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T】李小云：非洲能实现工业化吗？

这是第 377 篇文章

作者丨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名誉院长  

赛博拉（Suabra Nanozi）女士是乌干达人，今年28岁，是3个孩子的母亲。她本来要带我去看一看乌干达乡村的情况，见到她以后，她说可不可以去看看她的business，我说当然好啊。

她带我来了到她住的地方，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郊外的一个村庄。村庄在一片山坡上，进村的路是土路，可以想象雨季的时候是很难通行的。她的家有一个院墙，很像中国人的那种有大门的院子。推开大门，院落非常整洁干净。

她告诉我，除了她住的3间房子，剩下的3间房都是租来的。

我不太明白，在她自己的院子里为什么会有租来的房间？

这3间房每间大概只有不到10平米，每月租金相当于100元人民币。

我非常好奇，她的business究竟是什么呢？

她首先带我参观了第一个小屋，她说她雇了10个人，2男8女，主要生产各种类型的清洁液。

我非常惊讶，问她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她说是马凯雷雷大学（Makerere University）。马凯雷雷大学不仅是乌干达最大的大学，也是非洲最早的大学之一。

我问她是不是学化工的？

她说不是，是学伊斯兰历史的。她关于清洁液生产的相关知识是通过一个NGO的培训获得的。她租用的小房间分别用于备料、混合和分装清洁液。

在介绍完了以后，她说，李教授，我特别希望你能帮我筹集一点资金，我希望扩大生产。

我问她需要多少钱，她说的数字大概相当于不到10万人民币。

我问她，你们的政府部门有没有类似支持企业创业的项目？

她说没有。图1 赛博拉女士赛博拉女士的故事让我想到了几件事。一是李光耀先生在自传里曾经记述他在新加坡独立以后非常景仰非洲的独立建国运动。他希望从刚刚独立的非洲国家学习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经验。1964年，他访问了刚刚独立不久的加纳（于1957年3月5日独立），见到了泛非主义之父加纳总统恩格鲁玛（Nkrumah），恩格鲁玛非常自豪地向李光耀先生介绍了一位很受尊重的加纳人。恩格鲁玛说，他是加纳大学校长，一位英国牛津大学的英国文学博士，是我们的骄傲。李光耀先生很直率地告诉恩格鲁玛，非洲需要更多的工程师。我觉得李光耀先生绝对没有贬低英国文学博士的意思。李光耀先生本人是剑桥大学毕业的，他学的是法律，也不是工程师。去殖民化以后，大量的原殖民地纷纷转型成为发展中的新型民族国家，国家治理的重担由殖民者转到了殖民地地方精英的手里。殖民地的地方政治精英的理想就是将他们新诞生的国家建设成为像西方国家一样的发达国家。恩格鲁玛和李光耀都不例外。那个时候，这些新诞生的民族国家的发展梦就是工业化。加纳在独立以后相继建立了火柴厂、纺织厂、面粉加工厂等。但在其后的数年间，这些工厂慢慢都表现不佳，有些甚至倒闭。60多年以后的今天，新一代的非洲精英们依然在追寻着他们前人的工业化梦想。2019年11月15日，加纳总统阿库福-阿多（Akufo-Addo）在加纳首都会见了马云先生。他们希望马云先生能给当地带来更多的创业机会。马云先生其后又到了埃塞俄比亚，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总理亲自为马云当司机，他们之间以朋友和兄弟互称。非洲第一代精英的工业化梦想是能够生产日常的工业品，而非洲的新一代精英瞄准了新的技术和创新。我不确定中国的商业神人是否能够帮助非洲的精英弥合60年工业化的鸿沟。在现实中，赛博拉女士依然在为自己无法贷到不到10万人民币的款和得到相应的简单技术而苦恼。在非洲国家中，赛博拉女士绝对不是一个个例。我在非洲遇到过很多从中国学成回国的青年人，很多的确是学习技术的，但他们也找不到工作。工业化并不是那些在各种政治宣言中呈现的豪言壮语和宏大目标，工业化是一个个像赛博拉女士这样的人能取得成功所构成的创业故事。图2 马云和埃塞总理阿比2011年，我在世界银行坦桑尼亚代表处从事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工作，时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先生到坦桑尼亚考察。林毅夫先生和我之前就已经很熟悉，他那时也是一门心思地想着弯道超车式的工业化，也就是他经常讲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我对林毅夫先生的理论是很赞成的，一个落后的国家通过实现比较优势是完全可以取得经济发展的，这个观点得到了东亚发展经验的有力支持。我记得我陪他去达累斯萨拉姆所谓“非正式就业”的街道，其实就是一个个修理汽车和修理电器的商店，这些小的就业今天依然还是原样。过去的十多年中，虽然有很多的非洲本土的企业发展起来了，但是从完整体系的工业化角度讲，工业化在大多数非洲国家依然还是一个未来的梦想。我最近几年去非洲很多，除了关注非洲农业发展以外，也非常关注非洲的工业化问题。我一直认为，从发展的角度讲，如果非洲不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社会经济转型和贫困的缓解将会很困难。当然我讲的还是一个比较经典的社会经济转型的传统路径，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发展道路，不可能都一样。我开玩笑讲，等到全世界其他地方都很少生产粮食、也没有可以旅游的地方的时候，非洲就可以通过农产品商品化和旅游实现经济转型，因为这样的转型路径并不必然需要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

我问赛博拉女士，你的business有市场吗？

她说，因为所有的学校、家庭都有防止肠道传染病的需要，所以市场很大。

我又问她，原料从哪里来？

她说原料很方便，都是从南非进口，可以按照不同配方生产不同类型的清洁液。之后她又向我展示了她买到的中国江苏省生产的电子搅拌器。

图3 电子搅拌机赛博拉女士向我讲述的她的创业的艰难故事让我想到了中国的乡镇企业，也让我想到了中国浙江传化集团的故事。浙江是中国民营企业的摇篮。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浙江省萧山县的普通农民徐传化和他的儿子徐冠巨，用借到的2000元买来原料，把家里的水缸刷干净，用粗木棒当搅拌机，诞生了中国的液态肥皂。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了清洁剂厂，以至到现在成为了现代化的集化工、物流、农业等拥有上百亿财富的企业巨头。我是传化基金会的理事，有机会近距离感受了中国普通人如何从零开始成为成功的企业家的。现在的赛博拉女士很像当初的那个年轻人徐冠巨。在我的脑海中，徐冠巨先生拿着粗木棒当搅拌机，赛博拉女士拿着中国产的电子搅拌机。徐冠巨先生现在是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是知名的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工业化是如何能让像徐冠巨和赛博拉这样的普通人的梦想成为现实的日常实践，不是我们这些学者在论坛上讲的那些数据和道理。是什么让徐冠巨先生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有着上百亿财富的企业巨头，而又是什么让很多像赛博拉女士这样的有着梦想的非洲年轻人无法实现创业梦想？工业化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含义，不同时代工业化的特征也会有不同，但是像赛博拉女士那样平平常常、简简单单的实业创业依然还是非洲工业化的困扰。多数非洲国家在独立后的几十年中还不能完全自主生产日常生活中的塑料桶、鞋帽、服装、自行车等等。我们可能说他们不需要这样做，他们可以发挥比较优势通过贸易来发展，但是什么是非洲的比较优势呢？是他们的丰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这些都是工业化的基本资源。 

图4 徐冠巨先生

对于中国和非洲这样的并非原发工业化的国家而言，推动工业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当讲到自然环境影响的时候，我们容易落入环境决定主义的怪圈。当我们强调工业化在西方取得成功、而后又主要在东亚取得成功，而非洲没有取得成功的时候，我们又不免涉嫌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文化决定论的悖论。我不愿意按照政治正确的原则去预设我的观点，很显然，在过去十年中，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所强力推行的国家工业化以及如尼日利亚等很多非洲国家的发展让我们对长期处于悲观状态的非洲工业化有了新的认识。我从1991年第一次踏上坦桑尼亚到现在快30年，特别是从2007年到现在，我目睹了达累斯萨拉姆的巨大变化。但是这一变化是一个欠工业化的发展，大量的年轻人从农村流落在城市，缺乏就业。高达数十年之久5%以上的GDP增长并未极大地增加就业和减少贫困，这也是很多高经济增长的非洲国家的普遍问题。如果农产品不能大规模商品化，农业就没法增加就业，如果没有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的制造业或服务业，多余的劳动力就找不到工作。马云的奇迹对于非洲的意义不同于比尔盖茨，马云是一个贫困的国家个人努力的成功案例。这也许是非洲朋友看中他的一个原因，但是非洲的朋友也许更希望马云先生能带给非洲一个跨越工业化奇迹。当我目睹很多像赛博拉女士那样怀着创业梦想而步履艰难的状况时，我对于这样的奇迹会不会发生深表怀疑。工业化归根到底是由不同类型的微观创业叙事而构成。西方工业化从英国开始，就是从个人创新发明的活动逐渐成为企业，创造出了新的需求和市场。同样，中国当代的工业化也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些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个人创业的故事。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通过成功的工业化得以发展的国家却不多。新加坡成为发达国家是得益于全球化条件下的贸易和金融。韩国算是第一个通过完整的工业化成为发达经济体，当然还有中国的台湾。其后则是中国大陆和正在跟进的越南、柬埔寨、印度、孟加拉、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总的来说，这些国家大部分还没有进入到发达的阶段，还在工业化过程中。不同的国际组织、大量的发展经济学家都在为非洲工业化出谋划策，其实只要到非洲的基层工作，就会感觉到那些大的工业化战略和政策很难在微观上支持像赛博拉女士这样具有企业家精神和素质的人变成真正的企业家。这就让我想起中国80年代的“星火计划”。“星火计划”是一个支持农村企业技术创新的计划。那个时候，我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与当时的国家科委的同志接触很多。当时，我对乡镇企业和“星火计划”的意义完全不了解。30多年以后的今天，我面对很多像赛博拉这样的非洲年轻人的时候，我才明白了国家支持工业化政策、劳动力转移、经济社会转型这些名词概念的真正含义。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工业化的主要动力实际上是内生性的，特别是是那些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家的成长，因为大规模的外资进入中国主要是90年代以后。

前不久，在坦桑尼亚当地的报纸上，我看到坦桑尼亚前总统吉奎特（Kikwete）先生在坦桑尼亚开放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强调了人才培养的问题。我认为，从规范的理论模式和经验来看，实用人才的培养一定是经济发展最重要条件。但是，在实践层面上，往往会出现越是发展中国家越会出现人才流失和学以不致用的现象。在过去几年中，我一直在追踪中国留学、回到坦桑尼亚工作的人才发展情况。客观上来讲，这些留学回来的人基本上都没有学以致用，很多甚至都找不到工作。这意味着人力资本能否促进经济发展需要有其他的条件，人才的成长需要肥沃的土壤。殖民主义遗产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殖民者认为殖民地只要按照西方的制度安排就能实现发展。今天，我们发展了，有了资金，技术和经验，在与非洲朋友交流时不能重复西方的错误。在讨论非洲工业化这个问题时，我们需要更多地从非规范性的角度来看企业家成长的社会环境以及国家与社会在企业家成长中的作用等等。我们的企业家如果能给非洲的朋友讲讲他们如何克服困难，如何得到资金，朋友如何支持他们，政府如何支持他们，讲讲真正的创业故事；如果我们的官员能给非洲朋友讲讲集中力量办大事，一年四季不休息工作，如何招商引资，如何为企业排忧解难，如何为回国人员创造条件等的故事；而不是像我这样的一些专家讲中国模式，这会对非洲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我开过一个玩笑，最有资格讲中国发展故事的是中国的农民，那些带着家人和亲属出来创业的安徽人，浙江人等，以及中国的企业家，还有中国的官员。如果赛博拉女士在非洲最终也能够成长为像徐冠巨先生一样的企业家，那非洲的工业化才算是步上了真正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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