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热评】马杰 | 人性、母性与神性的叠合 ——谈阿来《蘑菇圈》中的斯炯形象

（本文原刊于《阿来研究》第九辑）

（本文作者：马杰 ）

      难舍《空山》的“机村史诗”，阿来“山珍三部”中的《蘑菇圈》接续了他的“机村情结”。机村之“机”，“是一个藏语词的对音”“意思是种子，或根子”阿来说：“乡村是我的根子。乡村是很多中国人的根子。乡村也是整个中国人的根子。”[1]，阿来对机村的执念便是基于国人对于乡村的“叶落归根”情结。在《蘑菇圈》中，阿来笔下的“机村”同贾平凹的“清风街”一样，是中国乡村在波折坎坷的历史岁月中的缩影。而阿来所营构出的机村所在的诗意的边地世界，尽管萦绕着藏文化的民族气息，但却在很大程度上“跨出”了民族话语与地域话语的“藩篱”，深掘出乡村所处的自然之于人所存有的生存本原与心灵归宿的价值向度。

     《蘑菇圈》掘出了荒谬的“革命”时代对政治的解构、“消费”时代对宗教的消解、“城镇化”“全球化”时代对乡村的扭曲，在历史“底层”与“底层”历史的彼此纠葛中，阿来依旧秉持人文主义的立场，以诗意温润的笔致观照“大时代”与“小时代”中人性的驳杂。作者坦言：“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 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 人性的温暖。即便看起来, 这个世界还在向着贪婪与罪过滑行, 但我还是愿意对人性保持温暖的向往。就像我的主人公所护持的生生不息的蘑菇圈。”[2]从而，小说文本呈现出两个层面，一是从宏大历史的角度，侧面剖析政治经济的动荡变革以及社会变迁对边地人民生活与观念的冲击；一是从生态文明或是环保主义的角度，以阿妈斯炯与她的蘑菇圈在时代牢笼中彼此依靠为线索，讲述她磨难却又平凡的一生，而这两个文本层面的交汇点就在于斯炯——一个交叠了质朴人性、敦厚母性与自然神性的藏族乡村女性。尽管论者多将阿来的“山珍三部”视为生态文学的典范，但正如阿来在小说序中所言，他决定以“松茸”“虫草”之类“特别的物产作为入口，来观察这些需求对于当地社会，对当地人群的影响。”[3]，而他进入的叙事方式便是“以个人命运为对象”，即一个养蘑菇的女人——阿妈斯炯的“经历与遭遇，生活与命运，努力或挣扎”[4]。

一

      女性形象之于男性作家，是值得玩味的。根据创作心理学，作家在塑造笔下人物形象时，会在不经意间将自己强烈的思想情感与文学想象投射于作品中。对于女性，阿来曾有这样的表述：“至于女人，我对她们比对男人有更好的看法。我喜欢那些善良的，聪慧的，包容的女性。在这些方面，女性比之于男性，往往有更好的表现。人性的光辉往往更容易在女性身上闪现，甚至男人世界以为只属于自己的勇敢。”[1]阿来对于女性的赞美与热爱，是源于其藏族的天性。而在《蘑菇圈》中，阿来便塑造了这样一个善良、勤劳、坚韧、刚强、自尊近乎趋于完美的藏族女性形象——斯炯，赋予她理想中美好人性。在历史旋涡与世事波折中，无论荒谬的“革命”年月与狂热的“消费”时代是怎样地毒害、扭曲人性，斯炯依然坚守着人性中最为纯良的特质，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对于斯炯而言，无论是其可能来自于汉人的血脉、还是少女时代在吴掌柜旅店的帮佣经历以及后来在工作组、民族干部学校的工作与学习，在她身上多多少少都熏染了汉文化的观念和意识。而正是这样特殊的文化身份以及背景，斯炯的人生路径注定有别于机村其他村民。工作组的到来打破了机村静谧安然的诗意生活，斯炯的人生轨迹也开始转向。“小街一衰败，斯炯就回了家。因为认得些字，还会说汉话，就被招进了工作组，那时叫做参加了工作”[2]，尽管斯炯做的也仅仅是一些诸如取牛奶、讨蔬菜之类的琐事，但在那时工作作为一个“神圣”的字眼，依然让斯炯神气十足。“高级社运行一阵，工作组就要撤走了。工作组长给了斯炯两个选择。一个，留在村里，回家守着自己的阿妈过日子。再一个，去民族干部学校学习两年，毕业后，就是真正的国家干部了。”[3]在那个年月，“国家干部”对于一个乡村女性的巨大吸引力自是不言而喻，斯炯本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告别阿妈，但始料未及的是她仅在民族干部学校学习了一年便被迫回村，“莫名其妙失去了干部身份”，无疾而终，回归她原本的生活。而正是这一年，斯炯便告别了她“短暂开放的青春”，怀上了工作组长刘元萱的孩子，走上了她阿妈的道路。相比于路遥《人生》中对高加林背离了理想生活与爱情，狼狈不堪重回村子的描述：

“他走在庄稼地中间简易的公路上，心里涌起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难受。他已经多少次从这条路上走来走去。从这条路上走到城里，又从这条路上走回农村。这短短的十华里土路，对他来说，是多么漫长！这也象征着他已经走过的生活道路——短暂而曲折！”[4]

      阿来在小说中对斯炯回村的叙述是极为克制甚至于轻描淡写的，并带有一丝宿命的味道,“斯炯空着双手，看都不朝麦田里劳动的乡亲们看一眼，就朝自己家走去了”[5]。命运似乎与两个年轻人开了个残酷的玩笑，几番周折又回到原点，略有差别的是高加林永远地失去了巧珍那金子般的心，而斯炯却带回一个孕育中的生命，她的无言与沉默更像是在积蓄重生的力量，在遭受到残酷现实与生活巨变的巨大打击后并未一蹶不振，在饥荒年月靠着意外发现的“蘑菇圈”与乡亲互相接济，不卑不亢地担起生活的重担，斯炯积极、勤劳、善良、刚强的女性形象确是跃然纸上。

     《蘑菇圈》中还穿插了斯炯与吴掌柜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吴掌柜是因生计与饥荒而辗转于内地与藏区间一个开旅店的生意人，在斯炯的生命历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少女时斯炯在其旅店帮佣时学会了一些汉话与汉字，是后来招进工作组以及去民族干部学校学习的重要契机，后来生意衰落，吴掌柜携家带口回了内地老家。世事难料，饥荒年月，家破人亡，他靠着捡来的鞋子以及蘑菇野菜孤身一人逃回了“有活路”的“蛮子地方”，躲在早已废弃的店铺里奄奄一息。鬼使神差下，善心的斯炯与落魄的老人久别重逢于当年的旅店，她冒着风险偷偷给吴掌柜送去了盐和酥油以解燃眉之急，但生存的艰辛残酷也已使他似人似鬼，所谓“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在吴掌柜这里却是颠倒的。而他残存的生命所迸发出的最后力量竟是偷杀了合作社的两只羊，“并于半夜在山上生一堆火，在那里烤食羊腿”[6]，做个饱死鬼，在被民兵抓住送去县城的路上，投崖自尽。吴掌柜在饥荒中失去了妻儿，孤苦一人，面对饥荒年代对人的基本欲望的压榨与磨杀，他偷羊吃肉的行为是对命运与时代的致命反抗，是对自我的“解脱”，更是一种对生命尊严的敬意，并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他那没有魂魄的尸身也随着河流，“载沉载浮”，漂回家的方向。而斯炯则展现出了藏族女性那种乐观自强、善良宽厚的人性，背后的家人给予她责任与勇气，“阿妈，看着吧，哥哥看着吧，儿子看着吧，我能让一家人度过荒年”[7]，生活的重压更是激发了她的生存智慧，靠着在工作组识得的蘑菇与吴掌柜教给的野菜以及那一头羊，斯炯全家安然度过窘迫的年月。

      “毫无预兆，蘑菇值大钱的时代，人们为蘑菇疯狂的时代就到来了”[8]，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阿妈斯炯蘑菇圈里长出的那种蘑菇陡然间身价倍增，名曰“松茸”。利益驱使下这个偏僻的村庄一时热闹起来，收购蘑菇的商人与他们的皮卡车总能准时出现在每一茬松茸刚长出的地方。在饥荒年月山林以其丰饶的动植物资源养育机村人渡过难关，予取予求，但在消费时代，金钱的诱惑使得“倾巢出动的山里人奔向山林，去寻找那种得了新名字叫做松茸的蘑菇。”[9]人性中的贪婪无度在利益面前暴露无遗，人们对山林的一味索取无异于杀鸡取卵，等不及松茸自然生长的人们竟然“提着六个铁齿的钉耙上山，扒开那些松软的腐殖土，使得那些还没有完全成长的蘑菇显露出来”[10]，采走小蘑菇后的“暴行现场”任由蘑菇的孢子枯萎腐烂，“那都是令人心寒与怖畏的人心变坏的直观画面”[11]，甚至于荒年中乡亲之间互助的淳朴情感也已瓦解殆尽，在松茸收获的季节，阿妈斯炯竟被两个同村人所跟踪。就连胆巴舅舅——法海和尚所在的宝胜寺也打着保护自然生态、建立封山育林保护区的名号，通过行政手段试图垄断当地的松茸生意。面对世事突变，斯炯显得克制与坦然，她只是心痛自己失去了一个蘑菇圈，悲哀于人性的可怖：“人心成什么了，人心都成什么样子了呀！那些小蘑菇还像是个没有长成脑袋和四肢的胎儿呀！它们连菌柄和菌伞都没有分开，还只是一个混沌的小疙瘩呀！”[12]斯炯并不贪心，细心护持着大自然馈赠予她生生不息的蘑菇圈，也护持着未被染污的质朴人性。

       阿来笔下的斯炯善良、勤劳、智慧、刚强、健康、充满生命力，寄予了他对藏族女性最为美好的想象。但以全面立体的视角来审视小说中的斯炯形象，作者似乎有意或无意中对于斯炯的爱情或是情欲进行淡化甚至是遮蔽的处理方式，可能意在突出人性中更为明亮的特质，但沉潜于文本深层之处斯炯隐秘的心灵世界则更具文学话语蕴藉的审美效果。作为一个女性基本的情感欲望，可以说，爱情之于斯炯的一生是处于缺位状态的。少女斯炯被招进工作组得到组长刘元萱的赏识，推荐她去民族干部学校，但却意外怀上了这个有妇之夫的孩子，斯炯回村独自生下了胆巴，她那“短暂开放的青春”戛然而止，从此便与这个让她怀上孩子的男人纠葛一生，但这并非是一些论者所谓的爱情，而是两人之间因蘑菇而引发的既微妙又复杂的长久羁绊。阿来在小说中并未交代在工作组以及民族干部学校上学期间斯炯与组长刘元萱之间是否发生过爱恋，但当年刘元萱的确“特别关心过”斯炯，对于往事斯炯未有怨念并归结为“宿债”，“我知道，这是我的一份宿债。我的宿债让我犯这些不该犯的错。我不该让一个有妻子的男人在我身上播种”[13]，而这“宿债”的结果便是斯炯成为一个单身母亲，独自抚养胆巴，终生未婚。刘元萱是斯炯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也是唯一的男人，是故事开始的因由。对于他，斯炯坦言未曾有过什么爱， 亦不能有恨，因为斯炯明白“一个没当成干部的女人，一个儿子没有父亲的女人，再要恨上什么人，那她在这个世上真就没有活路了”[14]，两人间的情感羁绊并非庸俗情爱故事里的爱恨纠缠，而是基于一次性事及其结果所生发的长久而又复杂的情感关系。现实中二人绝少交集亦不能阻隔心灵世界的微妙情愫，“那天晚上，她作了一个梦。梦见了使他怀上胆巴的那件事，梦见了使他怀上胆巴的那个人。她醒来，浑身燥热，乳房发胀。想到自己短暂开放的青春，她不禁微笑起来。微笑的时候，眼泪滑进了嘴角，她尝到盐的味道。”“她抚摸自己的脸，抚摸自己膨胀的乳房，感觉是摸到了时光凝结成的锋利硌手的盐。”[15]那个男人曾给了她青春年月仅有的性的体验，同时也亲手“断送”了她短暂开放的青春，在斯炯诗意朦胧的情感世界里性的慰藉、爱的残缺以及生的苦涩都郁结于心，无处置放，从而现实中的儿子胆巴与蘑菇圈便成为了她的情感出口。当儿子胆巴在刘主任的提携下升任商业局副局长，把遇到刘主任的事说给阿妈斯炯的时候，她“显得目光游移，沉默半晌，说，这个人还记得我们山里的蘑菇味啊。”[16]这或许是对阿妈斯炯情感上的抚慰，而当她得知刘元萱去世后，也只是喟叹：“这下我不用再因为世上另一个人的存在而不自在了”[17]，而这种“不自在”背后蕴蓄了斯炯隐秘的心灵世界中最为真切的苦痛挣扎与悸动彷徨，终于都随着这个人的死而消弭。阿来对于这个藏族女性——阿妈斯炯的心灵秘史的处理成功而又巧妙，在他诗意的笔致下，阿妈斯炯的人生遭遇与情感羁绊读来令人长久回味，气韵悠长。

二

      阿来的多部作品如短篇小说《快乐行程》《格拉长大》、长篇小说《空山》都塑造了一个疯癫、神秘的单身母亲形象——桑丹，而在《蘑菇圈》中则展现了一个健康、淳厚的单亲母亲斯炯。同时，阿来在小说中所暴露出的藏族社会存在的未婚生育现象，对于汉文化读者的传统婚恋文化与道德观念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并附有些许猎奇心理，然而在藏族社会文化中，婚姻与生育在文化心理层面是能够分离的，“社会对于非婚子女是宽容的，他们的社会地位与婚生子女没有差别。他们在社会和家庭中不受任何歧视，更不会被遗弃。”[1]在《蘑菇圈》中，斯炯一样的女性是常见的，父亲的角色长期处于缺位状态。“两回躲战事，斯炯的阿妈就带回了两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更准确地说，是两个不知父亲是谁的孩子。”[2]斯炯和哥哥颇有传奇色彩的身世使得他们从小便在单亲环境中成长，并在所谓的“代际效应”的影响下，再现于胆巴一代。“斯炯上了一年民族干部学校的意义似乎就在于，她有机会重复她阿妈的命运，离开机村走了一遭，两手空空地回来，就用自己的肚子揣回来一个孩子。一个野种。”[3]而斯炯的哥哥却也是冥冥中与村里一个和斯炯一样带着两个孩子的女人好上了，但最终他还是回到重建的宝胜寺当起了和尚。斯炯未曾拥有过父亲与丈夫的疼爱，只有寡言的母亲与无可依靠的和尚哥哥，在饥荒年月，斯炯悉心照看她的蘑菇圈，帮助全家得以度过荒年，而小说中父亲的缺席则更加凸显出斯炯作为单身母亲所遭受的磨难与肩负的责任，散发出藏族女性所特有的温润、淳厚的母性光环。

      梁任公曰：“妇人弱也,而为母则强。”[4]少女斯炯“短暂开放的青春”随着胆巴的出生便逝去了，“我把胆巴生下来，我把他抱到床上，自己吃了东西，和他睡在一起。我看见他睁开眼睛看了一眼妈妈。那时，我就知道，我的生命开始了，我不能再犯一个错了。”[5]所谓“生命的开始”便是斯炯对她过去生活的告别，告别通过上民族干部学校从而成为国家干部的契机，胆巴的出生使得少女斯炯成为了阿妈斯炯，角色的转变在斯炯这里显得自然顺畅，生命的孕育也激发出女人天然的母性，斯炯接受了命运的馈赠，她获得了新的使命。鲁迅曾言：“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6]这在斯炯身上显得极为妥帖。作为单身母亲，独自把一个儿子拉扯成人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在母亲的悉心呵护与照料下，胆巴离家求学，毕业后顺利步入仕途，阿妈斯炯仍旧在机村守护她的蘑菇圈，挂念她在城里独自打拼的胆巴，不时给他送去新采的蘑菇或是在胆巴回家后用新鲜酥油在平底锅里煎蘑菇片给他吃，甚至“阿妈斯炯两年里送了几篮子蘑菇，胆巴就当上了商业局长”[7]。而在机村，陪伴斯炯的只有她的蘑菇圈，胆巴未成家时，阿妈斯炯默默将收获的蘑菇卖钱，“等到存够一千块钱的时候，她就把钱给他结婚用”[8]；在胆巴结婚生女后，又为孙女在银行专开了一个存折，“别人的乡下母亲都是一个负担，他们的乡下母亲，却每年都为他们攒几万块钱。”[9]作为母亲，斯炯把自己全部的生命与收获都给予儿子，这便是一个母亲能做的全部了。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作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在小说观念、叙事学等方面对中国文坛有着深切的影响。阿来曾说：《百年孤独》“这本书颠覆了我对小说的理解，也让我想了很多问题。”“马尔克斯的写作，是把现代小说跟拉丁美洲本土、印第安土著神话故事当中的元素有所结合的过程，这和我自己藏文化的背景有很相似的地方。因为藏文化中也有非常强大的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的叙事传统，非常丰富的资源。”[10]阿来的《格萨尔王》对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重述便深受《百年孤独》的启发，藏族作为阿来的母族，早已溶入阿来的创作血液中。《蘑菇圈》中的阿妈斯炯的母性形象不得不说有着《百年孤独》中乌尔苏拉·伊瓜兰的身影，展现出趋同的母性特征，在父性缺位的日常生活中，她们自觉作为“大家长”来照料家庭成员，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养育儿女。与此相关还有莫言《丰乳肥臀》里的母亲上官鲁氏，她在残酷现实的钳制下几乎沦为夫家的生育机器，女性与生俱来的生育能力在文学作品总是尽可能被突出、放大，而生育行为对于一个女性亦是一种重生，相伴而生的母性便得以彰显。

      “妇女与自然的联系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个联盟通过文化、语言和历史而顽固地持续下来”[11]，就原形理论而言，作为原型女性的大母神与抽象的自然界之间的象征关系有着长久的发展，“这些象征——特别是来自自然界各个领域的自然象征——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与大母神意象一起表现出来的，无论它们是石头或树、池塘、果类或动物，大母神都活在它们之中并与它们同一。”[12]而生态女性主义便基于原型理论而认为妇女和自然在孕育、创造和抚养生命等本源性联系上存在某种同构关系，即女性与自然的本源同构。[13]同样，小说中阿妈斯炯与蘑菇圈似乎也存在着某种深层的象征隐喻关系，蘑菇圈的生生不息与斯炯的生命孕育显现为一种母性的互通，从而具有天然的亲切感与吸引力，她们是彼此度过各种复杂年月的隐秘力量，自然润泽万物的母性形象通过阿妈斯炯与她的蘑菇圈而得以映现，也使得斯炯的母性形象有了更为深厚的文化内涵与审美意蕴。《蘑菇圈》确然是一部聚焦于生态环境的小说，但作者所塑造出的蘑菇大妈——阿妈斯炯更是这部中篇小说一个可贵的收获，足以媲美文学史上经典的母亲形象。

三

      “在我的心中啊，盘踞着两种精神，/这一个想和那一个离分!/一个沉溺在强烈的爱欲当中，/以固执的官能贴紧凡尘；/一个则强要脱离凡尘，/飞向崇高的先人的灵境。”[1]歌德诗歌中所慨叹“我”心中的“两种精神”便是人的本质所存有的两个向度，即世俗的人性与魂灵的神性，二者作为人的本质精神力量寄寓于人的肉体之中，在特定时空场域内通过某种修行或仪式从而使得人性与神性的“离分”或是向着神性净化。孙中山认为：“古人所谓天人一体，依进化的道理推测起来，人是动物进化而成，既成人形，当从人形更进化而入于神圣，是故欲造成人格，必当消灭兽性，发生神性，那么，才算是人类进步到了极点”[2]随着尼采高呼“上帝死了”，在现代社会人类魂灵中的神性光环已于俗世中褪散，文学便成为了承载与彰显的媒介。而阿来的《蘑菇圈》在某种程度通过阿妈斯炯的人物形象探讨了宗教与自然、生态与消费、人性与神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机村，是一个处在雪山下的山谷中、茶马古道过道旁汉藏文化交汇地带的藏族乡村。机村村民顺应着自然规律的运转机制，于他们而言，无论是一年中最初的布谷鸟叫声，还是第一种蘑菇的破土而出，都像是自然神灵的旨意，而他们“烹煮这一顿新鲜蘑菇，更多的意义，像是赞叹与感激自然之神丰厚的馈赠”[3]。工作组的到来引入了新的管理机制、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机村人自然原始的生活方式与处世之道逐渐被瓦解或置换，内地的俗世文化在这个边地的藏族村庄悄然生长。而斯炯身上既有机村人所秉承的民族传统文化、藏传佛教的宗教文化，又熏染了所谓新的先进的现代文化，从而造就了斯炯独特的文化特质。“斯炯用一生的时间见证了变迁中的机村，她的一生可以再各个时代节点进行苦难叙事，然而斯炯用淳朴而坚韧的个体生存打败了苦难，在个体的艰难生存中给自我、他者和世界以最大的慈悲与光亮，由此，斯炯也日渐远离苦难，并在苦难叙事中抵达俗世中的神性。”[4]

      小说在作者温情诗意的笔致下随意铺开，冲淡了苦难叙事之于人的磨杀并“力图在痛定之后的超脱和神性的意义上彰显一种淡然和悲悯的情怀”[5]。尽管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俗世中的宗教信仰有所松动，但藏民族的民族品格中的宗教情怀依旧根深蒂固，融汇于民族血液之中。悲悯与宿债作为佛教思想中的重要理念，在藏女斯炯这里得到了极为审美化、生活化的展现，形成了她极为超脱的人生哲学。宿债在藏语中叫做“洛卓”，按照佛教的观点，即前世所欠下的债务。阿妈斯炯将人生中无可避免的苦难遭遇视作自己的宿债，怯懦胆小的法海哥哥是她的宿债，因兄长而失去了干部身份是她的宿债，让一个有妻子的男人在她身上播种亦是宿债，当苦难来临时，佛教朴素的轮回之道能给予众生以心灵的抚慰，斯炯的一生便是在不断偿还宿债中超越了苦难的意义，也是在体悟宿债与苦难中以悲悯情怀去感知他者的悲苦、怜惜珍视自然万物。

      阿来的原生态文学创作一直以来都保持对自然、生态的敏感与关注，而他的“山珍三部”更是以植物名称作为小说题名。小说中的“蘑菇圈”指受地下菌丝体限制而呈现圈带状形态的蘑菇群，是一种分布于草原、林地的常见生态学景观[6]，其英文名称“Fairy Ring”[7]便极具美感与想象力，好似大自然中神秘精灵手上的指环。小说中的蘑菇圈是斯炯在山林的秘密宝藏，在不同的年月里给予了她无论是食物还是经济层面的物质力量，于此同时，蘑菇圈更是作为一种自然界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激荡起斯炯心中对“生”的向往与敬意，她对蘑菇圈的悉心护养也是在晦暗消沉的年月里的自我“救赎”与“超越”，从而超脱于对自然物性的追求以趋于神性的共存。在西方哲学的历史演进中，从自然的内在物性到自然的外在神性和外在人性、再到自然的内在物性的回归，体现为物性与无性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关系。[8]而小说中的蘑菇圈作为一种象征隐喻的自然符号，展现了一种理想主义的自然的物性、人性与神性同人类的人性与神性所共生融通的状态，阿妈斯炯与她的蘑菇圈所结成的和谐的关系结构实则为人类与自然间生态关系的现代寓言。

      “在藏传佛教民族的观念中，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生于自然并与自然万物共同生长。人的生活始终融合于自然之中，否则便是异常。”[9]机村人秉承这样的观念生活在盘曲的山谷之中，消融于虫鸣鸟叫的自然之境，而当“物尽其用”之类所谓的现代观念传入后，山林由人们所敬畏、崇拜的自然神灵转变为不断被索取、入侵的对象，人性的贪欲无休止地扩大，自然生态整体遭到破坏，“春天到来的时候，机村经历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大旱”[10]，斯炯依旧守护着她的蘑菇圈，背着水桶上山浇灌，“斯炯到了蘑菇圈中，放下了水桶，一瓢又一瓢把水洒向空中，听到水哗一声升上天，又扑簌簌降落下来，落在树叶上，落在草上，石头上，泥土上，那声音真是好听的声音。洒完水，斯炯便靠着树坐下来，怀里抱着水桶，听水渗进泥土的声音，听树叶和草贪婪吸吮的声音。”[11]小说中此处的描写尤为诗意动人，斯炯如同自然守护神般呵护着蘑菇圈，她浇灌的动作所表现出的灵动与神性更如同自然中精灵。斯炯身上似乎有着“泛神论”的影子，在她眼中，万物皆有灵，一朵朵迎风生长的蘑菇如同生根的人儿，“阿妈斯炯坐在石头上，一脸慈爱的表情，在她身子的四周，都是雨后刚出土的松茸”，她“无声地动着嘴巴，那是她在跟这些蘑菇说话。她说了许久的话，周围的蘑菇更多，更大了。”[12]斯炯褪去了俗世的尘垢，显露出地母般的神性光环，仿佛在与万物共同吸吮、生长。

     《蘑菇圈》虽为中篇小说，但其文本容量却极为宏阔。阿来曾说：“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人是出发点，人也是目的地。”[13]他固守着人文主义立场，以几十年来中国波折起伏的发展进程与川西边地机村的现代转型为背景，从藏女斯炯的人生际遇关涉至历史、革命、时代、命运、宗教、自然等宏大命题，却又能别具只眼，通过时代牢笼中斯炯与她的蘑菇圈的种种故事，赋予藏女斯炯以质朴纯良的人性、淳厚温润的母性以及自然悲悯之神性，但又隐约透出一缕苍凉的人生况味。《蘑菇圈》或许是一部成长小说、苦难小说抑或生态小说，但它更是一部书写“人”的作品，它写出了“人性的晦暗或明亮”，写出了“生命的坚韧与情感的深厚”[14]。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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