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文新译 | 哲学家有存在的必要吗？
本文为“哲学值得研究吗？”的第二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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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哲学对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是有价值的，那它对讲授哲学的人来说也是有价值的。讲授哲学就是要引诱其他人从事哲学研究。那么，哲学教师的存在就至少有了一些理由。而且，这种论证思路还不能证实哲学研究生院存在的合理性，无论好坏，其存在并不是旨在把我们塑造成为教学大师。我们在研究生院学的东西是如何进行科学研究。要讲述我们的生活是否值得为之辩护，我们需要知道哲学是否值得我们去写作和研究。
而且，如果你认同这样的论证，你就应该将你的直接社会政治影响最大化，将你影响社会政治变革的机会最大化，这样一来你可能就没有理由去讲授哲学了。即便不是拿着刀叉的治安维持会成员，你至少应该成为宣传家或政客。当然，这种批评同样适用于艺术史家、文学研究者、艺术家、为热衷某些意识形态的小众报刊杂志读者群撰写文章的公共知识分子，同样也适用于大部分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
基于最大化类论证而批评哲学的很多人倾向于以非正式的和不完整的方式表达其立场，我猜测这背后的理由可能是他们填补详细信息的方式。功利主义者和有效的利他主义者已经用高度的复杂性为邻近的观点辩护，他们的目标很少是哲学。他们倾向于认为你需要最大化的东西是积累更多福利或者满足你的偏爱---这或许能或许不能将结构性变革或者给你带来结构性变革的机会最大化。功利主义教义根本没有排除要求你煽动革命的可能性，因为革命可能是将你积累的福利最大化的手段。但是，利他主义者最终推荐的最有效手段不过是不再买太多的衣服，而是将你的部分收入捐出去以展现你对慈善活动的积极支持。我们都应该停止学习哲学和艺术史转而成为游击队战士，对此判断，功利主义是否认同至少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反对功利主义有一个熟悉的源头---比如，它将要求我们牺牲掉种族上的少数派，每当这样做时就会将种族主义者多数派的福利最大化，因而在整体上最大化地满足某些人的偏爱---在此，我不尝试评价其策略是否成功。就本文的目的而言，要点在两个方面：
首先，单单依靠功利主义者教义并不意味着你不应该花费时间去撰写哲学论文，除非结果证明将积累的福利最大化的唯一办法或最佳办法是将激发你去反对资本主义的抗议活动机会最大化：很多人（或许是绝大部分）坦率地公开承认功利主义者是哲学家，这就预设了有一些合理的理由，至少有些人花费其人生的宝贵时间在哲学期刊上论证功利主义的合理性（或许还包括其他活动，如在工作场合将工人联合起来，将多余的收入捐赠给英国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或坚持素食主义等）是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第二，实际上基于最大化之类理由批评哲学的很多人心里似乎在想着其他事情：他们似乎认为，要求我们实现最大化的东西是为摧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做出特别的贡献，无论摧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增加还是减弱更广泛积累的福利。（如果结果证明这种观点让有钱人拥有更多的乐趣一边喝香槟一边洗澡，现在的不平等事实上将积累的福利最大化了，我怀疑我遇到的很多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是否在乎。）虽然这种立场或许最后证明在某种方式上比功利主义者更少挑战性，让我们称之为核心禁止令---你将为破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做出的贡献最大化---是要求极高的标准（哲学家往往对命名立场和前提有无限的热情，我并不是例外）。
一旦你接受了要求极高的标准，你将不得不得出在当前情况下谁也不能在道德上被允许当哲学家（或者艺术史家、文学研究者、诗人、画家、中世纪专家、钢琴家、美容皮肤科医生、珠宝鉴定师、图书馆员等等）的结论。这不是因为哲学（或皮肤美容）无法给政治决策制定过程产生任何积极的影响。哲学现在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是当下的偶然事件。托洛茨基知道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无论你认为这位创始人设计了什么，他当然阅读过洛克的著作。如果你为当哲学家（或者学者或任何一种知识分子）的辩护是你的学术研究将对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是任何当权者都愿意参考的东西，仅有智慧成果是不够的，你还需要有旨在将法律制定者与你的著作联系起来的行动作为补充。
如果不是在更谨慎的学术界，至少在公共写作世界，我的同伴中的共同假设似乎是，个人的研究内容已经拥有某种政治相关性意义——似乎一篇文章拥有“正确的”政治这个事实就足以保证它有“正确的”（或任何）效果。但是，无论你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自由意志论者，它其实与最终是否有人阅读你的作品没有任何关系。当然，你在学术研究中采取的立场决定了政策制定者关注你的论证是不是好事——也就是说，他们是否真这样做了。但是，直接考虑如果政策制定者关注你的研究成果后会发生什么，则有些过于迫不及待了，因为人家是否关注你的论证还八竿子打不着呢。
如果你想你的学术研究满足苛刻的标准，即说服立法者或者大群民众（至少不是像希望写一篇直接引起自由市场巨大轰动的文章那样脑壳坏掉），你将要么成为像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和朱蒂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那样的学术大明星，这对于少数天才是比较可行的，但是对我们其余人来说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要么你将不得不重新改造这个世界以便学术写作再次得到认真对待，这将可能要求你投入太多的时间组织协调结构矛盾以至于你将根本没有时间去写作了。花时间直接开始你在著作中认同的那种改变，难道不是更有效率吗？
简而言之，一旦你接受了苛刻的标准，你就承诺于思考唯一可接受的度过人生的方式就是成为什么样的人来着？啊，这真的很难说。究竟什么职业能加快公平正义社会的到来，我们并不身份清楚。虽然如此，学界的职业生涯至少在法学院之外的生涯很少属于其中之一则是明确无疑的。因此，无论是苛刻的标准还是几乎所有的艺术都必须放弃一些东西。
闭门在家，观尽天下；
哲学之思，始于闲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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