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工业革命产生在欧洲？为什么美国能够打赢两次世界大战？
在当今中国产业转型期间，我长期思考着一个问题———转型的道路该怎么走。工业化最早、发展最快的就是欧美。为什么工业革命产生在欧洲？为什么美国能够打赢两次世界大战？
《清教徒的礼物》这本书如同讲述历史故事，为我们描绘了清教徒促进美国工业化成功的五个基础特征———勤俭持家、亲力亲为、集体主义、组织能力和技术革新。
这五个基础特征奠定了美国管理科学的文化基础，以此不断演进发展，催生了20世纪初的科学管理，后因非科学原因更名为工业工程，并逐步形成管理创新的体系和方法。
概括地讲，上述五个特征，或者说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协同并举，就是企业乃至国家成功的奥秘。
这本书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们，美国在1870年后的100年间正是依靠清教徒的礼物，抓住了工业工程的应用从而成功傲视全球；而从1970年至今，其不断滑坡的原因是丢掉了清教徒的礼物，沉湎于财务指标工程，人才培养重头衔不重本质，所以美国浮躁、自满、贪婪了。
而日本、德国能够不断赶超的原因恰恰是他们拾起了清教徒的礼物，他们踏实、肯干、务实，不追求虚名、追求实质。
那么，我们中国人应从《清教徒的礼物》中学到什么？美国人的哪些错误，我们正在犯呢？
我们本来就工业基础薄弱，累积年头少，此时更需要追求务实、反对自满、避免贪婪、不断进取。以管理和技术协同创新、踏实前进，我们终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然而很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有不容忽视的科技、教育、工业“大跃进”的思想倾向。我调研过很多企业，使我惊讶的是，有的企业家要么悲观，要么有点成绩即骄傲自满。我建议中国的企业家应好好阅读这本书，百利而无一害。
要知道，我国从1949年算起，工业化进程已有66年，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快速发展的工业化阶段也已有37年，可是我国拥有的像丰田、大众、西门子、宝洁这样的世界级制造企业数量还非常有限，我们有理由浮躁吗？
中国经济当下最热的话题是“互联网+”，社会各界对于互联网引导行业创新、工业4.0和智能制造等等讨论得沸沸扬扬。但我们应该看到，我们与理想的差距在哪里？
制造业的竞争是一个由技术、管理和人这三大因素所形成的综合性竞争，竞争力的大小取决于如何将上述三者组成周密、协同的系统，竞争中所依靠的知识是由工程科学、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有机结合而成的。
我们的引领者、决策者，甚至身带各种专家学者头衔的企业导师们，拥有这样的知识结构吗？
中国企业在管理理念、实践方法上，究竟应如何创新，如何适应瞬息万变的技术经济社会，如何在日新月异的中国土壤上开出中国管理理念的思想之花，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刻思索的命题。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也对中国的管理理念创新充满期待。他在1995年时曾经说：“除非中国突然崩溃，我可以预测：以后10年左右，在美国和欧洲市面上将会出现大量题目为‘中国管理的秘密’的书籍，就像前10年大量的‘日本管理的秘密’一样。”
德鲁克也曾对《清教徒的礼物》表现出极大兴趣，可惜未等到其出版就去世了。所幸在德鲁克做出预言的20年后，在本书再印之际，中国的企业家已经开始为世界管理学思想输出贡献。
海尔公司CEO张瑞敏于2015年11月得到全球极具影响力的“50大管理思想家”授奖，即是优秀的例证。来自管理思想发源地的欧洲管理界如此认可张瑞敏的创新，是因为海尔给员工极大的自由来激发创业灵感，弱化层级结构，去除中间层，比更多的西方企业开放、自由和合作。
弱化层级结构和去除中间层，符合互联网时代的管理理念创造，也与清教徒的思想暗合。
与近几十年来全世界愈演愈烈，也是本书中着重批判的“财务指标工程取代工业工程”、“自上而下”、“专家误导”相反，新时代浪潮下的产业变革，呼唤更多尊重一线人员对市场的了解，鼓励动手能力的“现场精神”；呼唤更多勤俭节约、摈弃浪费的“精益思想”；呼唤更多赋予自主决策权但服从于协作精神的“合作集体主义”；呼唤更多对新技术不断尝试和严谨实践的“工匠精神”。
优秀管理的文化本质，即是本书给出的五大特征，它们同时也是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协同发展理念。我们应抓住管理科学发展的精髓，而不是今天复制苏联的、明天复制美国的，结果哪个也没成功。我们管理学者有责任研究管理科学的真谛，建设正确的中国管理理念、方法体系。
让我们在中国和世界变化发展的浪潮中，去探索、去理论联系实践，中国企业如能在新的时代舞台上实践和创新，方能带来中国梦的实现，也不枉两位年逾八十的作者倾力一生，为我们带来这本珍贵的礼物。
——2015年11月于天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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