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康德、拉康：三个离奇的同路人



无处不哲学编辑 / 吴冠军/著 节选自《一把插向心脏的刀》，原文载于《开放时代》2006年第6期

■ 自杀是唯一的纯粹的哲学问题;　而为了某种高于生命的善 / 价值而“牺牲”，恰恰根本上是一种意识形态规训下的“他杀”。

■ “我去死，你们活”，这两条路并非是理所当然地后者比前者“更好”; 哲人的自杀性实践，恰恰是对后者的一个激进拒绝，成为了现实世界的一个恐怖性溢出、一个创伤性症状。

■ 当一个人以道德律令来行动，他方实现了真正的自我，而如果他让自己的行动受诸种感官欲望和经验刺激所决定，那么他便受物理学因果论的支配，亦即，受“残忍的外部世界的法则”的支配。

　　苏格拉底以付上自己生命的哲学实践所开创的意识形态批判之事业，因其立基于真理(缺失 / 空无)的深渊性位置，从而使自身成为了一个永远的实践：其特征不是作为一个未完成的任务，而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有那些本身意识形态化的伪意识形态批判(实质是围绕“真理的政权”的意识形态竞争)，才可能为自己设立出一个终点(如哲人王治理下的理想国、历史终结下的全球秩序等)，到达那个状态后便不再需要意识形态批判。于是，那个意识形态终结之后的真理王国，便同一切意识形态的功能一样，只提供一样东西，那就是满足;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术语来说，即“快乐原则”。这是一个意识形态矩阵(作为符号秩序的现实世界)使自身被体验为和谐、稳定与连贯的整体的根本性法宝。而意识形态批判，恰恰是快乐原则的破坏者，一个创伤性刺入。苏格拉底给雅典民众所带来的，不是“happy together”，而正是不快。这份不快(就其颠覆性而言远甚于古代冒死直言的臣子给君王所带来的不快)，最终将苏格拉底置于死亡之境地。面对这一最根本的存在论问题——生还是死，作为意识形态的批判者，哲人苏格拉底并不是选择以“谎言”犬儒地迎合意识形态，而是选择那“政治哲人”施特劳斯以“隐微写作”之名所排斥的“思想正直”(intellectual probity)，即选择激进地、真诚地将这份不快进行到底，即便付出自己的生命。

　　正如加缪(Albert Camus)所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涂尔干(Emile Durkheim)将自杀约简为一个在社会学上可计量化和预测化的社会性问题。也因此，涂氏对自杀所进行社会学的对象化处理，注定是一个失败。自杀是一个存在性的行动，一个根本性抉择的激进结果。对于现实世界而言，它是一个恐怖性的溢出，对现实本身的一个根本性拒绝，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即一个创伤性的症状。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所开创的意识形态批判事业，是鲁迅笔下那不惧惨淡人生乃至淋漓鲜血的“真的猛士”之事业，因为它所面对的批判对象，是整个“现实世界”。对于一个意识形态批判者来说，不管其所处身的这个现实世界较之历史上先前的意识形态秩序来显得如何的“合理”、乃至“最佳”、“意识形态已终结”，均不可能是真理王国(真实的秩序)，两者之间永远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缺口;正是这个缺口先天地保证了意识形态批判之源源不竭。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实践(意识形态批判实践)同“牺牲”无关。正如精神分析所强调的，可以去“牺牲”的东西并不存在;精神分析所要求的，正是去拒斥任何一种“牺牲”的吸引。为一种所谓比生命更高的“价值”而“不怕死”地牺牲，根本上就是对某一种意识形态构造物的拜物教，只不过在这一意识形态视平线下，受全方位规训下的人们普遍地认为，存在着一种(些)比自我利益更高的价值，或者说共同体(城邦、宗教、帝国、民族—国家、家族、阶级等等)的善。

　　哲人的自杀性实践与“牺牲”恰恰相反，因为这种实践，植根于空无，不“为”任何共同体的善(传统的价值合理性)，也不“为”个人性的利益与福利(现代的经济合理性)。价值合理性之所以与经济合理性一样是“合理的”，正是因为它在根本层面上，同样也是基于一种交换的概念之上。为了某种善 / 价值而牺牲自己生命，之所以并非“不合理的”，那是因为：通过这种牺牲，他 / 她从意识形态秩序(现实世界)中得到某种对其更为重要的东西(如城邦中的美德与荣誉、宗教所提供的“天堂”、帝国所高扬的“忠诚”、“忠义”之名节清誉、民族—国家所赋予的“爱国者”、“民族英雄”之现代标签，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处身的当下现实内那似乎截然对立的两极——“自私”与“牺牲”，恰恰“本是同根生”，均根植于“合理的”交换;而这种交换之“合理性”，便是出自这样一个状况：交换总是根据意识形态秩序所根本性确立与规制的那套符号性标准来进行。

　　从这一“合理性”状况来考察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所谓的“古今之争”，实质上便是古典的某种美德所具有的符号性位置，被现代的资本 / 金钱所取代;换言之，古代共同体中的“高贵”的为荣誉和美德的牺牲，转变成了今天社会中那“粗俗”的“人为财死”。故此，自杀是唯一的纯粹的哲学问题;　而为了某种高于生命的善 / 价值而“牺牲”，恰恰根本上是一种意识形态规训下的“他杀”。苏格拉底并非为了那视他有罪并判他死刑的城邦或城邦所提倡的某种美德 / 荣誉而死，他恰恰以自己所作出的哲学性申辩、以及选择死亡的激进行动，同现实世界(城邦)作出根本性的对抗：“我去死，你们活”，这两条路并非是理所当然地后者比前者“更好”;哲人的自杀性实践，恰恰是对后者的一个激进拒绝，成为了现实世界的一个恐怖性溢出、一个创伤性症状。

苏格拉底之死

　　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批判者们手中之笔，正是一把插向心脏的刀，刺向“现实世界”意识形态所致力于自我掩盖的那个不连贯的地点——它自身的核心黑洞;同时，这把刀也恰恰正是从这一黑洞中刺出(这正是拉康所造新词“ex-timacy”的精义)。这个黑洞的位置，正是“真理”的心脏所在之处：此深渊性黑洞，就是意识形态以“真理” / “自然” / “真实”之名所遮盖与缝合的那个根本性匮乏。因此，在现实世界中，所有允许批评或开放讨论的问题，皆并非实质性地标识其根本性不连贯的要害位置;而那些以不容置疑的“真理”或“常识”之面貌出现的，恰恰便是这套自我总体化的意识形态大厦中最脆弱的要害。今日美国社会中的“政治正确性”，不正是这样的“真理”之脆弱心脏?一旦触及那些以“政治正确性”所覆盖的问题，所有的宽容、言论自由等等原则，全部让位给赤裸裸的意识形态迫害。

　　然而，激进的意识形态批判者，即便面对各种显在或隐在的迫害，也坚持将这把刺向心脏之刃直插到底，拒绝向主流意识形态作妥协甚或道歉。意识形态批判插进“真理”之心脏这一刀之后，在创口中所涌出的，就是精神分析上的症状。症状，根本上就是不同于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正常状态”的一系列例外，从现实世界的自我总体化整合之角度来说，它即是一组扰乱、匮乏、运转失灵。因此，症状标显出了一个符号秩序之终极意义上的不连贯。精神分析——尤指经拉康在“回到弗洛伊德”口号下所进行的系统改造后的精神分析——不同于心理学：精神分析师的任务不是去“治愈”症状，即将其重新整合进现实的“正常状态”;与之恰恰相反，分析师的任务是“认同”症状，即努力与被分析者一起去经历那溢出性的创伤体验，致力于将症状提升到普遍的层面上(拉康赋予这种普遍的症状以一个专门的术语——“sinthome”)。在这个意义上，心理学已成为了意识形态自我总体化的符号性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环节，心理学家们致力于抹除意识形态之根本性的不连贯(症状)，使其运行重新平滑流畅。相反地，选择成为精神分析师，便是选择成为激进拒绝“现实世界”的苏格拉底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者，因为他们的日常实践，便是和这个世界所极力试图抹消的症状 / 裂口 / 创伤为伍，与之同道共行。

拉康：法国心理学家。欧洲精神分析学家，被称为自笛卡尔以来法国最为重要的哲人。

　　因此，对于所有实践意识形态批判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追随苏格拉底所开创的选择不可能的自杀性实践。这个实践之自杀性，乃是因为批判者总是已处身于其批判的对象——(伪)总体性的作为意识形态矩阵的“现实世界”——之中，与之有着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其政治上的祖国、文化和地理上的家乡、血缘关系上的家庭(某人的儿女、丈夫 / 妻子、父亲 / 母亲)等等等。在这个意义上，这把插向心脏的刀，总是同时刺向自己的心脏，自己最视之为珍贵的不言而喻的一切。这自杀性的一刀，即取消自己在现实世界里的(符号性)存在，或者用齐泽克的话说，即去“自由地假定他自己的不存在”。因此，一个激进的意识形态批判，总是同时是一个对自己的认同(身份)的激进革变：在意识形态批判实践的每一个具体的自杀性行动之后，自己均不再是自己所曾是。

　　正是在这里，康德(Immanuel Kant)从苏格拉底之后所有伟大的哲学家之列中凸显了出来：他的伦理学，正是要求一个人摒除所有“病理性的”(pathological)动机，如各种自我利益、福祉、自爱等等。康德之所以用“病理性的”一词来指涉那些自苏格兰启蒙运动以降被普遍视之为“合理的”(rational)动机，乃是因为在一个经验的对象和这个对象对主体所生成的快乐之间，不存在一个先天的关联;这个对象的物自体(Thing-in-itself)本身，是主体所先天无法到达的。因此，根据康德主义伦理学，新亚里斯多德主义(社群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只是一个虚假的对立。早在康德主义伦理学的关键性源头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这里，这个冲突之虚假已被揭示：那些以共同体的善(价值合理性)为核心的“利他主义”伦理规范，可以很容易地从关注自身福利的自我中心主义(经济合理性)中推出。而康德主义伦理学，正是同这一虚假对立中那均以“合理性”(病理性)为核心的“两极”(个人与共同体、现代的利益 / 欲望与古典的善 / 价值、自私与牺牲)，同时构成纯粹的对抗。

　　康德的先验转向，革命性地切断了意识形态对于主体所提供的快乐原则，切断了本体自我与诸种现象自我之间的所有病理性纽带。康德主义的主体，是一个深渊性的空无，康德本人给它的名字，即为“先验统觉”(transcendental apperception)。这就是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之实质。康德从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这里所受到的启发是，“当哥白尼发现所有天体围绕观察者而转这个假设并不能使他有任何进展时，他反转了这个过程，尝试这样一个实验，即假设观察者在转，而所有星体保持不动。”康德的先验转向所产生的，即一个作为深渊性旋涡的自我旋转的主体，一个缺失任何实质认同的纯粹非实体性的空无。

　　从康德主义先验统觉出发，日常现实中各种我们所珍视的美德、价值、或所关注的福祉、利益，均无一例外纯粹是“病理性的”。这些看似自然的主体的动机并非先天的，而纯粹是意识形态的构建物，附加于主体之上。康德伦理学置正当于诸种善(传统的价值合理性)与诸种利益(现代的经济合理性)之上，亦即，使道德律令成为人类行动的唯一动机。正当(道德律令的正当性)在康德这里，既非基于自然，也非出于实定，而是植根于康德主义道德主体(深渊性旋涡)。一个道德上正当的行动之状况，在康德这里实质上便是：这样行动，使其不受各种病理性的动机和先前存在的美德之影响。自由即按照我们赋予自身的律令而行动，这便是康德继承并发展自卢梭的自主(自律);倘若按照纯粹道德主体之外的任何从外部施加于我们的意识形态法则来行动，那便是在它律地(heteronymously)行动着。十九世纪后期功利主义代表人物西季维克(Henry Sidgwick)曾评论道：在康德的伦理学写作中，“没有东西比他以不同的形式反复论述的这个理念更引人入胜了”，那就是：当一个人以道德律令来行动，他 / 她方实现了真正的自我，而如果他 / 她让自己的行动受诸种感官欲望和经验刺激所决定，那么他 / 她便受物理学因果论的支配，亦即，受“残忍的外部世界的法则”的支配。西季维克本人自是全然拒绝这一激进伦理学，在他看来，“如果我们取消自由与合理性的同一，而确切地、独一地接受康德的另一种自由概念，即表达人的物自体(human thing-in-itself)同其现象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种搅脑子的诉诸自由的情绪，必须被当作无聊的修辞而予以取消”。这种本体自我(人的物自体)所具有的、前于任何现象界之描述的自由，在西氏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或者说，根本是一个不可能。西季维克坚决要求将自由等同于合理性。

康德

　　当代康德主义者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设计的“原初位置”，实质上正是以“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这个设计，来将附加于主体之上的各种意识形态建构物剥离，使主体变成回一个苏格拉底主义—康德主义意义上的无知的空无。罗氏写道，“无知之幕的概念，隐在于康德的伦理学中”，“我的建议是，我们将原初位置设想为本体自我看世界的视角，作为本体自我的各方拥有完全的自由去选择他们希望的任何原则”，“无知之幕使在原初位置中的人们被剥除了将会致使他们选择各种它律性原则的知识”。于是，罗氏笔下的这一前意识形态的“完全的自由”，便正是康德主义本体自我的“与身俱来的自由”。正是这种绝对自由，使作为纯粹空无的康德主义主体，去开创可能越出现实世界之既有符号性坐标的全新的开端。

　　然而罗尔斯的根本性问题恰恰出在，这个“无知之幕”并非彻底的严密厚实：罗氏给原初位置下的空无，填入了在特定意识形态视平线下生成的“诸种特殊的事实”，即人们仍是知道“他们的社会受制于正义的诸种情形，以及这一受制所具有的任何含义”，并且他们知道“关于人类社会的诸种一般性事实”，比如，“他们理解各种政治事务和经济理论的诸原则，他们知道社会组织的基础与人类心理学的诸法则”。如此之多的意识形态—符号性“知识”的注入，即刻使得人们的无知又再变回“有知”，主体的空无重新变成“实心”——被装上了一颗意识形态心脏。知道那么多现代社会之政治 / 经济 / 社会组织 / 人类心理 / 正义情形等“知识”的主体，随即就被罗尔斯假定为是“合理的”，“在诸种原则中进行选择时，每个人都尽他最大的努力，去增进他的各种利益”。就这样，“无知之幕”下那纯粹非病理性的作为空无的康德主义主体，结果被以病理性的方式——合理的自利者之间的议价妥协——重新推回到现实世界(意识形态矩阵)既有的符号性坐标之内;“作为公平的正义”的两条肯定性原则，实际上并非是在绝对自由(“完全的自由”)的状态中产生，而是生成于特定意识形态的框架下。质言之，在罗尔斯的实验中，康德主义道德主体被重新下降为从苏格兰启蒙运动到新自由主义的合理—经济人预设; 在这个意义上，且不讨论罗氏的“康德主义建构”所含有的内在缺陷(在我看来最根本性的缺陷便是抹除实践的向度)，至少，这一建构本身就是半途而废的，它最终使得罗氏返回到《正义论》所致力于要推翻的论敌西季维克等功利主义者的战壕之中，拥抱作为合理性的自由而弃置康德主义本体自我的非病理性的绝对自由。

　　罗尔斯在其“原初位置”实验中对康德主义的最终背离，实因康德伦理学之核心，乃是一个激进的不可能性。能通过康德主义道德准则测试程序的，是在现实世界中难觅的天使般崇高之人，比如，他/她从不说谎。柏拉图主义—施特劳斯主义的“谎言”，即使自我装饰上诸种(伪)“高贵”的理由，仍根本上是一个不道德的行动;而“谎言”背后所遮盖的犬儒性，正表明了这类(政治)哲人的病理性动机：他们并非是全无反思的“傀儡”，而是十足病理性的“侏儒”，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实“变态”之极。对康德来说，一个经验性的对象 / 事件，永无法表征物自体，但就在这一失败的时刻，物自体之理念便被唤起了(而非达到)，这就是崇高; 以苏格拉底式的话来表述，那就是——知道物自体，唯有在纯粹无知的时刻。于是，在康德这里，崇高感就产生于这样的时刻，通过努力探索可能性的诸种状况(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其最终的界限(失败)本身标示出了那作为不可能的物自体。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告诉人们，“一个经历了充分崇高感的人，他那神态是诚恳的，有时候还是刚强可怕的”。

　　但作为现实中的病理性的主体，我们如何才能成为这样的崇高之人呢?康德与其二百年后的追随者罗尔斯不同，并不试图构建一个“原初位置”的哲学实验室，以“无知之幕”的设置来实验性地将主体同知识(意识形态)隔离，以期一劳永逸地得出正义原则(“作为公平的正义”本身即一个意识形态构造物)，用以它律地全面指导人们之行动与社会之结构。与之相反，在康德这里，这一崇高化，只有通过主体自身在日常生活与实践中的激进行动;换言之，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行动，他 / 她都必须自主地来行动。苏格拉底所开创的哲学，正是寻求现实世界之不可能的激进实践，而非实验室里关起门来的精致操作。在康德看来，这一从病理性主体到道德主体的崇高化跃升，本身是个不可能(人都是病理性的); 因而，寻求这个不可能，绝非是通过渐进来达成的，而是必须经过革命：

　　如果一个人成为一个知道某种东西是他的义务的人，他不需要任何其它的动机，除了这个义务之表征本身。这不能通过逐渐的改良而产生，而是必须通过在这个人的禀性中的一次革命而达到。……只有通过一种像是一个全新创造的再生，他才能成为一个新人。

　　这一在个人禀性中的作为全新创造的革命性再生，包含着两个环节：(1)对之前自身的各种意识形态认同(身份)的自杀性拒绝;　(2)这个占住深渊性的绝对自由之位置的空无主体，以日常生活中激进的道德实践，开创出越出现实世界之“合理性”(病理性)范畴的全新的开端(新人)。这一激进实践，在康德伦理学中，便是道德主体施加给自身的义务(义务既非自然也非实定规范所施加)。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批判便是通过对意识形态不竭的激进否定与越出意识形态矩阵之边界的革命性创造来迈向崇高的康德主义实践。在这个永无止境的实践过程——因为在个体生理性死亡之前，没有人能彻底地脱离当下现实——中，批判者非病理性地去探寻当下“现实世界”的所有(不)可能性，并去遭遇来自真实(物自体)的谜一样的信息：症状。

　　拉康在其《精神分析的伦理学》一书的开篇处便写道：“有效的道德行动，乃是根植于真实之上。”通过这个道德行动，我们在自己所处身的现实世界中开创出了全新的开端，即彻底越出原先符号性坐标的溢出性之事物。这就是拉康笔下的“崇高化”，即把一个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的对象提升至具有作为无法被表征的“大写之物的尊严”(the dignity of Thing)。拉康主义的“被禁绝的主体”(the barred subject)，正是从语言的构成性角度，重新激活了康德主义主体。当一个人学会语言进入符号秩序之后，他 / 她便同自己不再拥有最直接的关联，一切关于“我是谁”的认同 / 身份(我是吴冠军、我是男人、我是学者、我是中国人……)，都是经过语言之媒介而生成的符号性标签。前语言的主体本身，便是一个空无，对各种符号性认同的一个自相关(self-relating)的纯粹否定。那作为空无的否定性的主体，同符号秩序(现实世界)所赋予的各种身份之间，便形成了一个永远的分裂，一个存在论层面上的纯粹的对抗。这个纯粹否定性的主体，在精神分析上所产生的内在力量，便被弗洛伊德称作为“死亡驱力”。

　　弗洛伊德所开创的精神分析最重要的论点便是，人的生活永远不只是活着，通过拥有一种奇怪的驱力，人得以在事物之日常运行的溢出处“享受”生活，而“死亡”便正是精准地代表了这一超越“日常”生活之向度。人类的生命永不仅仅是“生命”，它总是包含着超越现实生活的溢出。在每日常规之上的种种“理想的生活”，实际上均是根本性地意指“死亡”。也就是说，我们抵达生活之溢出的唯一途径，便是死去。拉康用那同种种“合理的”欲望(desire)相对的弗洛伊德的纯粹死亡驱力，置换了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从而使得在康德体系中没有得到正式承认的那激进的不可能性，成为了道德—政治实践的唯一要求，即在死亡驱力下选择自杀，以不可能来开创可能。

　　因此，从苏格拉底中经康德到拉康这一离奇的思想史脉络，开创出了一个以激进的不可能性为核心的哲学—精神分析传统，即通过越界性的激进实践冲破现实世界的符号性界限，开辟在当下现实中彻底无法想像的全新的开端。正是对不可能所进行的不竭实践，意识形态批判的事业才成为可能，并同各种伪意识形态批判，得以根本性地区分开来。

哲人哲语

要真正体验生命，你必须站在生命之上。——尼采

回复输入“aa”可获取哲学资料下载。

.点击以下标题 可查阅相应热点文章。

查阅更多精华文章请点击→

与时代的独立思想者同行

·

无处不哲学微信号：zhexue365

聆听不同声音，保持独立思考之精神

您的每一次转发

都会多一分思考的力量

长按二维码关注，分享更多哲学思想

点击↓“阅读原文”可查询更多阅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