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配正义 │ 罗尔斯与诺齐克之争



■ 诺齐克对此诘问：你碰巧幸运拥有两只明亮的眼睛，是否应当捐献一只给双目失明的盲人才是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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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大学著名的政治哲学家诺齐克（Robert Nozick）于2002年1月23日去世，享年63岁。医生在1994年就诊断他患有胃癌，甚至估计他的生命大约只能维持6个月，而诺齐克却继续顽强生活了七年之久，直到临终前的几个星期一直坚持著述研究与授课教学。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哲人，才华横溢的论辩者，也是极富魅力的教师。他的思想对于20世纪后期的政治理论与实践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特别在有关「福利国家」问题的争论之中，与另一位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罗尔斯（John Rawls）持不同立场，成为当代西方自由主义内部不同流派的代表人物。

　　罗尔斯在1971年出版的名著《正义论》（Theory of Justice）中提出了「分配公正」原理，在伸张个人权利的同时，主张国家具有重新分配财富的正当性，使社会中处境最差的阶层得以改善境遇。罗尔斯的正义学说为福利国家的政策提供了哲学基础。三年之后，诺齐克发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一书，批评回应了罗尔斯的观点。他坚持个人自由具有最高的优先性，反对政府对个人之间自由交易的干预。认为国家应当成为「守夜人」，仅仅承担诸如监督契约的履行、保护公民免遭暴力侵犯等角色。而所谓「正义」并不是某种分配模式或终极状态，而是体现在个人自由参与的交易过程之中。他所诉求的「最底限度国家」批判了福利主义政策的道德正当性，继承了从洛克到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传统，使他成为当代倡导个人自由、私有产权及有限政府的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

　　分配正义要求社会收入分配形式能够符合正义原则，对其进行讨论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上：其一，正义原则是可以被人类认知的，并且社会分配形式可以被正义原则支配，从而根据正义原则重塑社会是有意义的；其二，存在一种力量（权力）源泉，它能够根据正义原则来重塑社会的收入分配形式，而这一源泉通常指具有强制性的社会制度。社会制度包含相应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社会安排，通过它来分配民众的基本权利义务，决定社会利益的划分方式。因此，分配正义可以看作“社会分配制度正义”的简略提法。

　　在当代西方，关于分配正义的政治哲学争论主要在罗尔斯与诺齐克之间展开。罗尔斯强调人们的先天性差别，国家需要一定的政策干预，通过补偿社会弱者来体现社会正义，要求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扩张并超越政府“守夜人”的职能，无疑为社会民主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恰恰在罗尔斯对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做出最大贡献的地方，诺齐克看出了其理论的危险性：罗尔斯设计的分配正义需要冒险做大国家。诺齐克强调通过正当持有而获得的个人权利优先于国家权力，认为天赋上的不平等并不需要通过政策强制来补偿，“国家不得使用其具强制力的机构来迫使一些公民帮助另一些公民；亦不得以同样方式禁止人们追求自身的利益或自我保护”，否则国家的功能就不正当。

　　然而，相对于两位思想者围绕一些问题的争执，他们具有更为深厚的共同理论渊源，这也是他们之所以能够进行论辩的思想平台。就像两条枝繁叶茂、各自伸展的枝杈，都是发自同样的树干，根植于同样的土壤。如果仅仅孤立地把两条树枝拿出来进行评析，而忽略了两条树枝之干、之土壤，难免把握不住各自的理论内涵。

　　比如，无论罗尔斯的适度国家，还是诺齐克的最弱国家，都强调国家的权责范围具有社会契约性质，它们都来自于公民们的授予或认可，行使公共权力、承担公共义务都是对公民负责。而且，这种权力和责任之间是对等的，国家的权力越大，其承担的责任也就越大；相反，国家的权力越小，其承担的责任也就越小。否则，缺乏公民授权的国家权责很容易失去控制，凌驾于公众意愿之上。在现实中，国家权利与责任不对等主要表现为权力大于责任，国家掌握了过多的社会资源分配权力，同时不愿承担与之相称的公共服务、救助贫弱等社会义务。 “过剩”的公共资源只能导致公共部门的自利趋向，成为众多社会不公正与社会冲突的根源。

　　又如，罗尔斯坚持自由优先，兼顾平等，在过程公正的基础上限制社会分配差别；诺齐克强调自由即公正，过程公正即结果公正，限制结果不平等是毫无意义的；可以看出，个人自由权利与过程公正是罗尔斯与诺齐克的共同底线。

　　然而，诺齐克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曾指出，他的研究是以个人自由观念为核心所形成的整体理论，而右翼人士可能只喜欢其中支持自由市场的观点，但并不认同诸如同性恋权利之类的个人自由诉求。在有关财产权的论述中，诺齐克也提出，应当偿还那些被非法手段所剥夺的财产，例如美国土著印地安人的财产。这类观点大概也不会得到右翼人士的认同。实际上，诺齐克的理论来自他智性的独立思考，无意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庸，更不愿右翼政治势力所利用。

　　诺齐克与罗尔斯同在哈佛大学哲学系任教，是论敌也是朋友，但彼此的思想风格却炯然不同。罗尔斯追求体系化的理论与严密的逻辑论证，而诺齐克的行文则恣意犀利，具有希腊先哲的雄辩遗风。他在争论中往往将对方的论点推向逻辑极端以揭示其破绽，也常常出人意料地援用日常经验中的例证作机智的类比。比如，罗尔斯认为个人天赋等「自然优势」不属于个人所有，而应当看作公共资源，可以被再分配来补偿那些处境最差的人群。诺齐克对此诘问：你碰巧幸运拥有两只明亮的眼睛，是否应当捐献一只给双目失明的盲人才是公平？这类奇思异想的类比在诺齐克的著作中比比皆是，使他的著作读来格外的引人入胜，但也遭到不少学者的批评，对其类比方法得当与否提出质疑。诺齐克本人曾表示对那种过份执着于「严格哲学证据」的倾向不以为然，但实际上，在他看似不拘一格的言辞背后有着深厚的分析哲学功力，贯穿着清晰敏锐的逻辑力量。

　　如果说，罗尔斯的《正义论》得到学术界的一致推崇，是因为它对国家及公正的理解，符合了很多人本身已有的道德直觉及对政府角色的理解，那么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的成功，却是因为它极具挑衅性。二次大战后，福利主义在欧美盛行，主流都认为政府必须通过累进税及其他措施，进行广泛的财富再分配，以缓和资本主义的贫富悬殊问题。诺齐克却以其犀利严密的论证，活泼生动的文风以及令人拍案叫绝的例子，尖锐地指出，任何超出古典自由主义"守夜人" （night watchman）角色的国家，都是不公正的。这无疑在理性或情感上，大大刺激了很多人的道德信念。著名伦理学家辛格（Peter Singer）便指出，《无政府》的出版是当代政治哲学的一件大事，因为在认真回应诺齐克之前，任何哲学家都不可再视"社会公正要求财富再分配"为一理所当然的命题。这是持平之论。很少人会完全接受诺齐克对国家的理解，但读完《无政府》，却不得不重新认真思考国家的性质及一个公正社会的道德基础何在。所以，在70年代的哲学界，罗尔斯和诺齐克分别提供了两种值得重视的自由主义版本：一左一右。规范政治哲学在历经半世纪的沉寂之后，重新在英美哲学界蓬勃起来。

　延伸阅读：

　　《苏格拉底的困惑》是诺齐克所有论著中风格最为独特，也最能体现他的“狐狸”式学术性格的一本。

　　《苏格拉底的困惑》传达了一种精神，即在诺齐克看来，哲学不仅是思想，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被思想所充满、所改变的生活方式。所谓“哲学地生存”，不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是在探索知识、自由、人生的脚步中不断成长的一种“生命感”。他的著作在如下视角拥有统一主题，那就是他不畏权威，追求原创性，对知识永远充满热情、好奇的不懈探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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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哲语

上帝把法律和公平凑合在一起，可是人类却把它拆开。——查·科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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