。汽车在通天路上爬行,回头望去,S形的云路已在我们的脚下,安静地躺在山包间的盆地里。汽车过处,升腾起一串串尘雾。


汽车翻过了五个山包包,当地人称为五道岗;还路经一湖水库,说是青年水库,真的蛮漂亮,晶亮亮的,舒适地平躺在青翠的山凹里,显得挺怡静。自然、开阔的三江平原本来就很安谧,望东边看,老乡说就是苏联地界,这边境的味道也就更浓了。


沿途,当地人给我们介绍了“榛子”,一种生在矮矮的乔木上的坚果,尝一个,真是挺“香”的(当地人发“香”字的音是用舌尖顶着天花板而发,很嗲)。至今一看见榛子,就想到这个“香”字。


汽车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了我们的新家——黑龙江建设兵团四师41团(855农场)水路队。我们在连队领导和老职工的欢迎掌声中,跳下卡车,举目张望这个我们要劳动和生活的宽阔山岗上的连队。在农场职工的家属们孩子们好奇的眼光注目下,我们分排分班,各就各位。一个泥墙草顶的连队礼堂便是我们的集体男宿舍和集体女宿舍。树干扎成排,铺上散发着清香的稻草,就是我们的床。一切不觉得简陋,倒是新鲜。

坐着爬犁进深山

老黑背是深山老林,在我们855农场(兵团41团)的东北边,是完达山脉延伸到三江平原边上的一部分,长着许多参天大树,远远看去,象一个大黑熊的背,以此得名。进老黑背只能靠斯大林100号履带式拖拉机拽着爬犁走。爬犁要用一人抱不过来的大树干制作,由我们连队的王木匠来做。王木匠是个快乐的山东人,他的口头禅是每说一句话都要有个前缀:“话的勒的时候”,还打着嘟噜说,最逗人乐了。王木匠化了一个多月时间,用大锯子,大锛子,以及许多铁钯子,把大爬犁做成了,我们出发进山的日子也就到了。斯大林100号拖拉机拽着爬犁到达目的地后,巨大的爬犁也就磨成只有几寸厚的木片片了。

北大荒早晚的温差真大。初秋的早上披着棉衣都不会嫌热。凌晨,我们一帮知青坐上爬犁开拔进山。爬犁在东西两座山的山坳里朝着东北方向缓缓地向上爬行。太阳出来了,阳光把东面的山影投射到西面的山上,只让它半个山脊显露在曙光中,那么翠绿,那么郁郁葱葱。向后望去,在西南面最远处是起伏的山岭,它下面飘浮着白乳似的一条云雾,云雾下面是一川平地。斯大林100号停了一会儿,似乎让我们这些闯入者好好看看。这块分布着草甸和庄稼地的土地,它安逸地沐浴在明亮的阳光里,只有偶尔飞过晨鸟的叫声,才打破这静穆的气氛。


头一回见到这么好看的太阳!它象一只水晶球。爬犁继续在背阳坡上前进,抬头望着,透过晨露晶莹的树枝,在那深绿色的山脊顶上,水晶球般的朝阳正发出水盈盈的光辉,毫不刺眼。北大荒美丽的曙光令人赞叹,令人全神贯注,令人心中充满了惊奇和喜悦。


山坳里全是一人半人高的茅草,也有一丛丛灌木,还有榛子树、小橡树、小桦树。两边的山坡上则尽是参天大树。爬犁走的道是拖拉机从茅草中压出来的。茅草下积着水,泥土松软陷脚,拖拉机拽着爬犁,履带翻卷起黑土,竟有一尺来深。那土墨黑,肥得发腥。拖拉机在这泥泞的草和水中前进,一路上压倒了多少棵挡道的树,毫不在乎。看它这付不紧不慢的样子,就想起鲁迅先生“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苟有阻碍前途者,统统踏倒”的话。


快到中午时分,经过一大片苞米地和大豆地,拖拉机停下来加水,大家趁势休息,赶紧掰下一堆嫩苞米,拔来一堆豆萁,点起火烧烤。一会儿苞米、大豆便透出诱人的香味,性急的顾不得还没熟,从火堆里抓出来就啃。野地里烧烤苞米、大豆,清香并带着丝丝甜味,让你一辈子也忘不了它的情趣。


傍晚时分,才到了山上目的地。赶紧安营扎寨,分头卸行李,砍树割草,清理营地,寻找水源,埋锅造饭。我们锯倒了足有一尺半粗的大树,挖坑埋柱,搭起了蓬铺。炊事员快速熬了一大锅稀粥,那热气在夕阳的余辉下翻腾,嗅到香味儿赶来的大群蚊子、小咬,成团成团地掉落到粥里,一锅烩了。坐了一天爬犁,饿了啃点干粮苞米,渴了喝点沿途的山泉,大伙又饿又乏,全然顾不上这些了,盛上粥就喝。这一晚,睡也只好将就,在临时支起的帐篷里拉块布,男女各一半,和衣倒头就着了。

艰难苦熬的日子

知青上山下乡,从城市进入农村,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全部的生活方式顿时发生巨大变化,生活条件一下子变成“艰苦”,而且从一个不事劳动、还可能连家务事都不做的读书人,一下子变成天天修理地球,与天斗,与地斗,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农人,尤其遇到自然灾害、恶劣气候时,往往陷入困境,感受到巨大的心理和生理的煎熬。可以说每个知青都会经历一段艰难岁月,以致终身难忘。

1水中捞麦子个个累成熊样

1969年秋天黑龙江三江平原阴雨绵绵,每天下午几乎总要下雨,麦田已成了烂泥塘,大酱缸,已经成熟的麦子成片倒伏在泥水中。收割机不能发挥作用,勉强开进去作业的康拜因经常误在泥水了,就要用二、三台,甚至四台拖拉机去牵引出来,这时一大片麦田就被搅得一塌糊涂,都毁了。因此大部分麦田都需要人工收割。兵团的首长都是军人,喜欢大兵团作战。四师的首长就决定搞大会战解决麦收问题。各团调人用汽车运来,人海战术,集中几千人一块地一块地收割,干一天,再用汽车运回原单位,第二天再来。

北大荒的麦田大得望不到边,几千人大会战往往干好几天才收割完。我参加了855农场五队的水中捞麦子。汽车把我们送到地头,大家下到泥水里的麦田开割,把割下的麦子捆成麦个,背到一个地势高的地方码垛,一直割到中午汽车送饭来了,才休工吃饭。满地泥水,没法儿休息,吃完饭就接着干,中间连偷懒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没地方可坐下。等于是罚你在水中弯腰站着干一天活。有的女生实在坚持不住了,不管不顾,一屁股坐到泥水里,喘口气,再站起身来割。有的就可能因此落下病。我们一直干到天黑收工回家,到宿舍后太疲倦了,脚也挪不开了,手也举不动了,不管浑身泥浆,倒在铺上就着了。醒了赶紧换掉脏衣服,脱下“水袜子”。水中捞麦子,不能穿雨鞋,否则雨鞋陷在泥水里拔都拔不出来,累死你。大家都穿“水袜子”,就是一种鞋帮子上带一圈布的解放牌胶鞋,鞋子湿了,但泥浆进不去鞋里。把水袜子刷一下晾干,赶紧到食堂去吃点饭,接着睡。第二天还得早起,抓紧时间磨镰刀。如果镰刀不快了,割麦子就更累,老职工再三告诫:磨刀不误砍柴工。有干鞋的,赶紧换上一双干鞋,没有的,就只好接着穿上昨天弄湿的鞋干活,难受不难受就顾不上了。

我们坐上卡车再赶到十几里地外的麦地。老站在水里割麦子,坐不得,躺不得,太累了,逼着我们找到窍门,钻到傍边麦垛里歇一会儿,不管它多湿,多脏,虫子多多。中午吃完饭,赶紧找个麦垛抠个洞钻进去再躺一会儿。我参加的捞麦子大会战化了四天总算干完。这是最艰难的一次麦收了,那时男男女女个个累成个熊样,现在都想不起来当时是怎么撑过来的。

2雪地掰苞米鞋子冻成冰靴子

北大荒10月就下雪,一下雪天气就骤然寒冷。漫山遍野的苞米熟了,叶子掉了,有时,还没有来得及收完苞米,大雪覆盖了无边无际的苞米地。那时还没有机器收苞米,都是人工收。我们工程连队就支援到农业连队去收苞米。几十个、上百个知青和老职工们排着横队进入白雪覆盖的苞米地,掰下苞米,顺着地垄集中堆成一堆一堆的,由后面的拖拉机挂着拖车装车运走。我们这么多人有时候一上午也掰不完一块地的苞米。中午汽车把午饭运到地头,吃完午饭接着往前掰。到太阳下山收工,我们已顺着苞米地起码走出十几里地远了。这十几里地就靠两条腿挪着走回驻地。

一天活干下来,浑身衣服让汗反复湿透了,脚上穿的棉乌拉鞋,里边袜子也湿了。这时气温零下十几度,寒气上来,很快把棉衣连内衣冻成了乌龟壳,嘣嘣硬,冻得直打哆嗦;鞋子也冻硬了,成了冰靴子,脚趾渐渐失去了知觉。大家踩着厚厚的积雪,迎着寒风往回赶,棉帽子檐下面都会结成白霜,眉毛结了白霜,不分男女,个个都变成了白胡子老人了。每天收工往回走,就像是林冲雪夜上梁山,真是又冷又累,越走天越黑,越走越艰难。好不容易走到了驻地宿舍,还不能马上休息,第一件事是拿个脸盆到室外装一大盆雪,首先把已经冻僵的双脚拿雪擦得发红,以防冻伤。有的连队没有强调这个道理,有的知青脚冻僵了,拿来一盆热水就洗,结果脚趾肌肉坏死,造成残疾。

3寒夜进山冻到尿不出

冬天农闲,农场连队要为明年盖房子备一些料。那时连队盖房子没有天花板,而是用山上的细树条密密地排在房梁上,然后用石灰糊上抹平,就算是天花板了。这种细树条就叫房棚条子,一个冬天我们要上山去砍好多,装车拉回来。进山砍房棚条子,必须是半夜上山,说是半夜气温最低,小树条冻得蹦蹦硬,一斧子下去,一根树条就砍下来,干脆利落,效率高。但我至今还怀疑这个说辞,严冬之下树条在白天也应该是脆的,不明白为什么连队让我们半夜进山砍树条。 

我们经常睡到半夜被叫起来,穿的严严实实的,再扎上围巾,捂住鼻子,带上长柄斧子跟着胶皮轱辘的拖拉机“油突”上山。砍够树条,装满一车,跟车下山。“油突”驾驶室只容得下司机一人,至多再挤进去一人。我们几个就爬上车厢趴在堆得高高的树条上紧紧抓住绳索,拖拉机拉着拖车,在漆黑的崎岖的山道上转着圈儿摇摇晃晃地颠簸下山。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事,但我们别无选择,这时汗水湿透的衣服都已冻成冰壳子,手脚也冻僵了,我们感觉都已经很迟钝,顾不上去想山路上的危险了。好在我们几次半夜进山砍房棚条子都没有出事故。但最艰苦难熬的是我们暴露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寒夜里随车颠簸,等拖拉机一口气赶回连队,我们已经冻得差不多了,卸车也卸不了了,得等天亮再找人卸了,因为我们这时连尿都尿不出来了,我们几个人的尿尿处都给冻僵了。

老黑背深山筑路

我们工程二连(水路队)的主要活儿是筑路。但在深山老林的老黑背里筑路可不一般。黑龙江的林子里蚊子小咬实在太多了,我们必须全副武装,头上戴着自制的防蚊帽,就是在军帽上缝一条毛巾和一块纱布,遮盖住脖子和脸,戴上长手套,袖子塞进手套里,脚穿长筒靴,裤子塞进袜子里,以防蚊子小咬。我们筑路真是“披荆斩棘”。大树用拖拉机拔起,中树埋上一束雷管炸倒,小树用长柄斧砍断,灌木用镰刀割下。用雷管炸树最有趣了(现在想来这可是对大自然的粗暴破坏呀)。在一些树根部打个洞,插入雷管,同时点燃导火线,几分钟后,这一片树就轰然跳舞似地蹦起来,然后哗哗地倒下。接着拖拉机和推土机连拽带推,清除路面上尖尖的比梅花桩还多的树桩,推平大树被拔被炸后的坑坑洼洼,一条五米来宽的路,就一天一天地向密林纵深展延。

拖拉机拽走倒下的大树后,需要把钢索上的钢钩摘下来,这活儿干不好有危险。钢索有巨大的弹性,摘下钢钩时必须小心它反弹打人。一次我(安大峰)去摘钢钩,钢钩呼地飞起,我头戴的军帽也随之飞出老远,吓我一大跳。捡起帽子一看,破了一大洞。好险,老职工说,没把你脑袋砸破算你命大。真是后怕了好几天。


暮色降临,老黑背很快就淹没在黑暗中。我们大家随手砍了些小桦树、杨树、柞树的枝条,堆在营地旁,燃起了篝火。在周围的黑暗中,只有篝火窜得欢。那冲天的火星,快活地飞舞,映红了人们的脸庞。十多米高的大树衬着黑越越的老黑背山脊,也被篝火映照得发出银灰色。刚刚升起的月亮还没有爬出树梢,透过树枝散发出一团金黄色的光芒。营地四周大树围成一圈暗色的天幕上,星星多极了,夜色是多么美丽。但北大荒九月夜晚的天气,已经显得寒冷。围着篝火,胸口烤得热乎乎的,背脊却感到冰凉。真所谓“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大伙围着篝火,是在开一个阶级斗争的批判大会。批判谁,为什么批判,我们初来乍到并不明白,只是想,白天艰苦地筑路,晚上还不忘斗争,在这样的夜色下。

密山火车站扛大包上大跳

初来乍到北大荒,我们这帮城市学生表现还不错,点子多,干活积极,领导不少表扬。但过了一段,毛病就露了出来,爱提意见,好打抱不平,领导就不待见了。正好秋后大豆下来了,农场往关里运大豆,要求我们连队派人参加。于是连队领导就派我们几个爱“捣蛋”的,即日赶到密山火车站去参加抢运大豆。我们不知道扛大包是什么活,去密山火车站干活,见识见识挺好,提了行李就走。


密山站货运场上堆着小山般的黄灿灿大豆,货车车厢停靠在那里,约两尺宽的跳板“之”字型地从地面攀搭上高高的车厢板。我们刚到那里,就先做下手,往麻袋里装豆子,过秤,一边看着别人扛包。只见两个发包的人,各自抓住过完秤麻袋包的两个角,用力往高里一拎,扛包人乘势低头钻到麻袋下,用右肩扛,就用右手抓紧麻袋角托稳,如果用左肩扛,就用左手抓紧麻袋角托稳,然后上跳板,蹬蹬蹬地往上走到车厢边,抓紧麻袋角一耸肩,大豆就一倾而下,麻袋也不会掉进车厢里。人说这叫扛大包,上大跳,看人挑担不知重,我们以为不过如此。

两天后,我们也得扛大包上跳板,上大跳了。我学着别人一样,等两个发包的人把装满大豆的麻袋“黑哟”一声高高抬起,我乘势低头钻到麻袋下,用右肩一扛,右手抓紧麻袋一角托住,迈步往跳板上走。这一袋大豆有260斤重,我的体重最多只有120斤,从来没有扛过这么重的东西,顿时感到一股巨大重力压住身体,只有咬紧牙挺着往跳板上走,晃晃悠悠走过一块跳板,再迈上一块跳板,走到车厢边上,抓住麻袋一角,把大豆倒进货车厢里。顿时如释重负,走下跳板。我的同学曹振发也扛着一袋大豆走上跳板。他身材比我矮,体重可能也就100斤,他皱着眉头痛苦地往上挪着步,总算扛着麻袋包走到顶,卸下大豆,没有摔下来。我扛第二包时,人没站稳差一点把大豆撒到车厢板外。领头的人看我们不行,就说少扛点。我们几个就扛220斤的麻袋。扛了几包,还是上跳板不稳,晃晃悠悠。于是又减分量,我们几个减为扛160斤的麻袋包。头一天扛麻袋的活终于干下来,感到累极了,从来没有这么累,回到车站旁小旅馆躺下就睡。吃晚饭就抓两个馒头喝碗汤,接着睡。后来我们知道,其他扛大包的都是在车站老干搬运活的,只有我们几个是刚来的知青。他们个个膀大腰圆,有几个个矮的,也是伸出拳头比我们壮多了。他们是拿计件工资,扛得多,就拿的多。我们几个仍是拿32元月工资。听说扛大包是有补贴的,但当时也没有人给我们,我们也没去问。他们很有经验,完工后先热水洗一把,松松劲骨。见着我们的熊样,就大声跟我们嚷嚷:伙计,吃肉喝酒长力气吧,好好跟我们学呢!他们晚饭时打来酒,买包猪头肉、鸡爪子,行令猜拳,又叫又闹,然后躺下呼呼大睡。


第二天,发包的人仍然给我们扛160斤的包,总算坚持了下来,饭量也大增。几天下来,我们几个都腰酸背痛,晚上躺下来时纷纷议论,感到我们这种体魄不行,难以胜任这么重的体力活。住处又这么喧闹,睡也睡不好。但又不能自己提出不干了,要回连队,说不出口啊。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扛大包。晚上浑身酸疼躺在昏暗破旧的小招待所里,我们几个也不会喝酒,听着隔壁行令猜拳,打牌吵闹,淫语秽言,打情骂俏,彷佛自己已变成了高尔基笔下在肮脏的作坊里做苦工的小童工,感到好可怜,不知身处何方。但他们并不是一帮无赖,他们靠自己力气吃饭,他们没有什么文化,远离社会主流,他们不去读什么语录,背什么*三篇,说话大大咧咧,很没有什么禁忌,没有什么舆论一律,真是天高皇帝远,让人觉得痛快!


我们几个又勉勉强强干了十几天,好像任务过半了,大概也嫌我们干活效率低,影响别人,领头的把我们几个叫来,说你们回去吧,让你们连长换几个能扛的来。我们就盼着这个话呢,几个人立马收起行李,从密山找个车回连队了。


这是头一回领教了杀威棒,知道得罪谁也不能得罪领导,领导要教训你是太容易了,而且可以做得了无痕迹。少年不识愁滋味?这回到头啦。也领教了社会的炎凉冷暖、社会的复杂多面性,初次见识了社会最底层的体力劳动者的生活状态,艰难而又自由自在的存在。

当过一回掘墓人

我们兵团855农场水路队(工程二连)活儿是修路架桥,到了冬天,主要是参加水库施工或修缮。北大荒的冬天,早上八点钟天还没亮,下午三点钟太阳就下山,天就黑了。我们几个知青负责放炮,就是爆破手,每天早上得天不亮就从被窝里钻出来,穿上棉袄棉裤棉靴,扣上大棉帽子,裹的严严实实的,再戴上大棉手套,然后扛起钢钎、大锤、炸药、导火线,提上一维特罗(当地人称水桶叫维特罗,居然延续苏联人即老毛子的叫法,很有趣)温乎水,再别忘了带上盒火柴,就往那个名叫金沙水库的工地走。北大荒的冬天经常在零下20多度,金沙水库早就放干了水,库底淤泥已冻得钢钢的。

我们几个就在上面打炮眼,砸一点下去,就灌一点水进去,接着砸,直到打上一眼比擀面杖粗一点、一尺半深的炮眼,然后把连上导火线的管状炸药埋入炮眼里,把导火线点着,躲得远远的,于是轰然一声,能炸出一批冻土块。这样连续放上几炮,炸出的冻土块,就够稍后推着小车来水库上工的知青们搬运一气了。库底淤泥块运到路边堆起来,再由汽车运到农场的庄稼地里,既作来年的肥料,又使水库清了底,可蓄更多的水,一举两得。有时我们炸出来的土块很快运完了,就得再放几炮。这时要让所有人都躲得远远的。一回,我们打完眼、埋好炸药、点燃导火线后赶紧撤出,这时却看到一个人就躲在离炮眼不远的小推车底下,我们使劲叫他跑,他也不跑。这家伙是我们上海知青中最淘气的一个,小个,鼻子尖尖的,眼睛圆溜溜的,外号“鸡”(那时的“鸡”绝没有现在“鸡”的特殊含义)。我们要再冲过去拽他出来也来不及了。说时“轰”的一声,无数冻土块冲天而起,再落下来,砸得小推车的铁板“匡、匡”地响。尘埃落定,只见这只“鸡”从小车底下钻了出来,没事,我们才松了口气。这小子说,他想看看炸药爆炸时是怎么样的。我说,看到了吗?“鸡”说,炸药一响眼睛就闭上啦。我们几个乐得哈哈大笑。幸运的是大土块没有砸到小推车,人没事,否则我们几个放炮的就肯定吃不了兜着走。这事儿当然得密着领导,不让他们知道.好在以后再也没有人干这等傻事了。这个淘气的上海知青现在在深圳,应该都还好吧。


1969年中苏边境较劲,林彪搞一号命令,边境线上的兴凯湖农场里许多劳改犯,其实全是已经刑满释放的人,叫“二劳改”,迁移安置到我们855农场。我们连队也来了好多,有单身的,也有许多还是拉家带口的。他们来这里劳动仍然受到监管。冬天连队需要上山砍树,这些人就跟着拖拉机上山干活。

拖拉机是带轱辘的一种,当地叫“油突”,走起来“突突突”地叫。一天,“油突”在一个陡坡上发生了溜车,一个“二劳改”来不及闪开,被挤到车和树之间。同时被车挤住的还有一个上海女知青,姓沈,外号“腊梅”,国字脸,两个眼睛弯弯的,一个漂亮爱笑的MM。“腊梅”是机务排的,“油突”突然溜车时,她的手臂与那人一起被“油突”后面的拖车挤住,手臂骨折,而那个“二劳改”严重受伤,没等救下山就咽气了。可怜那“二劳改”是个单身,我现在都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北大荒山高水远,又是冰天雪地,也没法通知他的家人。傍晚了,吃过饭宿舍里点着煤油灯,连长跨进门来叫我带上家伙事儿,有活儿干。我跟着连长、副连长即我的同学曹振发以及连里一干人上路,大家闷头也不说话。走到水库东边的小山坡上,连长说,就在这儿炸个坑。我打眼,埋药,点火,炸了个坑。连长说,行了,就埋这里。我这才知道,我当了回掘墓人。一干人回去抬尸体,我回了宿舍,没敢去参加那个下葬。第二天上水库干活的人,远远看到山包上多了个插了块木头墓碑的新坟。

2008年7月,我和我爱人与一大帮上海知青相约回到黑龙江855农场,纪念我们下乡40周年。与老职工们聚会吃饭时说起这件事。有人说,好几年前这个“二劳改”的家人来过,希望找到他的坟地。大概是水库边经常施工取土,坟早已没了,终于没有找到。饭桌上的人静默了一阵,算是对那个逝者的一种默哀吧。


那个“腊梅” ,现在上海。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腊梅”前好几年在上海浦东分期付款买了栋联体别墅,上下三层,总价几十万元,现在至少是翻了五倍不止。“腊梅”现在还抱上了孙子。祝福“腊梅”奶奶。

一盒火柴引发的血案

这个题目是学“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搬来的,其实不是那回事儿,就是想有点黑色幽默罢了。


1969年秋天,我们在黑龙江建设兵团855农场的老黑背山里施工,说是建战备公路。我们放炮炸山开路,用炸药最多的一次记得用了整整26箱炸药,塞进一个掏空的小山洞里,分好几根长长的导火线拉出来引爆。一下子就炸掉小半个山头,然后就在炸剩的半边山上修路。有些连队也进山施工,任务不是修路就是掏山洞,掏山洞据说存放战略物资。各连队进山施工,有纪律规定不能互相打听、交流情况,还挺神秘的象回事儿。因此我们与其他连队放炮的往往见面熟而不知对方姓名。

一天,副连长曹振发(我的同学)从山下给我捎来口信,说同学杨惠民(兵团六师的)来我们四师41团(855农场)了,让我下山会会面。我便请一天假下山。上午吃过早饭,我顺着静静的山路往下走。迎面过来一队知青,一看是机枪连的,进山放炮去,都扛着钢钎、锤子,挽着一圈圈导火线,背着炸药。我便打了个招呼,说今日下山见同学去。他们也知道我是放炮的,一个知青问我,带火柴了吗?他们带的火柴受潮了。我就把随身带的一盒火柴给了他,接着赶路。路边草甸子里我们连的上海知青张友伦正开着100号拖拉机在推土作业。我又跟他扬扬手,大声地打了个招呼。下山的路真长,走到下午太阳快西斜了,还没到团部,只见两辆空载的解放牌卡车飞驰而来,在土路上颠簸得“顶光”直响,风驰电掣一般往山里方向赶。一定有什么急事吧。


到了团部,同学曹振发告诉我,山上放炮的出事了,他担心别是我们这一拨人出事了,还悬了半天的心。出事故的就是我半道上遇见的那些机枪连的爆破手,他们在排哑炮时失手,死两伤两,那两辆卡车是得到报信后去抢救伤员的。我们知青当爆破手,都是跟老职工边学边干,没有专门培训,那时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胆子也大,学一两天就动手干了。放炮最危险的是排哑炮。由于爆破手操作质量、或炸药导火线的质量等因素,都有可能造成哑炮发生。排哑炮必须十分小心。后来我知道,出事的四个知青就包括那个我给他一盒火柴的爆破手。他们在一个作业面同时引爆好几个炸药,有一个没炸响,其中四个人没有等候足够的时间,便一拥而上想去处理哑炮。不幸的是,扒开埋药坑时,炸药突然起爆,其中一个人甚至还惊叫一声:“烘炉”!“烘炉”是指打铁用的熊熊燃烧的火炉,似乎他们在看到死神的同时,也看到了炸药起爆前一刹那艳红的临界状态。

开100号推土机的上海知青张友伦当时正按他们要求撤离到安全地方等候着。出事后他也赶去参与抢救了。后来他告诉我,当时他看到几个人随着一声爆炸飞出去有五、六十米远。


2008年7月,我和我爱人与十几个上海知青相约回到黑龙江855农场,纪念我们下乡40周年。与当年的学生们聚会时说起这件事。一位女生正是其中一位遇难者的妹妹。她说,她也听说出事时遇难者中有人惊叫“烘炉”!她哥哥和一位北京知青因排哑炮时靠得太近,一个人腰带的铜扣被炸掉,整个腹部被掏空;一个人右侧从肩部到大腿被炸烂,当场遇难。另两个是本地知青和北京知青,离稍微远一些,炸成重伤,一个人胸部全是碎石粒子,炸得没一块好皮肤,另一人脸部正面创伤,左眼被炸瞎。死伤非常惨烈。


我有时会想,如果那天我口袋里没带那一盒火柴,可能那天机枪连的伙计们因自己的火柴受潮,不能作业而改干其他活,就可能躲过那个出事的“恶”时辰了。这种假设当然是偏重于偶然性了。事实上,出事故还是有必然性的。说到底,那时候大批知青涌入建设兵团,安全生产问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业务培训、技术规范太缺乏了。当时人们的安全意识确实比较差。我自己曾经就差点出事、咯崩了。1969年冬,我们工程二连在金沙水库的大坝上建一个拱形桥,因冬季施工就用帐篷围起来进行保暖施工。我是爆破手,衣服兜里常揣着雷管盒,是一盒100个装的那种。水库大坝上太冷了,我就进施工帐篷内烤一会火。一次我烤火后正站起来,发现口袋上一块布已烤焦掉了下来,一个盒子露出来了,里边还装着剩下的98个雷管呢!我这才吓了一跳。老职工告诉我,如果再迟一会儿,这98个雷管一爆炸,连人带整个大帐篷都会炸飞,那死人就老了去了。真是万幸!我永远记住易爆品绝对不能靠近火源。因此,不重视安全生产,不重视业务培训、技术规范,更没有日常的监督检查,出事是迟早的事儿,赶上谁那就是谁了,而且实际上当时建设兵团确实出了不少事故。排哑炮这件死伤事故,不过是我亲身经历的罢了。


文章来源华夏知青网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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