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珍纪念小辑】李美萍 | 不灭的现代之光——《无性别的神》对现代西藏道路的探寻

本文原刊于《阿来研究》第八辑

（本文作者：李美萍副教授）

藏族女作家央珍的长篇小说《无性别的神》通过少女央吉卓玛的目光审视20世纪前半期西藏浮世绘般的社会生活，铺衍西藏传统生活的光怪陆离，并极力凸显出生活的本真，由此，央珍开拓了一条生活细节与儿童视角相结合的西藏历史叙述的新途径。央吉卓玛出生贵族家庭，却颠沛流离，饱尝人间冷暖，游离于贵族家庭、边地牧场、青灯古庙等特定的社会空间，通过她的眼睛，央珍反映出西藏有识之士极力改变现状的追求、守旧人士为维护既得利益而疯狂压制新鲜事物的情态，以及女童在多种环境中所生成的敏感、同情、宽容、质疑的性格及渴望自由、追求平等的诉求，央吉卓玛的成长伴随着西藏的新旧交替，她的孩童式的思考如《皇帝的新衣》里的孩子一样直抵古旧西藏的命门，揭开了我们认知西藏神秘世界的帷幕。总体上看，《无性别的神》从女性视角入笔，从三个维度展开探寻，其一是通过央吉卓玛的眼睛碎片化式的展示西藏新式青年渴求变革西藏固有形态而不得的失落与迷惘，书写近代西藏第一代文化精英的悲剧人生，央吉卓玛属于被动聆听者，属于故事的拼接者；其二是通过央吉卓玛的遭际，展现其离开——归来——再离开的成长模式，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空间中质疑西藏日常生活的本然样貌，突显传统势力的强大和个体行为的微弱的抗争，从世俗的角度突显反抗的艰辛；其三是通过女性世界的暴力压迫与升级的反抗，探讨央吉卓玛对自由平等的价值追索和不断反抗的实践行为，凸显出历史长河中个体行为的伟力，昭示生命的尊严。

01

细腻探寻现代西藏男性悲剧之因

央吉卓玛稚嫩的眼光向世人展现出试图借助西方文明来改造西藏社会现代变革者的悲剧人生，深度刻画了他们改革失败后琐碎的生活片段及改革者殊途同归的消隐。与古旧中国的改革路径同一，近代西藏的区域性变革是在外力的强行袭扰下而引发内部有识之士强烈的革新意识和改革举措，然而古旧的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与因袭的文化传统却使改革举步维艰，最终改革沦为时代的象征符号，一批参与其中的志士仁人，一代抱有自由思想和民主精神的改革先驱者，不可避免地成为“失败者”，其人生悲剧便随着改革的符号化而可歌可泣。在小说中，央吉卓玛的父亲和龙康老爷的命运集中代表了那一代改革者的理想追求与理想不能实现的精神苦闷以及死的无可奈何。

通过央吉卓玛的回忆，可以看到刚刚回国时的“父亲”是个精神充实、有理想抱负、期望有所作为的年轻人。

社会层面，“父亲”通过报纸、收音机等现代媒介广泛阅读西方先进文化思想与科学技术的革新，希望依然能像在国外留学时那样保持与最现代的文明同步，希望自己的所学能够有利于西藏。“父亲”对故土发自内心的热爱、渴望能政治革新、急于用毕生所学造福人民的思想与行动在小说中虽着墨不多但力道遒劲。原文这样写到：“父亲一本接一本地翻看英吉利的书。……还有许多奇异的风光照片，各种各样的石头、钟表、放大镜、留声机、收音机，房中还有写字台和沙发。”（187～188）“父亲学的是矿物。当他以优异的成绩学成归来后，政府派他到乡村寻觅金矿。他很快便勘探出含金丰富的地矿。”（152）

生活层面，“父亲”与“母亲”和“外祖母”们所遵循的关于人与人之间的观念也是不同的。其一，“父亲”希望以自己为表率，遵循人人平等的观念并希望能影响周围的家人，让家庭内部主仆之间不再是的奴役关系，而是新型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关系。其二，“父亲”对宿命论和男贵女卑的驳斥。央吉卓玛因为出生时偶然的事件被宿命地认为是“不吉祥的人”几乎遭到了周围所有人的排斥，除却奶妈巴桑源自母性和职位所需有限的爱之外，“父亲”的爱才是有可能让她摆脱所有不幸与指责的唯一希望。“父亲”在身体状况比较好的时候给予央吉卓玛必要的、平等的父爱，经常给她一些钱让她可以和姐姐一起去街上买进口饼干吃；在身体情况较差时也不忘记陪央吉卓玛这个大家都不愿走进的女儿玩耍，教育央吉卓玛要成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勇敢追求自己幸福的人；在病危甚至是去往佛国的前夕，“父亲”在央吉卓玛的梦中先兆地出现，并温柔地与女儿告别。“父亲”在家庭生活中完全是一个现代西藏人，没有等级、主仆、父子之间那些条条框框的束缚，给子女提供的是一个平等自由和谐的生长环境，甚至有意对弱小者、被侮辱者进行情感天平的倾斜。在“父亲”世界的架构中，男女平等、主仆平等、阶级平等、个人自由、人人都可以通过努力追求幸福等因素异彩纷呈且秩序井然，这与父亲接受现代科学、人文思想不无关系，也与一代人努力在家庭与社会层面努力打破传统的约束理念相关。

处理个人精神世界层面，小说主要展示了在严峻的形势与日趋颓势的环境中，“父亲”高贵的人格与强大的内心。“父亲”所学专业碰壁后，他的想法是很快地调试自己并积极地与政府沟通。“当挖掘工作刚一进行，该地的寺院就派代表马上出面进行干预，警告父亲如果继续开采将会触怒地神，地神会降灾于西藏”。”（152）经过再三的协调与沟通，传统的力量依然占据了绝对的优势，“父亲”无奈地转行做了宗教与民俗活动中仪仗队的指挥。政治和社会层面的打击深深击中了父亲，他发现自己理想在现有的政治环境中的赢弱，政府剥夺了他所有的官职，只保留了他有限的收入。生活层面，“父亲”的坐骑德国摩托车也为人诟病而被变卖，自行车也被迫变卖，愤怒之下的父亲剪掉了辫子。精神层面“父亲”日益消沉，斗志全无。小说在尽透悲凉之感的分层描写中，刻画了父亲作为现代精英藏人的命运多舛。但是在个人精神向下坠落的过程中，“父亲”的形象是内敛式的自我拷问，透过“父亲”形象，隐含作者思考更多的关于个人与社会之间可能关系的问题。小说中“父亲”最终因沾染上鸦片走向人生的沉沦和生命的终点成为一个有意味的象征。鸦片在中西方文明中都有颓废的意味，在《无性别的神》中，鸦片更多地可以解释为西方语境中“消磨斗志”维度的意味，西方现代文明成就了“父亲”那一代精英藏人的梦想，成为他们回国后报效故土的武器，然而在文明对抗与对话中，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文明遭受了重创，它所衍生滋养的个体纷纷被文明对立面的颓废所吞噬。“父亲”被无情地打垮，直至最后走向生命的终结，然而，“父亲”并没有在子女和家人面前表现出对理想的怀疑，对现代文明的绝望，对自由平等未来的制度的怀疑，他依然坚韧地用自己的思想影响着自己的家人，这一点在央吉卓玛后来的人生道路选择上得到了精神的延续。“父亲”不指责、不抱怨、满含对未来的期望的生命之火烛照着央吉卓玛后来的人生。

龙康老爷作为和央吉卓玛“父亲”一样被第一批派出的西藏留学生，他命运的沉浮是“父亲”现代性命运另一个维度的西藏书写。龙康老爷回国后很长时间的命运状况在小说中只用了短短的一个象征符号来表述，龙康老爷是噶厦政府中的“新贵”。他作为“新贵”的生活状况、精神面貌、个人抱负在小说中是通过倒叙的方式被构建成“隐形书写”。在追述中，我们推测出学成回来后的龙康老爷似乎比“父亲”要幸运些，顺利地当上了噶厦政府的高级官员，风光一时，也部分地实现了其改革的理想。说明龙康老爷能够在现有体制与自我理想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可以说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从他前半段辉煌风光的人生状态来看，似乎改良比改革要更适合西藏的实际。从他几乎和父亲没有往来的人际关系角度思考，龙康老爷的政治智慧和生存策略远远排在个人的理想与抱负之前。小说暗示性地指出要不是骤然而至的政治风波，龙康老爷可能会在政治舞台上长袖善舞，用改良的方法逐步加速西藏地区现代化缓慢的步伐，终有一日，他的改良目标会曲径通幽地茁壮生长，开华结果。然而，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制度与生俱来的内在破坏力打破了龙康老爷所代表的改良主义者的思考与实践计划。在“热振”事件中，龙康老爷成为牺牲品，沦为阶下囚。表面看起来是政治斗争中政坛风云的吞噬敌人力量使然，背后深层的原因之一在于龙康老爷所自身接受的现代思想不见容于西藏传统社会的规约与框架。隐含作者通过央吉卓玛的视角观察到：失败的龙康老爷和其他官员一样被判监禁，享受不到做人的任何尊严，像畜生一样被锁在院子里任由天命。龙康老爷离开这个世界前最温暖的回忆是他讲给央吉卓玛关于自己和央吉卓玛父亲那一代精英藏人在国外接受现代文明的兴奋、理想与抱负、对现代文明发自内心的向往，在这段生命走向尽头的暖色记忆中，龙康老爷看着夕阳似在喃喃自语又似在预言般地呓语着“那时候的我们……”龙康老爷改良的方法在短期的成功之后遭遇了政治暴力灭顶打击，个人也在守候完夕阳后凄然离世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惨状却是另类的触目惊心。“会有那样的好事吗？人家早就把他埋进桑依里的乱坟中，打入地狱啦”[1]190可见龙康老爷和央吉卓玛的“父亲”一样，当他们的理想之光、改革之烛遭遇传统习俗、溢出政治制度边缘时，生命就仓促而凄凉地走向了终点。然而，那一代知识者却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运气不太好”，（190）也体现出改革者游离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无奈和尴尬，甚至体现出早期革新者内在世界的犹疑，他们的改革是修补式的而非鼎故革新式的，这也是他们悲剧命运的内在原因，因此，当外在的传统强力与他们内在的柔弱相结合就注定了“父亲”这一代变革者的悲剧命运，也是现代西藏的悲剧。

与走出西藏、开眼看世界的“父亲”们不同，阿叔思想开明，愿意也乐于接受新生思想观念并身体力行，如他收藏着一幅央吉卓玛“父亲”留学归来赠送的世界地图，放任思想的野马以全球化的地理视野审视西藏的微小，并极力突破传统的藩篱而放任情感的洪流，显著者如阿叔和一位跟自己身份地位“不太般配”的姑娘真诚相爱，以此对抗沉闷、压抑的社会空气，势必为人嫉恨，最终以爱人被投入河流而死、阿叔被阉割的结局黯淡收场。

父亲的鸦片、龙康老爷的枷锁、阿叔的被阉割都透露出沉重的社会主题，在旧西藏的社会文化氛围中，任何新鲜的思想观念和实践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任何的变革在俗世不被认同的，人们的生活要么与传统合谋，延续腐朽、没落而张皇的生活方式，要么与传统决裂，而在身体或精神上承受无情的打压，直至肉体的消亡。

02

立体质疑民间文化

与揭示现代性追求在强大的传统体制和文化体制面前惨遭失败的命运相呼应的是，央珍从民间的视角来展示西藏传统势力和文化内部的残忍和新时代的藏人追求平等与自由的雄心壮志及落地实践。为了揭示这一主题，央珍塑造了一个成长中的女性形象——央吉卓玛，并从宗教和个人两个角度展开。

1．宗教角度

宗教作为一种民族信仰，在藏区已经有了千百年的历史积淀，它早已散播、深入到了藏族民众生活的各个角落，无所不在地影响着藏族民众的生活实践和精神世界。“佛教在西藏的兴起和发展，不仅成为在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而且作为一种雄厚的经济势力和强大的政治势力存在，对西藏地区和藏族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经济生活、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宗教意识和宗教活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涉及到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各个方面。这些都深刻地说明了宗教和西藏社会、藏族群众的密切关系。”

央珍对传统文化中野蛮消极成分的暴露更为有力地体现在对寺庙不合理的等级生活的揭示。依照佛理，在佛的世界里，众生平等，都是佛前的一盏灯。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美好的理想而已。在《无性别的神》中，寺庙内依然是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家庭出身、经济状况、布施的数量将决定一个尼姑在寺院的位置。央吉卓玛因为家庭出身好、布施数量超过其它尼姑，因此在剃度、经师的选择等方面可以享受很高的待遇，而作为铁匠女儿的小尼姑梅朵则受制于风俗习惯，被视为“黑骨头”的低贱者，并不断地承受师傅的辱骂，最终不得不离开寺庙。这一切引发央吉卓玛的质疑，“都是尼姑，都是佛教徒，但为什么不一样呢？”。（273）这一发源自内心的疑问，不仅仅是对陈旧的风俗习惯的质疑，更是对虚伪的宗教生活的质疑。这其中所包含的批判意识在西藏这个宗教文化有着深厚影响的文化环境中称得上是平地惊雷，其震撼性的艺术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作为一名具有明确的现代意识和理性精神的藏族女性作家，央珍对西藏历史的发展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不仅仅体现在小说中她寄予了民族初期的现代化追求以一个光明的的历史前景；还体现在她在小说中让主人公最终成长为一位放弃寺院生活，主动接受新的政治体制和新的生活方式的新型女性。央吉卓玛经历和体悟了家庭的放逐、亲情的失望、宗教的不平等等一系列生活“事件”之后，终于在精神世界和生活实践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试图在新的事物中找到属于自己幸福追求。她小心翼翼、一次一次地接近新生事物，有试探、有迷茫，但最终还是迈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那一步，尽管在迈出之时，她还不清楚前面的道路是坦途还是弯道。

2．成长中女性角度

在男权文化占据中心地位的古代社会，女性是被排斥在历史之外的，尽管女性其实与男性一样为整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她们始终扮演被书写和被叙述的角色，而无法真正成为历史的主角。女性的这种历史遭遇在藏族历史上似乎更为严重。就文学领域而言，藏族古代文学史上没有出现过一个女性作家，文学作品的女性形象都是由男性作家根据男性文化意识和宗教想象塑造出来的。进入当代，这种状况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有所转变，除了女性作家“浮出历史地表”之外，有她们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也被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展现出了新的审美风范。

央珍通过讲述一个被延宕了青春的女孩——央吉卓玛的生命体验来讲述西藏现代化历史进程。央吉卓玛的人生经历与西藏现代化进程之路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坎坷多艰；但是在央吉卓玛的内心深处，一直存在着一份对生活的热爱和改变既有生活的愿望。父辈的追求一次一次落空，自我对命运的把握一次一次遭受打击，直至新的制度到来，央吉卓玛的生活才朝她想要的方向迈进。通过央吉卓玛的生活经历形象而生动地向人们昭示，西藏现代之路的艰难曲折，以及女性解放之路的困难重重。

那么如何理解历史中的个人呢？人和历史到底是什么关系？在央吉卓玛这一人物的成功塑造中，我们感受到历史不仅有呼吸有体温、有灵魂，是活生生的灵物。它并不随着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终结，而是随着岁月的积淀是留驻和绵延在当代人的心头。

《无性别的神》从家庭入手展现家庭内部主仆之间的不平等、仆人之间的等级差异、僧俗之间的不平等、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以及贵族之间的不平等，可见传统西藏处处体现了不平等的关系。小说中写央吉卓玛继父与母亲之间，就是遵从传统，只有入赘为老爷，才能保住庄园；庄主与庄园所有者之间利益与生存之间的重重矛盾；央吉卓玛与弟弟男女身份的巨大差异、央吉卓玛与乖巧的姐姐待遇上的差异”；喇嘛与尼姑之间性别差异在佛的俗世世界中巨大的影响差异……7在央吉卓玛看来，从表层看是传统的禁锢，如深究起来，则是人与人之间在经济和精神上的绝对不平等造成的。尤为可悲的是，双方都是认可这种不平等。同时也指出原因在于长期的不平等制度与文化心理作用于个体，从而导致对于不平等的高度统一的认同。

但是，小说并没有放弃追求，而是塑造了具有反叛意识的央吉卓玛这一女性形象。央吉卓玛作为一个不被家庭和社会接受的处于成长中的反抗女孩，她记忆的更多是痛苦、动乱，可她对自由、平等、爱的追求，预示了西藏的未来发展。

03

女性世界的自我反思

在传统西藏社会，女性不仅在社会上没有发言权，在性别建构中处于劣势，甚至在以家庭为纽带的亲情关系中也是人微言轻，更为主要的是在亲情架构的女性世界中也存在着对其他女性的压抑与暴力。《无性别的神》难能可贵地写出了在亲情架构的社会关系中女性间的压迫与暴力，并以主人公央吉卓玛的成长与反抗历程予以抗争，显示出觉醒女性呐喊的力量。小说从两个层面展开书写这种女性世界内部的压迫与反抗，一是在宗教世界，二是在亲情关系中。

1．宗教世界

 在央吉卓玛生活的寺庙中大多情况下法友之间是平等、互助、和睦的，但是领诵师的傲慢打破了央吉卓玛向往的平等世界的梦想。领诵师是贵族出身，家里供给寺庙的大量布施不仅可以让她在寺庙内获得优先的学习权，而且可以带用人为自己做苦力，甚至可以让她在寺庙内避实就虚地“教育”其他家中贫困的尼姑。小说不仅写出了领诵师的冷嘲热讽、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更深入地揭示了大多数尼姑对领诵师嘲讽并教育他人傲慢无礼的“认可”，甚至是毫无怨言地顺从。隐含作者毫不犹豫地对此持批判态度，不仅明确指出这是一种将社会等级差异以女性间压迫的方式现在众生平等的寺庙的方式，并通过对领诵师外貌刻意地“丑化”表述了自我的反抗。

铁匠女儿梅朵在寺庙的遭遇是隐含作者奋力书写的另一个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力透纸背。梅朵因为是铁匠女儿出身，进入法门就是为了能有一个更好的出路和更健康的人格发展路径，然而她没有料到的是即使在这里她依然是被歧视与被排挤的。为了让这个人物悲剧性更为震撼人心，隐含作者刻意表现梅朵外在的美、她的善良与对美好爱情向往的俗世之心。梅朵的容貌之美是作者首先展示给读者的，通过梅朵在法友中“悦意美人”的称呼间接书写出来，风华正茂，窈窕美丽。梅朵对法友的开诚布公、乐于助人也通过一件件的小事细腻地传达出她的善良本性，甚至是被领诵师“孤立”后她也没有丝毫的怨言和憎恨情绪，常常以德报怨。梅朵和藏医院的采药师发生了俗世之恋，遭受了始乱终弃的不平待遇，怀孕被赶出寺庙后不久就死去了，但空气中飘来的是“我的命不好，不怪别人”的轻声叹息。梅朵的一声是平淡且残酷的，她一生都生活在“出身不好”的阴影中，虽然她力图用年轻的生命、姣好的容颜、善良的内心、淳朴无私的爱情来争取自我在世界中生存的一席之地，但是却被看不见的“隔离”力量无情吞噬，以德报怨的生存观并不给她喘息的机会和翻身的可能。

通过这两个差异较大的女性人物，作者写出了寺院女性世界中的两个极端，但是我们注意到，无论是高高在上的领诵师还是任人践踏的“悦意美人”，她们在精神世界上都存在共同性，她们都遵守了社会和女性世界对各自身份和行为的规约，按部就班地生活。她们没有想过自我的精神世界是否与追求幸福和自由的初衷相一致，没有关注过自我的灵魂世界，更没有想过自我将来的道路在哪里。

2．亲情关系

“出身不祥”的央吉卓玛在拉萨的家中从小就被管家、奶妈、下人苛责地对待与指斥，她从外祖母家回来，可一向视为她的“保护人”管家却说：“回来了？没有福气，的确没有福气”。[1]1在帕鲁庄园里，她遭到咒师的打击：“您是女人，女人怎么可以看法式，摸法袋呢”；[1]88在贝西庄园被表哥戏称为“你就是那个随着夕阳来的小逃妹？”面对这些指斥，央吉卓玛可以忍受，甚至在内心并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害。她可以坦然面对众人的鄙视，饼采取了嘲讽的态度迅速予以回应。

真正伤到央吉卓玛的是最亲的母亲，面对母亲遵守社会规约对自己生活的“安排”。家境首次衰败时，母亲留下了乖巧的大女儿德吉卓玛和弟弟妹妹，独独将央吉卓玛送到了日喀则阿叔的庄园，这一次的“排斥”尚可以用“出生不吉祥”来推脱；家境中兴时母亲接回央吉卓玛却发现央吉卓玛“教养”不够，担心在拉萨上层社会中影响家庭声誉再次将央吉卓玛送到日喀则的庄园接受基础教育；家境鼎盛时以央吉卓玛触摸“吸魂袋”会给家庭带来厄运处罚她，不顾央吉卓玛苦苦哀求坚持将她关进黑屋子里；大女儿德吉卓玛攀上了宇拓老爷给家族带来声誉和地位，家运鸿运当头可不能有丝毫闪失，这一念头支配母亲为省一笔嫁妆费召集多人处心积虑劝说她央吉卓玛去寺庙当尼姑。这一切母亲做得不动声色、爱意浓浓，情真意切，但是背后以爱的名义被遮蔽的暴力与伤害随着央吉卓玛日益觉醒呈现出它凶狠的面貌。央吉卓玛从奶妈巴桑的遭遇中开始怀疑母亲对自己生活安排的用意，在奶妈巴桑的傻女儿的“人家是为了省一笔嫁妆”话语中彻底觉醒。

同时小说也写出央吉卓玛不断升级的反抗历程，她不满意于自己的奶妈和姐姐的奶妈身份相同地位却不同；不接受同样因“吸魂袋”事件却处罚不同的不公，在黑屋子里大喊大叫；在帕鲁庄园因不服咒师恶意告状晚上去找咒师理论；直至最后不满母亲独独抛下自己远走他乡的安排而勇敢地走向她向往真正有着平等观和仁爱思想的解放军军营……央吉卓玛的反抗，帮助她进行了思考，这无疑扩展了她的精神世界，使她更加成熟，更加独立。

在揭示这种暴力的同时，可喜的是隐含作者写出了有可能扭转这种暴力局面的另一种力量。这是一种救赎的力量，也是启蒙的现代力量，那就是如小说的标题所示的“无性别的神”的出现，诚如央吉卓玛所述：“我知道了，红汉人就是一些不男不女，没有性别的人。”（317）“尤其让她感动的是：当她分清是男是女，是官是兵后，发现男女和官兵之间说话那么平等随便，干活也是不分高低贵贱，都一起去林中捡大便，都争着打水扫地，也都可以打毛线。更让她惊讶的是：当官的给当兵的缝袜子，男人可以给女人斟茶倒水。曲珍（央吉卓玛在寺庙的名字）第一次在生活中实实在在第发现了佛经上所说的众生平等。”（339）她在经历了贵族生活（命运论）、庄园生活（咒师的男女不平等论）和寺庙生活（寺庙本身也有等级）后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她的追求，而这个追求就是“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而这个平等与自由，是要付出代价，走向新世界才能实现的。

醒悟的央吉卓玛终于选择了离开寺庙，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汉人罗桑的家乡、拉姆学习的地方，看看其他地方的人怎么生活，还想看看这世道怎么个新法、会变成什么样。虽然她不知道自己这样离开拉萨、离开寺院对不对，不知道是否应该像法友白姆和德吉那样安心地在寺院祈祷念经，但她还是走向了另一个有广阔的平原、大海、人人平等的新地方……作品结束在这样的描写中：“不久，在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班禅代表欢送的哈达丛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锣鼓声中，在许多老人和僧人甩围腰甩膀子的唾骂之中，曲珍和她的同伴们爬上了一条条用绳子拴住的牛皮筏，在拉萨河夏日波涛滚滚的河面上，浩浩荡荡离开了圣地。”（351）

尽管从小说艺术的角度看，小说的结束描写有些仓促，央吉卓玛离开西藏、奔赴新世界的内心矛盾展开得也不够，但央吉卓玛这一出走行动具有象征性，代表了走向新生活的选择勇气。把央吉卓玛的这一行动与其父亲的出走与归来联系起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次的出走如果回归，代替她父亲的失败循环的，将是一次成功的循环。央吉卓玛也从“成长中的女性”毅然地走向了“女性的成长”之路。

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具有哲学意味，是对存在的一种闻讯。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现代小说的终极使命是对人类生存境况的考察与探究。央珍《无性别的神》正是体现了作家对历史中普通的“人”生存境况的考察与探究，它通过主人公央吉卓玛冲破艰难的描写，抒发了对于西藏现代文明的理想期望，完成了对民族心史的深切反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央珍写出了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中，生活本身有其自在性、完整性，存在这复杂性，多义性，在众多的纠缠性中，让许多生活中从未被文学照亮过的角落显现出它本身的光辉，绽放出人性与神性的光芒。

所以说，这是一本敢于面对生存困境、揭示人生矛盾、展现人物勇气与追求文明理想的小说，尤其是作者与主人公都是一位敢于追求的女性，小说始终用饱含情感的笔触，从女性的视角来叙述，使整个小说处于女性的温婉气氛的笼罩之下，并且让女性代表了生活的希望，显示了这一历史叙述的女性特色，增加了小说的艺术魅力。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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