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我的北大荒七年知青生活》《我的初恋》
我的知青文学路——北大荒的七年知青生活
梁晓声：我的初恋
董秋娟：我与梁晓声的初恋
梁晓声：我的知青文学路
——北大荒的七年知青生活
我到北大荒的最初几年是在基层连队。连队每隔半月要开一次批判会或颂扬会。当时值得批判的事那么多，值得颂扬的事也那么多。每次我都是批判会或颂扬会上的重点发言者，这并非我很乐于扮演的角色，不过是我无法推卸的义务。
我是第二批到连队的知青，照例要开欢迎会，欢迎会上照例要有新知青代表发言。新知青互相推脱，谁也不肯当发言代表，内中有一个是我的同班同学，他“出卖”了我，说：“让梁晓声做发言代表吧，他在学校里是个秀才！”
我也推脱。
指导员恼火了：“你们都是知识青年，写篇发言稿还那么难？别推了，就是你！”
青年梁晓声（左）
我对写发言稿从来是当成写作文那般认真对待的。整整一下午，字斟句酌，涂抹点串，写成了一篇五千余字的发言稿。
欢迎会开过后，连里的许多人，尤其是老职工和家属们，交口称赞我有“文才”。
第三批知青到连队后，我又代表全连致欢迎词。我的“写作实践”就这样从“革命八股”开始了。
“小梁，昨天张××从麦场偷了一条麻袋，晚上要开他的批判会，你写一篇重点批判稿！”
“小梁，机务排长死了，你写一篇悼词！”
“小梁，咱们连的毛著标兵要到师里去讲演，从今天起你别出工了，帮助写讲演稿！”
“小梁……”
以后，凡此种种“任务”，都落在我身上，有时连长交代给我，有时指导员交代给我。有时连长交代我写这，指导员交代我写那。
再以后，连里的黑板报缺少半板字；宣传队的节目要用连接词串成一台戏；知青伙伴们写检查；老职工们交代历史问题，全找我。
这种种实践，不过是“写字”的实践，与文学不沾边。对我走上文学道路，究竟有无意义，意义何在，连我自己也不能做出结论。但有一点是应该提及的，这种种实践，也可算我个人机遇链条上的一环，因为渐渐使我产生了一种认为自己是个可以“写”的人的自信，而且暗暗开始向往在报刊上发表点什么。
我当了连队的小学教师，对于写颂扬稿和批判稿同样感到厌烦了。写的兴趣由“革命八股”而转向格律诗词。小学教师的闲暇比一般知青多，我常独自漫游在大草甸子或徜徉在小河边，为的是产生“灵感”。回想起来，浪漫得够味。隔河是另一个连队，那连队的小学教师是老高三，也有赋诗填词的“雅兴”。我们志趣相投，成了知交。我几乎每天都过河去找他，谈格道律，相互吹捧。
如果当年没有《兵团战士报》，我今天也许不会走在文学道路上。
同年，我参加了全兵团第二届文学创作培训班。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对开展知识青年的各种文学和文艺活动予以充分重视，公正地说，是当作兵团精神建设的一项事业来抓的。
兵团宣传部将参加这些培训班的男女知识青年从各师各团甚至直接从各连召集到兵团总部所在地佳木斯市（有时也召集到某师或某团），最大限度地提供当时可能提供的一切条件，进行文学和文艺方面的培训。
参加了兵团文学创作培训班，我才真正向文学迈出了第一步，意识到我在连队的种种“写”的实践中所沾染的时代的“八股”文风，对搞文学的人是有害的。
培训班上，爱好文学的知青们，在一起无忌地大谈各自读过的文学著作和各自崇拜的古今中外的作家，颇似沙龙。与他们的接触，使我深感自己原来读书并不多。
多年之后，与兵团的男知青战友相聚在一起合影
大家都很刻苦，很勤奋。每人占据一张桌子，互不干扰。深夜两三点钟，能安然入睡的寥寥无几。招待所管理员心疼大家的身体，吩咐食堂天天为大家做夜宵。
我带到学习班上一篇小说，请大家提意见。都是知青，虽初次相识，却很坦诚，毫不顾及情面，一通七言八语的“轰炸”便“枪毙”了。我从连队带去的骄矜，也“土崩瓦解”。回到连队后，我变得谦虚了。半年内再没有动笔写什么，几乎对自己彻底丧失了信心。
一天，我收到兵团宣传部干事寄来的信。他负责抓全兵团的文学和文艺创作。他在信中写道：“参加过我们兵团文学培训班的人，没权利自暴自弃。下一届培训班，我还要通知你来，到时候你要带来一篇好小说。否则，你连兵团一所为你服务过的服务员们也对不起……”
我又开始动笔。写了撕，撕了写。常常独自一人在小学校里写至深夜。冬天，教室里很冷，写一阵，哈一阵手。
第二年年初，我果然收到参加兵团第三届文学创作培训班的通知。
又到了佳木斯，与崔干事见面后，他第一句话就问：“带来小说了？”
我回答：“带来了。”
他说：“给我。我要首先看你带来的小说。”
我说：“现在不给，我还要改。”
“好！”他笑了。
我在培训班上将自己的小说给大家看，心中忐忑不安，唯恐又挨一顿毫不顾及情面的“轰炸”，遭到被“枪毙”的下场。
知青文学伙伴们是那么无私！每个人接过我的稿子都说：“一定认真看！”有的一接过稿子，当即停止自己的写作看起来。大家都看过后，晚上聚在一起，为我那篇小说“会诊”。
三千余字的小说，竟聚谈了两个多小时，被提出了十几处修改意见。他们都并非信口开河，意见是经过反复思考才提出的。题目是他们最后为我确定的。有人看得仔细到某处标点的运用都提出了修改意见。教学态度认真的老师批改学生的作文，也不过如此。
我按照他们的意见，又修改了两遍，直至培训班结束后，才向崔干事交稿。我在《兵团战士报》上发表的第二篇小说《向导》，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向导》是我在兵团时期的代表作。如同后来《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父亲》、《溃疡》成为我的代表作一样。《向导》之后我又发表了几篇小说和散文，但都不及《向导》。凭《向导》这篇小说，我被承认是兵团的业余文学创作员。
严格地说，我在兵团时期发表的作品，不算文学，它们介于较优秀的中学生作文和最低层次的文学之间。它们依然不过是“写”的实践的产物而非文学实践的产物。但正是通过这些作品，我一步步走向文学之路。
我的创作简历，将一九七九年我大学毕业后发表在《新港》的小说《美丽姑娘》定为自己的处女作，这并不意味着对自己兵团时期发表的作品感到羞耻，只不过我认为它们确是非文学类的东西。《美丽姑娘》平庸，但它好歹跨越了中学生作文的水平，像是一篇平庸的小说了。
这里我要提及一个人——杨防。他原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是《苦菜花》的责编。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与一批“右派分子”一起被“清洗”到了哈尔滨，又进一步被“清洗”到北大荒，举家定居四师。
每次办创作培训班，只要他不病倒，总被请来做我们的义务编审。他身体非常不好，瘦而高，面容憔悴，形销骨立，患有严重的肺气肿和心脏病，才五十多岁的人，看上去仿佛六十多岁的样子。今天活跃在文坛的我和北大荒知青出身的编辑、编剧及作家，提起他都会产生由衷的缅怀之情。我们多少人当年在兵团发表的作品，是经他审阅过，指点过，亲笔修改润色过和热忱推荐过的啊！他为我们倾注过巨大的心血。
记得一次在十九团办班，住团部招待所。有天夜里，我醒了，听到隔壁一阵猛烈的咳嗽声。那声音猛烈得可怕，接着变成一阵残喘。我看手表，三点多了。知道隔壁住的是杨防老师，心中极为不安，匆忙披了衣服到隔壁。我推开门，见室内烟雾浓重，他双膝跪在地上，一手抓着桌沿，一手拿着谁的稿子，喘成一团，快要窒息了，皮包骨的脸，憋得青紫。
我赶紧将他扶起，帮他仰卧床上，从他手中夺下稿子，嗔怪地说：“杨老师，这么晚了你还看稿！咳嗽得这么厉害你还吸烟！”
他一动不动地仰卧着，喘息了半天才能说出话：“我觉得我快活不长了……我不能为你们做什么更有意义的事，也只有为你们看看稿了……我想多看……”
第二天，他病倒了，被送到兵团医院。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我与其他兵团创作员们通信，总要探问杨防老师的情况。
那次大病后，他又参加过一次创作培训班，没坚持到结束，又病倒了，又被送进医院。我上大学的第二年，得知他去世的消息。
杨防，他是我文学上的老师，他也是我们文学上的老师。所有当年兵团的业余文学创作员，都不会忘记他的名字。
李龙云说过一句话：“他是为我们累死的。”
我在一篇小说《北大荒纪实》中，写到一位老编辑，就是以他为人物原型的，而且用的就是他的名字——杨防。
和当年在北大荒一起度过青春岁月的知青战友们合影
一九八二年我们十名北大荒知青重返北大荒“探家”，十人中九人认识他，对他怀有深厚感情。我们曾想到他家中去看看，到他坟上去凭吊，但因行止匆匆，未能如愿。
又要谈到所谓“个人奋斗”，我认为我们北大荒知青中如今当了编辑、编剧、作家的朋友们，可以说人人都是“个人奋斗”过来的。但是，在我们走过来的路途上，的的确确有兵团对我们的扶植和培养起过重要作用，的的确确有像杨防、崔干事这样的人的鼓励和鞭策起过重要作用。如果为了将自己塑造得更像“个人奋斗”者而矢口不谈这一点，那也的的确确是忘恩负义了！
我不能忘记我的母亲给过我一个文学的“世界”。
我不能忘记我的小学语文老师培养了我讲故事的能力，培养了我少年时期的写作兴趣。
我也同样不能忘记杨防老师。
我更不能忘记崔干事。
从十九团回连队不久，我被调到了我们一团宣传股做报道员。我的整个心已完全被文学吸引，主要精力在写小说、散文、诗歌方面。我做报道员的一年内，没写过一篇报道。幸亏团宣传股不止我一个报道员，股长和宣传干事对我很宽容，从未加谴责。
我不习惯在团各级领导们的视线以内活动。尽管我处处注意，他们也还是能从我身上发现许多他们所不能容忍的地方。我的种种努力徒劳无益，索性我行我素。
一年后，我被“精简”了，偌大一个团部，只“精简”了两个知青，我是其中一个。我被“精简”的直接原因，后来成了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的情节。小说中的“我”因母亲生病，连里不批假，擅自回到城市探望母亲，其实是发生在我们团木材加工厂一个鹤岗知青身上的事。小说中副指导员李晓燕替“我”向连长辩护的情节，是源自木材加工厂团组织生活会上，发生在我与木材加工厂连长指导员之间的一场大辩论。我因此而犯了“思想立场错误”，遭到被“精简”的命运。
我耻于回老连队，怀着一种“较量”心理，血气方刚地要求将我分配到木材加工厂。我那时身体就很瘦弱，已经生了肝病。木材加工厂连长问我：“这样的身体，能干什么活？木材加工厂可不养闲人。”
我反问：“什么活最重？”
他说：“抬大木。”
我说：“那我就抬大木。”
于是我成了抬木班的一名“劳力”。
我身体毕竟太瘦弱，而且病着，一天比一天感到支撑不住。
兵团宣传部的崔干事，得知我被从团机关“精简”后，千里迢迢从佳木斯市来到我们团。他一见我就吃惊地问：“你怎么瘦成这样？”他望着我摇头不止。我的身体的确是要被累垮了，觉得在一团绝不会有什么好的命运转机了，便产生了回山东老家插队落户的念头。那一时期我忽然极想有一个小家、有一个妻子，当一个能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农民，了此一生。崔干事听我讲出我的念头，生气地说：“那你就太对不起杨防了！他住院期间还问你最近又写了什么没有？你别忘了你参加过四次兵团创作培训班！”我无言以答。我坚决反对崔干事为我去找我们团的领导交涉什么，可他还是去找了。临行前到我们连去，正见我抬大木。
我从跳板上走下来，他把我拉到一边，严厉地对我说：“听着，你要挺住这一个时期，我将把你调离一团！参加过我们兵团创作培训班的知青，应当有几个成为作家。我负责抓全兵团的文学创作，我对你不只有友情，还有责任。”
我说：“中国好像不会再有作家了吧？”他说：“我指将来！十年后，二十年后！”我苦笑。他又说：“作家是时代的产儿。十年、二十年后，我的话定见分晓！”他说得那么自信，跟我握了一下手就走了。我站在原地，一直望着他走到公路上，虽然感激他对我的关心，却根本不相信他的话……几天后，我病倒了，四肢软弱无力，一口饭也不想吃，浮在菜汤表面的油星也会引起我的恶心。但仍坚持着抬大木，不愿被连长和指导员认为我是累垮了。半个月后，我收到一封电报：
速往黑龙江出版社，培训期半年。
正是劳动间歇，我坐在一根大木上看过电文，许久许久没有力气站起来……
摘自：梁晓声著《梁晓声自述》
梁晓声
我的初恋发生在北大荒
许多读者总以为我小说中的某个女性，是我恋人的影子。那就大错特错了。她们仅是一些文学加工了的知青形象而已。是很理想化了的女性。她们的存在，只证明作为一个男人，我喜爱温柔的，善良的，性格内向的，情感纯真的女性。
有位青年评论家曾著文，专门研究和探讨一批男性知青作家笔底下的女性形象，发现他们（当然包括我）倾注感情着力刻画的年轻女性，尽管千差万别，但大抵如是。我认为这是表现在一代人的情爱史上惨淡的文化现象和倾向。开朗活泼的性格，对于年轻的女性，当年太容易成为指责与批评的目标。在和时代的对抗中，最终妥协的大抵是她们自己。
文章又进一步论证，纵观大多数男性作家笔下缱绻呼出的女性，似乎足以得出结论——在情爱方面，一代知青是失落了的。
我认为这个结论是大致正确的。
我那个连队，有一排宿舍——破仓库改建的，东倒西歪。中间是过廊，将它一分为二。左面住男知青，右面住女知青。除了开会，互不往来。
幸而知青少，不得不混编排。劳动还往往在一块儿。既一块儿劳动，便少不了说说笑笑，却极有分寸。任谁也不敢超越。男女知青打打闹闹，是违反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的，是要受批评的。
但毕竟都是少男少女，情萌心动，在所难免。却都抑制着。对于当年的我们，政治荣誉是第一位的。情爱不知排在第几位。
星期日，倘到别人的连队去看同学，男知青可以与男知青结伴而行，不可与女知青结伴而行。为防止半路汇合，偷偷结伴，实行了“批条制”——离开连队，由连长或指导员批条，到了某一连队，由某一连队的连长或指导员签字。路上时间过长，便遭讯问——哪里去了？刚刚批准了男知青，那么随后请求批条的女知青必定在两小时后才能获准。堵住一切“可乘之机”。
如上所述，我的初恋于我实在是种“幸运”，也实在是偶然降临的。
那时我是位尽职尽责的小学教师，23岁。已当过班长、排长。获得过“五好战士”证书，参加过“学习毛主席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但没爱过。
我探家回到连队，正是九月，大宿舍修火炕，我那二尺宽的炕面被扒了，还没抹泥。我正愁无处睡，卫生所的戴医生来找我——她是黑河医校毕业的，27岁。在我眼中是老大姐。我的成人意识确立得很晚。
她说她回黑河结婚。她说她走之后，卫生所只剩卫生员小董一人，守着四间屋子，她有点不放心。卫生所后面就是麦场。麦场后面就是山了。她说小董自己觉得挺害怕的。最后她问我愿不愿在卫生所暂住一段日子，住到她回来。
我犹豫。顾虑重重。
她说；“第一，你是男的，比女的更能给小董壮壮胆。第二，你是教师，我信任。第三，这件事已跟连里请求过，连里同意。”
我便打消了重重顾虑，表示愿意。
那时我还没跟小董说过话。
卫生所一个房间是药房（兼作戴医生和小董的卧室），一个房间是门诊室，一个房间是临时看护室（只有两个床位），第四个房间是注射室消毒室蒸馏室。四个房间都不大。我住临时看护室，每晚与小董之间隔着门诊室。
知青董秋娟
除了第一天和小董之间说过几句话，在头一个星期内，我们几乎就没交谈过。甚至没打过几次照面。因为她起得比我早，我去上课时，她已坐在药房兼她的卧室里看医药书籍了。她很爱她的工作，很有上进心。巴望着轮到她参加团卫生员集训班，毕业后由卫生员转为医生。下午，我大部分时间仍回大宿舍备课——除了病号，知青都出工去了，大宿舍里很安静。往往是晚上十点以后回卫生所睡觉。
“梁老师，回来没有？”
小董照例在她的房间里大声问。
“回来了！”
我照例在我的房间里如此回答。
“还出去么？”
“不出去了。”
“那我插门啦？”
“插门吧。”
于是门一插上，卫生所自成一统。她不到我的房间里来，我也不到她的房间里去。
“梁老师！”
“什么事？”
“我的手表停了。现在几点了？”
“差五分十一点。你还没睡？”
“没睡。”
“干什么呐？”
“织毛衣呢！”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只有那一次，我们隔着一个房间，在晚上差五分十一点的时候，大声交谈了一次。
我们似乎谁也不会主动接近谁。我的存在，不过是为她壮胆，好比一条警觉的野狗——仅仅是为她壮胆。仿佛有谁暗中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使我们不得接近。亦不敢冒然接近。但正是这种主要由我们双方拘谨心理营造成的并不自然的情况，反倒使我们彼此暗暗产生了最初的好感。因为那种拘谨心理，最是特定年代中一代人的特定心理。一种荒谬的道德原则规范了的行为。如果我对她表现得过于主动亲近，她则大有可能猜疑我“居心不良”。如果她对我表现得过于主动亲近，我则大有可能视她为一个轻浮的姑娘。其实我们都想接近。想交谈。想彼此了解。
小董是牡丹江市知青，在她眼里，我也属于大城市知青，在我眼里，她并不美丽，也谈不上漂亮。我并不被她的外貌吸引。
每天我起来时，炉上总是有一盆她为我热的洗脸水。接连几天，我便很过意不去。于是有天我也早早起身，想照样为她热盆洗脸水。结果我们同时走出各自的住室。她让我先洗，我让她先洗，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
那一天中午我回到住室，见早晨没来得及叠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房间打扫过了，枕巾有人替我洗了，晾在衣绳上。窗上，还有人替我做了半截纱布窗帘。放了一瓶野花。桌上，多了一只暖瓶，两只带盖的瓷杯，都是带大红喜字的那一种。我们连队供销社只有两种暖瓶和瓷杯可卖。一种是带“语录”的，一种是带大红喜字的。
我顿觉那临时栖身的看护室，有了某种温馨的家庭气氛。甚至由于三个耀眼的大红喜字，有了某种新房的气氛。
我在地上发现了一截姑娘们用来扎短辫的曲卷着的红色塑料绳。那无疑是小董的。至今我仍不知道，那是不是她故意丢在地上的。我从没问过她。
我捡起那截塑料绳，萌生起一股年轻人的柔情。
受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理支配，我走到她的房间，当面还给她那截塑料绳。
那是我第一次走入她的房间。
我腼腆之极地说：“是你丢的吧？”
她说：“是。”
我又说：“谢谢你替我叠了被子，还替我洗了枕巾……”
她低下头说：“那有什么可谢的……”
我发现她穿了一身草绿色的女军装——当年在知青中，那是很时髦的。还发现她穿的是一双半新的有跟的黑色皮鞋。
我心如鹿撞，感到正受着一种诱惑。
她轻声说：“你坐会儿吧。”
我说：“不……”
立刻转身逃走。回到自己的房间，心仍直跳，久久难以平复。
晚上，卫生所关了门以后，我借口胃疼，向她讨药。趁机留下纸条，写的是——我希望和你谈一谈，在门诊室。
我都没有勇气写“在我的房间”。
一会儿，她悄悄地出现在我面前。
我们也不敢开着灯谈，怕突然有人来找她看病，从外面一眼发现我们深更半夜地还呆在一个房间里……
黑暗中，她坐在桌子这一端，我坐在桌子那一端，东一句，西一句，不着边际地谈。从那一天起，我算多少了解了她一些：她自幼失去父母，是哥哥抚养大的。我告诉她我也是在穷困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她说她看得出来，因为我很少穿件新衣服。她说她脚上那双皮鞋，是下乡前她嫂子给她的，平时舍不得穿……
我给她背我平时写的一首首小诗。给她背我记在日记中的某些思想和情感片断——那本日记是从不敢被任何人发现的……
她是我的第一个“读者”。
从那一天起，我们都觉得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
她到别的连队去出夜诊，我暗暗送她，暗暗接她。如果在白天，我接到她，我们就双双爬上一座山，在山坡上坐一会儿，算是“幽会”。却不能太久。还得分路回连队。
我们相爱了。拥抱过。亲吻过。海誓山盟过。都稚气地认为，各自的心灵从此有了可靠的依托。我们都是那样地被自己所感动。亦被对方所感动。觉得在这个大千世界之中，能够爱一个人并被一个人所爱，是多么幸福多么美好！但我们都没有想到过没有谈起过结婚以及做妻子做丈夫那么遥远的事。那仿佛的确是太遥远的未来的事。连爱都是“大逆不道”的，那种原本合情合理的想法，却好像是童话……
爱是遮掩不住的。
后来就有了流言飞语，我想提前搬回大宿舍。但那等于“此地无银三百两”。继续住在卫生所，我们便都得继续承受种种投射到我们身上的幸灾乐祸的目光。舆论往往更沉重地落在女性一方。
后来领导找我谈话，我矢口否认——我无论如何不能承认我爱她，更不能声明她爱我。
不久她被调到了另一个连队。
我因有着我们小学校长的庇护，除了那次含蓄的谈话，并未受到怎样的伤害。
你连替你所爱的人承受伤害的能力都没有，这真是令人难堪的事！
后来，我乞求一个朋友帮忙，在两个连队间的一片树林里，又见到了她一面。那一天淅淅沥沥地下着雨，我们的衣服都湿透了。我们拥抱在一起流泪不止……
后来我调到了团宣传股。离她的连队一百多里，再见一面更难了……
我曾托人给她捎过信，却没有收到过她的回信。
我以为她是想要忘掉我……
一年后我被推荐上了大学。
据说我离开团里的那一天，她赶到了团里，想见我一面，因为拖拉机半路出了故障，没见着我……
1983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获奖，在读者来信中，有一封竟是她写给我的！
算起来，我们相爱已是十年前的事了。
我当即给她写了封很长的信，装信封时，即发现她的信封上，根本没写地址。我奇怪了，反复看那封信。信中只写着她如今在一座矿山当医生，丈夫病故了，给她留下了两个孩子……最后发现，信纸背面还有一行字，写的是——想来你已经结婚了，所以请原谅我不给你留下通讯地址。一切已经过去，保留在记忆中吧！接受我的衷心的祝福！
信已写就，不寄心不甘。细辨邮戳，有“桦川县”字样。便将信寄往黑龙江桦川县卫生局。请代查卫生局可有这个人。然而空谷无音。
初恋所以令人难忘，盖因纯情耳！
纯情原本与青春为伴。青春已逝，纯情也就不复存在了。
如今人们都说我成熟了。自己也常这么觉得。
近读青年评论家吴亮的《冥想与独白》，有一段话使我震慑——“大概我们已痛感成熟的衰老和污秽……事实上纯真早已不可复得，唯一可以自慰的是我们还未泯灭向往纯真的天性。我们丢失的何止纯真一项？我们大大地亵渎了纯真，还感慨纯真的丧失，怕的是遭受天谴——我们想得如此周到，足见我们将永远地离远纯真了。
“嚎啕大哭吧，不再纯真又渴望纯真的人！”
他正是写的我这类人。
70年代知青董秋娟
作者简介：董秋娟是牡丹江市知青，下乡时在黑龙江兵团一团38连当卫生员。后调佳木斯市桦南石灰石矿医院，退休前在牡丹江市属一个企业卫生所任所长。
列车在燕赵大地上急驶，几个小时后就要到达首都北京了。
一周前，我还在祖国的东北边陲小城，牡丹江市的一家企业卫生所，当我的“万金油”大夫。幸运的接到了上级卫生部门的通知，去北戴河参加一个学习班。接到通知的一刻，闪现在脑海里的一个念头是我要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去一趟北京，探望20年前的恋人梁晓声，圆我多年的梦想。不仅仅是因为他这几年成了名人，而是因为，在那遥远的过去，在我们共同度过的知青岁月中，给我的人生留下过永远的记忆。
一封不留地址姓名的贺信
那是1983年，我在佳木斯医学院妇产科实习。一天，做完了一例难产的剖腹产手术。回到办公室，无意间低头看见一本杂志上熟悉的身影，那是梁晓声身穿羽绒服的照片，并有荣获优秀小说作品奖的名单。记得那时他获奖的作品是《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看到他的成功，分享他成功后的喜悦，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幸福和激动。此时的我，正在承受着刚刚失去了丈夫的苦痛，留下我和一个仅年满5岁的儿子相依为命。得知他作品获奖，这意外的惊喜，无异是在我灰暗的心中投入了一片阳光。顿感精神振奋，当即提笔就在那张病历纸的后面，写下了我对他衷心的祝贺。我不想打扰他获奖后的喜悦，也不想引起他的注意。只希望这封短信能做为许多贺信中的一个，是一个来自东北边陲小城，没有地址不留姓名的贺信。
信寄出后不久，实习结束，我回到了牡丹江市，从此就一直在一家企业卫生所工作至今。
知道他收到了这封不留姓名地址的贺信，还是在1988年，刊登在《现代家庭》刊物上一篇题为“初恋杂感”一文中，他谈到在获奖后在众多的读者来信中，他认出了我的贺信。并为此写了一封回信，写毕才见没有地址，但是根据邮戳，将信发了出去，可空谷无音。这封回信，我虽然没有收到，可我为他能在那么多年后，那么多的读者贺信中认出我的信并写了回信，我的心久久难以平静。
他在文章中，回顾了我们的相识、相恋。正像他所说初恋所以令人难忘，盖因纯情耳，纯情原本与青春为伴，青春已逝，纯情也就不复存在了。
时至今日，我仍然怀念我们的知青生活，珍视知青生活中第一次品尝爱的甜蜜，和失去爱的痛苦。想想，我们相爱已是27年前的事了。二十多年中，国家、社会、人生都发生了巨变。可是每每回忆起初恋，和终生难忘的初吻，便永远伴随着他的影子。这永远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世态的变迁而改变。
北京见面的短暂时刻
下榻在北京的一家旅馆里，夜已经很深了，可我仍无睡意。
翌日，我怀揣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挂通了梁晓声家的电话。
喂，你是梁晓声吗？
是啊，你是谁啊？
我从牡丹江来啊，你想能是谁呢？
啊，是小董啊，你在哪儿？
我为他能立刻想到我而高兴。我回答说：就在北京，在你身边。你忙吗？我们有时间见见面吗？
啊，好的，好的，现在就可以。你就到儿童电影厂门前，我就来接你。
几分钟后，我来到了儿童电影厂门前。刚下车，就见他大步流星地向我走来。见到他，我心里不由得一阵紧张。他比早年瘦得多，也老成得多了。看来，作家这个职业，并非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美好，他们在自己的作品里，不停地煎熬着自己，刻意构思，孜孜不倦，全身心的投入，倾注并消耗了全部的心血，忽视了健康，不修边幅，看到他如此，不知为什么，内心深处油然升起一股不可名状的怜爱之心。
他向我热情地伸出了手。说：你什么时候到的？
我说：昨天下午到的。
他说：走，到我家去。
于是我顺从地随他一路去他的家，这时，我已从刚刚见到他时的紧张的神情中，渐渐地松弛下来，开始边走边打量着他。
梁晓声，你怎么一点也没长高呢？
是吗？你以为我还能长高吗？
我们都轻轻地笑了起来。
他将我带至三楼，一个比较宽敞的房间，为我泡了一杯茶，并调整了风扇的位置，然后在我的对面坐下。这时他注意到了，我在看着对面的一个单人床上，放着长短不一粗细不等的，只有颈椎病人才使用的简易枕具。他告诉我他这几年患了较严重的颈椎病，常常疼痛难忍，常为此影响了写作。我当然明白，这与他长年伏案写作有直接的关系。
他说：这几年，你过得还好吧？
我说：还可以，你最好不要问我的过去，我们还是多谈谈现在好吗？
谈过去，这是一个我不愿触及的问题。我怕自己会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和眼泪，破坏了我们二十多年后才得以相见的愉快情绪。
梁晓声稍微沉默了一会说：那么你现在还一个人领着孩子过吗？显然他已从北京知青那儿知道了我的情况。为什么不再婚呢？
我回答他：我婚后生活得不很美满，我已不再想有第二次婚姻了，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挺好。
我说：你爱人不在家，你把她和孩子的照片给我看看吧。
他去把影集找来了，指给我看他的妻子和儿子，不难看出，这是一个美满的三口之家。他告诉我，从我们分手之后，大学期间一直没有谈过恋爱，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电影厂，以后经别人介绍，和一个工人女子恋爱结婚。父母曾被他接到北京住过，现在都已去世。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哥哥，已从哈市精神病院接了出来。为了能够照顾他方便，把他安顿到北京，由他支付全部的医药费和生活费，他最大的心事，就是让哥哥也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望着他似乎有几分忧伤的样子，我对他产生某种敬意和同情，心中空有千种温情，无奈不能表达。他比以前成熟老练了许多，感情深沉，是个极有责任感的人，我曾爱过他年轻的过去，但更敬重他成熟后的现在。
然后我也简单地谈了一下我目前的生活、工作状况，和我此次来北京的一些想法。矢口不谈我的孤独和寂寞，几年来生活上的艰辛和无奈，我必须把青年时代的回忆，所能唤起的任何一种感情，都拼命地克制住才行。
他说：小董，孩子在读大学，生活上有困难吧？以后我在经济上，给你一些帮助吧。
我忙摆手说：不用，不用。随即转换了话题，说：你想当作家的愿望实现了，这多好啊，真为你高兴。
他说：我曾和你说过，我想当个作家了吗？
我说：当然说过。
他说：记得你以前也很爱读书，现在还喜欢吗？你为什么不写点东西呢？比如你可以写写自己最难忘的，印象最深刻的。
我说：最难忘的就要算我们的知青岁月了，最深刻的那就是我们的初恋了。
话一出口，立即就有些后悔，不好意思地抬起头看着他。心想，我们的的确确有许多该写的，从相识、相爱，到离别，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及特定的环境中，我们经历着怎样的情感遭遇啊！
我们谈了很多也很随意，他告诉我，他以后一定能会有机会去牡丹江，可我不抱有希望，我知道他很忙。在我们谈话期间，已来过两次朋友，都是事先约好了的。每一次接待朋友，他都说：小董，你稍等一会，我会用最短的时间，三五分钟就把事情谈完。看得出他也希望把有限的时间，尽量的多陪我呆上一会。他送我几张最近拍的照片，和新出版的一本书，《99断想世纪末的证明》，并留言签了名，把他的电话号码，记在了此书的最后一页，关切地说：你以后有什么事，遇到了什么困难，就给我打电话。他再一次让我感觉到，像哥哥般地关心我，爱护我。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已过去了两个多小时，我不想耽误他太多的时间。我知道时间对一个名作家来说是多么的宝贵，便起身告辞，心想，这一别又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心中真有些不是滋味。
当我站起身向门口走去时，他轻轻地唤了我一声小董，我转过身来看着他。他向我走来，握着我的双手，深情地望着我，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的更多的是关心和忧虑。感情的浪潮开始剧烈地冲击着我的胸膛，几天以后我就会离开北京了，我不可能再来打扰他。听到他无奈地长叹了一声，我果断地急转身走了出去。他送我下了楼，叫来出租车。我望着他站在车边那瘦弱的身体，还能再说什么呢：要注意身体健康啊梁晓声，再见了，多多保重啊！
他对我说：我以后一定会有机会去牡丹江，你也一定还会有机会到北京的，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车开动了，我望着他苍白的面容，瘦弱的身体渐渐消失，心里真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往事一幕幕在我的心底重现。
北大荒那片冰冷的土地和我们的爱情
我在刚刚组建不久的一个营部分所任卫生员。卫生所的前方，面对的连队的家属区。后面就是没有了人家的旷野，和不远处的一个麦场，不是收获的季节，麦场上显得异常冷清。
记得我当时刚刚满19岁，已能独立接生了，我热爱自己的工作。
这一年所长要回家结婚了，临走前，感到偌大的一个卫生所留下我孤独一人不放心，与连里的领导商量后，请来了一位男知青与我做伴。这位男生就住在门诊室的里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她对我说：他是小学校里的老师，人很老实，当过五好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你尽管放心吧。她走了，于是他搬来了。
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个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酷似我上学时的一位老师，我们相互点点头就算认识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彼此都很拘谨。不多说一句多余的话，生活上互相关照，但很有分寸，清晨我为他烧好洗脸水，他帮我打扫门诊室及注射室的卫生。早饭后他就去了学校，直到夜幕来临，他才踏着月色回到卫生所，然后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看书，直至深夜。
开始我们从不进入对方的房间，遇有晚上我出去外诊，回来得晚一些，不知他是否已回来，我就在我的药房兼卧室，隔着门诊大声地喊：梁老师，你回来了吗？听到他的回答后，我就去把门插好。躺在床上睡个安稳觉，如果他还没有回来，我是不会躺下的。久而久之，我们彼此间都产生了好感，可从不敢向对方表现出一点的亲近。尽管如此，在我的心里，我已视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是一位可以依靠的好哥哥，可不知为什么，每遇我们俩单独在一起时就脸红心跳。
此后他到药房来取药，我会客气地留他坐一会，他则表现出不好意思起来。有时患者晚上来，我去门诊，当病人走后，他也会从里间出来，留我在门诊坐一会，你一句我一句地聊起来。慢慢地我们之间少了一些拘谨，多了一些了解。他说起话来慢声细语，标点符号清晰。刚好和我说话较快，声音较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告诉我他的家境贫困，他是怎样的在一个连买上一本书都很困难的环境中长大。还向我诉说他的父母是何等的辛劳，将来有了能力，一定要让父母亲过上好日子。他只比我大3岁，可我觉得他比我懂事得多，成熟得多，是个很有责任感、又有孝心的好男孩。
以后每到晚上他回来后，我们经常不约而同地来到门诊室坐一会，他能讲许多动人的爱情故事和美丽的传说，或读他写的一首首小诗。通常我们是不开门诊室的灯，为的是不让别人看到我们很晚了还呆在一个房间里。这时只有借助月光，才能看得见对方脸上的表情。我当然的成了他新作的第一个读者，我常常被他的博才多学所吸引。
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春天，是爱情的春天，生命的春天。
我们悄悄地相爱了，我们拥抱了亲吻了，一切都来得那么自然。在那寂寞难奈，文化、娱乐极少又艰苦的环境中，能够彼此相爱，爱与被爱的本身又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令人感动啊！
正当我们尽情地品尝着爱情给我们带来的欢乐时，离别的苦痛在悄悄地向我们走来。
一天他对我说：小董，我觉得我该搬回大宿舍了。大夫已经回来有几天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住下去呢？你说呢？
在男女生都不能同行的情况下，谁又能不考虑到影响呢？帮助他整理了简单的行装，依依不舍地看着他搬走了。我看得出他走的是那样的不情愿。我们虽然相隔并不远，但是，能见上一面却相当地难。
初恋的结束
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他借故胃疼开药来了一趟卫生所，我们都渴望见到对方，可又不得不如同对待一般病人那样，问病、开药。在我给他付药的时候，他扔到我桌子上一个小纸团，我感到了自己的心跳在加快，等确信周围已无其它的人了，才打开纸团细细读来。原来他下午没有课，约我到学校对面不远的一座山上见面，想来我们已有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
为了能够按时赴约，又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我把该干的工作一一做完，然后提着一只小筐，拿上一把铁锹，做出一副去采药的样子，向约定的山坡走去，心里恨不得立刻就见到他，可是表面上却装出不紧不慢无所谓的样子。
他比我更早地来到了山坡上等我，彼此相见都有些激动。我们在树阴下相对而坐。
他向我诉说着分别后的思念，小董，分别以后，你想我吗？我羞涩地低声对他说：想，很想。动情地把头靠在了他的肩上。我们相拥，相吻，而后谈起了分别后的工作及生活。他又在给我朗读新近写好的几首小诗，我被他认真兴奋的样子所感染，他的眼睛是那么的明亮，一扫往日的忧郁，偌大的世界只有我们俩，我们是群山拥抱着的一对幸福的恋人。太阳西斜，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是该分手的时候了，我们心里涌出了几分的不安，担心我们的私下约会，会被别人撞见，于是我们恋恋不舍，一前一后，分路回到了连队。
我们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不久后的一次约会，给我们并不很成熟的爱情一个致命的打击。
初秋的一个傍晚，明月当空，秋高气爽，在北大荒，已让人觉得有了几分的凉意。我们相约在他工作着的小学校里。月光透过明亮的玻璃洒满了教室，黑板上方墙上的毛主席画像，和墙壁四周的字画清晰可见。我们在窗前的课桌两侧相对坐下，心情好极了。他把我的手握在他那并不坚实的掌心里，但是已足使我感觉到，一股暖流传遍了全身。也许是这美好的月色，引发了他的某种联想。他娓娓动听地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故事讲完了，他将我揽在怀里，周围是那么的静，静得几乎能听到彼此的心跳。我们都感觉得到，两个人的世界多么的幸福。
他说：小董，这样的月色，如果坐在松花江边，该有多好啊。
是啊，但愿能有这一天。
他说：会有的，一定会有的。
然而现实生活远非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当我们沉浸在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时，当我踏着月光走在回去的路上时，当我感觉到我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时，外面已形成了一个不少的寻找队伍。其中有副连长，副指导员等等。
当他们看到我已回到了卫生所，就用一种猜疑的鄙视的眼光看着我，声色俱厉地问：晚饭后你去哪儿了，我们找了你好一会了。
去了小学校，有什么事吗？这时我已感觉到，回答的声音在发颤，心像被鞭子抽了一样。他们接着问：你和谁在一起？为什么呆了这么久？ 我如实地回答说：我和梁老师在一起。
以后晚饭后不许再出去了！如果有事，就向连里请假。
我呆呆地站在床边，一声不响，仿佛犯了什么天条似的，内心里倏然涌起了一股悲哀。
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如此兴师动众呢？真怕看到他们脸上的那种表情，又说了些什么，我一句都听不进去，只知道他们走了，坐在床边，欲哭无泪。刚刚还是在充满了爱意浓浓的气氛中，仅仅几分钟后，如同掉进了冰窟窿里，全身都凉透了，痛苦极了。
从那天以后，就有了流言蜚语。据说那天晚上，他们专找有男生住的地方，检查男生宿舍，看谁还没有回来，其用心可想而知。正像梁晓声在“初恋杂感”一文中谈到的那样：舆论往往更沉重地落在女性一方，最终妥协的大抵是她们。尤其让我无法忍受的是，落在我身上的那种猜疑的眼光，气愤使我想到了走，尽快地离开这个连队，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是我当初的唯一选择。
几天以后，我带着一颗受伤的心，找到了当时的一位老营长，这是一位善解人意，慈祥的年近六十岁的老人。当我含着眼泪，把几天来所发生的一切讲给他听后，他沉思良久，同意了我要求调转的请求。
很快，我就接到了调往另外一个连队的通知，我用最短的时间收拾了行装，交待了工作，带着一颗被伤害了的自尊心走了。走得那样地匆忙，走前却没能有机会见他一面。几天来我一直在为他担心，不知他是否也遭到了如此非礼的责难。
这真真是我知青生活中的一个多事之秋，人生中的不幸啊！
当第一场小雪下过后，虽是深秋，如同进入冬天。寒风无情地摔打着残枝败叶，显得异常的荒凉。一天我意外地接到了他的好朋友的一个电话，约我到我们两个连队之间的一个树林见面。我知道他没有勇气亲自给我电话，是怕遭致不必要的麻烦。
远远的我就看见了梁晓声在树林边站着等我，真想扑在他的怀里大哭一场。可是我抑制住了自己，没有让眼泪马上流出来，但委屈地向他诉说着受到非礼时的感受，和执意要离开连队时的难堪。原来连里也找他谈了话，他在为自己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而难过。我们相拥在一起亲吻着，流下了苦涩的眼泪。他告诉我他马上就要调往团宣传股了，真为他庆幸，从此我们都离开了，曾给予过我爱，并剥夺了我们爱的权力的地方。谁能想到，这一次的会面，居然成了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此后就天各一方了。
几个月后，他曾委托我们连队一个开车的青年，给我捎来了一封短信和两本稿纸。我当然明白他送我稿纸的用意，这是我平生收到他最后的一封信。至今，我仍然牢记住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话。就我们的关系而言，对于你是自由的，然而我却是无能为力的。简短的结束语，包含着极深刻的意义，思前顾后，软弱已使我不愿再为爱而蒙受伤害了。为了使我们彼此能尽快地忘掉对方，没有回信，我选择了放弃。我做出了适应那个特定环境下的选择。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想到他，后来听说他被推荐上了大学，他走前真想再见他一面，送送他，因为拖拉机半路出了故障，没有见到，后来又听说，他在上海复旦大学文艺剧作系，真想写封信祝贺他，但又觉得不妥。直至延续到了分别27年后的今天，才到北京得以相见。
没有人能够重复我们这一代人的过去了。
许多只能在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都已经随着那个时代的过去，而永远地过去了。
记得，我曾读过他《丢失的香柚》一书，其中有“情人节杂感”一文。有这样的一段话：
我是给我所初恋的姑娘写过情诗的。我们最终没有成为夫妻，不是我当年不想，而实在是因为不能。
无需谈什么不能，实属我们没有勇气与那个时代抗争，与那个环境抗衡。我们只能遵纪守法，否则难以想象，能否还有他的大学？他今天的成功？
如今，有人说我也算是个女强人了，这无非就是看着我独自带着孩子生活罢了。哪里知道我的苦衷，我分明是在逃避着由爱所带来的诸多烦恼和不幸。知青生活至今已三十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文化革命，上山下乡，恍如隔世，人生如梦，青年，是人生花季之年，是情爱之年，我的情爱，是长驻在北大荒了。
前右二为董秋娟 右三为梁晓声
文章来源《梁晓声自述》、《似梦人生》、公众号”兵团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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