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毅:《知青之歌》始末(连载六) 劳改生涯
第三章：劳改队的那些日子（上）
告密的丑陋性
“我也是知青”
采茶
剥花生
一个制造恐怖事件的老者
第四章：劳改队的那些日子（下）
我拥绑了一个犯人
低温的奥秘
收音机专家
逃过了一劫
老人钱江
老人张子锐
从刑事犯到政治犯的蜕变
难改的习性
第三章：劳改队的那些日子（上）
时间进人了一九七四年，不知不觉中我在溧阳的监狱中已经待了四年。四年来，我凭着自己固有的性格和良心在里面度过了艰难的一天又一天，我不知道我在干部的眼中究竟是什么样的，但我坚信“真话可以不说，假话一定不能说”,决不告密和决不打小报告，我本来想，这样做干部一定不喜欢，我这种逆潮流而行的举动会给我带来种种难处，但事情的进展并没有这样。
当告密和打小报告成为监狱的一种制度时，犯人们的告密可以不计场合、打小报告可以不顾羞耻时，那么所谓改造人的种种制度的丑陋性就很明朗了。
监狱里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景象：清晨大家排队出工，点完名后，干部到来，一瞬间，许许多多的犯人走出队伍，争先恐后鱼贯地走到干部面前，恭恭敬敬地递上前一天晚上写好的小报告，然后若无其事地返回队列之中，一会儿的工夫，那干部手中已经是厚厚的一叠小报告。干部希望每一个犯人都是告密者，通过犯人你告我，我告你，一人告大家，大家又告一人，告过来告过去，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这对管理制度上来讲是有效的。而告密者在这强权制度下，纷纷扭曲了灵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平日的谈话中，有的人会竖起耳朵，用心地听着你们的谈话，从中找出他所需要的东西，然后告密打小报告，尽管他知道这并不能给他带来多大的好坏，但还是乐此不疲。监狱中犯人之间的关系由此而十分紧张，互相猜疑，互相揣摩，愈是这样，干部愈是高兴，你们斗得死去活来，他们才会偷着乐呢！
那些没有文化的犯人，在监狱中数量还是很多的。他们会在工地找干部汇报，往往干部也不给面子，你前脚刚走，他就会找被汇报的犯人训斥，明明白白告诉你是什么人汇报你的。这使得被汇报人的心里对汇报人更加仇恨。就这样，人人恨打小报告的人，可人人又争做打小报告的人，这样的矛盾时时刻刻纠缠在每一个犯人的心里，一天又一天。
多少年过去了，这些隐痛长存在每一个犯人的心底，只是不愿提起而已，远远还没有达到自觉忏悔的地步，这又能怪他们吗？
我亲眼看见的是，上午刚刚收到一叠小报告的干部，在工地上大解时看那些小报告，完毕后随手就用它擦屁股了，只有为数不多的被放进口袋里。我想如果打小报告的犯人看到他的小报告的下场，会是一种什么想法？
实际上，干部对告密和打小报告的人表面上很乐意接受，但心中分明有不屑的感觉，只是制度上需要有这一种表现的存在。
不止一个干部跟我谈过，问我为什么不汇报他人的改造情况，并说这不是积极改造的表现。
我告诉他们：大家都已经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已经很不容易了，平日里也没有什么大的事情，过去经历的痛苦太多了，我不想回头看，更不想往前走，只想过一天算一天，如果真有人想逃跑或者有什么重大的反改造行为，我一定会积极汇报的。
说实在的，在这方面，干部对我还是不错的，并没有因为我的不汇报而严管我，用他们的话：“任毅的犯罪太简单不过了。”我理解，这简单是指就一件事，而不是指事的内容。
由于我平日里又不得罪任何犯人，又很乐意给那些不识字的犯人写信，不显山、不露水，大家对我都很不在意，什么事我都沾不上边，于是我有了机会，有了时间，悄悄地记下了监狱中发生的一切，用只有我才看得懂的符号和内容，那个记事的小本多少次的监狱大检查都不曾被查到，一是放得太隐蔽，是放在箱子外面的底层下；二是那些干部和具体搜査的犯人检查到我那儿就过去了，看也不看，从上到下都知道，我一不逃跑，二不反改造，是个大大的良犯。
渐渐地，我取得了干部的信任和同情，于是就让我“单飞”了。
所谓的“单飞”就是一个人在没有班长和干部的看管下，从事一些单独零星的劳动，这一方面是干部的信任，另一方面是知道你不会逃跑，也不敢逃跑。
这“单飞”的劳动是大多数犯人所企盼的，那是因为一方面自由，更重要的是没有定额的任务。至于盗窃犯罪和流窜犯罪的就根本别想获得“单飞”，那是因为他们一旦跑掉就可以凭他们的“本事”轻而易举地解决生活的基本要求。
王和平跑了已经一年多了，紧张的气氛也渐渐地平息下来。
冬日的黄昏，天黑得特别早，收工的红旗早已高高地挂起，大队的犯人在班长和干部的押送下，回到了监房，这会儿也早已吃过晚饭，荒凉寂静的原野上只有我一个人还在抡着拍板一板一板地拍打着高高垒起的埂边。拍板敲击埂边发出的声响在空旷的原野上引来一阵阵的回声。
乡村里农舍的炊烟袅袅升起，夕阳终于落到了山的后面，这时我才拖着疲惫的身子有气无力地朝监狱走去……
快到监狱的大门，我早就做好准备回监的准备，准备怀着无比虔诚和老实的态度，双脚立正，身板挺身，声音洪亮地发出：“报告班长，犯人进去。”尽管这样的举止我也不知重复了多少次，但还是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怠慢，因为有例子。“单飞”的犯人回监，只因动作不规范，或是声音不高亢，而被班长故意叫你站在那里，十分钟或是半个小时，那是常有的事。
我刚走到白色警戒线不到一米处，正想抬起头来，只见那战士一手握住那搭在肩上的枪带，另一只手一挥：“进去。”可我的报告还未喊出，班长那声“进去”既不威严也不和蔼，却沁入我的心田，我感到百思不得其解。
这样的事我已经经过了好几次，不仅仅是这个班长，其他的几个班长也是这样，或是挥挥手放你进去，或是头一摇让你进去，而这些挥手和摇头的动作却是在我喊“报告班长，犯人进去”之前发生的，这当中有的班长是在田头叫我过去叙述过我“犯事”经过的。虽然我知道他们了解我的“犯罪”，但也不至于要这样做，是怕“犯人”一词刺激我？还是对我的一种同情和关切？时间一长，碰到的次数多了，我反而感到不自在。有时在还没到警戒线时，我边跑边喊：“报告班长，犯人进去！”看到的却是那略带稚气的脸上明显善意的微笑。
监狱的岗亭有两座，一座是门口的，等到犯人全部进去后，便上锁紧闭了，直到第二天再打开。这时班长会到连接围墙的那座岗顶里，可以看到监狱里的全部犯人活动的情况，即使是监狱里的死角也看得清清楚楚。二 OO 五年我回到监狱想重温一下当年的情况，走上这高高的岗亭，才知道以上的一切。岗亭的下面是监狱的另一个小门，是供干部进出和每日三餐的进出，而班长是不允许进监狱的，这有严格的要求和规定。
难得的一个休息天，又赶上冬日温暖的天气，犯人们早早地起来，抢着晒被子，晒衣服，南京人陈武把夜间犯人小便的两只桶故意地放在岗顶的下边，臊哄哄的臭气随着阳光的照射直往岗亭上升腾。
“你给我把桶拿开！”班长大声地说。
“我不干，没吃饱！”陈武漫不经心地回答。
“你叫什么名字？”
“问我啊，告诉你，叫红烧肉！”
围在监内的犯人一阵哄笑，却谁也不敢上去挪动尿桶，那是因为陈武会功夫，是打架进来的，单挑独打没人是他的对手。
岗顶上的班长十分恼火，却又毫无办法，那是因为他们不能进监房，显然陈武是知道这一点的。
我夹在人群中，似乎也感到陈武的恶作剧有点过火了，虽是南京老乡，也不敢上去挪动那尿桶。
“唉，你过来！”班长指着我。
“叫我？”我走了过去。
“帮帮忙，把尿桶拿开。”班长用近乎商量的口吻轻声地说。
犯人们一下子静了下来，他们感到十分奇怪，奇怪的是第一次听到班长用这样的口气吩咐犯人。
我抄起肩担，看了看陈武，他向我点点头，于是我挑起沉重的尿桶朝厕所走去，随着“哗啦”的倒尿声，一场监内小小的闹剧结束了。
我走出厕所，抬眼看着那岗亭上持枪的班长，依然是那略带稚气善意的微笑。
晚上，干部进来了，批评了陈武，很显然早就有人汇报了，徐队长也把我叫了过去，说我今天做得不错，处置得当。
冬天到了，山区的冬天是很冷的，一九七五年冬天的那几场大雪下得真大，整个监狱和劳作区被厚厚的积雪覆盖得严严实实。
熄灯的铃声早已响过，经过两个小时精神折磨早已冻得全身冰凉的犯人们钻进同样冰凉的被子里，沉沉地睡去了。
监狱里是不允许关灯睡觉的，因此即使在夜里，依然灯火通明，探照灯的光束不时掠过监房的每一个角落。
睡意早已笼罩了我的全身，眼睛也睁不开了，我却不能去睡，还在坚持着规划明日的劳作内容和区域划分，这是徐队长给我安排的新任务。
突然，“咚咚咚”“咚咚咚”，有人在轻轻敲打着窗子，我站起身来朝内打开窗户，一阵寒气扑面而来，隔着根铁条看见那班长站在窗外，肩上的刺刀在夜色中闪闪发光，纷纷扬扬的雪花零零落落飘飘洒洒地落在他的军大衣上，又下雪了。
“怎么，你还没睡？”其实班长都知道我每天都这样，故意地问。
“明天的事还没有安排好，不能睡！”
“快点做，窗子别关！”说完便走开了，阵阵寒风裹着雪花袭向屋里，我感觉更冷了。
大约20分钟过去了，班长又站在窗外，隔着铁窗递过来几个菜包子。
“给你，拿着。”
我收下了，那包子还有一点热气，我深深地感激他，那时坐牢的犯人谁不是饿着肚子熬过一个又一个难眠的夜。
班长站在窗外，显然没有走的意图，终于他说话了：“唉，你叫什么名字？”我想，他应该知道。
“任毅。”
“干什么进来的？判几年？”这他也早知道。
“现行反革命，判十年。”
“我不是问你这个，具体干什么进来的。”这他更知道。
“写了一首歌。”
“什么歌？”他好像着急了。
“《知青之歌》。”
“唱一遍给我听，轻点声！”他几乎是命令式地对我说。
“我不敢唱，不敢再放毒。”
“没关系，班长批判。”
于是，我唱起了《知青之歌》，应该讲，这是我在监狱中第一次面对班长唱了一遍，过去，我只是在心中默默熟唱着《知青之歌》，面对其他干部时，我只是讲述三段歌词，而这一次，却是真的唱了。
我唱着，只见那窗外的雪越下越大了，渐渐成了鹅毛大雪，那在雪地里听我唱歌的班长不知什么时候已塑成了一座雪白的雕像，十分壮观而雄伟的雕像。
歌终于唱完了，他只是听着直到我唱完，许久许久没有说话，我也没有说话。
“睡吧，把灯熄掉，我也是知青。”我分明看见他眼中的泪花，只是没有掉下来，他转身走开了。
“什么，知青，他也是知青？”忽然间我明白了，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终于有了答案。
班长远去了，步伐沉重地远去了，夜色中我再也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军用皮鞋踩在雪地上发出的“嚓嚓”声渐渐地远去了，可那映在雪地上灯光下长长的刺刀的影子，延伸过来，延伸过来，仿佛直刺到我的胸膛。
银色的漫天大雪洒满了大地，映照着这一墙之隔的两个世界，大墙里是沦为囚犯的知青，大墙外是看管囚徒的知青，然而我们却拥有共同的、刻骨铭心、至尊至爱、永不磨灭的知青的身份。
这是一个什么世界啊！
我所在的劳改队主要是种茶和采茶，在进劳改队之前，我对采茶的了解只是来自一首优美动听的江南丝竹《采茶舞曲》，在悠扬的乐曲声中，姑娘们纤纤手指飞舞在茶树上，四周青山绿水，好一派田园风光。
然而到了劳改队后，当自己亲自参加了采茶的劳动，显然没有这样的闲情雅致，反倒是怀疑作者有没有深人生活，有没有看过采茶，文艺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舞曲也未免有点离谱了。
过去在民间流传有“三不留”，其中“一不留”我不记得了，只记得“二不留”，那就是“女大不留，茶老不留”，这说明了茶叶的季节性很强，所谓的“早采三天是个宝，迟采三天是稻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清明前采的茶叶叫“明前”，谷雨前采的茶叶“雨前”，都是江南地区的名茶。那十分高贵的茶中珍品为什么叫“碧螺春”呢？碧，緑茶也；春，春天方可采到；而螺则是制成的茶叶，卷曲似钉螺。词面上解释如此，但采摘起来就十分困难。茶树上的茶叶千头万叶，可是只有为数很少的茶叶符合制成“碧螺春”的标准，这标准就是一芽一叶，而这一叶必须恰到好处地紧紧包住这一芽，就好像过去我们使用的大号“关勒铭”金笔的笔尖，裹得太紧不行，分开也不行。
采摘茶叶时，犯人们手拿一个茶缸，沿着茶沟在一棵茶树上细心地寻找，一旦找到，用食指和拇指轻轻一捏，只听见“嗒”的一声，茶叶便采了下来，如果用食指和拇指掐的话，嫩绿的花叶上便会留下黑印，就不符合标准了，这时的季节正是春寒料峭的时候。
再眼疾手快的犯人，一个上午也只能采平平的一小茶杯，称一下也不足2两鲜叶。我和其他的犯人做过实验，一斤碧螺春的鲜叶竟达到6万个，数量是惊人的。听茶场老工人讲，旧社会采摘碧螺春鲜叶时，必须是少女，所摘下的芽头必须含在嘴里，等嘴里含不下时，再吐出来。茶叶是好色的，这样一季茶叶采下来，那一个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们，就会变成一个个面黄肌瘦的婆娘了。
采摘“碧螺春”、“雨前”、“明前”时劳动强度不是很大，但半天采下来还是腰酸背痛的，人几乎直不起腰来。
等到采摘“炒青”茶叶时，那场面那架势却壮观得多，不管是春寒料峭，还是大雨滂沱，都得出工，江南的雨季是很长的，可偏偏又是采茶的高峰。这时犯人们把茶篓夹在两腿之间，双手捋住茶叶，只听到“哗”“哗”的声音，一把一把的茶叶便划进了茶篓，按实，再采，一小时可以采到20斤，半天的任务是60斤。茶叶和着雨水背在身上够沉的，还得一路小跑地去称茶叶，再返回来，雨里，泥里，整个人完全成了落汤鸡，又没有雨衣可穿，最多回监时吃一碗姜汤。这哪里还有采茶舞曲中的优雅，有的却是威武山上的一个个土匪的模样，这样的场面，这样的劳动强度，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茶叶一般是春天采，夏天采的比较少，秋天采的就比较多了。秋茶采完以后，茶树就要修剪了，修剪下来的茶叶、茶枝，我们称之为“祖宗三代”，统统灌进一个个的大麻袋里，到茶场以后压制成一个个茶砖，再销往西藏、内蒙、新疆等地，供应给那里终日以酥油奶制品以及动物蛋白为主食的少数民族用。
犯人一手采摘出的好茶，只因“三餐茶饭不见锅灶”而无法吃到，可事实并非如此，自己创造的劳动果实自己也能得到，犯人自有犯人的办法。
不管是采摘“碧螺春”，还是“雨前”、“明前”，犯人们都会偷偷地夹带一些回到监房，这些茶叶放在身上，由于体温的作用萎了，软了，把这些茶叶放在两手之间，轻轻地揉捻成团，这时茶叶的水分慢慢渗出，制茶工艺上这叫做“杀青”。“杀青，成团后的茶叶放在手帕中紧紧包住，压在枕头下一夜，第二天拿出时，茶团已成棕色，这在制茶工艺上叫做“发酵”。发酵好的茶叶分开铺平，晒干，于是高等级、高档次的红茶便制成了，古老的技艺终于在犯人的手中发出了光芒。
于是你会看见，在制茶的季节里，监房内到处铺满了一摊摊的茶叶，班长不管这事，还认为蛮好玩的。干部一来便收起来。这时的犯人几乎个个都成了制茶的好手，谁也不去汇报，倒也相安无事。究其原因，只是牵扯到各自的既得利益，实际上这时的干部，也大多不太过问这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想想，那监房内墙角、院落到处都是茶叶，你来得及收吗？
监房内犯人制茶的工艺已经延续了很久，根本无法溯源，找出它的发明者。这工艺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细，越来越精，那泡出来的红色“碧螺春”里一片碎叶都没有，一个个似钉螺的茶叶在红色的水里飘荡。
倒是那浓浓的红茶灌进一个个犯人缺油少荤的肚皮里，刺激着大脑皮层，那个季节里犯人们夜里睡不着觉的多了起来。虽然那空气中还飘浮着红茶阵阵的茶香，但犯人们知道根本无法从中体会到真正的快感。
在我的印象里，刻骨铭心的事除了采茶便是剥花生了。
在采茶的劳改队里，每到春天会种一些其他的农作物，比如花生等。当然这花生种来不是给犯人吃的，没有这样的好事，而是给干部和解放军吃的。每到种花生之前，由犯人们剥去花生的壳，把花生仁拌上有毒的农药，然后埋到地里。拌毒是为了防止地下的虫子吃，而带毒的花生仁种花生的犯人无论如何是不敢吃的，谁也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花生仁是要从花生壳中剥出来，这样的工作在落种之前是由犯人去做的，一般的情况下是由老弱病残的犯人去做的，而参与这项工作的犯人们会一个个喜形于色，心中别提有多高兴了，那是因为可以偷吃到花生仁。这对于长期在监狱的犯人来讲，无疑是一次改善伙食的好机会。
问题于是来了，1斤花生壳里能剥出多少花生仁，起先根本没有标准，这也许是干部的疏忽。犯人们领花生时称了重量，那只是仓库正常的出库记录。而交化生仁时也要称重量，而那只是大概的记录以备入库的记录，但是犯人们交花生仁时的数量悬殊较大，就引起了犯人组长的注意，汇报了干部，干部于是引起了重视，决定试一下。
这一天上午我又“发烧”37.6℃，犯医给我向干部请假，恩准后我不出工了，回监房休息，等大队的犯人走后，干部忽然想起我，叫我出工去剥花生。一听剥化生，我的精神来了，可以吃到花生了，我不由心中一阵高兴，就仿佛看见“麻屋子，红帐子，里面睡着白胖子”正向我走来……
干部叫我称3斤花生果，叫我剥好后再称一下花生仁是多少，并说以后就以你剥的花生仁为标准，我点点头。然后他背着手一摇一晃地走了。
我的高兴劲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非但如此，心中反而增加了负担，矛盾到极点，我如果剥多了，将会得罪那一个个老弱病残犯人饥肠辘辘的肚皮；剥少了，又将如何对干部进行交代，那一次晚自习的教训都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开始认真地剥着花生，心中却在盘算着，我一颗花生仁都不敢吃，怕他们汇报，因为我跟这一班老弱病残的犯人根本不熟，甚至叫不出他们的名字。
那一个个老犯人眼睛死死盯住我的双手，既凶恶，又贪婪。
我不能多剥，剥多了犯人们没得吃了；我又不敢明目张胆地在众犯人面前作假，一时间我紧张极了，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突然间，一个想法在我脑海里涌出，有了……
收工了，管教干部又一摇一晃地出现在我们剥花生的小屋里，他表情严肃地站在我的面前，问我剥了多少花生仁，当我告诉他三斤花生果中剥了1斤2两花生仁时，他嘴角微微地抽动了一下，既含蓄又叫人心寒，他留下了我，让其他的犯人都回去了。
他推开桌子，轻轻地用脚拨了拨我剥在地上的花生壳，用手拾起了那混在花生壳里一颗颗根本没有剥的花生果，许久许久没有说话，脸部的肌肉收缩着……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心脏激烈地跳动，我意识到什么样的后果在等着我：关禁闭。
突然，他开口了，声音很轻，但显得很严峻：“这些花生没剥扔到地下，其他犯人知道吗？”
“不知道，没有人看见我这样做，我也没对任何人讲！”
“那就什么人也别说。”说完他又一摇一晃地走出小屋，在出屋的一瞬间，他把手中的花生果扔得老远老远，那动作潇洒极了。
我开始不理解他的意图了，心中的担心还在有增无减，那一夜睡得很不踏实。第二天又出工了，他在队前训话，其中就讲到：“今后凡是剥花生，一斤花生剥四两花生仁，昨天我叫任毅试过了。”
后来，那些剥花生的老弱病残的犯人问我，怎么剥这点花生，我没有回答，显然他们也不相信，因为这当中有他们吃的余地了。
说来也很奇怪，直到出狱后已经有很多年头了，我对吃花生仁都有一种偏爱，因为那天我毕竟一颗也没有吃。
直到今天，我依然深深地感激那位姓徐的干部。
在那暗无天日摧残人的身心和肉体的监狱里，这一种超出时代，超越阶级的人类的普遍同情心是何等的崇高，又是何等的伟大啊！
茶场的劳作毕竟是有季节性的，其他劳改农场大田的收割的大忙季节，正是我们茶场的农闲时节，因此我们常常在这样的时候，被派到那里去帮忙。
就在那次的几天帮忙的日子里，我碰到了田文彩，那过去只在社会上流传的恐怖事件的始作俑者，卖“人肠子汤的老者。
很早很早以前，南京的大街小巷里穿梭着一些挑着箩筐的收购破烂的人，人们叫他们为“挑高箩的”，久而久之，这也就成了收拾破烂人的代名词，这些用他们特殊的腔调喊出：“破布烂棉花拿来卖钱！”随着他们的喊声，人们会拿出一些破烂无用的东西换上几个钱，我只是感到好玩和好奇，孩提时的我也会学着他们的喊叫，跟在他们的后面，也常遭到大人们的呵斥，以后我渐渐地长大了，从事这一行的人也渐渐地少了，沿街也很少听到这样的叫喊声了。可我做梦也没想到，在监狱里我却和这样一个挑高箩的人相处相遇了五年，而此人竟是三年自然灾害时在南京卖“人肠子汤”的。
过去在南京一直听到这件事，有人说有，有人说政府认为是造谣，莫衷一是，一直无法搞清。
起先，我只是从远处悄悄看他一眼，他长得极其难看，活脱脱的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复制品。由于天天和他在一起，慢慢地也熟了起来，终于有一天我憋足了一口气问他；“你卖过人肠子汤？”
“嗯，我卖过。”他一点也不遮蔽，声音显得老粗老粗，十分沧桑。
“听说人肠子汤的油花是半圆的，是不是？”我看他一点不隐瞒，胆子愈发大了起来。
“哪有那么回事，油花还不是一样圆的。”他头也不抬地回答，手却依旧在缝补已满是补丁的衣服，针脚足有一厘米长。
又过了好几天，终于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在一起时，他从贴身的口袋里慢慢地摸出一张折了又折已经很破的纸递给我看，那是他的判决书。
我接过他的判决书，极力压抑住自己激烈跳动的心，一字一字地看了下去，我明白了他在这监狱里已经度过了十多年的时间，还有几年就要到期了，他被判了十五年，而我和他认识的时间却是一九七0年至一九七五年。
那份判决书很简单、笼统，只讲，从医学院解剖后扔到江东门外乱葬岗的小孩的心、肝、肠子……，被他当做羊肠子汤卖给当时大饥荒时的人们吃。
我问他：“你知不知道那是小孩的心肝五脏？”
“我怎么知道呢？我要知道就不拾了。”
“那又为什么叫羊肠子汤呢？”
“我以为那是羊的心肝五脏呢！”
据讲，他是在南京水西门桥上卖的，生意还挺不错，吃得人挺多。后来被一个解放军发现，缘由就是那锅的上面飘着半圆形的油花，很快他就被抓了起来。与此同时，南京有人卖“人肠子汤”的事也就传开了，纷纷扬扬，铺天盖地，叫人毛骨悚然。
在监狱里，他已经很老了，老得叫人怜悯，路也走不动了，常常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但腰还是挺着的。
他基本上不再劳动了，稍稍的体力活也都承受不了，他的饭都是别人帮着打，监狱干部也很照顾他，让他看看菜园，驱赶驱赶鸟。他从不捣乱，也从无怪话，循规蹈矩，过上一天算两个半天。偶尔高兴时也会常常哼上几句谁也无法听懂的曲子，说是“老淮调”。他祖籍江苏淮阴，不知什么时候逃难到了南京，一直靠捡破烂卖钱维持生计，继而有了一点钱就开了一个铺子收破烂，旧社会里他生活在最底层，从未得到什么；新社会他依然生活在最底层，也没得到什么。社会的变化，时代的更替，对他来讲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影响，他始终是社会的边缘人。
他也有得意的事，那就是他不止一次地在我面前讲起的他的光荣历史，他在冯玉祥的队伍里当了两年兵，他平生最服的是冯玉祥，说：“弟兄们死了，冯玉祥亲自抬棺材，有一次抬到半路上，路边烧饼铺夹烧饼时一块烧饼滚到他的脚下，他叫声停，拾起那烧饼就吃。”
在他的眼里只有冯玉祥，每当这样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眼睛会发出不寻常的光来。
除此以外，那还有他的老母亲。他因为长得丑，一直没有成家，伴着他的是已经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有几次他那年迈的老母亲拄着拐杖，迈着脚从南京来看他，两个老人泪流满面，场面十分凄惨。我不知道是他的老母亲哭他，还是他在哭他的老母亲。干部这时也很人性，破例延长他们相见的时间。
一九七六年，他刑满释放，因为他的老母亲早在一九七二年就已去世，南京无亲可投，无家可归，他成了留场就业的人员，等着他的只有坐吃等死的一条路。
一九七七年，我又被派去他的农场帮忙，只是刚过了两年，他更老了，蹒跚挪步，十分艰难。看到我，他高兴极了，像个孩子，竟然自己去买饭买菜，请我吃了顿。本来我想问问他，“人肠子汤怎么做？又怎么去卖？”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我实在不想再引起老人家对往事的回忆，我突然茫然不知所措了。
一九七八年底，我平反出狱，想把这喜讯告诉他，在回宁的路上走过他所在的农场，他已经去了，永远地去了。
我记住了这个名字，田文彩，卖“人肠子汤”的，为此坐了十五年的牢，最终还是死在溧阳劳改农场里。
第四章：劳改队的那些日子（下）
那次剥花生使我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时，我很自然地想起那次晚自习的事，教训是很深的。如今，想到那件事，心中还难免不太好受。
那时的监狱，除了白天用超体力的劳动作为肉体处罚，晚上还要接受两个时的精神处罚，目的是使你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有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
有的干部就讲得很露骨；“劳改就是在劳动上狠狠地处罚，精神上狠狠地圧制。“什么是前途，让你们活下去就是前途。”每天晚上的两个小时学习，犯人一个接一个“照镜子”，就是回忆一整天的活动，检讨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这一天当中，总有个别的犯人犯这样和那样的事，那么当天晚上接受批斗的主角就是他。这是利用犯人整犯人。在这样的时候，干部一般不太过问，由你们犯人自己去干。天长日久，犯人们都烦透了，一整天的劳动已经累垮了，晚上还得受这个罪，但也毫无办法，这样的制度一直延续着，雷打不动。
自从那年工地上发生命案以后，干部就要求犯人的头头尽量少捆人，以免发生类似的事件，因此一段时期以来，利用犯人捆绑犯人的事少得多了。
直到有一天，我也当上了犯人的头头，干部也给了我一根绳子，这就是说，我有了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捆绑人的“权力”，但我还是十分收敛和谨慎的，这样的“权力”仅仅使用过一次，而且实在是很无奈，很气愤，也出于人性的黑暗报复心理，捆绑了一个犯人……
当时，劳改队又来了一批新犯人，是从江苏的如皋、泰兴一带送来的，他们大多是刑事犯罪，刑期也只有三至五年。其中有一个犯人的罪名很特殊，叫“败坏社会风气犯”，我是第一次听到，也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罪名是那个特殊时期才会有的，后来就没再听到过。
于是，我的好奇心上来了，我终于从该犯和他一块来的犯人中了解到具体情况，这是一个五大三粗的光棍，思想恶劣，品质下流，到处耍流氓，常把自己的那个“家伙”放进母牛的阴道里，以发泄满足其生理需要。在当地造成很坏的影响，被判刑五年。这在如今也只能算作个人的生活变态问题，是上不了刑法的。
然而那个时期，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的。
本来他的这一犯罪就很特殊，引起众犯人的嘲笑也就很正常了。就连干部看他都是另一种不屑的眼神。“什么女人不好搞，偏偏要奸母牛，比畜生还畜生。”“那家伙一定很大，不然怎么能搞母牛。”大家七嘴八舌，早已笑声一片。而那人却低着头，坐在炕上，一言不发。
时间一长，大家都不叫他的名字，“奸牛的”也成了他的称谓。他也习惯干此，有时我们喊他：“唉，奸牛的！”他也爽快地答话：“什么事？”有一次在工地上，如此一叫，惹得干部也笑了。“难听不难听，下次不准再喊了。”话虽这么说，但“奸牛的”叫法一直未改变，只要他刑期未满，这叫法还是会延续下去的。
本来，我认为，人一旦犯了这样的事，更会夹起尾巴做人，少管闲事，可这厮偏偏不这样，于是事就来了。
晚上的两个小时的精神折磨又开始了，长时间来，大家也习惯了集体阳奉阴违，东拉西扯，天南海北，来一场“精神会餐”，来一场“思想流氓”，众犯人纷纷开讲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光荣”历史，而对自己“走麦城”，却闭口不提。每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不犯众嫌，并叫一小犯人坐在门边望风，倘若干部巡视，立马叫停。
值班的干部烟抽好了，茶喝好了，于是走出值班室，慢悠悠地一间又一间监房开始巡视。小犯人喊道：“干部来了！”于是大家收拾起“精神会餐”和“思想流氓”，围坐在一起开始认真地一本正经地发言：“刚才许多同犯都讲了，现在我也讲句……一好像前面已经有很多人发了言，干部在窗外看了一眼，十分满意，又踱着步走了。
“奸牛犯”说是小便走开了，大约十分钟回来了。我下意识地看了他一眼，他低下头，表情十分不自然。
我隐隐地感到：要出事。
“喊任毅过来！”干部大声地喊着。
我站起来，狠狠地瞪了那“奸牛犯”一眼，然后走进干部的值班室。
你他妈的，好啊。你以为照顾大家不学习，吹牛，他们会讲你好，才不是呢？你这蠢货。”干部没好气的劈头盖脸对我一顿臭骂。
我只是低着头，没有话讲，也讲不出来。实在是自已做得不对，做了亏心事，但心里很是不服气。
“回去吧，写一份检查，明天交给我。”干部说完，便走了。皮鞋声远远的去了。随着“咣”的声响，干部走出了监狱的边门，随即下学习的铃声也响来，两个小时的学习终于结束了。
第二天又出工了，任务还是锄茶田茶篷下面的杂草。几个平日里相处较好的“南京帮”犯人在了解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后，大家一致表示，要教训一下“奸牛的”。我没有表态，算是同意了。
陈武借口检查质量，在“奸牛犯”刚刚锄过草的地方停下，说草锄得不干净要返工重锄。“奸牛犯”不服气，双方吵了起来，声音还蛮大，最后动起手来。他哪是陈武的对手，人家陈武是练过功夫的，三下五除二便将他打倒在地。我看时机到了，跑过去问：“什么事？”
“他打人！“奸牛犯”指着陈武说。
“他锄得质量不好，我叫他返工，他不服气，先动手的。”陈武说道。
我看了他一眼，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没来几天，就这么猖狂，捆起来！”我拿出别在腰间的小塑料绳，几个“南京帮”的犯人抢了过去，一眨眼的工夫，就把他像捆粽子一样捆了个结结实实。他躺在茶篷之间，痛的嗷嗷直叫，开始明白了是什么事，却又不敢讲出来。
这一切都是在茶田里高过人的茶篷之间发生的。持枪站在高地上的战士似乎什么也没看见，值班的干部依旧坐在朝阳的地方看他的书。
我装着十分着急的样子，跑到干部的面前说：“报告干部，犯人周××锄草不认真，猫盖屎，陈武向他提出，他不但不接受，还动手打人……”
“怎么啦？”干部问。
“我叫人把他绑了起来！”说这话时我有点心虚。干部从书上收起目光，抬起头来看着我。
“知道了，你回去吧，收工时给他松绑。”
一瞬间，我分明看到干部眼睛里闪过的威严的明察秋毫的目光，只是没有当面戳穿我，给我留了一点脸面，我却感到无地自容。
回去后，我叫陈武给他松了绑，陈武不解地看着我，我知道他想说什么“松开，什么也别说！”
車情过后，我除了感到泄了一时愤的短暂痛快以外，心中并未感到真正的痛快，何苦呢？都是一样囚犯的身份。我第一次体会到“心罚大于刑法”的意义，我深深地感到自责。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再也没有用过绳子。
虽然捆绑人的“坏事”我再也没干过，可其他的“坏事”我在监狱中陆陆续续也干了不少，尽管与“绑人”的性质有很大的区别，也不是真正的意义上的“坏事”，但多多少少还是有问题的。
有一段时期，我和几个年龄相同的犯人魏昌宝、马洪宝等等，不约而同地集体发低烧，温度一直维持在37.6℃左右，从医几十年的老犯医也难住了，查不出什么病，一个劲地报告干部。于是我们得以集体不出工，留在监房内观察。好长一段时间下来，也没观察出什么问题。
其实，真正的原因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
人在黑暗中长期地生活，慢慢地也就成了黑暗的一部分。这项“发明”是属于马洪宝的：将温度计放进嘴里，趁医生不注意，迅速拿出来、用手握住，水银头朝上，轻轻在腿上跺一下，水银柱就朝下窜。用力过猛不行，温度太高，医生会怀疑；用力太轻也不行，温度达不到发烧的水平。这用力很有讲究，要恰到好处，在37.6℃左右，发低烧，又查不出来，于是便可骗得休息了。
于部先是怀疑是否喝了开水去量体温，于是叫犯医给腋下量，结果还是一样，就在你不注意的一瞬间，轻轻一跺，温度就上去了。
靠着这样的伎俩，我们在监狱里骗到了一次次的“发烧”休息，直到小魏、小马刑满释放，一直没有被戳穿过。
实际上，马洪宝是一个很不幸的人。
马洪宝穿着小红裤头被送进监狱的那天，我和南京人吴经保正在阳光下休息，吴经保是南京城南花露岗人，有着一手制作南京盐水鸭的手艺，他进来的罪名是倒把。突然，吴经保看见穿着红裤头的小马，对我说：“怎么，监狱还能带小把戏来？我也请示一下干部，我家的小三子在家没人带呢！”“小把戏”是南京人对小孩子的称呼。很显然，吴经保把小马当做孩子了，也的确，小马太小了，真还是个孩子。
当吴经保得知：小马是因现行反革命，判了五年而进来时，半天没有说话。
这一天，在南京栖霞区十月人民公社的辖区里，小马放学了，拿着红宝书，沿着两旁开满油菜花的田埂上一蹦一跳地回家，几个同村的孩子正骑在牛背上悠闲地玩耍，小马也走了过去，跳上牛背，到更远的地方喂牛。
太阳渐渐地落山了，小马和放牛娃们这才向村中走去。人，玩够了；牛，吃饱了；红宝书，却不知道什么时候给弄丢了。
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件天大的事。
一切似乎都很正常，小马也把这事给忘了，很快就睡去了，农家的夜晚天天如此。
第二天放学回来，小马看见无数的军警和大队的民兵以及村干部包围了他的家，他的父母站在屋子中间，年幼的弟妹吓得已经哭了出声来。小马冲上前去，抱着父亲的腿。
“你也站在那里，不准动。”村干部呵斥着。“这本红宝书，是你的吗？”一个军警问。
“是我昨天放牛时丢下的，你们拾到了，谢谢你们！”小马还不知道这后果，还以为给他送红宝书来的。
“你再看看，是不是你的？”军警拿着红宝书上前。“是我的，一点也不错，那上面还有我的名字。”
屋内一片静寂，军警示意了一下，另一个军警拿出一副铐子一下铐住小马的手，顿时满屋里的人都哭了，铐子在小马细小的手腕中直晃动，他没哭，好像傻了。后来他被带出小屋，推进囚车，关进了看守所。他的父母在小马走后，也被隔离在大队部里。
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事今天看起来也许荒唐可笑，可在那个年代却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为此，小马付出的代价是一﹣金色的少年时代彻底丧失了。
“文化大革命”中，人人手中一本红宝书。小马闲来无事，喜欢用钢笔到处乱涂乱写。那一天，他用笔在红宝书的画像上画了一副眼镜，又画了一笔八字胡。做这事的时候，什么人都不知道，他也没感到有什么不好，只是好玩。可没想到，放学后骑上牛背时把红宝书弄丢了。天黑后被一觉悟高的村民拾到。打开一看，乖乖，不得了，于是兴师动众，小马被抓了起来。
在看守所里，审讯人员千方百计地诱导他，只要他讲出是家中大人叫他画的，就可以放他回家。
“是我画的，大人一点也不知道。”从不撒谎的农村孩子回答说。
“你他妈的，小反革命，一点也不老实。”一个巴掌打过来，小马被打得坐在地上，两眼金星直冒。
“是我画的嘛，大人真的不知道。”小马哭着说道。“好！你不承认，枪毙你！”提审人员威胁到。
小马被这场面吓坏了，可他心中明白，不是大人教的，怎么能推到他们身上呢？就这样，一件极其普通的事被视为重大案件。
一九七0年底，小马被判刑五年，罪名是“现行反革命”，送到了溧阳劳改队，成了个穿着小红裤头的低龄政治犯。用钱江的话讲：“小政治犯。”
监狱里，在干部的眼里，犯人可以分为好几个等级，政治犯是所有犯人中的最底层，用干部的话讲；“他们骨头里都是黑的。而在犯人的眼里，政治犯反而成了最上层的了。
监狱里，政治犯和刑事犯是关在一起的。每个劳改队，甚至每个小组，政治犯和刑事犯有一定的比例。而管理的方法就是利用犯人管犯人，利用刑事犯管政治犯。因为政治犯有头脑，有思想，干部认为他们是危险人物，监狱里是决不需要也不允许有思想的地方。在这里，管教干部需要的不是人，而是“工具”；不是“有头脑”的人，而是“有头无脑”的人，这样他好随心所欲地把犯人变为劳改农场这架运转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小马刚进劳改队时，干部把他交给了两个长刑期的刑事犯，一左一右在他的两边，平日负责看管他，随时向干部进行汇报。
小马的父母从内心感到，小马虽遭遇了飞来横祸，又救了全家，因此，每月的探监他们都从南京跋涉而来，从未间断。这给了小马安慰和信心。而每次带来的食品，如炒面、糖果等，也使小马平安地度过那些艰难的岁月。每当这样的时候，小马都不哭，假装长大，假装懂事……
条件的优越，使那两个看他的老犯人心中美滋滋的，可以沾光揩油了，大多数情况下，小马满足了他们，因此，什么都好说，帮你打饭打菜，夜里又准时叫你起床小便。偶尔的一次没能满足他们，立马给你颜色看，半夜不叫你，让你尿床，而他们早就用塑料皮把自已的褥子和小马的褥子隔开，使得“小河”趟水，殃及不到他们。
小马渐渐地长大了，个子也高了，脖子下的喉结也突了出来，稚嫩的声音也变粗了。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一切人类的劣行，如反复无常伪装、说假话等，就像化学反应中的连锁作用一样，慢慢地影响和改变了他单纯幼稚的心灵，在黑暗中，他也成了黑暗的一部分。
用温度计做假的技能就是他发明的。
监狱中有两个长期不出工的老病号，一个叫张子锐，“现行反革命”，中国著名的音乐理论家，苏州人；一个叫钱江，“现行反革命”，戏剧家，也是苏州人。由于小马长期低烧，也不出工，便也成了“老病号”，他很喜欢听两老讲故事，不知不觉中知识大有长进。
两个“老反革命”十分关心“小反革命”，让他叫干部带到矿上去检查检查，长期这样低烧肯定有问题。
“我一点病也没有，那一切都是假的。”小马语出惊人·“那怎么会老是发烧？”两老一片疑惑。
“我叫他发烧就发烧，我叫他不发烧就不发烧。”
二老更加迷惑不解了。
老犯医远远地走了过来，手上端着药。“来，量一下体温。”
口腔表放进小马的口中，就在老犯医和二老谈话的时候，小马抽出口腔表，握在手中，水银头朝上，轻轻地往腿上一跺，又迅速地放在口中。大约三分钟过去了，老犯医抽出口表：“37.5℃”递上药片，看着小马吃进嘴里。
这一切都是在一瞬间发生的，可细心的张子锐看见了，等到犯医走后，张锐告诉了钱江，两人相视而笑，笑声中，小马感到不自然了。
于是，这操纵体温表的事小马从头到尾细细地向二老和盘托出。
晚上，二老把这事告诉了我，说这很不好，好好的身体平白无故吃药没有好处，小小的年纪，劳动劳动也无碍，可千万千万不能学坏。
这以后，我和小魏也掌握了这一技能，也会隔三差五地用一下，以此逃避劳动。艰难和痛苦的环境使小马过早地成熟了，而这成熟却是那样的畸形和可怕。小马由于人小，手脚又快，在监狱里，无论是采茶、养蚕、插秧、收割还是挑土方、整修水利，他都是一把好手。
五年的刑期很快过去了，小马留场就业，常挂在口头的是：“我们政治犯。”七十年代后期，他平反了。如今，一儿一女的幸福生活中，他也成了老人了。小魏不久也走了，这门手控体温表的“绝活”只有我一个人“单传”了。
那时我装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一件事吸引了我。
劳改队里有一个犯人，是常州人，白白净净，瘦高的个子，长得很体面，也是知青。他是从常州到苏北东辛农场插场务农的。他有一门好手艺，修半导体收音机，装半导体收音机。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半导体收音机还是很时髦的一件东西，拥有它几乎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天资聪明的刘坤却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但也正是这样的手艺害了他。
修理和装配半导体收音机必须要检验和调台，调的台越多证明收音机的功能愈好，也证明你的手艺愈精，这就出问题了。
那时，我们伟大的祖国还处在闭关锁国的年代，政府认定是不能“偷听敌台”，所谓“敌台”包括苏修、美帝以及台湾地区，等等，凡是“偷听敌台”的就一律治罪，我的罪名中就有“长期收听敌台”。
刘坤在修装半导体收音机时，会很自然地调到“敌台”，看看收音机的收听效果，当然也会“偷听”一下。就这样，他被以“长期收听敌台”治罪。逮捕他的前几天，一个大雨滂沱的晚上，他的妻子刚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刘淼”。不久刘坤入狱。
在狱中，我们关系不错，同是知青，很多事心照不宣。我们彼此尊重，他知道我的事，说东辛农场有近一万名江苏各地去的知青，没有一个知青不会唱《知青之歌》的，这给了我巨大的安慰。
在狱中，由于他会修半导体收音机，处境好多了。那些干部、解放军战士的半导体出了故障，穷乡僻壤的地方也没人会修，要修的话还得到竹箦桥溧阳县城甚至到常州去修，更何况不一定能修得好，当了解到刘坤会修时，很是兴奋，经过刘坤修的半导体收音机效果又十分好，干部和解放军都很满意，于是刘坤忙碌起来了。他睡觉的炕头摆的都是要修的收音机，送来修的又急着要，这样一来刘坤就不出工了，专门在监房里修收音机。甚至在晚上学习时，一声“刘坤出来”他便出了监房，到干部家去修收音机，好茶好饭地侍候着，长此以往，刘坤在干部和解放军的眼里成了“能人”，对他格外照顾。
在监狱里，修修收音机的小毛小病还可以，遇到大的毛病比如要换零件等，就傻眼了，没有匹配的零配件刘坤也无能为力。于是匪夷所思的事发生了，在竹箦镇，在溧阳县城，在常州市区的无线电商店里，常常可以看到刘坤的身影，要知道，他是一个正在服刑的“现行反革命”。这样的事发生在那个年代是不奇怪的，因为在监狱，干部的喜恶可以决定一切。
据讲，那时的刘坤十分老实，到常州去买零配件时，家就在附近，可终究一次也未跨进去，天下竟有这样老实的“现行反革命”!
在“发烧”休息的那段日子里，我常去刘坤那里，和他一起用修好的干部的收音机听过美国电台，听过，“莫斯科广播电台”，而听的人还有李正平，我们都是“现行反革命”。
那时，如果我们几个“现行反革命”嘴不严的话，捅出来绝对要出大事，监狱里收听敌台，不但我们，还有干部统统要倒大霉的。好在我们都没讲出去，现在想起来还是很后怕的。
离开监狱以后，我再没有见过刘坤。今年是在东辛农场知青插场四十周年，我终于打听到刘坤的消息，匆匆打电话过去，那声音从苏州传来，还是那朗朗的笑声。谈到当年在溧阳监狱所发生的事，竟恍若昨天。
都过去了，永远的过去了。
已经是一九七六年了。
如果不是监狱和当地老百姓发生的冲突，我是不会认识陈怡庆，也不会到矿上的医院，更没想到因此而躲掉了一场劫难。
一九七六年的春天，我所在的监狱出了大事。
溧阳监狱众多的农田、茶园都散落在丘陵山区的各处，和当地老百姓的田地相邻。七十年代的溧阳，尤为贫困，农民们常常为了生计偷盗劳改队生产的农作物，茶叶、桑叶。他们全然不顾那众多劳改犯正是因为偷盗行为而入的狱，依然我行我素。劳改犯在什么地方干活，他们就跟到那里，见什么偷什么，小到茶树根、山芋，大到整袋的粮食、农具，转眼工夫，你的东西给偷了。明明知道是他拿的，人也就在不远的地方，你也毫无办法，你不可以去追，去拿，因为你不可逾越禁戒区。干部拿他们也没有办法，更何况有的干部还和当地的妇女勾勾搭搭，只得看到眼里恨在心里，憋在胸中的闷气早晚有一天要爆发出来。
到了收获的季节，干部往往会加大看护的力度，保护即将到手的果实，一些被认为不会逃跑的犯人就开始日夜守护，住在临时搭的小草篷里，日子虽说艰苦，但却很自由，没人管。
陈怡庆就被抽去看农田，他已经五十开外了。
五月的溧阳山区，月黑夜高，一夜快过去了，也没什么事发生，更是因为小麦还正在抽灌浆，还未到收获的季节。不至于偷青苗吧。
大家蒙亮的时候，麦田地里“刷刷刷”的声响惊动了早已冻醒的他，他披衣匆匆离开草棚，只见当地包庄的农民正在割麦子，他喊，他叫，根本没人听，于是他冲上前去，推搡一下偷割麦子的妇女，由于力大，那妇女跌倒在地，于是大喊：“劳改犯打人啦！”
一瞬间，一群偷盗青苗的男人跑了上来，用绳子把陈怡庆捆了起来，与他们偷割的青苗一起带回村里。
大上午，我们正准备出工，监房外面早已吵吵嚷嚷围了一大批当地农民，气势汹汹地叫干部出去，治治打人的劳改犯。干部早已得知了情况，由于这件事情的特殊性，干部叫暂时不出工，便出去和老百姓交涉，以求事态平息再出工。
干部刚出去不久，陈怡庆就回监房了。“报告班长，犯人进去。”陈怡庆的样子十分狼狈，一瘸一拐，脸上青一块、紫一块，都肿了起来。大家见此情况，十分气愤，虽说同为犯人，此时却异常心齐，大有和当地老百姓决一死战的英雄气概。
干部回来了，表情十分愤怒，他看了看坐在地上的陈恰庆大声地说：“你他妈坏事啊，你不回来多好！”
干部的这一句话惊住了大家，我们很不理解，不回来，陈怡庆到什么地方去啊？到了工地上，干部才讲开了：如果陈怡庆今天不回来，就赖在村子里，劳改队就会以“绑架劳改犯人，冲击专政机关”为由来狠狠地处罚一下当地的老百姓，也出出心中长期积郁的闷气。报告也已经送到矿部，如果陈怡庆上午不回来，事态一扩大，这口气也就可以出了。但是当地农民可能知晓这样的后果，痛打一顿陈怡庆后，便早早放了他。
陈怡庆无法知晓干部心中的想法，他已经被打得吃不消了。
陈怡庆也是“现行反革命”，也是被判了“起步价”十年。他老实厚道，不善于跟人交流，静下无事时便练书法，日久天长，他的一手隶书、魏碑还真写得像模像样。监房内出黑板报，写什么通知，都是他出面，就连干部和班长婚丧喜庆等事也请他写条幅、对子，他总是有求必应，乐于前去。
自从被绑架以后，陈怡庆再没有被放“单飞”了，一方面是怕老百姓再找事，另一方面他的身体一天天地不行了。
于是，干部想把他送到矿上医院去，顺便也想到了我，那一年的三月底，我和陈怡庆坐着中队的手扶拖拉机来到了竹箦煤矿矿部。
一九七六年是一个多事之年。
那时的监狱就更紧张了，干部只记住了这样一句话——“翻案不得人心”。
为此严重警告那些想翻案的政治犯，监狱中的政治犯都被要求深挖犯罪根源，看管比平时紧了。然而留下了医院的这一个死角，漏掉了任毅、陈怡庆这两个来自茶场的“现行反革命”。
此时，我和陈恰庆在坐落于深山中的矿上医院里，静坐在台阶和墙角里，享受着春日的温暖，倾听着林海和山泉的声响，身边却传来不间歇的《人民日报》社论和中央台的广播……
突然，陈怡庆开口了，声调极为深情：“从内心讲，我为小平抱不平。”
说完后，他看着我。我却没有言语，但此时大家的心是相通的，不然他不会在我面前讲这话，要知道，这话在当时是“死罪”。
不久，我和陈怡庆又被茶场用手扶拖拉机接回了中队。钱江老人一看到我和陈怡庆就十分高兴，悄悄地说：“你们两人走运，逃过了一场劫难。”
原来，我们走后，监内的干部紧跟形势，对政治犯的看管更为严格，人为地制造恐怖，鸡蛋里挑骨头，甚至对政治犯大开杀手，一时间人心惶惶。
钱江老人指着蜷缩在墙角落的那个徐州犯人讲：“他不是政治犯，只因一时高兴随口唱出了《铁道游击队》里那句‘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的歌词，被人告发，继而上纲上线，被斗得死去活来，至今还没有缓过神来。也幸好不是政治犯，不然的话，那就惨了。”
我和陈怡庆听了面面相觑，惊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陈恰庆，七十年代后期平反。我至今仍深深地怀念他，钦佩他在那最黑暗的年月里依然能讲出最深刻也最大胆的话，让人获益匪浅。
写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来说一说钱江和张子锐两位老人。其实他们都是人物，都是在监狱里受到犯人们一致尊敬和信服的两位老人。凭什么？凭着他们的为人，凭着他们的智慧，凭着他们的人生阅历。
一九七五年十月的一天晚上，我们又被通知晚上看电影，电影是在监房内的，中间竖一块幕布，两个中队的人分隔在银幕的两边，这次你们中队看正面下次就要看反面了，这也引起了一些笑话。有人问钱江：“你是搞文艺的，如里这次我们在银幕的反面看的是光屁股的女人，下次再看正面是不是能看到光屁股女人的正面了？钱江大笑，告诉我们，无论正面反面看的都是一样，只是方向不同犯人们还是搞不懂，好在一直没有这样的画面出现，但争论还在继续。
那天的电影是《渡江侦察记》，我们在监狱不知看过多少遍了，有些老犯人甚至能将台词背得一字不差。虽然如此，犯人们还是很高兴，因为总比晚上那无聊的两个小时的精神折磨要好得多了。
回到监房里，大家的思绪还沉浸在刚才的电影里，一个犯人问钱江：“什么叫‘防区’？什么又叫‘管区’?”
“这是一个概念，没有什么区别。说明国民党的两个军各自管的区叫‘管区’,也可以叫‘防区’，你不能管到我这里，我也不能管到你那里。”
平日里，钱江不会在大众中讲话，一般是在小范围内讲，此时，大概是因为讲多了，他也注意了，便很快扯开话题。
“好了，不讲这些了，吃我们的京果吧，国民党的军队可买不到京果。”
他风趣地笑了笑。
那天是犯人休息日，白天犯人开账，干部给大家买了一些京果，一种油炸的如同手指粗细上面沾满白糖的糕点。
“国民党的军队”这样的话由一般犯人来讲实在没什么，可放到钱江那里，问题就大了。原来他就是国民党的中校军官，虽属文化人士，演剧队的，解放后他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文化大革命”中他又因“言词不当”被以“现行反革命治罪”，同样判了“起步价”十年。他常讲：“我有三顶帽子，一顶是老婆买的，两顶是有人送的。”
就因为钱江讲到了“国民党军队”，第二天，就有人把钱江给告了，当晚的学习就是对他的批判，而且是由干部主持。都六十好几的人了，身体又不好，严重的哮喘病时时折磨着他。哮喘发出的喘息声响好似集合的哨音。被批斗时，长时间的站立，肯定吃不消，就在大家发言时，他突然一本正经地对干部说：“报告干部，我稍息一下行不？”
犯人们不由抿嘴暗笑，暗笑钱江这时还敢搞幽默。
“给我狠狠地斗！”干部给惹急了，掉头走出监房。
钱江便坐了下来，尽管没人同意他坐。
第二天上午出工集合时，干部突然叫钱江准备收拾行李，问到为什么？“释放回家。”
原本安静的队伍一下子喧哗起来：昨天晚上还在批斗，今天就释放回家，钱江可是判了十年啊！
一九七五年十月，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钱江属于该范围，同时整个溧阳监狱走了一大批，其中还包括蚕种场的原国民党100军代军长赵康侯。
钱江出狱时，把大部分东西都留下送给犯人了。我怀着不舍之情，隔着大铁门，向他挥手告别。钱江突然回过头来，对着监狱，对着铁门后面的众多犯人大叫：“我可以买好多京果了！”
犯人们一阵大笑。
昨天晚上还在批斗他的那个干部，也站在铁门后面，脸上却红一阵，白一阵，心中也一定不是滋味。
望着钱江渐渐消失的背影，我突然感到那瘦小的身躯无比高大，过去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刚刚入监的时候我很沉闷，他告诉我：“不要绝望，生命就在于承受，你不会终生坐牢，这样的局面不会永远。”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回忆。
只要是和钱江关在一起的犯人，都能从他那里得到教海，直到今天很多人说起钱江老人时，都会有一种敬佩，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
快三十年过去了，钱江老人早已作古。尊敬的老人，精神不朽。
说完钱江，那就不得不提起监狱中的另一位老人一一张子锐，那狱中的苦行僧。
在监狱极其险恶又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保持个人良心和修养，有条不紊地对付一切，处惊不乱，处惊不变，这绝对是一个人的坚忍不拔的毅力和自信心所决定和支配的。
狱中的张子锐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一个做学问的人。进来之前是文艺理论家、作曲家和乐器发明家，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是他处世的哲学。
然而，那“文化大革命”搞乱了人的生活和思维，也使他卷人了政治的屠场，他对当时人手一册的小红书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搞得不好，断章取义，其结果使人各取所需，各自按照自己的需要从中找棍子打人，找辫子抓人。他把整本小红书中的每一段都加了批注。这在如今看来纯属个人的认识和个人的看法，可在那年代却是大不敬，以至十恶不赦的。
正是由于这样的加注和诠释，他顺理成章地被给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判了十年刑期。
其实他的身体十分虚弱，在监狱里任何一点体力劳动他都无法承受。好在干部也很照顾他，不让他参加劳动，终日在监房内属于他的那一片小天地一一墙角那不到一米宽的炕上休息，实实在在地坐牢。
他的胃不好，因此不能吃犯人的米和菜。一个月二十五斤的口粮是用面粉炒熟后交给他自己去安排，偶尔去打一点菜，因为那里面有盐分，这样的安排监狱中只有他一人，如果换了其他的犯人，二十五斤炒面还不很快吃完才怪呢。
他终日坐在炕上写啊写啊，也不知写些什么，那些蝇头小字只有他认得清。
不断地有人把他的举止汇报给干部，他成了重点搜查对象，干部竟然在他穿的棉背心里搜出许许多多写的密密麻麻的小纸，一时间如获宝细细用放大镜看来，也无法弄懂其中的内容。找来张子锐一问，方知根本不是什么反动文章，而是一些音乐理论方面的文章，问他为什么不厌其烦、夜以日地写，他回答说：“万一哪天我不行了，这些东西失传，便没有人研究了。”
一场虚惊以后，反而给他带来了方便，这以后张子锐埋头写什么东西，也没人汇报和过问了。但收去的那些文章都没有退给他，理由是“暂时帮他保管”。
由于我是写《知青之歌》而人狱的，双方首先在情感上有了基础，加之又是同一性质的“犯罪”，很自然地有了共同的语言。我常常主动去请教和聆听他的音乐知识和深奥的人生哲理，他要求我把《知青之歌》全部写给他，我做了。之后他告诉我，词很美，每个词都有正、反两面的理解，我不由惊奇他的讲法和我创作时的思想是那么一致，暗暗地折服于他。他说曲也很美，很深沉，但属于过去的一种城市小调，但他没给加定语。我不由想起了在看守所最后一次提审，那些专家讲的“黄色的、阴暗的、下流的城市小调”。
然而，在他的那里我学到更多的是做人。在那样一种环境中，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尊严，不亢不卑，是难能可贵的。他从不向干部汇报什么，也不和犯人发生任何冲突，遇到有的犯人因为饥饿向他要炒面粉时，他表面上无动于衷，但等到你收工时，会发现有一小袋炒面放在你的枕边，因为他常常独自一个人在监房里，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
当那犯人向他表示谢意时，他双目紧闭，只当没有这事发生。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他时常挨饿，将一日三顿的炒面改成一日两顿，这情况终于被我和钱江知道了。
于是，在一次晚上学习时，我们大声地疾呼：“张子锐已经够可怜的了，你们还有没有良心跟他要炒面粉？你们吃去他一顿，他就少一顿！”
这事，干部也知道了，也声色严厉地说：“今后谁再跟张子锐要炒面粉吃，我知道后，用他的口粮还。”
这情况以后渐渐地少了，但还是偶尔发生，张子锐还是会一如既往地这样做，只要别人不汇报，他决不讲。
在坐牢的那几年中，他从未跟家中通信，也不见有人来看他，他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着这苦行僧似的生活，而且是自己强制自己这样做的。
有一次，我低声地跟他讲：“张老，你这样也未免太苦了自己。”他轻轻地一笑，甩出了一句话：“什么是改造，克制就是改造。”
我记住了这句话，虽然那是和干部的要求背道而驰的。
一九七九年初，我平反了，我是整个溧阳地区监狱中第一个被平反的犯人。宣布平反后，我返回监狱时不再有干部的陪同，在进监房大门时不用再喊“报告班长，犯人进去”。但我还是回到监房内，借口拿东西，其实就是为了和张老告别。
我走到张老身边，告诉他我平反了，他的两眼含着泪花，我也哭了。虽然他早知道我一直在上诉，也一直认为那是没有结果的。但这个时候，他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笑容：“走吧，走吧！你走了，我也开始上诉，你比我行！”
一九七九年末，张子锐平反了，也走了，回到了苏州。
后来我跟他通过几次信，老人家还健康地活着，也不知那时他藏在背心中被干部“暂时保管”的手稿有没有退还给他。
然而他的那句“克制就是改造”堪称至理名言。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黑格尔的一句话：在罗马统治者暗无天日的压迫下，当个人精神上的一切美好崇高的事物受到横暴摧残的时候，个人的内心自由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从这点上讲，身体虚弱的张子锐却是生活上的强者。
在那个年代的监狱里，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你可能从刑事犯变成政治犯，也可能本来短期的刑期被一再加刑，甚至有限刑期的普通刑事犯竟然发展到把小命掉……
张友才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在监狱里，有一些犯人，往往具有大丈夫那种能伸能屈、刚柔相济的品性，我则称之为“狗性”。但即使这样的“狗性”在饥饿面前也会丧失殆尽。在监狱里希望对于任何一个服刑的犯人来讲实在是毫无意义的，也是没有人相信的。那时的制度和管教之所以反复强调和宣传希望，只不过是欺骗犯人更加温顺地接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罢了。
张友才就具有这样的“狗性”，天真地相信希望并最终自食其果，完成蜕变的人。
说实在的，我并不想给他作传，甚至不想再提及他，但他着实太苦了，也太冤了，良心和责任一再提醒我，别忘掉他。
他自幼生活在南京，是个孤儿，无人管教，无人疼爱，孑然一身，大罪没有，小罪不断。偷窃几乎涵盖了他一生的经历，为此他已经断断续续在劳改队过了二十多年。四十出头的人，一口牙齿掉得光光的，有些犯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大×”,时间长了，人们根本不喊他的名字，只要一叫“大×”，他准答应。他也有优越感，那就是“我是刑事犯，总比你们反革命好。”
一次的工地上，张有才和霍鹤皋吵了起来，谁也不让谁，双方都是劳改队的常客，改龄都在二十年以上。两人越吵越厉害，直吵得脸红脖子粗，干部也习惯了他们的争吵，根本不去管。
“你见过女人的×吗？”霍鹤皋显然是在奚落张友才，他知道张友才没有成过家，一旁的流氓犯跟着起哄。
“当然见过。”张友才不服地说。
“说，说，你说在哪里见过？”犯人们的起哄声更大了。
“小孩撒尿时见过怎么样？!”张友才回答，只是气不壮。
犯人们更加喧笑起来，那闲在一旁的干部也不由笑出声来。“像什么话，统统给我干活去。”
霍鹤皋讲的也的确正确，四十好几的张友才根本不知道女人是什么味儿。
有一次收稻草，他和猪在一个圈里吃山芋，回来以后，也没有批斗他，只是以后出去收稻草的事再也没他的分了。
一九七三年，我们监狱在“检举揭发箱”里发现了一本被破坏了的小红书，惊动了上上下下的干部，连工也不出了，整日整夜地排查线索。当然政治犯是排查的重点，我也不例外，干部找了我，只是泛泛而谈，他们知道我不会做此等事，所以我不在排查的重点之内。那次谈话结束时，干部叫我注意观察监狱中几个犯人有没有反常行为，其中就提到张友才，当时我感到很震惊：他是刑事犯啊？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案子一直没有破。都半个月了，那段时间，干部的火气特别大，犯人们也格外识相，小心从事。
一天，张友才突然被关进了禁闭室，不久，干部对大家宣布：“案子破了！是张友才作的案！”可我们心里很明白，决不是张友才做的，他没有那个思想，也没有那个动机去作案，这当中一定有故事。
原来关在禁闭室里的张友才，每天只给吃一点点的东西，饿得实在吃不消，把棉絮和囚服也撕碎了吃了下去，不久便承认事情是他做的。“饥饿使人丧失良知！”我开始相信这句话了。
又过了几天，在我们的监狱里召开了宣判大会，会上张友才被加刑三年。最终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也就是张友才最看不起的“现行反革命”，他最终完成了从刑事犯到政治犯的蜕变，尽管这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但还是发生了。
监狱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干部也深深地舒了一口气，案子破了，他们也解放了。唯有张友才私下里悄悄地对我和钱江说：“那件事根本不是我干的，案子破不了，干部要我承认，要我顶，答应以后给我减刑。”
我愕然了，已经说不出话，那个荒唐年代发生这样的事也太出格了。
这以后，张友才的境况一点也没有改变，一九七六年后的不久，他刑满出狱了，留场当了农工，一切还是老样子，只是肚子稍稍地吃饱了。
张友才只是加了三年刑，完成了从刑事犯到政治犯的一次蜕变，但终究是活了下来。可是李小英却没能这样，他却为了一件小事而丢了年轻的生命。
我并不同情李小英在监狱中的“恶习不改”、“重新犯罪”，尽管他还是个孩子；我也不是想为他辩护，尽管他已早早离开人间。我只是想把他在监狱里所走过的短短的几年的足迹记录下来，毕竟是一条命啊！
一九七 O 年“一打三反”运动中，李小英因为“奸淫幼女”被以“流氓罪”判刑五年，刑期从一九七0年到一九七五年。入监时他还未到法定年龄，应该讲还是个孩子，对方也是个孩子。用他的话讲，我们是玩玩的，那个东西还未放进。她就哭了，回去告诉大人，两家吵了起来，于是他就被抓起来了，这以后判五年，送到溧阳来了。
那时候，监狱里像他年龄一般大小的孩子有好几个，他好像比小马、小闻他们稍大一点。孩子似的一脸稚气，胖乎乎圆溜溜的脸上一笑两个酒窝，蛮讨人喜欢的，一点也不烦人。
进来以后，他也好像无所谓了。太小了，小组内的事抢着做，也不管轮不轮到他，干起活来手脚特别快，采茶更为突出，那些采茶多年的老犯人都采不过他。他时常把自己采的茶叶倒进那些完不成任务的犯人的茶篓里，什么也不说，莞尔一笑又转身消失在高大的茶树丛里了。犯人说他不讨嫌，积极改造；干部也说他勤快，表现好。不久，他就被“单飞”调到监狱外面养猪去了。
监狱外面“养猪”这活计，是个很吸引人的活儿，也是众多犯人梦寐以求的事，那是因为一是没人管，自由，二是可以和猪共食，尤其是山芋、南瓜等，肚子不必挨饿了。凡是出去养猪的犯人个个身强体壮，脸色红润。相比那种上午只分几个山芋的日子却是天上地下，我那时也常常从他们猪舍经过，那煮好的山芋在未加上糠时，他们会悄悄留下一些给自己，给他人，我就在李小英那里吃过山芋，那种粉心山芋我至今都难以忘怀。
那是有一次我收工迟了，实在太累了，便坐下来想休息一下再回去。这时我看见李小英挑着一副箩筐远远地走了过来。筐里放着一件囚服和一把镰刀，他是打猪草去，他走到我的身边，掀开那件囚服，下面是两个还冒着热气的硕大无比的山芋。
“你吃吧，没有糠！”他说着，四下张望着。
为什么煮山芋要加糠，那是为了怕犯人吃，所以规定山芋加糠一块煮。但养猪的犯人只是在煮山芋时在顶上面加些糠，煮熟以后，把上面加糠的山芋拿去后，下面的就没有糠了，当然这一切都是瞒着干部的。
“谢谢！”我肚子已经很饿了，于是拿起山芋狼吞虎咽地吃。
“慢一点，反正你回去迟也没有关系。”他说。“我看你是个好人，从不向干部汇报，实际上干部也不喜欢乱汇报的人。”
他明显是有的放矢地说，一双眼睛却四下搜索着。
茶田的尽头有一个当地包庄的小姑娘好像在做着什么，也好像在等着什么。李小英站了起来，又挑起了担子，向我狡猾地一笑，很快地消失在茶田里，再一看，那小姑娘也不在了。密密匝匝的茶树遮住了一切，我似乎明白了一切，刚刚的恭维话和两个山芋只不过是为了堵上我的嘴。
“他妈的，恶习不改！”我下意识地从心中骂了他一下。
照样是出工，收工。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传来“李小英服毒自杀”的消息，我根本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就在几天前，他那活生生的狡猾的笑容，此刻却已荡然无存。
有人说：“李小英跟包庄的一个小姑娘搞上了！”有人说；“李小英把那女孩的肚子搞大了！”
也有人说：“李小英把劳改队的东西偷给那个小姑娘！”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奇怪的是监狱的干部并没认真地追查，只是在养猪班开了一次会，那养猪班的桌子上放着一只空空的乐果药瓶和一件从那小姑娘家要回来的李小英平日穿的军大衣。
李小英死去了，孩子一般的年龄上死去了。最后给的说法是：死于意外事故。死去的人已没有不幸，也没有悲痛，相反的是给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增加了更多的不幸和悲痛。我们只有强忍着这些不幸和悲痛，继续走在这条漫长无尽的天涯路上。
受过挫折的人除了敏感之外，还有其本能的自卫，这好比惊弓之鸟，一点动静就会振翅而飞一样。李小英最终选择了以死来自卫，这也许是他选择服毒自杀的根本原因。
李小英最后被埋在茶田深处的荒坡上。我有一次经过包庄，经过李小英的墓地。起雾了，那丝丝缕缕的烟雾悄悄地绕过山野、茶田和监房，轻轻地盖在李小英的身上，像是为他的灵魂点起祭奠的香火……
（连载继续 敬请期待 ）
作者简介任毅，男，1948年生，1966年毕业于南京五中。从小兴趣广泛，爱好艺术。1968年12月，他作为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插队落户到江浦县永宁公社红旗大队。《知青之歌》作者。
文章来源：公众号"苏州知青"
精选文章推荐
▲《知青之歌》始末(连载五) 劳改队的那些日子
▲《知青之歌》始末(连载四) 从“死刑”到“十年”
▲《知青之歌》始末(连载三) 看守所的日子
▲任毅:《知青之歌》始末(连载二)
▲任毅:《知青之歌》始末(连载一)
童年回忆、青春往事、上山下乡、知青岁月、知青历史、返城生活、人生经历、光阴故事、老年生活……
来稿请附作者简历和老照片
投稿邮箱：jianzi103@163.com
| 长按左边二维码关注 老知青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