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T】了解国际政治，方能把握全球事务
本文根据中国农业大学通识课程《全球事务与发展》第六讲课堂内容整理发布，记录内容有所删减。
作者简介
主题： 国际政治
主讲人：贺文萍
hewenping66@163.com
贺文萍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亚非学会秘书长，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常务理事，中非工业合作发展论坛专家委员会专家。1982-1989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习，先后获学士和硕士学位。1993-1994年为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访问学者。1997年5月至7月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问进修。1999-2004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当代中非关系；非洲与西方大国关系；非洲民主化进程比较；南非政治。著作颇丰，如《国际格局转换与中非关系》、《国际格局转换与中非关系》、《从全球化视角看非洲 》、《2001年非洲政治与国际关系综述》、《非洲对外政策和中非关系》、《自主、自尊和平等的非洲新外交》、《非洲：苦涩的全球化》等等。
志愿记录者：孙昱坤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大一学生
贺文萍老师为同学们授课
【课程主讲人贺文萍】我很荣幸今天来和大家聊聊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这两个主题，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个大国肯定有其外交的考虑。所以接下来我分成四个模块来介绍这些问题。
冷战后国际格局的演变
大家都知道，冷战的时候叫“两极格局”，有苏联阵营、美国阵营，我们当然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后来毛主席觉得苏联是修正主义，我们才是根红苗正的社会主义，所以就走自己的道路，现在朝鲜又说我们是修正主义。无论如何，现在社会主义的阵营是比较小的，以前有两大阵营。但冷战后苏联解体，原来在社会主义阵营里的非洲国家后来都搞多党民主选举。
冷战结束，柏林墙倒塌以后，很快大家认为要从“两极”到“多极”了，你们可以去看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的很多评论和发表的论文，都说要进入多极化时代了，中国当然是多极中的一极，但这是一个很乐观的估计，因为美国和其他“极”并不是平起平坐的，不在一个平面上。这种愿景很快随着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的爆发而破碎，两次战争只隔了两年时间，2003年3月20日打响的伊拉克战争甚至都没有联合国的同意，你不同意那美国就干脆绕过你。现在我们也听到类似的声音，比如美国特朗普总统说朝鲜问题是重要问题，中国要是不同意打，那就我们自己来，口气很像当年的小布什。今年的美国国防预算又增加了百分之十左右，远远超过其后七个国家的军费总和。所以这样比较下来，中国只是在经济上是第二大经济体，现在很少有人说多极了，美国通过战争显示了他的存在，让大家看到了差距，但是也不说美国“单极”，而是说“一超多强”，这是一个立体结构，美国作为“一超”在上面，中国当然是“一强”，还有欧盟、俄罗斯等等。
再到后来，提出从“一超多强”到“中美共治”，但是我在这里打了一个问号。因为现在很多新兴国家崛起，全球政治权力的转移要慢慢从西半球转移到东半球，但这种权力转移仍还处于一个过程之中，并没有完全实现，是现在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新加坡李光耀学院的一个院长洞察到了这种趋势，像金砖国家的出现，有了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现在南北对话，南南合作都开始被提及，南南国家之间一部分先富起来，然后帮更穷的，但都不是北方国家的序列，包括中国，但是像非洲很多国家认为中国已经不是发展中国家了。可是我们国家依然是发展中国家，我国领导人经常提的说法是除法加乘法。中国的人口基数很大，经济数据再大，一除变得很小；再小的问题乘十几亿人也会变得很大，这让国际上看到中国的多元性。
我记得90年代初，在耶鲁大学访学的时候，除了所谓的“中国崩溃论”听不到别的言论，后来中国没崩溃，西方就开始讨论“中国威胁论”，再后来因为发现中国没发动战争，所以西方又开始说“中国责任论”，让中国多拿钱参与国际秩序的维护。我们对于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责任，尤其是美国一打完仗就开会要钱，有个争论，我们最大的责任应该是让国内老百姓吃饱饭，减贫，然后再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而不是给美国善后。有学者提出所谓的G2，也就是中美共治，这就是在中国逐渐强大以后提出来的。
你想想世界格局的变化很有意思，山不转水转。我家住在圆明园旁边，以前烧掉那里的就是G7，二战都结束70年了，你再去看发达的还是他们，所以权力的转移非常难，发展中国家崛起很难，有韩国教授写过《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就是说发达国家总有办法把正在上升的发展中国家踢下去，比如贸易保护主义和技术壁垒等等，所以为什么总发展不起来呢，不是因为你笨你懒，是因为受制于其他人制定的规则。
这个所谓的中美共治提出来以后，中国并没有接招，而且G2并没有成为美国的国策，只是很多人在忽悠。欧洲国家很不愿意听这个说法，中国也不上这个套，我们的能力不够，如果说中美共治还疏远非洲兄弟。有一次温家宝总理曾回应：我们认为G2这个说法不符合国际格局的实际，中国也没有这个能力，我们认为世界还是一超多强的，后来渐渐地就没有了声音。
但是，现在又开始有人说G1，说让中国一家独大，因为现在特朗普上台说要让美国再次强大，一种新的孤立主义（向内发展inward）的出现，换言之，美国对于领导世界没有兴趣了，在墨西哥和美国边界修围墙，砍掉发展援助的财政，增加国防开支预算，严控恐怖主义，这些都是为了保卫美国的国土安全。相反，是我们中国现在往外走，搞“一带一路”。习近平主席今年年初在“达沃斯经济论坛”发表讲话要继续推动全球化、坚决维护和推动自由贸易，突然之间，发现中美地位对调，过去是美国总指责中国要改变国际秩序，是个破坏者，现在美国是要扭转现有秩序，具有uncertainty；中国是要着力推进全球化等趋势，要以巨大的确定性来对待不确定性。达沃斯会议上美国重要领导人都没有出席，国内换届导致出现权力真空，很快国际上就出现一些言论，让中国当leadership.很多人说在特朗普领导下，颜色革命要回到美国了。我国的领导人口气也有一些变化了，外交部长王毅被问道中国现在是不是要领导世界，他的回答是：我们当然还没有到领导世界的地步，但是我们愿意为世界发展做更多的贡献，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个“中国责任论”不用别人说，我们自己也开始这样认为。当然，不要被忽悠，我们离领导世界还远，看看国内贫富差距、城乡矛盾、人口素质这些软的方面，你到欧美去看发现到处都有乐于助人的“雷锋”，在国内反而是老人摔倒都不敢扶。西方国家原来是想“棒杀”中国，现在是“捧杀”说你要领导世界了。因此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有的是幻象并不存在。所以，我认为“一超多强 ”还是主流。
“阿拉伯之春”：发生、发展与影响
现在大学生是不是都很忙没时间看电视？一些大事还是要了解的。现在打开新闻看到的叙利亚、伊拉克问题都与阿拉伯之春的后续影响有关，那阿拉伯之春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阿拉伯之春是阿拉伯世界的一次发展浪潮，始于2010年的突尼斯，民众走上街头要求推翻本国的专制政体的行动。
具体事件的原因、发展过程及影响我们等一下展开。我自己的研究课题从非洲不断向外拓展，像是今天讲到的中东地区，因为现在许多国际的研究机构的研究不是按照地域划分，而是根据问题、事情来划分研究课题，恐怖主义才不分地域呢，发展问题也具有全球性。
一
北非动荡的过程和脉络
最早是2010年12月的发生在突尼斯的革命，北非国家的教育搞的都很好，像卡扎菲，所以是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电视网络等资讯很发达，去到埃及、摩洛哥、突尼斯这些地方可能房子很破但是所有的楼都有接收天线，民众的资讯来源很丰富。所以这个很难扩展到非洲以南的其他地方，因为教育程度不够，网络通讯也不好。
突尼斯动乱
这个具体事件呢，是小贩自焚而引发，被警察没收了全部家当，这又是个大学生失业的情况，这是个导火索。我最近和一个埃及朋友聊天，他在政府工作，告诉我当初能成为公务员也有自己叔叔帮助的原因，身边的同事基本上在政府机关里都有人脉，在他们国家没有社会亲情网络的人，即使学习再好也很难找到工作，社会的阶层固化很严重。突尼斯政府最开始认为是外国势力的干涉，还进行消息封锁，使事态恶化。结果28天之内，执政23年的本阿里就被推翻了，死亡338人。马上，多米诺骨牌效应一般到了埃及，2011年1 月在埃及执政30年的穆巴拉克18天被推翻，死亡846人，埃及的抗议活动更激烈，但是现在看来这么多年埃及的斗争革命一下又似乎回到解放前，因为穆巴拉克放出来了，现在正在执政的人是曾经穆巴拉克提拔的军人，埃及的政治历程就是一上一下的颠簸。2012年5月，穆尔西当选总统，2013年7月被军方废黜，一朝天子一朝臣啊。
到了利比亚，变成战争，抗议转为内战，前两个还只是人民的抗议，像韩国朴槿惠下台也是民众抗议，但是这个就打起来了。反对派先控制东部城市班加西，和另外两国相比，卡扎菲执政时间更长42年之久，但2011年10月也被杀了。这个时候有了外部势力像法国的介入，最后死亡3.5万人。
这些事件有哪些共性呢？首先，突发性，大家都没有想到，突尼斯发生革命之前，大家都讨论突尼斯的经济高度繁荣，竞争性在非洲排名前列，但是没有看到社会内部的紧张局势，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我们去学习考察，发现阿尔及利亚没有事情。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社会的紧张程度加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链条就容易突然断裂。自发性，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有国际组织的控制，有幕后黑手啊，完全是国内自发的，底层人自发的。传染性，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很快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表现形式就是街头示威，然后领导人就下台了。
这些事件也有其差异性。突尼斯的革命是自主性的革命成果，经济危机冲击为直接诱因，你们注意了没有，前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突尼斯一个集体，认为他们为了突尼斯的和平做出了贡献。
埃及则属于政治诉求的延续，外力间接介入的结果。刚才课间有同学问我为什么他们一游行就下台，听起来好像很容易，其实是军人选择放弃穆巴拉克。当时革命发生的时候，埃及的一个代表团正在美国访问，埃及军人是美国对外援助最直接受益者，美国对外援助最大的受援国是以色列，第二大就是埃及，你在埃及去当兵比当公务员要好得多，军事集团控制很多产业，代表团通过和美国方面的协商决定“弃卒保车”。具有不确定性，我们还看不到埃及发展的方向。
埃及示威活动
利比亚却是外力强力直接介入，地区发展失衡和部族政治的结果，卡扎菲没有什么朋友，当北约进行轰炸的时候，所有国家都作壁上观；卡扎菲不是总统而是上校，有自己的绿宝书，有自己的政治路线，但实际上是部族政治。联合国通过1973号决议，盟军空袭1个月，造成东西分裂的僵局。这是当初中国和俄罗斯都同意了的，避免人道主义灾难。但是联合国的决议只是说有禁飞区，却被英法美等国家过度使用来干涉利比亚内政，他们用了决议里的一句话“可以使用各种手段”来辩解。迄今，非常遗憾的是，卡扎菲说的话应验了，他曾说，没有了我，非洲（包括利比亚）的难民统统都会涌入欧洲；没有了我，利比亚会分崩离析，部落武装，像是索马里一样。这样看起来，有的国家在进行转型的时候某种程度上还是需要有强人政权。
二
北非动荡的原因和影响
原因有：多年民怨积累的喷发。虽然整体经济形势不错，但高贫富差距和失业率，特别是青年人的失业。以及金融危机导致欧洲现在的经济形势也很不好，尤其是南欧地区，很多非洲家庭都有人在欧洲打工。欧洲经济的不景气连带影响北非很多国家陷入更深的经济贫困。信息革命（维基解密等等）的推手作用，社会媒体爆料领导人的腐败等等均推动了阿拉伯之春的爆发。所以，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我们传媒大学的很多学生论文选题都是关于阿拉伯之春与传媒。长期的个人专制统治，公民社会缺乏以及民众诉求无处表达。最后还有，像利比亚那样的外部干涉。还有一点，和他们国家的人私下聊天，阿拉伯的青年很多都是No hope no job no wife，很多姑娘都嫁给了事业有成的老人，穆斯林国家没有酒吧，没有释放的地方，所以上街游行也成为释放不满和压抑的途径。
对中东地区的影响更大，骨牌效应横向东扩至巴林、也门、叙利亚等国，没有往南走的可能性，我们经常说撒哈拉以南和撒哈拉以北地区，像是摩洛哥、埃及等北非国家在文化、宗教、经济等方面更贴近中东国家，而不是非洲国家，他们自己国家民众对自己的定位也更贴近阿拉伯人。
发生在巴林王国的示威
因此，北非和中东地区会重新洗牌，伊朗面临的国际压力加大，以色列安全感下降，土耳其和沙特的地区影响力增强。我们说沙特最不民主，因为亲王统治，不是纵向传承而是横向的，传兄弟不传儿子，把握政权的都是老人，但是他们有优势，人少、钱多。他们也恐惧，因为他们主要靠石油、美元，国家财政也不是用不完的，国家经济结构也需要转型，所以最近跑到中国来和我们搞一带一路。沙特一直是中国最大的石油来源国。
政治伊斯兰势力的先扬后抑，极端恐怖势力出现和坐大，以前哪听过ISIS，只听过基地组织，这都是阿拉伯之春之后出现的。
对非洲的影响也很大，并不是隔着撒哈拉沙漠非洲以南就没事了。我们到了马里这些地方都能看到卡扎菲的痕迹，卡扎菲对阿拉伯世界失望以后，目光转向非洲，非洲的恐怖主义活动现在也慢慢多起来了，影响到了政局稳定和安全局势。2013年1月阿尔及利亚油气田人质劫持23名人质死亡，这其中有10个日本人，也影响到日本的非洲战略：除了拉选票，还要加强情报工作。9月肯尼亚西门购物中心72人遇难，包括1名中国公民，恐怖分子袭击一般选择大型购物中心，外国人出没的地方，能引起更大的国际影响。现在北非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索马里“青年党”和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这三大非洲伊斯兰激进组织已经开始合作了。非洲在“自主维和”和“外来干预”之间艰难的博弈与平衡。
顺便说一下我们中国的外交，中国坚决反对法国空袭利比亚，反对强力的外界力量介入来政权更迭。有外媒批评，独裁者都是中国的朋友，像是卡扎菲、金正恩啊，我国外交部专门为此开了新闻发布会澄清。例如，2006年在北京召开中非峰会，卡扎菲没有出席，其实卡扎菲不喜欢资本主义，不喜欢社会主义，搞第三条道路。
国际热点问题梳理：叙利亚内战与“伊斯兰国”
承接上一个话题，我们来谈谈关于叙利亚内战和“伊斯兰国“，因为国际热点问题很多，像是台湾问题、朝核问题等等，但是今天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展开，就来说说与阿拉伯之春关系密切的这两个问题。
传染效应延伸出来就是叙利亚内战，和“伊斯兰国”等矛盾。
叙利亚内战从2011年年初持续到现在，已经到了7个年头，与当时的利比亚战争形势大不相同，卡扎菲是没有“朋友”的，当初单打独斗国际上无人支持。但叙利亚有“朋友”，俄罗斯、伊朗、黎巴嫩真主党支持叙利亚政府，俄罗斯空军、武器各方面强力介入；美国、沙特、土耳其等支持反对派。他们的支持不是口头上的，是动真格啊。中俄吸取了利比亚问题的教训，坚决反对外国对叙利亚内部事务的干涉，5次否决向叙政府施压的决议草案。中国不直接卷入冲突，敦促谈判，希望能通过对话来解决冲突，出钱来进行人道主义援助。
叙利亚内战导致的死亡人数并不清楚，只能估计介于25万人~47万人，同时难民人数激增，叙利亚战前有2200万人，现在约有一半人逃离家园，其中400多万散布在周边国家。250万在土耳其，土耳其就经常以难民问题来威胁欧洲等西方国家，欧洲很多的恐怖袭击事件都和中东难民有关，这些问题促进了欧洲右翼势力的崛起，像是现在法国进行大选，其中一个女政治家勒庞说要做法国的特朗普。战争和难民是一对孪生兄弟，对普通百姓来说是灾难。奥巴马下台之前说了中国的好话：当然希望中国发展，这是世界的福音。现在缅甸北部在打仗，难民跑到中国来我们能安置他们，但是一旦中国不发展，动乱的话，十几亿人口有哪个国家能安置？
2016年军事形势：红色：巴沙尔政府控制区，绿色：反对派控制区，黄色：库尔德人（罗贾瓦）控制区，灰色：伊斯兰国控制区，白色：努斯拉阵线控制区。
你谈判桌上能取得多少东西，要看你在实际战场控制了多少东西。（见上图）伊斯兰国（灰色）占了大部分叙利亚的地区，与基地组织不同，并不躲躲藏藏，而是要攻城略地建立国家。我之前查百度百科，发现伊斯兰国的解释里还有首都拉卡。这个国家打了这么多年仗已经事实上分裂了。
但这半年多里，叙利亚的军事状况发生重大变化（见上图），俄罗斯加大了自己的军事支持，伊斯兰国控制地区大量缩水,政府军控制了局势。现在特朗普上台以后也说要摧毁伊斯兰国。我们还是要继续关注具体事态的下一步发展。
“一带一路”与中国外交
（一）中国外交政策：和平发展与和平外交
我们经常讲，和平外交是植入我们骨子里的，我们中国强但是不霸，从明代郑和下西洋开始，郑和当时出去没有带回一个黑奴。现在在肯尼亚边上有一个拉穆群岛，北大和肯尼亚的考古队正在联合科考，想要在附近的深海海域打捞文物，来证明郑和的船队到过那里。还有一点，拉穆岛上的人肤色没有那么黑，有点像亚洲人，他们自称是郑和的后代。后来明清慢慢落后于西方，近代又战乱不断，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改革开放，后来我们提出“和平崛起”,引起国际上很多人紧张中国的发展，后来又提出“和平发展”。有三层含义，中国无意走西方殖民主义所走过的靠殖民掠夺来积累财富，实现崛起的道路。现在的世界形势，全球化的今天也不可能再实现当年G7发展的掠夺方式，英国当年被称为日不落帝国，从世界各地的海外殖民地掠夺财富，你在大英博物馆看到的东西远远比在文物出土地的多。也无意走德国和日本曾走过的靠军事扩张和对外战争来实现崛起的道路。更无意走苏联所走过的搞意识形态对抗，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的道路，美苏当初搞军备竞赛，把苏联拖垮了。这条路有点像现在的朝鲜在做的事情，搞“先军政治”，老百姓饿肚子也要发展核武器。
我们的外交政策原则及理念：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原则。
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一条和西方国家到不到干涉别国内政以及提供有条件的发展援助形成了对比。比如乌干达反对同性恋（非洲54个国家除了南非都很反对同性恋）西方国家借发展援助来要求乌干达改变对同性恋的态度。更不要说，西方国家干涉他国选举，以及通过援助试图改变受援国的政治发展取向等等。
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反对动辄使用制裁及武力手段进行“政权更迭”，这也是中国一贯的方针，比如说在卡扎菲这个问题上，我们不是喜欢或不喜欢卡扎菲这个人，而是我们不赞同用外科手术式的方式来进行政权更迭。
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奥巴马在台上时倡导建立“无核世界”，但现在特朗普似乎在改变这一政策。特朗普现在说韩国、日本等国的“安全保护费”要增加，如果不出钱，就撤兵，让日韩这些国家自己发展。如果日本韩国都跑去发展核武器呢？日本是一个在核门槛上的国家，以及以色列，他们技术高度发达，随时可能拥有核武器，只是现在缺少现实条件，就像是组装一辆汽车一样，和那些完全不具备能力的国家是不一样的。
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倡导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强调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这是我们一贯的立场。美国现在不喜欢联合国了，过去联合国是美国手上的一个玩偶，比如说之前朝鲜战争的参战军队叫联合国军，是联合国对美国授权的。联合国本身就是罗斯福总统想出来的维持战后世界秩序的工具，但后来慢慢第三世界国家越来越多进入联合国，投票不受美国控制，现在想要弱化联合国的作用。联合国是中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多边合作舞台，我们都希望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发挥联合国的作用。
最后，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提出并坚持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推动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
其实四句话就能理解我们全部的外交，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像是非洲国家），多边是舞台。
我们现在说中美关系是现在世界上极其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我们学习历史——大国兴衰史，最开始荷兰作为“海上马车夫”后来被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取代，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又取代英国，发现大国崛起无一不是通过打仗来完成的，所以现在很多人说中美之间必有一战，但是中国和美国的距离差的还是很远，我们认为也不是一定要通过战争，而是可以通过新型关系来和平过渡。所以才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国提出以后美国方面都没有回应，直到2017年3月蒂勒森国务卿来访华的时候完全附议。以前邓小平用“钟摆理论”来形容中美关系，我认为很形象，虽然会时上时下，但是始终在轨道里。中美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真的打起来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因为各方面的联系太密切了。但现在也有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矛盾，最近还冒出来朝鲜核问题。我们要开辟各种对话机制，比如战略对话、军事对话、战略经济对话，要妥善处理贸易顺差等问题，防止经贸问题政治化。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发展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美国天然具备做大国强国的条件，被两大洋包围，挨着加拿大，加拿大很发达没什么争执地方，就一个墨西哥问题。中国有20个邻国，14个陆上邻国，6个海上邻国，有邻国就有边界纠纷。比如日本，日本是一个服强的国家，在二战中被美国两颗原子弹打趴下，所以很服美国，你在日本要是会一口流利的英语，会很受人尊敬，但是对中国的心态是不服气。
（2）从“反应式外交”到“主动性外交”
再来说说我国外交的另一个变化，“反应式外交”是指没有主动的自主长远战略规划，事件发生后被迫做出应急式反映。像是之前的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中美南海撞机事件。现在“主动性外交”更加突出，指外交议程、机制和外交长远战略的主动性设计和规划。“主动性外交”并不是一带一路之后才有的，当年1996年的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在N多的国际组织中成立一个有助于自己国家安全的组织；2003年“朝核半岛六方会谈”机制的创设，最近我们又提出“双暂停”，朝鲜问题归根到底是美朝之间的问题，金正恩想要美国白宫联系他，得到美朝谈判的机会，就像是一个小孩子想要得到家长的注意，不断的搞小动作。美韩现在军事上的动作太多，刺激金正恩不断搞核试验，所以我们提议“双暂停”，彼此冷静下来寻求谈判机会。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扩大中国与中亚、欧洲的贸易联系，实现贸易互通。现在小孩子的数学题、社区的建设标语都开始涉及“一带一路”，有些泛化的味道。 为什么说“一带一路”重要，这是一个长远的计划，更加开放、包容性的理念，欢迎拉美国家、非洲国家加入。为了支持“一带一路”，我们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我们原来想要推动现存的国际金融机制改革，发展中国家多出钱，美国国会都不通过，那只好另起炉灶。亚投行创始国有57个，美国日本未参加。前不久王毅外长说，现在“一带一路”已经不属于中国了，而是全世界的，虽然“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来的，反映了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但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公共产品。就像是你在朋友圈发了条消息看多少人给你点赞一样，你做的事情有人响应，说明很得人心。
（3）中国近年来在和平安全领域采取更主动积极的行动
现在中国的军人走出去了，以前出去的都是商人。维和的参与程度在不断升级。中国的维和士兵每年都会得到联合国的嘉奖，纪律好，没有丑闻，当然作为军人也是很辛苦的，南苏丹内战时2名中国维和战士牺牲，有任务就要走。
最后给大家展示几张我自己在非洲调研时的照片。
谢谢大家。
老师，我想对您最开始的课件提个问题，您是如何看待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
我们认为这是“捧杀”，像特朗普，就像你说的是反建制的，想要卸担子，资源服务于国内。我不认为中国是出头的时候，只是我们能多做一些事情，多承担一些责任。所以，我认为本质上现在世界还是在延续“一超多强”的格局，只是说强弱之间的差距微量在调整，现在的差距有所缩小。你现在留学还是去美国吧，你只要看最优秀的学生要去哪，美国的大使馆外有多少人，就知道哪里是发达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变化过程，特朗普现在才上台几个月；欧洲现在处于下降的态势，欧元不坚挺，凝聚力减小，这一强，它自己内部也有所变化，但是就像地球自己有变化，地球却依然围绕太阳转。
下期预告
《全球事务与发展》
主题： 世界军事与安全
主讲人：滕建群
tengjianqun@vip.sina.com.cn
时间：4月12日下午2:00-6:00
地址：清华东路17号，中国农业大学东校区主楼402
滕建群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2006年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学位。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副秘书长、研究部主任，中国南亚学会理事。2009年被评为研究员。2013年起任美国研究部主任，现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兼军控与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关注于国际安全理论研究、军备控制与裁军，先后出版的著作有：《全球核态势评估报告：2010/2011》、《美国防扩散与反扩散政策研究》、《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概论》、《普遍履约——全新的核安全战略》等，主要发表论文有：“中美核领域对话的回顾与展望”、“论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论中国的军事透明度”、“当前国际核裁军形势分析”、“中国建立信任措施的实践与展望”、“中美关系中的防扩散与反扩散因素”、“和平利用核能的困境与出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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