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热评】宋学清 | 《蘑菇圈》：乡村挽歌的诗意书写

（本文原刊于《阿来研究》第九辑）

（本文作者：宋学清老师 ）

        阿来在《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中自述在《遥远的温泉》之后已有十年未曾写过中篇，但是在2015年先后创作了《三只虫草》（《人民文学》2015年第2期）、《蘑菇圈》（《收获》2015年第2期）和《河上柏影》三部中篇小说，在201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出版时命名为“山珍三部”。

        所谓“山珍”关涉到藏地的三种珍奇物产：虫草、松茸、岷江柏，它们并非藏人生活的必需品，它们成为“山珍”也并非历史和文化的使然，而是纯粹由现代消费社会的消费需求推动造成的。人们消费的需求提升了它们的商品价值，使它们成为现代消费社会的“新贵”，而“山珍”的身份又令它们陷入毁灭性的灾难，同时失陷的还有藏地的生态环境和藏民的生活方式。这也是阿来为何“突然起意，要写几篇从青藏高原上出产的，被今天的消费社会强烈需求的物产入手的小说”，以期“来观察这些需求对于当地社会，对当地人群的影响”[1]的原因，虽然阿来一直坚持关于藏地的“边际写作”和“自然主义文学”，积极推动中国的地方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良性发展，但是他的文学视野并未因此遭遇局限，相反站在世界的屋脊他的目光穿越了国界，具有世界文学的大视野。

       阿来提出：“文学不是寻找差异性的，而是在差异当中寻找人类的共同性。因为比起人类的共同性来讲，文化的差异、生活的差异其实是很小的，在生存命题面前，人类的共同性，也远远大于差异性。”[2]因此阿来在“山珍三部”中不再追求“异域情调”的新奇，不再突显地方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差异性，而是通过三种地方物产来观察“世道人心”。

一、现代机村的“常”与“变”

        阿来的《机村史诗》六部曲（《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和《空山》）使“机村”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一个重要的文学地理坐标，“机村叙事”也使阿来的乡土小说达到新的高度。而中篇小说《蘑菇圈》同样隶属于“机村叙事”，在文学理念上也同样追求“大声音”[1]。虽然小说主人公阿妈斯炯是机村中的一个“小人物”，作为一名普通的藏族农村妇女她专注于家庭、热衷于生活，没有参与中国大历史的野心和抱负，但是在她身上我们却看到了机村近60年的发展史，以及机村藏民的生活史和精神史，因此《蘑菇圈》虽为中篇却被称为“一部优美的藏文化小史诗”[2]。无论是《尘埃落定》、《格萨尔王》、《空山》还是《瞻对》，无论是书写“历史”、“传说”还是“现实”，阿来的小说都有对“史诗性”的自觉追求。

        作为“小史诗”的《蘑菇圈》在不到8万字的文本内成功书写出机村近60年的变迁史，在小说中“新”与“变”成为机村历史发展的主题。《蘑菇圈》的故事从1955年开始，这期间对中国乡村产生最为直接影响的是那些“明显的行为介入性陌生人”，主要包括：工作组、投资商和知识青年，这些外来陌生人在村里的长住，破坏了乡村“已有的生产秩序，特别是改变村里年轻人的价值观念”[3]。在小说中先后4次进驻机村的工作组，小街驿站里开店的吴掌柜，红卫兵，知识青年，贩卖松茸的商贩，以及野心勃勃经营松茸培植的丹雅，构成了对机村最为直接的现代性冲击。他们改变了机村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机村的生态环境和伦理文化。

        机村的新变首先从“吃”开始。比如关于蘑菇，机村人做法很简单就是用牛奶烹煮，他们吃蘑菇不是为了口腹之欲也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一种“赞叹与感激自然之神丰厚的赏赐”[4]的仪式。因此机村人将山上所有的蘑菇都叫蘑菇，不做具体种类区分，因为这种区分没有实际生活中的意义，每年春天他们也只吃一次羊肚菌，便将其遗忘在山间任其腐烂。工作组的到来改变了机村人的饮食，他们教会机村人辨识好吃和不好吃的蘑菇，将蘑菇区分为“羊肚菌、松茸、鹅蛋菌、珊瑚菌、马耳朵”等，教会了机村人将蘑菇晒干穿串储藏起来，也教会机村人将蘑菇吃出花样，于是“不认得那么多，也不懂得那么多的吃法”的机村人学会了“油煎蘑菇、罐头烧蘑菇、素炒蘑菇，蘑菇面片汤”[5]等等。从外面来的吴掌柜则教会了机村人辨识野菜和蘑菇，他们对机村饮食习惯的改变在饥荒年代救了很多机村人的命。

        通过“吃”的改变机村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实现了“移风易俗，资源利用”，这是“变”带给机村人正面、积极的风貌，物尽其用保证了在饥荒之年机村人能够通过吃蘑菇、野菜、野果等那些过往被忽略的食物度过难关，饮食习惯的改变也令机村人实现了营养的平衡。同样工作组推动的爱国卫生运动又令机村面貌一新，机村人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曾经生活环境的肮脏，同时也令机村人发现他们原来也是喜欢干净卫生的环境。饮食和卫生环境的改变对于机村的影响是深远的，极大提升了他们的健康状况。

        县城来的红卫兵则改变了机村的政治环境，他们赶走了工作组，打断了组长刘元萱一条腿和两条肋骨，并将他扔上卡车，呼啸而去。从此机村再也不来工作组了。机村人将这几年工作组带来的饥荒和运动都归咎于组长刘元萱，他们恨透了刘元萱，这种恨和“仇”终于被红卫兵给报了，机村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活。当“两年后，那些意气风发的红卫兵却灰头土脸地回到了村子，回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农民”[6]时，他们再次拯救了机村的教育。关闭三年的小学校又响起了钟声，阿妈斯炯的儿子胆巴得以上学，从此改变了命运，考上了州里的财贸学校，毕业后当了县商业局的会计，从此在仕途上顺风顺水，最后当上了一个自治州的副州长。可以说是红卫兵和知识青年带给了机村新的政治环境和教育环境。

       最后带给机村最为强力冲击的是现代商人，那些行走于村落间的松茸贩子。阿妈斯炯拥有四个自己的蘑菇圈，她采松茸到六公里外的汽车站五毛钱一斤卖给旅客，接济县城上班的儿子胆巴，也把松茸带给儿子胆巴给领导送礼。但是毫无预兆的松茸值大钱了，一公斤松茸突然涨到了三四十块，于是收购蘑菇的商人总能准时出现在村里。阿妈斯炯的蘑菇圈带给了她“巨大”的财富，她用松茸钱给儿媳置办了十万块钱的珠宝，给孙女备下了十万块的读书钱。现代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正是伴着松茸走进机村，它们将松茸吃出了高度，收购的松茸要在二十四小时内辗转到日本东京的餐桌，否则就不再新鲜。现代性的强势入侵彻底改变了机村人既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伦理秩序，松茸的采集成为了主业，人际关系在利益面前恶化，金钱崇拜取代了宗教信仰，机村社会正在面临现代性的瓦解和崩败。

        而在机村的新“变”中却保留着传统伦理道德之“常”，那就是阿妈斯炯。她谨守山上的蘑菇圈和自己的老屋，淡薄宁静，正如她对丹雅的训斥：“时代不同了，时代不同了，从你那个死鬼父亲带着工作组算起，没有一个新来的人不说这句话。可我没觉得到底有什么不同了。”[7]阿妈斯炯是蘑菇圈也是机村的守护者，她意外怀上刘元萱的孩子失去了成为国家干部的机会，落魄回到机村，抚养孩子，照顾哥哥法海和母亲。她忍受生活的困苦，对儿子的身世隐忍不发，她善待落难的吴掌柜和身患肺结核的女组长。坚持万物平等，视蘑菇如孩童，在饥荒之年与村民分食蘑菇，为松鸡让予蘑菇。即使在松茸价格暴涨之际，也能坚守自然规律不强行采摘，坚持为机村保留住蘑菇圈。

        恰如工作组带来的厉害观念：“新，就是先进；旧，就是落后。”[8]“新”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但“旧”就一定是落后的吗？阿来显然不认同。《蘑菇圈》中的阿妈斯炯如同《额尔古纳河右岸》里那位坚守部落的最后一位女酋长，是机村坚守传统的最后一位藏民，她坚守着自己破旧的房屋和山里的蘑菇圈，在她身上饱含着阿来自然主义和生态主义的价值理念。阿妈斯炯代表着机村新“变”浪潮中最为坚定的“常”，为机村保留住传统伦理道德中最为优秀的部分。社会发展的“新”与“变”是方向是必然趋势，一味眷恋前现代乡村的反现代性行为显然是与历史大势相悖逆，不可取也不值得提倡，但是我们在鼓吹创新的同时不能忽略文化中“常”的要素。

二、现代农民“情感共同体”的解体

        时代新变之于机村生态的另一种侧面则是破坏：森林工业局的伐木场将机村赖以生存的原始森林在十几年间砍伐殆尽；大跃进期间工作组提出的土地施肥计划，没有让粮食产量翻一番，反而因肥力过大致使庄稼一味疯长不肯熟黄，使机村当年颗粒无收，社长自责上吊自杀，机村人面临大饥荒；松茸价格暴涨，机村人为了松茸在森林里大扫荡，他们等不及蘑菇自然生长，用六尺钉耙扒开腐殖土强行采摘还没有完全长成的蘑菇，破坏了蘑菇生长的菌窗，无疑杀鸡取卵，最终导致机村的松茸几近绝迹。面对这种破坏与乡村变化阿妈斯炯虽然嘴里说着：没觉得时代到底有什么不同，但其实她早已感受到时代的新变，只是她看到的是人心之变。在机村大旱时阿妈斯炯给蘑菇圈背水，需要在水桶上加个盖子，这一行为“乱了祖传的规矩”，于是成为了机村人的笑料，“那些年，人心变坏了，人们总是去取笑比自己更无助的人。”[1]在儿子胆巴准备在机村搞蘑菇合作社试点的时候，阿妈斯炯就劝告他阻止不了“人心的贪婪”，悲观地认为：“人心变好，至少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2]在丹雅的步步紧逼面前，阿妈斯炯认真地说：“谁能把人变好，那才是时代真的变了。”[3]机村的变化在阿妈斯炯眼里变成了人心之变，这里的“坏”是对乡村人情社会的破坏，是对田园牧歌式前现代乡村社会秩序的破坏，是现代乡村向消费社会的妥协。

        可以说乡村的现代之变在推动中国乡村发展的同时，也使传统农民千年形成的“情感共同体”走向瓦解。根据马克思·韦伯的观点“如果而且只要社会行为取向的基础，是参与者主观感受到的（感情的或传统的）共同属于一个整体的感受，这时的社会关系，就应当称为‘共同体’。”[4]传统农民共同体不是契约性的存在，而是一种情感性的存在，尤其是在那些血缘宗族聚居地，“具有共同祖先、共同信仰、共同习俗、共同语言的群体”[5]，他们之间的连接纽带是血缘关系和亲属情感，执行村约族规而不是法律，依赖信任而不是契约精神，这也是农民作为“情感共同体”最为基本的文化特征。

        中国传统农民共同体长期稳定地定居于土地，因为种地是农民最普通的谋生手段，由此在费孝通看来那些“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6]，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使“土”成为农民的命根[7]。因此中国农民习惯性地固守乡土，形成固化乡村的超稳定文化结构，他们在狭小的乡村生存空间里共享时间性经验，“享有着共同的经验，学会了共同的行为模式。通过这种文化的学习，他们就逐渐具备了共同的观念。”[8]他们拥有“共同经验”和“共同观念”，易于在经验世界里达成情感的认同，更易于形成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彼此了解、熟悉，在劳动和生活中形成互惠式关系。

但是伴随市场经济与消费社会的到来，中国固化乡村的“超稳定文化结构”开始松动瓦解，[9]中国乡村社会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开始遭遇危机，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念正在分解农民这一“情感共同体”。农民曾经共享的“共同经验”和“共同观念”在现代性的多元化经验和观念世界里被分解，中国乡村正在从“熟人社会”开始向“半熟人社会”[10]蜕化，传统乡村社会基于熟悉产生的“信任”以及“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的“信用”，[11]这些非法律、非契约式的交往伦理开始失去其存在的土壤。于是曾经的乡村“人情社会”开始解体，以“人情”为纽带的互助式乡村关系转向以“金钱”为勾连的利益关系，同时基于自然、土地、血缘和经验基础上的农民的“情感共同体”也开始瓦解，中国乡村真正走向了以家庭甚至个人为单位的“原子化”。

         机村人作为一个“农民共同体”的存在曾因为蘑菇而一体化，同样也因为蘑菇而瓦解。阿妈斯炯并未因为水桶加盖子的提议遭遇村民嘲讽而怀恨在心，在那个大旱之年能够与村民分享自己浇灌出来的蘑菇，她带着儿子胆巴走遍全村，把蘑菇放在门口，敲敲门然后悄然走开。几次后自家门口开始出现鹿肉、野猪肉和麂子肉，斯炯告诉儿子胆巴：“邻居的好，你可是要记住啊！”[12]但是“邻居的好”经受住政治高压的考验，却失陷于经济诱惑，松茸值大钱之后阿妈斯炯被机村人盯上了，人们盯上了她的蘑菇圈，偷偷跟踪她试图霸占她的蘑菇圈。丹雅用钱雇佣了机村人，试图通过“野生松茸资源保护与人工培植综合体”项目实现对区域性松茸市场的垄断。在斯炯面前她毫不隐晦自己的欲望，打蘑菇圈的主意就是“为了钱，为了很多很多的钱”[13]，为了这一金钱崇拜的目的丹雅在机村跑马圈地。面对这一危机机村人仍心怀嫉妒嘲讽斯炯丹雅的蘑菇圈更大，他们对蘑菇没有感情，淡漠地认为没有了松茸山上还会出现别的东西值钱。甚至连宝胜寺的活佛都懂得经营寺庙，以保护自然生态资源为名圈下寺庙四周山林，于是两座山上的松茸也就全归了寺庙，活佛也坦陈：“几百号人呢，没有管理不行，管理不好也不行，没有生财的办法不行，生财的办法少了还是不行。”[14]精神的陷落已呈崩塌之势，在消费社会的强力冲击面前，机村人的“情感共同体”难以为继。

三、现代乡土小说的“怀旧”情怀

         《蘑菇圈》结尾处阿妈斯炯重复四次的“我的蘑菇圈没有了”，这是小说的一个巨大隐喻。阿妈斯炯隐藏蘑菇圈的秘密，一方面因为蘑菇圈的规模无法满足所有机村人的需要，阿妈斯炯可以依靠蘑菇圈过上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阿妈斯炯又胸怀若谷，她在等着机村人将山上所有蘑菇都糟蹋完了后，用自己的蘑菇圈给这座山留下“种”。因为传说蘑菇圈里的“蘑菇是山里所有同类蘑菇的起源，所有蘑菇的祖宗”[1]，保留住蘑菇圈就是保留住山里的蘑菇。而在阿妈斯炯的眼里，蘑菇圈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存在，它已经成为机村传统文化之源与传统精神之核，在机村的现代性之变面前阿妈斯炯唯一能够守护住的就只剩下神秘的蘑菇圈了。蘑菇圈早已内化成阿妈斯炯的精神世界，是维系她与机村的重要关联，也是她拯救机村生态环境的重要希望，遗憾的是这最后的希望也“没有了”。客观而言，蘑菇圈还在山上，丹雅并未想夺取、强占甚至破坏蘑菇圈，她只是想占有蘑菇圈的“使用权”，用以造假获取资金支持，用她自己的话说都是为了“钱”。但是在阿妈斯炯看来，被丹雅金钱笼罩住的蘑菇圈已经不再纯洁、神圣，机村最后的希望破灭了，而伤心欲绝的阿妈斯炯的离开之于机村而言则是希望的彻底破灭，“养蘑菇的人”和蘑菇圈的消失代表着传统机村文化之根的断裂。

        可以说《蘑菇圈》是机村文化之殇的一曲挽歌，是对前现代乡村美好生活的哀祭、缅怀与感伤，是对过往美好记忆的悼念与怀旧。恰如部分研究者发现的那样，中国乡村的现代性裂变使“乡土中国文学的美学基调，已经不复是悲凉感伤、更不是喜剧欢悦可以涵括，而是一曲对传统伦理、文化正加速度消逝并且无可阻挡的悲恸挽歌。”[2]只是这曲挽歌并未走向纯粹的哀伤，阿来以诗意化的文字、自然主义的审美情趣、宗教般的情感形塑出一位阿妈斯炯的形象，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平等，字里行间渗透出浓郁的“土气息、泥滋味”[3]，接续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抒情传统。这也是整篇小说哀而不伤的主要原因，温暖的情感流淌于小说的各个角落，在冰冷的政治环境里，在遍地的饿殍中，还有阿妈斯炯对于吴犯芝圃的照顾，而吴掌柜在临死前还要冒险为善良的阿妈斯炯留下大量羊肉，帮助斯炯一家渡过难关。阿妈斯炯面对逼问自己的女组长始终保守住负心人刘元萱的秘密，面对生病的女组长表现出女性的悲悯，而女组长也能在病危之际保住阿妈斯炯免受责罚，二人在医院夜晚敞开心扉的交谈温暖了彼此的心。

        而诗意化的文字在阿妈斯炯面对蘑菇圈时达到了极致，阿来以听觉叙事调动起读者的感官世界。阿来放弃了以“观察”的方式去书写乡村“风景”的方法，而是以“聆察”[4]的方式去描绘乡村“音景”[5]，呈现出乡村世界鲜为人知的另一面。背着水桶上山的阿妈斯炯回味着“这个世界上好听的声音”，水波的荡漾声、画眉鸟的叫声伴着她走向蘑菇圈，撒向天空的清水扑簌簌落在树叶上、草上、石头上、泥土上的声音，水渗进泥土的声音，树叶和草贪婪吮吸的声音，甚至她能听到蘑菇破土而出的声音。心灵的聆听使阿妈斯炯对于自然生出崇敬，她以宗教般的情感对待自然万物，她与小鸟交流对话，温柔地凝视着一朵朵升上地面的松茸，如同“看到了新的生命的诞生与成长”。阿妈斯炯的世界实现了视觉与听觉的平衡，这对于当下凸显视觉文化的消费社会而言难能可贵，视听感知的统一与平衡的恢复也是对消费主义泛滥的一次纠偏。

        阿妈斯炯几乎代表了前现代乡村传统文化中最为精华的部分，阿来在她身上寄予深沉的情感与美好的想象，她与丹雅身上密布的性的欲望和金钱的欲望形成鲜明对比，可以说她是现代机村的一面镜子，映射出机村人现代发展的“小”和外来资本的罪恶，表现出对恶意资本的警惕。现代性的发展确实造成对传统乡村在文化伦理秩序方面的冲击，恰如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认识到的那样：现代性是一柄双刃剑，“现代变革无疑为人类开辟并增加了发展空间，让我们过上了前人不敢奢望的富裕生活。但以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环境污染、资源枯竭、道德沦丧，还有金融风暴和恐怖主义。现代性辉煌无比的成就及其日趋可怕的影响越来越令人有始料不及之感。”[6]隐藏在现代性辉煌背后的是现代化的陷阱和危机，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是以环境、资源和文化的牺牲为代价，现代性的双重性特征已经开始在中国乡村显露。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现代性发展是中国乡村的基本趋势和未来方向，是我们与世界接轨的必然选择。反现代性思想显然缺乏一定的历史整体感。

        同时我们在阿妈斯炯的“圣母”形象身上可以看到明显的前现代乡村的怀旧情怀，这是一种知识分子式的乡村怀旧。对于这种前现代的“怀旧”，学者博伊姆认为：怀旧“是对于某个不再存在或者从来就没有过的家园的向往。……是对一个不同的时代的怀想——我们的童年时代，我们梦幻中更为缓慢的节奏。……是对于现代的时间概念、历史和进步的时间概念的叛逆。”[7]在“怀旧”中充满着逝去时光的浪漫想象，传递出对既往生产生活方式的怀念，尤其是关于人类“儿童期”缓慢节奏的日常生活，慢生活在人们成长过程中的逐渐消失是现代快节奏生活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文学对于“慢”的温暖怀旧，恰恰传达出人们对于现代时间观念的反叛，因此“怀旧不仅是个人的焦虑，而且也是一种公众的担心，它揭示出现代性的种种矛盾，带有一种更大的政治意义。”[8]可以说“怀旧”的情怀里包含着作家对于现实的焦虑和不满，对现代性许诺下的未来主义的空想和未来乐观主义的信仰的质疑。

        在《蘑菇圈》里阿来开篇为我们展现出一幅“未受污染”的机村景观：每当春天来临布谷鸟的第一声长鸣，机村的时间都会突然“停顿”，“在麦地里拔草的人，在牧场上修理畜栏的人，会停下手里的活计，直起腰来，凝神谛听，一声，两声，三声，四五六七声。”机村周围的村庄都会出现这一“美妙而短暂的停顿”，这是一次“庄重的停顿”。[9]这种“停顿”正是机村人慢生活的典型特征，他们顺应自然，不与自然挣利，他们本身已经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和谐的机村世界。但是这一“慢”的世界在消费社会彻底崩塌，人们对金钱的疯狂加快了机村的节奏，这种节奏超越出自然规律，无法与自然共舞，于是才会出现松茸未曾自然生长出来便被强行采摘的厄运。如果说“快生活”是现代消费社会的必然结果，那么我们对“慢生活”的倡导必然形成彼此互补，努力去建构一个适应自然规律的快节奏、慢生活的现代社会。

       正如小说中写到的那样：“所有卵生、胎生，一切有想、非有想的生命都在谛听。”[10]我们也在静默凝神地去谛听阿来关于“蘑菇圈”的故事，一曲诗意化的挽歌净化了机村人的心灵，也洗涤了消费社会的金钱味道。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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