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靠衣裳”——知青上山下乡时的穿戴
“人靠衣裳”
——知青下乡的文化体验
服装是一种文化语言，又是人们内在的心理感受、文化素质、家庭背景以及生活状况和当地风貌的外在表达。可以说，知青是通过服装来展示自己的文化背景，也通过服装来了解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及文化习俗。
着装之取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票证时代，穿衣买布要用布票。按户口每人每年1丈6尺，只够做一套外衣。（北方需要做棉衣，每人两丈多——编者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老大新，老二旧，缝缝补补给老三”是常态。那时候，举国上下一片蓝，唯一的时尚是穿军装，戴军帽。
刚下乡时，知青的形象可以说是大同小异的。下乡时，每个知青凭票每人可以买一定量的回纺布（或曰粗布），上海、北京等城市到农场的知青还发一套服装，颜色是当时那种很“潮”的军绿或土黄色。
根据原上海赴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插队知青黄大信的回忆，各地当年自制的仿军大衣颜色各不相同。上海发的大衣颜色最接近军绿，但面料是斜纹布的，比军装面料差多了，且纽扣也是民用的。大衣虽然很厚，但穿着笨拙，只有车老板赶爬犁时还能穿。难怪1969年11月第一批知青到生产队时，穿着肥大的军大衣连滚带爬下了车，有个老娘们一看说，怎么来了一群小日本鬼子！
假以时日，知青的着装显露出两种趋势。一方面，这种简朴统一的服装很快便磨损破败。下乡后。城里没了户口，没了布票，只好自谋出路或依靠父母兄弟姐妹赞助。知青有一身“出客装”衣裳就不错了，大部分衣服补丁套补丁。在北方，寒冬腊月，烂棉袄纽扣都掉了，腰间草绳一系也能对付。70年代初，的确良兴起，衣服的寿命大大延长，但总体上还不够穿。这些情况插队与插场大同小异。根据上海刚赴黑龙江逊克县插队知青潘裕德的描写，到农村不几年知青的服装就已不成样子。老知青陈海涛戴着眼镜一副书生样，但他穿的军棉衣既脏又破，棉絮直接露在了外面。另一位老知青丁荣生的打扮更是让人吃惊：耷拉着狗皮帽子，不但棉衣脏、破，腰里还系了根麻绳，全无半点上海人的形象。而当时他们这些新知青还是一身整洁的“出客装”。当然，他们的狗皮帽子很快也耷拉下来了，棉衣变得又脏又破。通过战天斗地的生活积累他们也知道了上海生产的大棉袄不如贴身小棉袄暖和，腰里系根绳扎紧后感觉就暖和不少。于是，他们进入了“比老乡还老乡”阶段。
可另一方面，到了农村之后，许多知青在服装方面也并不愿意失去都市文化特点，与乡土文化融为一体。下乡前，他们身上的服装不是商店买的就是栽缝店量身定做的，即使打了补丁，也还基本得体。而且，尽管“知青”在城市里受的教育并不多，来到农村后，出于本能，他们依然将目光投向了城市文明。一些知青就有意无意地保留了一些城市服装的特色，例如夹克衫或者“海魂衫”。
云南农场知青身上的海魂衫
在笔者下乡的黑龙江农场里，有哈尔滨、齐齐哈尔知青喜欢穿带铜扣的铁路服，戴“前进帽”，一些上海知青一度流行一种与“前进帽”不同的鸭舌帽，让人想起文革中的干部子弟，或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里的人物打扮。
尽管是“战天斗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却有越来越多的知青戴上了手表。说工作需要当然可以，但主要原因无非是城里人都戴表了，咱们也不能落后！
差异与冲突
在知青眼里，除了军装军帽，当地的老乡或职工的服装却与知青不同，颇有地域色彩。在赴黑龙江农场的笔者眼里，当地职工是常年一身黑，干活腰间扎着个麻绳。插队知青在冬天看到的老乡更是头戴貂皮帽，脚登靰鞡靴。
谈到知青与农民衣着上的差异，福建赴泉州德化县的插队知青郑亚鸿有一个说法。“外出经过一个村庄时，看到晾晒在外的不同于农民的衣服，就能判断这个村子驻有知青。”邻近公社大铭公社的一些知青经常到他们公社赶墟，虽然互不相识，但彼此凭衣着装束认出对方是知青并热情接待。甚至，“知青养的狗见了农民会吠，见了别处来的知青则不但不叫，还会摇尾巴以示亲热。”
看到这幅照片，不禁令人发问：这是那个时代吗？当时可是很“革命”的呀！这些女孩子脱到这个程度，似乎安不上“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这样的宏大叙事，倒有点“性感”了。也许是领导上别出心裁，组织她们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周年？游泳虽然很接地气 ，但皮肤白皙的大批泳装女生却是百分之百的都市风情。不过，这也百分之百地要引起当地人的惊诧。
当然，当地老乡的服装有时也会引起知青的惊诧。原上海赴云南西双版纳知青晴空一鹤（网名）谈到，景颇姑娘筒裙短了一截，火红的底，上面用彩线绣着奇怪的纹样；上身是黑色短衣，镶了些褪色的银泡，或者把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钱币打个洞缝在衣服上。哈尼族僾尼姑娘衣裙更短，短衣露脐，超短裙下截短到大腿，上截还要露出股沟，“黑皮肤黑眼睛火辣辣直视着你”，“看得一班前红卫兵目瞪口呆。”
应该承认，刚下乡时，知青和当地老乡之间确实有个不愿接受对方的阶段。就笔者所知，在东北人眼里，上海知青常常大冷天穿个单皮鞋、小细腿裤子到处“得瑟”，一点没“孩子样”。南方知青的假领子（又称节约领）尤其受到当地人耻笑：“你们男的也戴胸罩？”而上海知青也往往看不惯北方知青穿花裤衩，还觉得他们身上有虱子。
如果说，以上各地人服装的差异只是引起不快的话，以下的上海知青似乎引起了当地人的“仇恨”。原上海赴江西插队知青葛天琳谈到过，她下乡所在生产队一个女知青穿西装短裤，被老俵说耍流氓，只好不穿。原上海赴黑龙江林区下乡的郑良也谈到，刚下去时，一个上海知青因为穿短裤出门被当地人扭送民兵指挥部要批斗，非说他是耍流氓。后来郑良跟当地人解释说“你们看过《红色娘子军》吗？南方的女红军是不是也穿短裤？”这才为他解了围！
理解与融合
既来之则安之。知青们逐渐认识到，唯一现实的态度就是对当地人服装的理解和认识。
郑亚鸿就将当地山区农民的服装与生活习俗甚至自然环境联系在了一起：那里农民的衣着式样简单，长度宽窄无度，无论男女，衣服就是黑、灰、蓝三色，年轻姑娘、媳妇也不例外。老乡的许多衣服显然是家织土布做的，布钮扣汉装衫，显得很土很原始。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还穿长袍马挂戴毡帽招摇过市。久而久之，郑亚鸿注意到老乡的穿着里透着他们的生活习惯。夏天农民习惯赤脚，可大热天在地里干活，农民却仿佛不怕热似的，再汗流夹背也不脱衣。冬天，农民一般都衣着单簿，只好用火笼御寒，双手将火笼提在腰间，佝偻着身子取暖，走到哪提到哪，还不时得用树枝拨弄一下火笼里的炭火。
上海赴云南西双版纳知青晴空一鹤（网名）的观察也突显了把当地傣族人的服装与生活的联系：傣族男人的衣着简单，是清一色的中山装。但他们出工或上山，两把刀不离身，一把是带鞘的匕首，别在后边裤腰上；一把是砍刀，插在背后竹篓里。这是他们的生活、劳动的工具。作者还注意到，当地女人全穿窄袖紧身的露脐装和筒裙，勾勒出她们窈窕的身材。紧身的露脐装为大襟或对襟，有许多花边花饰。年老的多穿黑色筒裙，年轻的为青色或红色。一条银制的腰带老少都有，据说是从缅甸那边买来的。女人的筒裙完全适应西双版纳四季如春的气候和多水的环境。劳动收工回来，她们脱去上衣，把筒裙提到胸部，就可以在井边洗澡；过河时，随着河水的深浅，可以一直把筒裙盘上头顶，也不会春光外泄。更为方便的是，不管在田头还是竹楼前后只要把筒裙提一把，就可以站着小解！
更难能可贵的，是晴空一鹤（网名）通过游泳看出知青和傣族老乡装束方面的差异其实就是个习惯。一次他们刚游完泳，光溜溜白花花走在穿衣服的陌生人中。“小卜哨”（姑娘）害羞得低了头，把脸转朝一边。“毕朗”（男人）指指点点，交头接耳嘻嘻哈哈。老“波涛”（大爹）一脸严肃，好像他们干了什么坏事。终于遇到一个认识的“宰竜”（大哥），让他们知道了原因何在。原来他们的游泳裤，在她（他）们看来十分不雅，就那么窄窄一条布，紧身兜住那玩意儿，反而显得重点突出。那位“宰竜”说：“你们穿那么难看的东西，像兜X布一样！” 而在傣族人看来，游水洗澡不是一个需要太藏掖的事。每到傍晚，江边就会有很多人，脱了衣服沐浴。而傣族老乡游水或洗澡，要么脱光光，让全身各部位一“视”同仁；要么穿着筒裙或大短裤，平均遮蔽，不要那么显山露水。女人拿一条筒裙系在胸部，一边下水，一边把裙边卷起来。等到人完全入水，筒裙已经盘在头顶。洗完，把筒裙自上而下慢慢褪下。人出水，裙子已经穿好，还是干的。笔者亲眼见到过，挑水的大嫂，当着外人的面在路边就脱光了洗起来，自然得很。
环境大于人，知青与当地老乡在服装上的融合大趋势就是知青的“入乡随俗”。这种融合首先发生在劳动中。福建泉州赴德化插队知青郑亚鸿还谈到，在一种情况下，知青和农民是难以分辩，那就是雨天干活时。农忙季节，下雨天也要出工。雨具就是棕衣。棕衣是用棕片编织成厚厚的像衣服一样的雨具，分上衣和下裙两块，与头上的斗笠一起使用，不透水不透风，穿在身上干活很方便。知青刚到不久，大队就为每人配备了一件棕衣和一个斗笠，雨天干活时，穿着棕衣，戴着斗笠，衣袖、裤筒卷得老高，从外表看，知青农民一个样。
南方知青来到黑龙江后，对那里的鞋帽也有个认识过程：棉胶鞋是黑龙江农村冬天穿的一种普通的鞋。
棉胶鞋
黑色帆布的面料，白粗布的内衬，中间夹的是毛毡，鞋底用橡胶制成。样子实在难看，南方来的知青一开始都不喜欢穿。
反之，一种俗称“大头鞋”的翻毛皮鞋却颇受欢迎。
“大头鞋”
只是，下地劳动后才慢慢认识到，棉胶鞋一来轻便，二来隔潮，比“大头鞋”明显优越。但是，在零下20度时是大头鞋神气，而到了零下40度就是棉胶鞋保暖了。
上海赴龙镇知青下乡时一人发了顶狗皮帽。
狗皮帽
可到了农场天再冷也没人愿意戴，因为怎么看怎么像“智取威虎山”里的“小炉匠”！于是大家逐渐在当地买了羊剪绒的帽子代替。只是，大家心里明白，真到了零下三四十度，尤其是打夜班时，还是狗皮帽子顶事。
羊剪绒皮帽
上海赴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插队知青黄大信对冬季林区的服装的认识十分详细。那时候冬天上山干活很费棉手套，聪明能干的黄大信竟然学会了自己做。
黄大信自制的棉手套
冬天上山要穿44号棉胶鞋，因为里面要垫草，还要穿毡袜。来东北后的第一个冬天，他就知道买来新的毡袜要先穿两天，穿出脚型后，再请当地的高木匠老婆做毡袜套子。他们在山里干活裤子和鞋经常被树枝刮坏，回来后在油灯下自已补。他们连补鞋的麻线都是自已捻的，碎皮是回上海探亲时论斤买回来的。有的知青不会补，只好用伤筋膏药凑合。
黄大信还知道跪在雪地上久了，膝盖上的棉花往下掉，就买来护膝弥补。他知道靰鞡是一种当地人冬天穿的草鞋，由靰鞡草制成.
靰鞡上面还应该连着腿套，否则会从裤腿缝灌雪。他了解到一般赶爬犁的老板在棉胶鞋外再套上靰鞡，老乡靰鞡的上部是犴皮做的，要四十多元，而知青车老板穿帆布的，比较便宜。他知道老乡冬天上山干活要打绑腿，既防止灌雪又保护了裤腿不被刮烂。
冬天打绑腿防灌雪
原北京赴陕北插队知青秦川妹对陕北汉子的白羊肚手巾更有独到见解：陕北和晋西北地区特殊的地形地貌，是白羊肚手巾产生发展的外部因素。由于风沙经常性的肆虐，外出劳作的人们便需要随身携带一些物品来擦拭头顶、脸上和脖颈灰尘和沙砾。最初的手巾，只是类似于今天的面巾纸的简易布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布片被人们用羊腹部柔软的毛片替代。后来，纺织技术提高，他们就用羊毛制成毛巾。这种羊肚肚手巾质地手感都好，黄土高原上的农民纷纷把它包在头上，除了春秋两季抵御风沙之外，还可以夏天防晒，冬天御寒。到了现代，制作毛巾的原材料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羊肚手巾的说法还是沿用下来。白羊肚头巾是陕北文化的一个鉴证和缩影，在其中能够领略到许许多多无法用言语传承的东西，它们和其它一些独特的东西，例如民歌、窑洞，共同构成了陕北的人文风景。
北京赴陕北插队知青画家邢仪画作中的知青和农民
其实，“接受再教育”也好，“与工农相结合”也好，人往高处走，人们总是受到本能的驱动向往文明的。于是，知青从城市带去的装束也影响了当地老乡。
根据上海赴云南西双版纳知青晴空一鹤（网名）的回忆，在那个年代，当地女人最想得到的是头上的包头（也就是上海的浴巾）和脚下的解放鞋。此外，就是一块塑料布，傣话叫“样”，因为西双版纳多雨，出工出门，都是不可少的雨具。插队的第一年政府发给知青每月一张工业券，可以买一双解放鞋或肥皂牙膏，老傣称之“鞋票”，经常用鸡来换。上海赴云南知青提到的关于“的确良”的故事恐怕更加普遍一些。“的确良”是知青大批下乡期间城里刚研制出来的一种合成纤维布。与传统的棉布比起来，它挺括、耐穿、颜色鲜艳、不掉色、洗后没有皱褶。在云南边疆，有位上海知青探家归来带了件“的确良”衬衫，附近几个寨子的老百姓闻讯而来，就为摸一下“的确良”是不是“的确凉”。笔者也记得，远在黑龙江农场，一开始“的确良”是上海知青的标配，不几年不少当地职工身上也里里外外都 “的确良”了。
一位网名小胖鱼奶奶的东北知青对上海服装的最初反应就非常良好：上海知青衣着打扮优雅大方，精致新颖；他们用的东西好多作者没见过，作者也非常喜欢她们穿的毛衣样式。一位叫王磊的值日生利用空余时间帮她打毛衣，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就将一件毛衣完成。作者一穿正合适，样子也好看，她高兴极了，并从此与王磊成了好朋友。作者还注意到上海女知青每天都往外挂一个竹子做成的晾衣架，上边挂着花花绿绿的东西。有内裤、袜子、手帕，还有一些作者“没见过的玩意”如假领子、乳罩、还有卫生带。作者托王磊在上海买了胸罩，把两个乳房托起来，美得不行了，可作者的妈妈却说，“怎么弄了个牛蒙眼 ？”作者和不少北方知青就是这样和上海知青慢慢地融合在了一起。上海知青回家探亲，给她们捎回来很多时髦的衣服和服饰，“让我们北方知青也洋气起来，我们的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了。”
服装与生活
知青的服装当然反映了知青的生活。通过以下几个看似偶然的案例可窥探出当时知青的心路历程和社会生态。
原上海赴黑龙江兵团下乡知青宁丽华就有个回忆：那天早上哨子一吹，她们就出发去西边的一号地铲地。不一会儿，天上飘来了乌云，接着雨点就下来了。雨越下越大，王连长才下令“撤！”等她们回到宿舍，衣服早湿透了。刚洗换好，雨停了。连长又吹响了哨子。她们赶紧扛起锄头又跟着他下地了。谁知刚铲了不久，雨又下起来了。王连长只好又叫她们回去。当她们手忙脚乱刚换洗好，雨又停了，她们只好又随着连长的哨子下地。那天就这样来回折腾了四次，作者把上海妈妈为她亲手做的四件花衬衫都换上，浇湿，脱下，晾在绳上。“那会儿还真庆幸妈妈给我带的衣服多呢。”多带几件衣服本来是父母为出远门的孩子必须考虑到的，但一天换下四件衬衫还是让人始料不及。知青不易，当父母的也不易！
“穿小鞋”往往指一种尴尬境地，上海赴黑龙江瑷珲县插队知青有自己的亲身体验：1970年初中苏关系紧张，外三道沟位于黑龙江畔与苏联隔江相望，上级经常会在夜间搞一些紧急集合之类的战备演习。每天收工后脱鞋上炕，。二十一双一模一样的棉胶鞋，放在两铺炕前，倒也整齐划一。那天在睡梦中，作者又被一阵刺耳的哨声惊醒，闭着眼睛穿好了衣服，套上摆在炕前的棉胶鞋。 可作者一下地就觉得脚下不对劲，左脚被硌得生疼，原来那鞋不是自己的，小了一号。 其他知青在前进中搜索着桦树林中每一个“可疑”的角落，生怕漏掉了苏修特务，作者却无时无刻不注意发痛的左脚。回到宿舍脱下那只棉鞋，才发现脚趾外侧和脚后跟各起个一个水泡，都破了，露出粉红色的嫩伤！作者的经历在当时算是体现了作者在战备训练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而今读来，也可以理解为作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了“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
若以上那只“鞋”的故事纯属个人的经历的话，下面这些上海赴瑷珲插队知青的“帽”的故事却差点引出政治事件：爱辉位于黑龙江边，黑龙江对面就是苏联。有一次，作为基干民兵的上海知青黄立和小李等人结束了江边巡逻任务，发现水里漂着两个大盖帽。他们捞起来一看，帽子是绿色呢子材质，配有黑色帽檐，这显然是“老毛子”的军帽。
有人提议“小李不是把他爸55年授衔时的军服带来了吗？咱们借来一起穿穿，威风威风！”小李拿出了父亲的那套55年授衔时穿着的苏式军装。他们就找了块公路边的草地，一边抽烟，一边轮流穿军装，还模仿电影里的台词取乐。谁知刚过一会儿，就听到解放军的巡逻摩托正冲着他们呼啸而来。三辆架着机枪的偏斗摩托开到几个知青面前，快速刹停，一字排开。没等他们回过神，摩托后座上的解放军麻利地跳下车，端起冲锋枪对着所有知青。黄立吓得不轻，幸好看到摩托上坐着熟悉的张排长。张排长把黄立头上的帽子取下来，厉声问：“哪来的？”黄立不敢隐瞒：“江里捡的。”“ 这帽子是解放军的吗？戴人家的帽子，你是想当汉奸还是想当伪军？”几个知青赶紧检查认错。是啊，想当兵绝不算错，可戴着老毛子的帽子拍照，这事可是说大就大。好在最后有惊无险，且后来黄立和小李都如愿以偿参军入伍，是否算是“因祸得福”？
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服装与知青生活的联系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即使在表面上红色文化一统天下，军帽军装满天飞的当时，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依然在悄悄发生。不论是否心甘情愿，“入乡随俗”终归是主旋律，知青在农村非但手磨粗，脸晒黑，变化最大的就是换上了一身乡土的装束。“战天斗地”也好，“改观还魂”也好，这身装束帮助知青走近老乡，融入田野，成为那个时代的“新农民”。与此同时，知青也为当地老乡带来了服装变化和都市文明。
（文中插图均由本文作者提供）
丘保华，男，上海知青。1951年生，1969年赴黑龙江龙镇农场。1978年考入齐齐哈尔师范学院英语系本科，后在职期间就读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班肄业。82年起在高校任教，后为英语副教授，主讲英语口语、英美文学等专业英语课程。曾经担任上海中学生英语阅读杂志执行主编。2005年开始从事老年大学教学工作，主讲英语口语、英美文学欣赏等课。自1987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至今，共出版译著、教材八种（部），并在国内外各种报刊杂志发表文学作品、杂文、翻译、学术论文近百万字。现已退休，积极关注与思考知青经历和上山下乡运动的研讨，并开始在《华夏知青》、《知青》等杂志发表有关知青文章，2019年初加入上海知青文化历史研究会。
来源：南加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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