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毅:《知青之歌》始末(连载九) 重返人间
第五章：上诉的那些日子
这一天悄然而至
第六章：重返人间的那些日子
依依难舍五中情
同学们，老师们，你们好
再回溧阳
知青兄弟姐妹们，珍重
授权电影《高考·1977》，这首歌属于那个时代
“往事”栏目谈往事，“鲁豫有约”再回首
《知青之歌》的故事广为流传
我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一个终于解开的谜
结束语
第五章：上诉的那些日子
一九七八年过去了，新的一年来到了。从建邺区法院来人到现在已经好几个月过去了，怎么还不见回音，难道我还要在这里迎接我的劳改生涯的第九个年头吗？
一九七九年元旦，我们休息了一天，算是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寒风萧瑟，这是监狱中最难过的日子，犯人们饥寒交迫，苦不堪言。
一月五日的上午，还是徐指导员带工，大组的犯人已经走出了监狱，我也在队伍之中，一个小组的犯人正缠住徐指导员，也不知在汇报什么，等到徐指导员赶上我们的队伍时，我们差不多已经快到劳作区了。
“任毅，你过来。”徐指导员大声地对着队伍喊。
我预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有！”我大声地回应，快跑到他的面前，呼出的哈气，大口大口。
“到中队部去，我马上来！”
“什么事？”我脱口回了一下，实际上作为犯人这是很犯忌的，身份不允许你问为什么，奇怪的是徐队长没有指责我。
“你平反了，马上放你回家！”
“我平反啦，回家啦！”我激动地大声地叫了起来，全然不顾身后众多的犯人。一时间，“任毅平反啦！”的喊叫声在大组犯人中叫了起来，从队尾传到队前，队伍开始躁动起来，大批的犯人回过头来看着我。
我一路小跑地到了中队部，不一会儿，指导员来了，他从桌上拿出一张盖有“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鲜红大印的判决书递给我。
“这是你的平反书！”
我拿过来，从头到尾细细地看了一遍，只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似乎并没有激动，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付出了太多太多，可真到这一天的到来，我却没有一点点的高兴。
指导员对我说：“平反书是昨天晚上到达的，本来按规定是立即送到你手中，马上出监的，我考虑太晚了，你一时激动睡不着觉，势必又影响大家，反而不好，所以今天上午通知你，希望你能谅解！”
“不碍事，没关系，没什么，谢谢你！”我忙不迭地说。
“矿上准备开一个欢送会，到时我送你去！”
“我不去，有什么参加头，我不要那一套。”
“不去就不去，你回监房收拾一下你的东西，隔会儿我送你到老河口车站。”
我走出了中队部，朝着我熟悉的监房走去，在临近白色警戒线时，习惯性地喊出：“报告班长”，立马刹住了下面的那句“犯人进去”，此时我已经平反,我是公民了，不再是犯人了。
“报告班长，我进去拿东西，我刚刚平反了！”
班长正吃惊我一开始的举动，正要发作，听到我后来的话，很快微笑地对我说：“请进，快点出来！”
进监以后，我很快地收拾好东西，从箱子底下拿出那本记录了无数监狱中发生的事情的小本子，这是最重要的，另外还带着诸如《中国通史》等书籍，并把一件囚帽和一件新的囚衣放在箱中带走，作为永久的纪念。其他的东西委托张子锐统统送给我指定的其他狱友。
那年月的监狱中，犯人并不像今天的犯人统一着装，而是各穿各的，穿什么的都有，这样的话，犯人一旦逃跑，除了明显的光头，身上的衣着是不容易辨认的。而那光头是可以戴上帽子的，如今统一着装，逃跑的话，就很容易抓获了。但其中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经济的原因，那时的监狱虽然也有囚衣之类的国家配给，但数量是很少的，犯人要的话，要打报告请示，同时干部还会你的所有物品来一个大搜查，实在没有的话才会发给你。那时的囚衣主要是长短单服以及棉衣裤，颜色就是黑白蓝三种。在监狱近九年的生活中，我没有要过任何一件囚服以及解放鞋，一则是因为自己还有，二则也不想穿那玩艺儿。即使在我管理犯人衣物发放的工作时，我也没有取过一件。我送出去给干部和家属的解放鞋好多好多，完全可以自己留一双，我也没那样做，如今看来还是很廉洁的嘛！平反出监时我带出的那件新囚衣则是另一种情况，那时建邺区人民法院接到高院的批示开始对我的案件进行重新复查，我已经意识到我在监狱的时间不会很长了，于是我想要一件能警示我的纪念品，很自然地想到囚衣。一天出工时，我请示徐指导员想要一件囚衣，徐指导员显然很奇怪，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有想要过任何一样监狱的物品，今天怎么啦？我想他一定这样想，好在徐指导员很爽快地答应了，“你自己拿一套，就说我讲的！”那时冬天刚到，我便拿了一件棉上衣，而没有要那条棉裤，搞得那管衣服的犯人直说我：“真呆！”我就把这囚衣放在箱子里，一直也没有穿，在等着平反那一天，今天我终于等来了这一天，我抚摸着囚衣，如同抚摸着忧伤和悲愤。
“再见，张老！”我紧紧握住老人家的手，止住下滑的眼泪向他告别，我看见老人家苍白的脸上布满泪水，转过身，头也不回地离开监狱，不敢向后看。
苦难已经过去，可悲伤却永远留住
苦难已经过去，可悲伤却永远留住，一切恍如在梦中，我将抚摸着忧伤继续人生。
我算了一下，从一九七0年二月十九日逮捕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五日出狱，我在监狱中度过了九年差四十五天的日子。
九年，这是怎样的一个九年，艰难度日我姑且不讲，我的青春，我的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在这里消耗殆尽。类似的人间悲剧决不能让其重演，但这需要人们不懈地抗争，首先不能忘记在共和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黑暗的过去，也许流淌在大地上的血迹将会受到时间和风雨的冲刷而消逝，然而那留在人们头脑中的记忆却不会因此而淡忘。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悲剧，而绝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悲剧。
一切总算过去了。
我是从一九七八年一月开始上诉的，那时“真理标准”的讨论还未开始，最早交给队长的那份上诉材料是寄给最高人民法院的，我母亲收到我的材料，最早是寄给最高人民法院的，我的目的很清楚，是想通过最上层，事情解决会快些，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用二00八年十二月二日的南京《现代快报》的说法就是“任毅冤案”平反惊动最高法院。
实际上，当时最高法院批转下来的目的十分清楚，要求迅速查清此事，应立即无条件释放，同时指出：一个青年学生仅仅写了一首并无大错的歌而遭到残酷迫害，此事应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来对待。
南京市人民法院、建邺区人民法院行区人民法院行动也很快，负责我的案件平反复查的是建邺区人民法院的干部，好像也姓徐，而在我平反证书上签名的是韩风松，当时的建邺区人民法院院长。
二00八年十二月二日《现代快报》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
1978年1月30日，任毅寄给最高人民法院长达14页的请求重新审查处理上诉书，引起领导的重视，案件不久被移送南京建邺区人民法院，同年8月10日，建邺区法院出具复查意见，同时，建议“撤销原判，被告无罪释放，回宁安排工作”，这一案例也是当时南京市人民法院拨乱反正的经典案例。
二00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正是日本侵略者南京大屠杀七十一周年祭，南京全城警报齐鸣。那天，我和江苏电视台记者黄琼花来到了当年在我平反证书上签字的韩风松老人家。老人已经八十四岁高龄了，精神依然很好，记忆依然清晰，回亿起三十年前的那段往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我对他表示敬意和感谢，并和他合影留念。
照理讲，一九七八年八月十日，我的案子已经重新审理有了结果，处理报告也很快打印出来，报告结论也毫不含糊地宣告我无罪，我应该出狱了。
但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份报告呈上去近四个月后，直到年底十一届三中会召开，才下达，而这四个月中，已经是“准公民”的我仍在狱中接受毎晚的批斗。
回到南京以后，建邺区人民法院给我从江浦调回了户口，九个月后我进了工厂。
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二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二0一0年四月二十九日，通过了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按规定原判刑罚已执行后被宣告无罪的，可获得国家赔偿……
不知像我这样因冤情而受害的人在不在此列！
建邺区人民法院的处理报告
以下是南京建邺区（七十年代建邺区被改为红卫区）人民法院对我的案件的处理报告。后来，这份报告在“南京市改革开放三十年回顾展”上，陈列在我的卷宗中：
申诉人任毅，又名任安国，男，三十一岁，南京市人，伪职员出身，学生成分，高中文化。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份到江浦县永宁公社插队，一九七0年二月因反革命罪被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拘留。同年八月被逮捕，经红卫区公检法军管会判处有期徒刑拾年，送漂阳竹箦煤矿执行。
申诉人任毅对红卫区公检法军管会（70）区红军管宇第76号判决不服，于一九七八年四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中诉，最高人民法院批转我院查处，已审理完结，现将复查情况及处理意见报告于后。
一、案发经过：
任毅原系南京市第五中学六六届高中毕业生。毕业后正值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高校停止招生，也不能分配工作，仍留校参加运动，至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发表后的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份即到江浦县农村插队落户。一九六九年五月，南京支边去新疆的知识青年高世隆回宁探亲，将其自编的《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根据《丰收农场之歌》的曲调谱成）的歌词传给了南京在江浦县插队的伍必英，伍革又与黄玉荣去唐义隆（插队知青）处玩。恰遇任毅也在此处，伍必英便将这歌教会了任、黄、唐等，还讨论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知识青年也应有自己的歌。认为这首歌的歌词太短，由唐义隆提议让任毅续写。唐说要写就写红卫兵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以及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深切感受，任说我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较浓，写不好。最后，任毅还是欣然接受，决定写了。任毅自唐义隆处回队后，按照原曲调稍加修改，填写了第二、三段（见附件），并取名《知青之歌》，又称《我的家乡》（以下简称家乡），常用吉他自弹自唱，同时在其所在社、队渐趋传播。同年七八月份，江浦县以及苏北宝应县等地遇到特大洪水的侵袭。在自然灾害面前，有些知青返回城市，又值盛夏，也有些知青回城避暑加之又取消了毎月七元的知青生活补贴费，部分知青因经济上尚不能自给而倒流城市，阶级敌人的煽动也是造成部分知青回城的不可忽视的原因。由于上述种种原因造成一些知青回城，相互间往来接触的机会多了，因此出现了广泛传抄、学唱《家乡》的不正常情况。后来，知青又陆续返回农村，《家乡》又在未回城的知青和农村青年中进一步流传。十一月份，江浦县永宁公社和宝应县子妥河公社组织力量对《家乡》进行批判，任毅的母校也组织力量追查《家乡》的作者，同时对《家乡》组织批判，并将情况向《新华日报》社作了汇报。任毅认为“自已的青春将要葬送在这莫明其妙的歌声中了”，感到问题严重，即向社、县负责知青工作的同志承认了自己是《家乡》的作者，写了书面检查并批判了在创作思想上的错误观点。因《家乡》传播较广之故，上海的部分知青也有会唱的。一九七0年春节前夕，上海市普陀区回沪过春节的部分知青在里弄里哼唱，又很快传到该区某中学，该中学迅即将此情况向区、市委汇报，市革委会又立即向中央报告，姚文元、江青作了“要抓紧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要查清作者情况，要对黑歌进行批判”的“指示”，张春桥对这个问题抓得也很紧，要“上海市革委会有专门小组在抓这件事”。二月十二日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派员来南京市第五中字，要了解关于歌曲的全部情况，还要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组织力量收集，提供上海所要的有关材科。上海、南京两地公检法军管会的同志于十三日去江浦县公检法军管会以及任毅插队的所在公社进行联合调查。在同一天，南京市第五中学又把这些情况向《新华日报》社、《新南京日报》社作了汇报。南京市委领导同志也非常重视，市委书记方敏同志指示责成市文教局阮副政委连夜召开会议，组织专案班子立即行动。至十九日夜廿三点以任毅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为由将其拘留。
二、审理情况和处理经过
任毅被拘留后羁押于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看守所，作为重大的反革命专案进行审理。从整个材料看，始终在追任毅之作是集团作案，并要其承认《家乡》是反动歌曲。这些可从在讯问时的问话中见其一斑，认为歌词的第一段是通过写景来掩盖下面两段的反革命实质的。“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是燕雀的啾啾哀鸣，是留恋城市，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反对；“金色的学生时代……”是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的十七年招魂、鸣冤叫屈；“未来的道路……”是在散布悲观情绪，是对祖国前途的恶意诽谤；“生活的脚步……”是对革命者四海为家的反动，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恶毒攻击。“跟着太阳起……”是渲染农村劳动的艰苦，对广大贫下中农大干社会主义，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披星戴月劳动场面的恶意中伤；“光荣神圣的天职，我们的命运”的实质是把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说成无可奈何、形势所逼，是悲观情绪的进一步流露，再一次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叫屈；“用我们的双手……”这些革命的辞藻是为掩盖其向往的“憧憬的明天”，明天者资本主义复辟也，“一定要来到”即资本主义的明天一定到来，充分暴露了希望资本主义复辟的迫切心情。可谓反动透顶，任毅在受审时均据理反驳，在这种情况下有时甚至剥夺其辩护的权利。
为了进一步说明任毅是一个思想反动，一贯坚持反动立场的反革命分子，在要任毅进一步交代《家乡》的反革命实质的同时，又要其交代关于收听敌台广播、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等反革命罪行。如“肯尼迪年轻有为，是美国历届最年轻的总统”;“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写得有水平，有可能他要打开与中国友好的大门”;“希特勒的闪电战厉害”;“汪精卫的梅花字写得好”等，原判均认为这些是吹捧世界人民的公敌。
“现在学生天天学政治学语录，学不到文化知识，是挂名的中学毕业生，今后中国科学技术靠他们怎么行”；“美苏宇宙飞船上天，我是十分关心和美慕的，人家都到月球上去了，我们还在一锄一锄地干活，太落后了”（认定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任毅他们知青房里的领袖石膏像被煤油灯烟熏黒了，任用抹布擦了擦，敬放在窗台上又怕碰碎，便移至灶台上（认定为是要领袖让位）。
关于《家乡》“出笼”的前后专题报告，并拟定了批判《家乡》的报导计划，十八日省委吴大胜指示《知青之歌》省报不批判了，省革委会通知各专市有关报纸批判，通知有关市、县自行组织批判。在这同时，对任毅在本市范围内组织批判会数十场。五月廿日市公检法军管会向市委写的“关于现行反革命犯任毅的结案处理报告”中称；任犯出身反动家庭，长期收听敌台广播，散布反革命言论，污辱宝书、宝像，发展到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流广毒深，罪大恶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经研究判处现行反革命犯任毅死刑，立即执行。六月六日市委研究同意市公检法军管会的意见，报省委审批。七月十一日批复：判处任犯有期徒刑拾年。对于像任毅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只判了拾年徒刑，在全市范围的公判大会宣判似已无多大教育意义，且任毅的母校系我辖区，故交由我区公检法军管会作最后处理。八月三日我区公检法军管会在公判大会上以(70）区红军管字第76号判决对任毅作了处理。
三、复查分析意见：
1．任毅在学校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和插队农村后，与其同学出于好奇曾收听过敌台广播播送的音乐；占小便宜拿过学校广播站的广播器材零件，这无疑是错误的，但不是犯罪行为。
2．任毅插队农村后与同队知青偷生产队的竹子、白菜等错误应由任本人负责。
3．任毅对肯尼迪等人的评价，这是在与同队知青讨论这些人物时根据参考消息的报道和道听途说的内容讲了个人的看法，不应认定为对人民公敌的吹捧。这种提法的本身就不妥当，应予否定。
4．任毅对我国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所发议论不是没有道理的，完全可以理解为是对祖国的前途担忧，是对“四人帮”干扰、破坏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严重不满。当然任毅在议论这些问题的当时不一定是站在这样的高度来认识的，原判认定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言过其实的。
5．任毅曾与同室知青用红宝书引火，在敬移领袖像时所讲言论，行为是很不严肃的。
任毅没有讲过“一党专政”，至于其他有关党的领导方面的言论，仍属思相认识上的问题，是错话，不能认定为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恶毒攻击。有关对“四人帮”的言论均应推倒。
6．任毅的世界观我们认为还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虛荣、狂热不能不受其世界观的影响。因此，《家乡》的创作也不能不受其世界观的制约。《家乡》是有错误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比较浓厚，流露了消极情绪，某些措词是欠斟酌推敲的。由于这些原因造成了一定社会影响，就《家乡》从立艺创作角度讲，还是一个属于有错误的文艺作品，不能认定为反动的文艺作品。创作《家乡》的这种行为更不能认定为进行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犯罪行为。大批知青回城（具体情况己在案发经过中阐述）是不能完全怪罪于《家乡》的。“四人帮”才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魁祸首，拿一个刚踏上社会的知青以及其错误之作问罪显然是错误的。
7．任毅的家庭出身不好是事实，虽犯有错误，但还不是一个坚持反动立场的反革命子弟。原判之认定完全可以看出“反动血统论”的流毒是不可低估的。我们认为把一个完全可以争取教育好的青年硬推向敌人方面去是错误的。
四、甄别意见：
任毅的错误是应受到批评教育的。其错误与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是有原则区别的。任毅之所以没有构成反革命罪，原判认定其犯有反革命罪并追究其法律责任是不正确的。为此，建议：
1．撤销红卫区公检法军管会对任毅的（70）区红军管字第76号判决，宣告其无罪，恢复公民权，立即释放。
2．教判后回南京（按六八届上调知青的有关规定）安排工作。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日
第六章：重返人间的那些日子
依依难舍五中情回到南京后，我一直想重回五中，那是因为我对它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不仅是因为我在那里生活、学习那么久的日子，而是在我的心中实在割舍不掉的那份情。如今的五中名气大多了，声望也高多了，可在我的心中，留下的还是过去那平民化质朴的有教无类的学习环境。
如今的五中已被林立的高楼层层包围，唯有校门口的那座教堂还是当年的模样，我多想再坐在紧靠宫后山的贫民窟的那平房教室里，窗外飘来阵阵居民清晨点煤炉时五味交织的气味和卖杂货的老头的叫卖声……可这已经远远地过去了，再也不会有了。
一九八0年的一天，那是初春的日子，我悄悄地来到五中，出狱不久的苍老和灰色，一般人很难认得出我，我轻声地用几许哀求的语气央求老校工能否让我进去看一看，我告诉他，我是这学校的毕业生，是下农村的老三届。我认出了他，还是当年的矮老头，姓张，在我的印象里，他的记忆力很好，对我很熟，尤其是1964年那场江苏对苏联的篮球赛，我们半夜回去，是他给我们几个留的门，使我们避免了一场麻烦。可他却没能认出我，也难怪，岁月的沧桑使我的变化太大了，当年在他印象里我那风华正茂的青春向上的形象早已经荡然无存了。
他说：“你进去吧，五中的变化太大了，你一定不认识了。”说这话时，他的语气中充满了自豪感。
我回到了五中，又看到了曾经读书的地方，我又一次体会到感动，我曾认为我经过了这一场浩劫再也不会被什么感动了，看到校园里那许许多多和我们当年一样的少男少女们，青春美丽让人心痛。可当我懂得珍惜和向往时，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再回来时，我们已经不再拥有青春。曾经的青春里，装满了笑声、眼泪、旧吉他、长发长裙、白衣蓝裤小白鞋以及诗，以及梦。多少年后，我以为岁月的沧桑已经让我忘记冲动时，一曲美丽悠扬的歌声又在身边响起，那是我们熟悉的《五中圆舞曲》。
绿树丛中见楼房，美丽的教室一幢幢，早晨书声一片响，夜晚灯光亮堂堂，啊！这就是我亲爱的五中，这就是我生长学习的地方。
我想，此时此刻，每一个从这里走出的五中老三届们，听到这支熟悉的歌声，能不叩响灵魂中的感动吗？
如今的人们一旦提起五中，除了它是一个名校外，联想最多的是“五中八八”和《知青之歌》以及乡愁诗人余光中。
疲惫的现代人被骗怕了，给自己加固加厚了与真情的隔绝，然而有一种穿越真情的感动，这感动是无法抗拒的，那就是对失去青春和过去岁月的感动。
我默默地走出五中，不敢再向后看，实在是太酸楚太难过了，泪水潸然而下……还是不回去的好。
然而我还是再一次地回到五中。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一日是南京五中五十四周年的校庆，我应邀给五中两千多名师生作了一次报告。
同学们，老师们，你们好！
我是任毅，南京五中六六届高三毕业生，一九六八年底插队江浦县，插队期间，编写了那首流传全国，被广大知青传唱的《知青之歌》，为此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曾被判处死刑，后在许世友“刀下留人”的批示下，捡回了小命一条。一九七九年初彻底平反。今天，我又回到五中，回到培养我、教育我的母校，一切是那样的亲切，又是那样的陌生，在座的有我熟悉的张校长、郭校长、詹天来老师以及许多过去的同学如今的老师的学友们，还有你们——同一个校园、同一片蓝天下的学弟学妹们。
一九六六年的夏天，当我们刚刚从五中高中毕业时，正忙于七月份的高考，可是五月份那场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一时间我们茫然不知所措，内在的青春热血受到狂热的刺激，使单纯而幼稚的我们成了一群不知天高地厚，天不怕、地不怕、人不怕的天之骄子。我们犯过错误，我们也被错误所害，我们过早地卷入政治，又被政治无情地惩罚，这是我们那个时代老三届最大的悲剧所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接受的是严谨的正规的有教无类的五中教育，当上山下乡运动突然来临时，我们的理想瞬间破灭了，我们根本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等待着我们的是艰辛、苦难和痛苦。那时许许多多的同学抱头痛哭，但又于事无补，那面上山下乡猎猎飘扬的大旗上分明写着无知和无奈。
当年的知青运动把千百万毫无社会经验的青年学生下放到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里，让我们为最起码的生计而苦苦挣扎。
我们是高中毕业生，尚能勉强照顾自己，苦的却是那些初中生，一九六六年读初一，一九五二年生的，闹了两年的“文化大革命”，什么课也没有上，什么知识也没学到，十六岁花季年代被驱赶到农村。我曾经跟五中当时的校领导去江浦汤泉公社看过他们，那是一个严冬，屋外大雪纷飞，屋内阴冷潮湿，三个五中初一的学生蜷缩在一个土炕上，围在几床棉被里瑟瑟发抖，那几床棉被已脏得不成样子。掀开早已熄火的冷灶，映入眼帘的是一锅黑不溜秋的山芋和放在灶台上那一碗南京著名的土特产——大萝卜响，花花的盐的结晶在黑漆漆的小屋里闪闪发光，生火的柴早已没有了……
在座的学弟学妹们，你们当中还有几个能知道南京还有这样一个土特产的？
就是这三个冻得瑟瑟发抖的初一的学生，其中的一个竟然曾把一大群鹅从他插队的公社一路赶了十多公里，最后在南京大桥下被守桥的战士阻挡不让前行，他那孩子般的苦苦哀求下，战士最后破例放行让他和一群鹅上了大桥。这也是南京长江大桥通车后没有过的现象。他回眸一阵坏笑，一群鹅，高昂着头，在一个破衣烂衫孩子的率领下，浩浩荡荡过了大桥，这就是我们五中的学生，高智商的五中的学生，只是时代屈了他。
在座的同学见过虱子吗？我想一定没有见过，那些长得像芝麻大小的虫子专门栖息在长年不换衣服，长年没洗澡的人身上，叮你的肉，吸你的血，搞得你整天浑身奇痒无比，心烦意乱。我们就在这艰苦的环境中，一天天地熬着。一段时间下来，我们也学会了跟当地的老乡一样，累了，田头，山地，牛圈旁，粪车边倒地就睡。渴了，河边捧上一口水就喝，管你干净不干净。有空了，躲一处背风向阳的地方蹲下，脱下衣服，裸露着上身，用手指专心地在衣服缝里仔仔细细地寻找虱子，放进嘴里“嘎嘣”一下咬死，然后吐去。站在一群当地老农民当中，已经分不清谁是农民，谁是下乡的知青，我们比贫下中农还贫下中农。
艰苦的农村生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的空虚，我时时感到，我们的心仿佛被一只粗糙的大手在反复地揉搓，直感到钻心的疼痛。刚下农村时的美好善良的愿望早已被眼前的现实击得粉碎。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两句话，我们不敢讲哪句话正确，哪句话不正确。然而就是这两句话时时困扰着我们的灵魂。我们根本无法选择人生，根本无法选择历史，一切都早已给你定死，注定你选择出卖体力，哪怕你再有文化，再有知识，更何况那个年代，“知识越多越反动”。我们陷入了苦闷，陷入了思考……而我们的懂事，我们的明白，我们的觉醒只是一瞬间的事，只是许许多多平日里的量变一下又发生了质的突变，因此在那个时代我写《知青之歌》也就不奇怪了，这只是历史的必然，我相信，如果我不去写，也会有其他人去写，只是这样的必然落到了我的身上。
你们知道这支歌吗？如今人们一提到五中，除了它的响亮的名字和辉煌的历丈，被更多的提起的是“五中八·八”和《知青之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没经过任何报刊和广播宣传传播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一支歌。在那个年代，在八人共唱八个样板戏的年代，这是不可思议的，简直是个奇迹，为什么呢？因为歌声代表了广大知青的心声，代表了他们的思想和情绪，给了他们宣泄的途径和心灵的慰藉，因此，才具有如此大的感染力。即使在我被抓后的年月里，《知青之歌》反而传播得更广更远，更普遍，它穿越了时间和空间，到今天人们还在唱。
在那个年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凭着这支歌，在有知青的地方，你就可以找到朋友，找到吃，找到住，也许这也是一种历史，一种文化，因此这支歌被称为“知青的国际歌”。
《知青之歌》于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四日深夜写好以后，我冠以“南京五中集体词曲”的署名，那是因为我是从五中出来的，我对五中有一种深深的感情，我只是千千万万知青的代言人，执笔者。当后来我被“四人帮”点名批示被逮捕后，我都承认是我一人所为，与五中并无关系，那是我不愿给五中丢脸难看。我永远忘不了在我被判刑后，五中的老校长吴菊亭在监狱中看我时所说的话：“不要跟我讲什么对不起、给五中丢脸的这些丧气的话，老校长不爱听，我告诉你，不管你到哪里，干什么，你都是我的学生，我都是你的校长，责任由我承担。”望着伫立在寒风中自发苍苍的老校长，我一时语塞，泪水沿着脸颊潸然而下。
一九七0年五月二十四日，即我写《知青之歌》一周年时，我被当时的南京市军管会判处死刑，立印执行，同年的六月六日，当时的南京市革命委员会批复“同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七月十一日，许世友把我从死亡线上拉回，使我成为在七月三十一日枪毙的二十五人当中唯一的幸存者，而那二十四人统统被枪毙了。这以后我被以“现行反革命”判了十年，在平反出狱后，我专程于一九八七年去了河南新县，给许世友上坟，洒下茅台酒，感谢他对我的救命之恩。
这是新中国的历史上，难得见到的被同级政府两次判处死刑而没有处决的案件，荒唐之极，却又奇妙之极。
这以后，在暗无天日的监狱中我度过了九年的牢狱生活，我的青春，我的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被“四人帮”摧残殆尽。
今天在这里，我不想说教，因为我的孩子和你们一样的花季年华，她正在南京外国语学校上高二，我知道你们需要听什么，不喜欢听什么，我只是想说，一个人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肩膀上一定要长着自己善于思考的脑袋，一定要有自信心和克制力，克制就是进步，克制就有胜利，这是我在监狱里的体会。重要的是相信自己，相信正义总归要战胜邪恶，后来的事实已证明这一点，“四人帮”倒了，我出来了，从地狱回到人间。
回过头来讲一下你们，你们很苦，你们很累，但你们幸福，你们自豪，你们跟当年的我们是两个根本无法相比又截然不同的群体，当我看到我的孩子每天早上六时起床，起床时依依不舍的是温暖的被子，晚上十一时睡觉，睡下时你刚一转身她已进入了梦乡。她告诉我：“屁股已坐出痔疮。”她告诉我；“为生活所追，没有办法。”她又告诉我：“都快成了机器人。”听到后我的心隐隐作痛，我也曾想放她一马，让她自由一些，轻松一点，可严峻的现实又使我不敢造作，那苦难沉重的中国人民好不容易到了二十一世纪，那前拥后推的近十三亿人口的大军滚滚流动。在座的同学大都是独生子女，也就是“只有一个”，一个是个什么概念？一个成功了就是百分之一百的成功，一个失败就是百分之一百的失败，哪一个做父母的愿意承担这百分之一百失败的命运呢？话又说回来了，你们的上一辈既是无产者，也是有产者，所谓无产者是相对于富者来讲，我们的财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谓有产者那是因为有你们，孩子是父母最大的财产，只要孩子在，孩子有出息，再大的苦难，再大的牺牲，我们都愿意承担和付出。我从不强求孩子，严厉的管束还得靠孩子的自觉悟性。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之间存在的那条深深的代沟，我承认这个现实，我不想改变这个现实，因为那是徒劳无功的，而且一定适得其反。只是希望孩子能理解我们所走过的路，理解我们的苦楚和用心，也就心满意足了。毕竟时代不同了，那个时代的白衬衣蓝裤子又怎能和今天的“耐克”“阿迪达斯”相比。如果还把思绪停在那个年代，你不是“老古董”就是“少一窍”，或者就是你们常挂在嘴边的“农转非”。
平反出狱以后，我干过工人，做过科长，经理，也混了几张大专文凭，三年前下岗，如今在一外企驻宁办事处工作，回首往事，付出的太多，太惨。
五中是个好学校，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好学校，你们比我们幸运，你们正逢盛世，世界是属于你们的，我真羡慕你们，还夹带着一丝丝的妒忌。
谢谢五中的老师和同学们！
我的讲话受到了五中师生的热烈欢迎，全场鸦雀无声，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了去。张校长告诉我，这是五中请人做报告最精彩的一次，可后来得到的效果却是意想不到的，那就是居然有众多的五中同学说“我们如果生活在任毅他们那个时代多好啊”。
听到这里，我很吃惊，我们的教育正在出现问题，而且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可认识到这一点的人都不多，或者是不愿说。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去学校做报告了，尽管有好几个学校邀请我。
当然我也听到许多让我欣慰的话，有的同学给我献上五中的纪念章，对我说：“任毅：我们敬佩你！”也有的同学讲“为五中有这样一位校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还有的同学告诉我：“五中的音乐老师还在教我们这支歌……”
重回人间的生活已经很久了，我充分体会到最美好的生活就是自由的含义，过去在监狱里想都不敢想的事都成了现实。
我成家了，立业了，有了后代，生命的传承已转在下一代，生命的结束也很值得了，还有什么可以遗憾的呢！
然而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再回到溧阳那座关押我将近九年的监狱去走走，去看看，再去体验和回味那时的艰辛和甘苦。
我曾经无数次地想到溧阳，每想到它，就会从心底升起诅咒和憎恨，眼前就会浮现出那时的困境和悲凉，也就有了再回去一趟的想法，这种矛盾的心理无时无刻地煎熬着我，这一晃就是三十六年过去了。
二00四年七月十三日，我，小魏和小马，当年的狱友，又到溧阳去了一趟，那熟悉的地方已存在记忆中，沿着记忆的思路，我们鬼使神差地将车停在一个路口，于是我下车探问“蚕种场在哪里？”答话的老农顺手一指：“进去就是蚕种场。”本以为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已经很难辨认蚕种场的位置，没想到竟这样轻而易举地来到它的面前，生命中也许注定我们很难离开它。
当年蚕种场就在这路口的里面，只是简陋的砂石路换成了水泥路，监狱早已废弃了，变得破烂不堪，一片狼藉，唯有高墙上的电网依稀可见。高高的岗亭还挺立在那里，围墙上和大门边上当年的红漆大字清晰可见，看到“认清形势，认罪服法，加速改造”的标语，仿佛
又在昨天。空荡荡的监狱里，我曾经睡过的地方迅速映入我的眼帘，我仿佛又看到光着头的我正坐炕上。监狱已废弃多时了，已作为承包监狱土地农民的住处。这些人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我们，根本不会相信我们曾经住在这里，看着我们衣着鲜亮，还以为是房地产开发商。
曾经漫山遍野的一千多亩桑田早已砍伐殆尽作为农田，一望无边的丘陵山野里远远看见孤零零的残存的桑树在夏日烈焰中摇曳。看到我们的到来，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公安感到吃惊，絮絮叨叨地跟着我们不停地述说着当年的辉煌。
“这蚕种场是溧阳地区整个劳改系统中效益最好的。”
我们看也不看他一眼，心中却在说：“这最好的效益却是千千万万当年在这里流血、流汗，甚至付出生命的劳改犯在非人的待遇下换来的，这当中就包括我们。”
监狱门口的红漆大字，好像在提醒我们记住什么，却又好像在嘲弄什么。
掩藏在深山中、荒野里的当年几十座监狱如今大多已关闭，只留下为数不多的漂亮、整齐又威严的几座，犯人们也已经不再走出监狱工作，而终日在室内。“落实公安六条”等大标语贴满监狱四周。只是岗亭依然耸，岗亭上狱警的刺刀依然闪光。
我们来到了场部，场部在深山中，大山四面环绕，郁郁葱葱，十分秀美。当年我在医院住时来过这里，可只是关在医院里，根本不知道四周会有这样美丽如画的风景。
我们来到过去在一起的狱友张成国的家中，他是因为无法回南京而留场就业的，多年来凭着自己的勤劳和付出混得不错，再也不是过去那灰头土脸、唯唯诺诺的样子。如今在人民币面前人人平等，他和当年管教干部住在一样的商品房里，进进出出，没有任何不同，只是档案中那黑色底牌永远存在。
他住在二楼，屋内陈设富丽堂皇，而在三楼住的却是当年管教他的指导员，已经退休。当年的指导员常常到他家串门，可他却一次也没有去过三楼指导员的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记忆中无法拂去的过去？他对我们说。
“我高兴就理他一下，不高兴我懒得理他，他能拿我怎么样？还像过去那样对我，没门！”
吃过饭后，我们便开车回去了，再次经过蚕种场时我们又停了下来，我们在岗亭前那道熟悉的白线上站下，大声地喊了一声当年不知喊了多少遍的“报告班长，犯人进去”！只是没有立正，只是很随便，只是带着微笑。小魏又喊了一声：“报告班长，犯人进去敲背！”于是我们一阵大笑，此时当年的“犯人”还在，当年的班长，当年的管教干部却不知到哪里去了。
弹指一挥间，三十年就这样过去了，当年我们都还是小青年，在武装押送下，坐在密不透风的军用卡车一路颠簸来到这里。如今我们都已经五十开外了，坐在自己舒适的带有空调的小轿车里，身边响起的是从车载CD机传出的《知青之歌》,一路行进在高速公路上，完全是天上人间，物是人非了。
这以后的二00七年六月四日，我和德籍华人陈星先生以及法国电视台的夏乐女士又去蚕种场为我的专题片拍外景，却被一个老公安举报，在溧阳竹箦煤矿的派出所里扣留了四个多小时。在经过溧阳——常州——南京——外交部的一路查询，最终放了我们，然而为此延误了夏乐女士的班机时间，心中感到很不是滋味，不就是拍一下外景吗？
二00九年二月九日，我和一大帮南京的狱友再次回到溧阳，我开始明白，不是我一个人的思绪没有离开溧阳，他们和我一样有着同样的感受，那是因为在我们的生命中，那一段经历早已经是刻骨铭心，永远忘不了的了，恐惧和苦难，会加深人的记忆和怀念。
我不禁想起台湾作家李敖说的话：“世界上有两个锻炼男子汉的地方，一个是战场，一个是监狱，只有战胜自己，你才能挺过去，如果不能，你会变得痛苦不堪，难受万分。”
二00八年四月，我退休了，开始逐步走出较为封闭的状态，参加了一定的社会活动和知青的聚会。步人花甲之年的知青们，回想起过去的日子，感叹之余，格外珍惜今天的时光。在如今物欲横流的时代，如果我们不珍惜自己的话，是没有人会记得我们这一代知青的，就如这么多年过去了，没人对我们说过一声“对不起”！中国几千年来的优良传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推己及人，可偏偏这一点做起来很难，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悲哀。
退休后我习惯去爬山。有一天，当我乘坐11路公交车时，站在车上望着窗外早春的景象，坐在窗边座位上的一个满脸阳光、稚气未脱的大孩子站了起来，分明是在给我让座，我执意不肯，推让着，他却离开座位让我坐下，于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人让座的事发生了，我向他表示感谢，坐下了。
望着窗外随着汽车飞驰一排又一排向后迅速移去的树木，一个念头突然涌上我的心头：我老了，已经老到要人让座了，这是一个真切的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你接受不接受，愿意不愿意，现实就是这样，该来还是会来的。
我感到，暮年的历史帷幕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拉开了。
二00八年的岁末，我应安徽芜湖“淬剑池”知青网站的邀请，出席了他们的知青聚会，在会上我发表了长篇讲话，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许多国内网站转发了这一讲话，甚至还有美国的南加州中国知青协会的专刊上也登了这一讲话，许许多多在海外素不相识的人给我打来了电话，说：“讲得太好了！”而他们的共同的身份则是曾为知青。
以下就是我那天的讲话——
知青兄弟姐妹们，朋友们：
我是任毅，南京市第五中学六六届高三毕业生，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插队如今属于南京的江浦县，插队期间，编写了《我的家乡》的歌曲，也就是后来传遍全国的《知青之歌》。
老三届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专有名词，若干年后的词典中，撰写这一名词的解释时，是要有大学问的。这当中既要有浓重的感情色彩，也要有深沉的史家手笔，因为历史造就了老三届，老三届也造成了历史，在这两者之间，老三届付出了全部的青春，如今他们鬓发飘雪。
当岁月流逝，青春流逝，曾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时代，又忘恩负义地从我们身边大踏步地离去，并变幻着笑脸去追逐年轻一代时，老三届的内心是悲凉和痛苦的。感情和命运交织在一起，那些怀旧的老歌，那些悲欢离合的聚会，只是一种自我安慰和发泄，对于老三届来讲是远远不够的。老三届不需要同情，不需要恩赐，只需要一点点的关心和一点点的理解，因为他们知道这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一成不变的东西，一切困难也都是暂时的，这也就是老三届永远不向命运屈服的根本原因，这也就是老三届的精神所在，尽管这当中交织着血和泪，却是得天独厚的。
用一句话形容老三届，那就是有的人，可能一生下来就老了，有的人老了，却依然保持着青春。
我们老三届毕竟活过一次，活得悲怆，活得潇洒，活得痛苦，活得迷茫，这就是历史，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骄傲地向我们的后代讲：“我曾经是老三届。生命中有老三届插队的这碗酒垫底，这世界上什么样的酒我们都可以对付。
一、为什么写《知青之歌》?
一九六六年当我刚刚从南京第五中学高中毕业，大家都忙于七月份的高考，可是五月份那场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时间大家都茫然不知所措，内心的青春热血和外来的政治刺激，疯狂地涌上我们的大脑，我们成了一群不知天高地厚天不怕地不怕人不怕的天之骄子。我们犯过错误，我们也被错误所害；我们过早地卷入政治，却又被政治无情地抛弃，这是我们老三届最大的悲哀所在。我们生活在理想主义时代，当上山下乡来时，我们的理想瞬间破灭，我们根本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等待我们的是艰辛、共难和破灭，许许多多的同学抱头痛哭，但都于事无补，那面猎猎飘扬的上山下乡的大旗上分明写着无知和无奈。
今天看来，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谈不上是悲剧，只是具有悲剧色彩的一场闹剧，这一代人几乎只有闹剧而没有悲剧，只是这闹剧太残酷了，这一代人几十年来就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梁晓声先生二00八年九月十八日接受南京《现代快报》采访的那句话“知青是被时代抛掷的一代”，太精彩也太经典了。我们成了被放逐的一代，我们的灵魂在流浪。当年的知青运动把我们这些毫无社会经验的老三届学生一脚踢到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里，让我们为最起码的生计而苦苦挣扎。
艰苦的农村生活固然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上的空虚，那时我们常常感到，我们的心仿佛被一只粗糙的大手反复揉搓，直感到钻心的疼痛，刚下农村时的一点点美好善良的愿望都被农村严峻的现实击得粉碎，所谓的“农村”“农民”“贫下中农”根本不欢迎我们，说我们是“分配下来的，不要不行”，是来“分他们的粮草”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还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不敢讲哪句话正确，哪句话不正确，然而就是这两句话时时刻刻困扰着我们天真的灵魂，我们根本无法选择历史，无法选择人生。我苦闷过，彷徨过，思考过，而我的懂事和觉醒只是一瞬问的事，是许许多多量变一下子发生了质的突变，因此在那时我写《知青之歌》也就不奇怪了。这也许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我相信那个时代如果我不写也有其他知识青年去写，只是这历史的必然落在了我的肩上。没有想到的就是这支歌在短短的半年里，竟然传遍了中国的大地，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未被报刊发表，未被电台厂播而流传最广的一支歌，连当时的“莫斯科广播电台”也播送了，这在近年发行的CCTV纪录片《百年中国》中有了详细的注解。
二、事发上海
一九七0年春节前夕，上海普陀区的回沪知青在里弄里哼唱《知青之歌》,很快地传到该区的中学，中学的领导将这些情况向区、市委汇报，市委又立印向中央汇报，“四人帮”作了“要抓紧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要查清作者情况，要对黒歌进行批判”的指示，要“上海市革委会有专门小组来抓这件事”。二月十二日，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派人来到南京五中要了解歌的全部情况，还要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组织力量收集提供上海所要的有关材料。上海、南京两地的公检法于ニ月十三日去了我当时插队的江浦县进行联合调查，同一天，南京五中把这些情况向《新华日报》、《新南京报》社进行了汇报，当时的南京市委书记方敏指示南京市文教局连夜召开会议，组织专门班子立即行动，二月十九日夜十一点，以任毅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干扰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为由将其逮捕，这以后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开始了，我在全市被公开批判了数十场。
五月二十四日，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向南京市委写了判处“现行反革命任毅死刑，立即执行”的报告，六月六日市委研究同意市公检法军管会的意见，报省委审批，七月十一日批复，判处任教有期徒刑十年。为什么有这样大的落差呢？“十年”是那个时代现行反革命判刑的起步价，为什么刀下留人呢？
后来我通过不同的途径了解到事情的原委，是当时的江苏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许世友将军救了我。在二00二年许世友的秘书李文卿上将写的《近看许世友——1967—1985》中有详细的描述：“黒脸”也罢，“红脸”也罢，草菅人命的事他是绝对不让干的，曾有个南京的下乡学生写了首《知青之歌》一度流传全国，到处唱，惊动了“四人帮”,硬说是煽动知青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定性为“反动歌曲”，下令追查。南京市公检法很快抓到了作者，竟然判处死刑，案卷上报省革委会领导审批，许司令看得非常仔细，看后讲，一个学生娃子，十八九岁，又没什么前科，怎么说杀就杀了，当即批示：“该人年轻，个人历史简单，清白，没有死罪。”大笔一挥，救人一命。这位知青后来被改判十年徒刑，“文革”后平反释放。
一九八七年在许世友将军逝世两周年时，我专程到河南新县拜谒了将军之墓，给他点上中华烟，倒上茅台酒，深深地鞠了三躬。
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我度过了九年。九年，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我的青春，我的大好时光在这里消耗殆尽，但是我坚信：我可以坐一时的牢，但决不能坐一辈子的牢，当真没有公理了，因为这毕竟不是我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剧，克制就是改造，克制就会进步，这是我在监狱中最大的收获和体会。也是支撑我走过黒暗的信念和动力。
三、所谓“青春无悔”
历史可以粗线条，四十年弹指一瞬间，人生却是细线条，四十年，人生能有几个四十年。
青春无悔的高呼，有时可能是真情的流露，但大多数应该是一种不得已，外在的掩饰，带着自我安慰的意味，却又显得十分勉强。那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书读，没有大学，没有教育，没有文化，没有人格的尊严，焉能不悔；满腔热情被驱赶到农村，回头望去，那理想，那信仰，那狂热，最终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又岂能不悔；即使是被认为改造自然、改造山河的壮举，不过是破坏生态，破坏环境的劣作，就像那天然湿地的北大荒，还能无悔？！这样讲并不过气，因为“老三届”身上有太多的历史阴影，心灵上有太重的负担，而面对如今来势迅猛的经济大潮带来的冷遇，困惑和艰难所作出的另一种雷同于当初上山下乡的无奈，我还是相信那《国际歌》中说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再也不要相信什么救世主，一切靠自己，只有自己能救自己。
四、为什么又想出书？
一个不会回忆的人，其实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人，而一个正常的人，是不会忘记过去的。
一九九八年，知青上山下乡三十周年时，我萌发了写作的热情，当时的心中也是很矛盾的，因为要让受过磨难的人，再描述自己的痛苦时，也必须直面自己和数千万“老三届”的精神缺陷，那是很残酷的，也是很无情的，就好比揭开一个人的伤口，又朝上撇下一把盐。时代变了，我应该以一种冷静而客观的心态来审视自己走过的路。痛苦可以叙述，但没有对自己精神的解剖，没有对那个时代作完整的描述，这痛苦只能是表层的，尤其对我们这个民族，精神的梳理，灵魂的重铸还远远没有开始，如果没有直面历史的勇气，如果没有对自己精神忏悔的内容，那么对历史的陈述，对往事的回忆，常常会走入另一个极端，甚至把已被历史证明是谬误的东西，依然奉为难忘的回忆向后人叙述。爱我们的祖国，同时也要爱她的凄美和苦难。
五、所谓“知青情结”
爱恨交加所产生的就是情结。对于接纳了我们老三届的农村，大多数人都是爱恨交加的。农村是客体，老三届是主体，就我来讲也是这样，我常常驻足于地图前，凝视着我曾插队的那个小点，思绪也会晃晃悠悠地回到那里。尽管在那里曾经禁锢了我生活的脚步，埋葬了我的青春，留下了许多苦涩的回忆，但我还是时常想起它。
这个世界很怪，这人也很怪，当年我们老三届大返城时，几乎百分之一百选择了回去，然而那记住我们的却是被我们弃之身后连看也不愿再看一眼的农村和乡亲们。如今四十年过去了，当年的老三届们，无论是否飞黄腾达，腰缠万贯；还是自守清贫，默默无闻，但每一个老三届都平等地长存于留驻我们的大山和田野的传说中。为什么？因为在那里有我们永远的十八岁，永远的青春。我曾经多次随国内外的客人回到那里。在座的也会和我一样，若干年后，当我们从这个世界消逝，化作了一捧黄土、一缕青烟时，我们依然会活在这大山深处，偏僻山村，历史会记住我们的。
六、对于知青运动
知青运动已经过去久远了，对于这久远的历史，有人说是“青春无悔的奉献”,有人说“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还有人说，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蹉跎岁月”。功过是非，只有走过那一段人生经历的老三届心中明白，因为从泥里水里爬起来的是我们。当代人不修当代史，这是定论，这历史只能留给我们的下一代去写吧！
四十年前，当家乡成为故乡，他乡成了家乡，我们成了边缘人！
四十年后，当故乡又成了家乡，他乡却成了故乡，我们已经老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已经下岗，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很自然地涌上我们的心头。我们留不住今天，如同我们留不住昨天一样，艰辛的、美好的对于我们老三届来说都已经远远地过去了，唯有心灵的丰盛永存！
七、对于个人
我对于我过去的所作所为，丝毫不感到后悔。人活在这世上，应该留下一点东西，从这方面来讲，我留下了，留在CCTV所拍的《百年中国》里；留在《南京晨报》所编的《南京五十年》大事记里；留在凤凰卫视《鲁豫有约》里。“知青之歌”成了CCTV所拍的《再说长江·南京篇》的背景音乐。二00八年十一月“羽．泉”在南京举办了专场音乐会，一首《南京知青之歌》竟使全场轰动，起立鼓掌。所谓大丈夫存世，立言、立功、立传，我做到了，人生足矣！
宽恕别人，一切朝前看，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态。
以健康为中心，好好地活着；糊涂一点，潇洒一点，忘记年龄，忘记怨恨；国家不欠我们的，谁也不欠我们的，只是国家遗忘了老三届，的确亏了这一代人。很多已经看到了，我们的人生只是从圆的起点又回到圆的终点，还有比那时驱赶到农村难吗？我不知道一句简单的“对不起”会使负责任的政府那么难吗？至于对知青的国家赔偿那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会考虑的，早赔比迟赔好，总归是要赔的，也许还不到时候，我坚信我能看到那一天。
个人所受的苦难总比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所经受的苦难要少得多，比起那许多冤死的难友，活着比什么都好，三十八年前如果不是许世友将军刀下留人，我又怎能站在这里？老三届的人渐近老态，心态也渐近平和，这是历史、生理的必然。
八、关于南京
我以为已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知青之歌》已不被人知晓，但一件事却让我长久不能平静，事实证明我又错了。
南京人酷爱爬山，瑰丽雄伟的中山陵得天独厚，只要是天气允许，每天都会有成千上万的市民成群结队从无数条上山的小道攀登到顶峰，周六和周日人会更多，锻炼身体只是其原因之一。登山的路边会有几处歌咏台，没有组织，没有人召唤，一切都是公益的、自发的。当文艺沦为娱乐，当文化趋于破灭，这群人的精神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那一天，我看到《知青之歌》的大幅歌纸高悬，当《知青之歌》的歌声响起，我的汗毛倒竖，我远远地退在后面，默默地注视着，心中是酸楚，是兴奋，我无法说清，只感到双眼混浊，潸然泪下。谁也没想到，那远远站在后面的老人竟是为这支歌而蒙难的作者。回想到当年的偷偷地传唱，到如今在光天化日底下的大合唱，我终于明白，是非在于公道，一个时代终于结束了。我也终于明白，若干年后，《知青之歌》还会被人长久地唱下去。只要是有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有知青和知青的后代，也就有《知青之歌》的存在。
我讲完了，知青兄弟姐妹们，朋友们，珍重。
南京六六届高中毕业生中国知青任毅二00八年十月一日
授权电影《高考·1977》，这首歌属于那个时代
二00九年三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他告诉我他是上海电影集团《高考·1977》的制片人季震奎，“很不容易才找到你，为此花了将近二十多天的时间方才找到你的电话”。他同时告诉我，“《高考·1977》很快就要在全国放映，因为片中用了你的《知青之歌》，牵涉到版权的问题，你有什么想法和要求。”
当时我没加任何考虑便回答了他：“《知青之歌》你放心大胆地去用，因为这一支歌不是属于我个人的，而是属于那个时代一千七百万上山下乡的知青们的，如果有什么要求的话，那就是给我一张《高考．1977》的碟片。”
看得出来，电话那头的季制片很是意外，他不会想到会有如此简单而完美的答复，还是小心地跟我讲：“你是否给我一个授权，用手机短信发给我。”于是我答应了，便用短信发给了他，内容和我在电话中的回答几乎一样。
很快，这事便过去了，我差不多已经忘了。
大约两个星期以后，我终于收到了上影集团的特快专递，里面如约给我寄来了《高考·1977》的碟片，此时离全国公映的时间还有十天左右，足以证明他们的诚意和信任，同时附上了一份请柬，邀请我去上海参加《高考·1977》的首映式和《高考．1977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的高峰论坛，时间是二 00 九年三月三十日，地点是上海师范大学。
那天，和所有的嘉宾一起，我走过了红地毯，在巨大的签名牌上签上了名，我分别在高峰论坛和首映式上发了言，我讲述了《知青之歌》的诞生以及为此带来的厄运，讲述了我为什么不需要版权以及答应到会的原因……
当我站在讲台上发言时，《高考．1977》剧组的全体主要演员都站在我旁边，在我发言完，孙海英手捧别人刚刚给他献上的花来到我的面前，把花献给了我，并当着全场的与会者对我讲：“你是英雄，真正的英雄！”他的话通过麦克风传遍全场，引来一阵长时间的掌声。
“晚上，我跟你照相！”说完他回到他的位置上，他的夫人吕丽萍女士早已热泪盈眶。
《知青之歌》终于在它面世的四十年后，登上了大雅之堂，这首在一千七百万知青心中传唱已久的歌终于上了广播，上了电影，其传播的速度那就更快了，这是当年的我们不曾想到的。
晚上，在酒宴上，我和江海洋导演、主演王学兵等人都照了相。在酒宴上我没见到孙海英、吕丽萍夫妇，也许是腕太大了，也许是另有安排，可我还把他要和我合影的事记在心里。酒宴早已散去，我正去专家楼休息，只见一个人急匆匆地跑来问：“哪个是任毅？”我应答了他。
“快点，赶快跟我上车，孙海英要见你！”
我上了车，那时间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轿车飞快地行驶在上海的高架桥上，大约半个小时，来到市区的一个五星级宾馆，孙海英早等在那里，其夫人吕丽萍小鸟依人地站在他的身边，他又讲了会上跟我讲的话，接着我和他照了好几张照片，一点也不嫌烦。
由于他还有其他的应酬，便匆匆走开了，季制片约我们在咖啡座喝茶，他告诉我：“孙海英主动和别人照相是很少见的，差不多这是我看到的第一次，很不容易。”
我从心中感谢上影集团，他们以一部影片公正地给全体知青正名，虽然很不全面，但已经是不错的了。我还是那句老话：“如果我们不珍爱自己的话，这个时代是没有人管你的！”我指的是知青。
知青是一个在特殊时代产生的一种特殊身份，今天，在中国和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知青和知青后代的存在，也就有《知青之歌》的存在，因为它已经深深扎根于知青和知青后代的心中。四十年过去了，《知青之歌》还有如此的魅力和影响，那是任何人都不曾预料到的，因为决定暂时胜负的也许是力量，但决定历史胜负的却只有真理。
《高考．1977》在全国公映之前，二 00 九年的三月十八日，我应《金陵晚报》的邀请，在南京的国际影城参加了看片会，会后的第二天，《金陵晚报》刊登了这一事，报道的内容是这样写的：
歌曲《知青之歌》的作者任毅先生昨天也在现场观看了该片，看完后他向记者表示此片拍得很真实，也相当震撼人心。《高考．1977》的开头，是很多知青扛着锄头走在地里，嘴里还唱着歌，看到这一幕，任毅告诉记者，他们唱的就是《知青之歌》。
《知青之歌》是当年众多知青歌曲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一首，用《高考·1977》导演江海洋的话说，任毅这个名字和他的《知青之歌》在广大知青中无人不知。当年这支歌叫《南京知青之歌》，而任毅的名气，绝对不亚于现在的大腕明星。江海洋在前天接受记者采访时曾透露，剧组曾为了歌曲和版权问题找过任毅，当得知是用于这样一部电影时，他坚决没有收取任何费用，而这首歌甚至曾让他判处死刑，这让我们非常感动。
对于这样一件事，任毅昨天告诉记者，当上个月《高考．1977》制片主任和导演找到他，希望能将《知青之歌》的版权给剧组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在那个年代，这首歌不属于我，而是属于一千七百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在此片中，《知青之歌》唱响了三四次，而其中的多处背景音乐，也用了这首歌，对此，任毅说自己深感欣慰，那个亘古未有的时代终于结束了！
在看片会上，我见到了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冯乔先生，于是我的上海之行有了一项新的内容，那就是接受了纪实频道“往事”栏且主持人刘凝小姐的访谈，于是有了二00九年二月八日、九日、十日三天晚上九点开始的上、中、下三集长达七十二分钟的《任毅和他的く知青之歌>访谈录》。
许许多多当年插过队、唱过这一支歌的知青在屏幕上又一次重温了当年的插队的历程，再一次引起心灵深处的感动，我在谈到此事时，是平静的，语气是平和的，少年时的血气方刚早已荡然无存，一切似乎还是昨天，历历在目，只是物换星移，不可同日而语了。
这一访谈节目被网易转载，我也时不时打开看看，很多的跟帖令我感动，我不后悔当年的举动，尽管它给我带来无法弥补的过去，但如果有来生的话，我还会如此，人总要给地球留下一点东西，我留下了，也知足了。
我抄录了一些网友的跟帖：
“《知青之歌》那个黑暗年代苦命知青的悲鸣！”
“我们当年都会唱，但从来没有一次能完整唱完，一边唱，一边就哭了，我是68年下的乡。”
“这首《知青之歌》，当年我在北大荒农场时，从上海知青那里学会的，人人都能唱上几句，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歌词和旋律，是两千万知识青年最喜爱的歌曲。”
“和遇罗克等人比起来，还算是幸运的。”
“我不是知青，记得那个时代我听过这支歌，它触动了那么多青年人的心和神经，压抑的年代所有唱的人都流泪了，希望不再回到那个年代。”
“这首歌使我们无数的知青对未来感到迷茫，在心灵中插上一把刺刀，啊，不堪回首的岁月，希望那段苦难的经历仅保留在我们痛苦的回忆中。”
“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晰记得那晚，那景，那情，那从身边走过的知青成友，这首歌流淌在心里，从没有遁色，那深深的回忆也静静地在心里流淌着，流淌着……”
“第一次听这首歌还是在读小学，那时我姐姐是下乡知青，几年后我也下乡当知青时，这首歌已经禁唱了，如今我已是知天命的人了，那旋律仍唤起我的万千思绪。”
“看到这些，我想起什么叫欺骗！”
“看到这段访谈录，我很有感触，谢谢作者写出这么一首好歌，虽然没有看到，但心绪是相通的，希望中国以后不要发生这样的悲剧。”
“再一次听到这首歌，泪流满面，往事不堪回首，愿苦难永远不要再重现。”
“同情，同悲，催人泪下，那是历史的悲哀。”
这此前，二00五年一月二十四日，我应凤凰卫视的邀请，在北京的香港凤凰卫视基地做了《鲁豫有约》的访谈。
该期的《鲁豫有约》很快在全国各地电视台和风凰卫视节目中播出，我的女儿是在悉尼看到这一节目的，直呼：“老爸，你真棒！”然而我是在南京看到的，在江苏电视台的某一个频道里已经是很晚的十一点左右播出的，五十分钟的访谈竟然删剪到只有二十多分钟，其删剪的拙劣令人称奇，上下衔接不上，牛头不对马嘴，明显的漏洞叫人一看便知，许多人看了后问我，我只能回答：“这是新闻检查的通病。”在以后出版的《凤凰周刊》随刊赠送这一访谈的 CD 片，人们才有幸看到这一访谈的全部内容，要知道，那么多的人走进《鲁豫有约》，而制作 CD 片的是少之又少的人，我有幸中彩，可见其影响之广。其实，《鲁豫有约》是极其用心来做这一期节目的，不然，他们怎么会在访谈之前，派了那么一个庞大的外景拍摄队伍专程来到南京，到江浦，到监狱，到留下我足迹的每一个地方，其严谨的作风和认真的态度令我感动，所以我十分配合地和他们完成了这一次节目。
出狱以后的日子里，曾有许许多多的报纸、刊物登载了我和《知青之歌》的故事，道听途说，谬误百出，看到以后我都保存了下来，从不做回复。
直到二00八年我的档案在《南京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展》展出时，一切才真相大白于天下。同年十二月二日南京五大报纸同时刊登我和《知青之歌》的冤案始末，人们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知青之歌》被愈来愈多的人提及，著名的音乐制作人吴颂今老师专门制作了《知青》的打榜 CD ，送到各电台、电视台播出，央视所拍的三十三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再说长江》中的《南京篇》的背景音乐就是《知青之歌》。
二00二年，在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大型系列片《百年中国》里，“动乱年代，上山下乡”篇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一九六九年八月，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广播频繁播送了一首称之为《中国知青之歌》的华语歌曲，歌曲饱含了知青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对过早结束学生时代，过早地参加体力劳动表示出深深的哀叹。
不久，这支歌曲因情绪灰暗、低落遭到激烈的批判，歌曲的作者——南京下乡知青也因此被捕入狱长达九年之久。
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八年的十年间，全国共有一千七百万城镇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这一空间的人口迁移改变了新中国几代人的命运。
这一千七百万知青的数字也就第一次出现在官方的报道中，这一千七百万知青的上山下乡的历史也就被称为“蹉跎岁月”。
二00六年十一月，由《南京晨报》编辑的“南京丛书”《南京往事五十年(1949-1999)》出版，书中刊登了《く知青之歌》的故事》，于是不久，《知青之歌》就广为传唱，在登紫金山的途中，在社区的文化广场上，甚至在二00八年南京的“红歌会”上大唱特唱，个中往事，令人感叹。
再往前的一九九0年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外国人唱中国歌”的比赛中，南斯拉夫留学生卡米拉一曲《知青之歌》技惊四座，博得满堂喝彩。
那封杀多年被解禁的深受广大知青喜爱的电视剧《血色浪漫》里就用了《知青之歌》，剧中“羽泉组合”中的陈羽凡就用吉他弹唱《知青之歌》把对方飙下台去。
二00八年，陈羽凡在南京举行专场音乐会，在万人体育馆里，他那压台的神秘的歌就是《知青之歌》，那是他在演唱会开始时对观众讲，“我将唱一首你们南京人的歌”，一曲唱罢，全场起立鼓掌，知道的人心中感动，那不知道的人惊讶：“南京还有这样一支好歌，我怎么不知道啊？”那天，我可能是唯一坐着没有站起鼓掌的人，早已泪流满面的我已经无法站起。
二000 年，我的女儿从南京外国语学校毕业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留学，留学期间在“澳洲2AC电台”兼职播音、制作、采访等工作，电台里有一很牛的北京去的播音员，他是知青，很早就从事播音工作，字正腔圆，口音纯正，由于我的女儿也很出众，引起了他的注意，一天，他主动走到我女儿面前，问：“ Aren ,你是南京来的？”我女儿回答：“是的！”
又问，“我向你打听一个人，也是南京人！”
“什么人？”
“他是知青，编写《知青之歌》的，你在南京一定知道这个人。”
我女儿很长时间没有回话，头依然低着，在看她的文章，终于轻轻地说了一句：“他是我爸爸！”
那北京人一下子愣住了，表情严肃地向我女儿敬了一个礼。“ Aren ，我今天晚上请你吃饭！”
在我的生命历程中，不能不提到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时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和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将军。如果不是他的挽救，不是他的大笔一挥，枪下留人，我早在四十年前就被处决，成了荒郊野鬼了。一九七0年五月二十四日，当时的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决我死刑，立即执行。六月六日，当时的南京市革命委员会批复是：同意判决死刑，立即执行。在这种情况下，死，是一定的，是必然的。可我之所以还能活在人间，是许世友将军当年的大义之举，写下了中国司法史上的一段奇迹。
我和许世友将军既不沾亲，也不带故，在我被判刑之前的生命轨迹中，与他没有丝毫的关系。况且，我的家庭出身又不好，又是“四人帮”钦点的要犯，他完全可以不救我，完全没有必要为我这一介草民去得罪那权力已到达顶峰的“四人帮”。但是他做了！
他为什么救我？凭什么救我？一直像一个谜，除了当事者心中明白，没有任何人能解开。随着许世友将军1985年的逝世，这个谜也就永远伴随他长眠于河南新县的墓地里。
一九七0年，在监狱中处于麻木状态下的我，是不可能了解这其中的究竟的，我只是从干部的口中隐隐约约地听说了一些，心中虽然疑惑，然而有一个信念却始终萦绕在我的心中，那就是有朝一日，我会感恩的！许世友将军逝世以后，我分别于一九八七年和一九九四年两次去给他上坟，寄托我的哀思，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平反以后的那些日子，我细心地收集了许世友的许多资料，在书市，在地摊上，大凡遇到有关许世友的书籍，不论是正史，还是野史，我一定本能地迅速地收罗下来。
一段时期下来，我几乎成了研究许世友将军的专家。
二00二年四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李文卿上将所写的《近看许世友——1967—1985》一书，书中详细描写了许世友当年救我的情况，我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还是找不到救我的原因。
二00八年十二月二日，南京的五大报纸同时刊出了当年《知青之歌》冤案的前后经过，其中在写到当年许世友救我的情况时，用了“拍案而起”“从死亡线上拉回”等词语，但同样也找不出为什么救我的原因。
其实，时至今日对于救我的原因，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当年被他救的人还活着，这已经够了。
一九九三年在我们举办《春华秋实，南京知青上山下乡二十五周年回顾展》,我们调阅了存在法院的当年审判我的案卷，并从中复印了一些资料，已经知道了很多原来并不知道的事情。
二00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南京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成果展》上，我的档案首次公布，并陈列在橱窗里，有关人士答应展后再给我看一下，但一直未能进行。一是由于该档案的珍贵，将申报国家永久档案保存，二是由于我的不甚积极，我实在不愿打开这尘封的历史，再揭开这历史的伤疤，有许多事知道多了反而不是好事，还是少知道一些为好。那个年代人们难免在强权之下，说了一些不得不说的话，做了一些落井下石的事，如今这些人老了，再提这些又有什么意思呢！我始终相信基督教中的自我忏悔，自己在良心上谴责比什么都重要，还是那句话，相信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美好传统——推已及人。
二00九年的五月二十九日，中国人传统的端午节的第二天，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行五人又一次踏上了从南京到河南新县拜谒许世友将军的自驾之行。
我们的越野车开得飞快，就像我们的心情一样。我们从南京出发，过南京长江三桥，从安徽合肥城外掠过，经六安从叶集出安徽到河南驶上沪陕高速公路，在光山向南，最终到达河南新县，一看车程表，竟有五百三十公里。
进许世友墓园，虽然是红色旅游，爱国主义教育，但还是要购买门票的。当我们拿出二00八年十二月二日刊登许世友当年救我的故事的南京《现代快报》给他们看，那略有醉意的馆长立即兴奋起来，免去我们的门票，并亲自陪同我们一路游览、参观，还安排了解说员全程陪同解说。
那天，天气异常阴沉，灰蒙蒙的天空上没有一丝阳光，大别山的余脉从安徽一直延伸到河南，山清水秀，树木郁郁葱葱，一幅原生态的景象，将军就长眠在这大山中，在他的墓地上方是他父母的长眠地，在他的身后就是他当年的故居。
在许世友墓前的台阶两旁，堆放着无数个祭拜后用过的空茅台酒瓶，一层一层，一排一排，十分壮观，别有情趣，反倒成了许世友墓地的另一景观。
当我们拉上横幅，给许世友将军倒满茅台酒，敬献上绿豆糕、盐水鸭等南京特产时，奇怪的现象瞬间出现，那已经阴沉许久的天空，突然放晴，一缕缕阳光从厚厚的云层里透出，顿时深处大别山的许世友的故居和墓地沐浴在阳光中，连陪同我们的馆长也惊呼：“奇了怪了！”在这灿烂的阳光下，我们举行了拜谒仪式，短短的一个小时后，在我们结束时，阳光又收敛于厚厚的云层中，直到我们离开，再也没有出来。
这一次来和前两次大不一样了，墓地经过了整修，广场上安放了许世友的大理石塑像，纪念馆也建了起来，邓小平同志当年批示“同意土葬，下不为例”时还有的“六不准”，早就过去了。
我感到再一次地了却心愿。此生如有可能，我还会再来，毕竟那是我的救命恩人。
此行，虽感到疲惫，当日去，当日回，往返十八个小时的路程，但心中释怀。
在事并不如烟，对许世友将军的感激和缅怀之情都在浓浓的茅台酒香中沉淀……
一九八五年春末夏初的一天上午，时间大概是九点钟左右，一辆挂着南京部队001号牌照的军用吉普车在南京秦淮区的偏僻小巷——胭脂巷内的南京艺新丝织厂的厂区停下，从车上走下来的竟是时任南京部队司令员的许世友将军，他一身戎装，领上的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的，脚穿一双平底布鞋。看得出来，暮年的许将军已显老态。行动也见迟缓，他的秘书一直小心地扶着他。
南京艺新丝织厂只是当时南京工艺美术公司管辖的一个大集体性质的工厂，主要生产伊斯兰宗教毯和其他艺术挂毯，在南京诸多的大工厂里根本没有什么名气，对于江苏省第一号大人物的来访显得不知所措，还有几分慌乱，他来干什么？有什么目的？事先也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当时分管技术的副厂长胡居良接待了他，销售科的一些人员陪同在旁。
在展品陈列室里，许将军看到那琳琅满目的产品，连连说：“好看！好看！”他尤其对一种图案是花瓶的挂毯盯着看了很久，看样子十分喜欢，在一旁的销售科的同志就对许将军说：“许司令，你喜欢这花瓶毯吗？我们送给你！许将军回答：“不行，不行，那是犯罪！”在展品陈列室里，许将军坐了下来，休息一下，又继续看了下去，时间长达半个小时左右。
陪同许世友将军来的只有他的秘书、女儿和一个司机，此时的许将军看得出来身体状况不是很好，说话也仅仅是简单的几个字，步履缓慢，眼神凝迟，大家都很吃惊和纳闷，如此状况下的许将军怎么会想到来我们这一个没有名气的小小工厂？
平反出狱后的我，被安排到的正是这家南京艺新丝织厂，我在这个厂里共待了八年，那一年我是供销科的副科长。那一天十分不巧，我出差去了无锡，没有在场。如果那天我在工厂里的话，我也一样会去接待他，甚至我会想到向他跪下叩几个响头，以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半个小时以后，许将军在大家的搀扶下走下楼来，又坐上吉普车离开了南京艺新丝织厂，此时厂里的工人大都在车间里，根本不知道这一个大人物的来访。
许将军走了，空手而来，又空手而去。
四个月后的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许世友将军溘然而去。
直至今日，当年的朋友在一起聚会时常常会提到这一件事，也始终感到不解。冥冥中的我似乎感到也许是许将军还在关注着我，关注着那个当年被他枪口救下来的我，也许这只是我的一种奢望，也难免有点自作多情了。
然而这又是一个谜，和许世友一生中许许多多谜一样，似乎没有任何人能解得开。
然而，到了二0一二年八月十一日，这个谜终于被解开了。这一天，我有幸见到了许世友将军的女儿许华山女士。在交谈中，许华山女士告诉我两个情况，其一：“一打三反运动过去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忽然对许世友将军发难，指责许世友将军包庇反革命，以及在南京长江大桥建成的庆典中过分张扬和突出自己。许世友将军十分气愤，当即要找张春桥算账，被周总理按了下来。细想一下，我不就是当年被许世友将军“包庇”下来的“反革命”吗？！其二，是关于一九八五年春末夏初许世友将军来到南京艺新丝织厂的那个早上。许华山女士说道：“这一天的早晨，我父亲突然对李文卿（许世友的秘书）说：“去看看那个写《知青之歌》的。”李文卿立刻寻找电话联系，将近半个多小时后，终于有了收获。但为什么去？去干什么？我父亲一般是从来不说的，他的话很少。”这就是二0一二年八月十一日，在上海的华亭宾馆，许华山女士为我解开的谜。
是的，至于为什么去？去干什么？唯有许将军心知肚明。而我，已经无需再去破解了……
五十年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
但是，知青和知青运动的话题，在当事人和他们的亲属、后代之间还远远没有过去，这是他们和共和国以及决策者无法绕过去或无法回避的问题。无论你提也好，不提也罢，这个问题将长久地也可以说永远地存在下去，毕竟这事影响太广泛也太深远。
我个人也想绕过这个问题。
但是，工作的艰辛和生活的劳累常常使我暂时忘却，但一静下来，眼前晃动的还是当年的景象，这已经印在脑海里，溶化在血液中了。我也不想轻易触动这一敏感的神经，不想反复提及当年的遭遇，这如同在难以愈合的伤口上撒上一把盐。
谁也不想纠缠历史，但谁也不应过于健忘，特别是那场给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带来沉重灾难的浩劫。不深刻地反思“文革”，就难以避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而这样的反思，应该是全民族的。
出于这样的目的，我把《知青之歌》和我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原原本本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你们能理解我，理解我们当年所走过的知青之路，尤其是年轻的读者，当你们停留在我们曾经的知青驿站时，当你们在惊讶或困惑中品读了知青的历史，你们对“知青”这个名词还会感到陌生和漠然吗？
知青运动已经久远了，对于这久远的历史，有人说：“这是青春的无私奉献”,有人说：“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有人说：“这是不堪回首的蹉跎岁月”，功过是非，只有走过那一段人生历程的人心中明白。
我的故事讲完了，或许会提醒如今的我们，放慢脚步，参考过去，现在和将来如此，我很欣慰。
（连载结束）
作者简介任毅，男，1948年生，1966年毕业于南京五中。从小兴趣广泛，爱好艺术。1968年12月，他作为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插队落户到江浦县永宁公社红旗大队。《知青之歌》作者。
文章来源：公众号"苏州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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