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嘉书单||2019年6月 第8期
每期书单推荐我们当月读过的好书，
不分新旧，无论古今。
本期推荐人：钓鱼舟 Fish 童伟
郭無益 兰台万卷 静嘉张 飞弋的鱼
少卿 渭北春天树 中世与近世之间
推荐书目
[法] 潘鸣啸 《失落的一代》
许知远 《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
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
[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
李硕《南北战争三百年》
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
邓秉元《新文化运动百年祭》
张永《民国初年的进步党与议会政党政治》
[美]斯文·贝克特 《棉花帝国》
[古罗马]斐洛 《论凝思的生活》
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
六月书单
[法]潘鸣啸《失落的一代》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0年1月
推荐理由
强烈推荐一下。如果想要了解知青的下乡的经历与磨难只需参考第三、四部分即可，其间的悲喜剧无法简单描述，当然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对人性的一次巨大考验，同时作者也关注到了知青在农村及80年代所引发的社会问题。
从学术价值来看，第一部分对于动因的分析，第五部分对于运动的影响及总体评价最值得品读。材料方面以出版资料、报纸、访谈、纪实性的文学作品为主，权威官方档案的缺失虽然属于无奈且遗憾，但对于本书讨论的话题并非致命伤。
本书的价值绝非仅仅对于知青苦难史的同情及对权势者的批判，而是对运动动因及影响的综合分析，另外对于红色政权的官僚体制也多有精彩的评介，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作者的水准足以比肩国内任何一位当代史的研究者。
此外本书的翻译水准远超多数汉学著作，自序所说“应该不会让人感觉到是译文”云云绝非吹嘘。（中世与近世之间推荐）
许知远 《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5月
推荐理由
许知远耗费数年精力为梁启超立传，不断在自己的音频节目《单读》《艳遇图书馆》中一再表露心迹，“我越来越希望这卷本的传记成为一部悲喜剧、一部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我期望它能复活时代的细节和情绪，展现出几代人的焦虑与渴望、勇气与怯懦”，这部大书的第一卷刚面世，就引起了不小争议，评分网站上有不少读者因他散文化的文风和过度介入的叙事而怒打一分，不少读者指责他是借梁启超之口说许知远，读完书总觉得不至于，许知远的易黑体质把书中的一些弱点放大了，比如频繁引用同一本书以至于抄袭之嫌，引用过多二手文献以至于洞见无多，题材上是严肃的历史写作文法上却补以大量想象虚构，公平来说，许知远的努力读者还是可以读的到的，耙梳文献，古文西学，走访实地，复原历史细节，虚构补足，让人物各有特点，读起来也酣畅淋漓。
“没有历史，只有传记。”许知远为何为梁启超立传？张灏先生将梁启超放在古典思想到现代思想过渡的位置（《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日本学者狭间直树先生也曾以东亚近代文明的纬度讲过梁启超（《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许知远在书中写道:“他的敏锐开放、自我创造与行动欲望，在这个时期展现无遗。他不顾功名等级的限制，拜入康有为门下；在上海的四马路上他驾驭印刷资本主义的新浪潮，成为一种新文体的开创者。”“梁启超的一些忧虑与困惑仍然顽强的存在着，能激起回响，已经获得富强的中国也在探寻某种内在与外在的秩序。”与其说许知远以梁启超之口表达自我，不如说他在挖掘梁启超的历史意义，晚清一代知识分子被埋没的太久了，在国史的范围，以至于在世界史的范围，近代史上他们第一次以知识分子群体发声，借助报纸而不是奏折表达政见，然而他们启蒙者的身份迅速被五四一代掩盖，他们参政者的身份又迅速被更激进的革命党取代。
许知远眼中的梁启超是怎样的？“他的典型作风，急于建立一个宏大目标，赋予它独特意义，像他一生中的许多事业，这个计划也无疾而终。文章气势恢宏，充满来自国内外的例证和比喻，鲜明的否定与肯定，以及各种感叹助词，这是梁启超之后最令人赞叹也饱受诟病的风格。它代表着新型知识人对于国家变革的严肃观察，创造了一种关于中国现状的新叙事，是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内部的发展进程、中国在世界图景中的位置、还有姿态鲜明的改革话语的讨论。”“不同时代曾孕育不同的写作方式，梁启超面对的则是一个政治觉醒与知识爆炸的时刻，他要将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与这种新知识版图融为一体，他还创造了一种新文体来表达这个理念，像是对流行的桐城文体的反动，梁启超的行文不是收敛的而是放纵的，不是简洁的而是蔓衍的。他不是一个原创思想家，亦非精益求精的文体大师，却是个情绪把握者，知道如何刺激读者的神经、拓展他们的视野、他的思想与写作也明显带有康有为的痕迹。”“这是梁启超这一代知识分子面临的挑战：他们往往对新知识生吞活剥，不清楚究竟意味着什么；个人主义与公民自由都是无中生有的概念，他们必须给出清晰的定义与内涵。”
读过几本梁启超的研究著作，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反而更加模糊，即使细节繁复的传记，也更让我难以概括这位启蒙者，他是一位知识分子，参与近代中国的几乎所有议程，他又是一位善变的政治家，政治家的形象是以革命派批评建构起来的，狭间直树先生书中提到的一个观点，“他的启蒙文章首先是为其政治实践服务的，梁启超自传写姓名说。说绝不是从一个思想家或者学者角度，而是首先从政治需要出发的，因此随着时间和局势的变化，他不可能不改变他的姿态和立场，甚至在访问美国之后，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这个视角或许有助于我们走近梁启超。 许知远耗费数年精力为梁启超立传，不断在自己的音频节目《单读》《艳遇图书馆》中一再表露心迹，“我越来越希望这卷本的传记成为一部悲喜剧、一部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我期望它能复活时代的细节和情绪，展现出几代人的焦虑与渴望、勇气与怯懦”，这部大书的第一卷刚面世，就引起了不小争议，评分网站上有不少读者因他散文化的文风和过度介入的叙事而怒打一分，不少读者指责他是借梁启超之口说许知远，读完书总觉得不至于，许知远的易黑体质把书中的一些弱点放大了，比如频繁引用同一本书以至于抄袭之嫌，引用过多二手文献以至于洞见无多，题材上是严肃的历史写作文法上却补以大量想象虚构，公平来说，许知远的努力读者还是可以读的到的，耙梳文献，古文西学，走访实地，复原历史细节，虚构补足，让人物各有特点，读起来也酣畅淋漓。
“没有历史，只有传记。”许知远为何为梁启超立传？张灏先生将梁启超放在古典思想到现代思想过渡的位置（《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日本学者狭间直树先生也曾以东亚近代文明的纬度讲过梁启超（《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许知远在书中写道:“他的敏锐开放、自我创造与行动欲望，在这个时期展现无遗。他不顾功名等级的限制，拜入康有为门下；在上海的四马路上他驾驭印刷资本主义的新浪潮，成为一种新文体的开创者。”“梁启超的一些忧虑与困惑仍然顽强的存在着，能激起回响，已经获得富强的中国也在探寻某种内在与外在的秩序。”与其说许知远以梁启超之口表达自我，不如说他在挖掘梁启超的历史意义，晚清一代知识分子被埋没的太久了，在国史的范围，以至于在世界史的范围，近代史上他们第一次以知识分子群体发声，借助报纸而不是奏折表达政见，然而他们启蒙者的身份迅速被五四一代掩盖，他们参政者的身份又迅速被更激进的革命党取代。
许知远眼中的梁启超是怎样的？“他的典型作风，急于建立一个宏大目标，赋予它独特意义，像他一生中的许多事业，这个计划也无疾而终。文章气势恢宏，充满来自国内外的例证和比喻，鲜明的否定与肯定，以及各种感叹助词，这是梁启超之后最令人赞叹也饱受诟病的风格。它代表着新型知识人对于国家变革的严肃观察，创造了一种关于中国现状的新叙事，是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内部的发展进程、中国在世界图景中的位置、还有姿态鲜明的改革话语的讨论。”“不同时代曾孕育不同的写作方式，梁启超面对的则是一个政治觉醒与知识爆炸的时刻，他要将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与这种新知识版图融为一体，他还创造了一种新文体来表达这个理念，像是对流行的桐城文体的反动，梁启超的行文不是收敛的而是放纵的，不是简洁的而是蔓衍的。他不是一个原创思想家，亦非精益求精的文体大师，却是个情绪把握者，知道如何刺激读者的神经、拓展他们的视野、他的思想与写作也明显带有康有为的痕迹。”“这是梁启超这一代知识分子面临的挑战：他们往往对新知识生吞活剥，不清楚究竟意味着什么；个人主义与公民自由都是无中生有的概念，他们必须给出清晰的定义与内涵。”
读过几本梁启超的研究著作，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反而更加模糊，即使细节繁复的传记，也更让我难以概括这位启蒙者，他是一位知识分子，参与近代中国的几乎所有议程，他又是一位善变的政治家，政治家的形象是以革命派批评建构起来的，狭间直树先生书中提到的一个观点，“他的启蒙文章首先是为其政治实践服务的，梁启超自传写姓名说。说绝不是从一个思想家或者学者角度，而是首先从政治需要出发的，因此随着时间和局势的变化，他不可能不改变他的姿态和立场，甚至在访问美国之后，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这个视角或许有助于我们走近梁启超。(兰台万卷推荐）
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
海豚出版社
2014年7月
推荐理由
作者的研究方法争议很大，但多属于极端民族主义化的批判，少了些学理分析。
我还是希望读者能够认真读一读这本小册子以及姚大力的著作，少听网上的断章取义和上纲上线，对于任何理论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老道理是颠簸不破的。至于某朝是否属于中国的讨论没有什么意义，绝非学术问题，正如作者所言内亚因素一直参与了中国史。在我看来所谓的内亚视角最大的用处就是发掘被传统汉化视角所忽视的历史现象，特别是少数民族政权，这一点新清史者与作者均有详论。
本书以北魏皇帝的即位仪式中的代北因素（举毡称汗）作为切入点，考察鲜卑旧俗的遗存问题及对后世内亚诸政权的影响，我觉得颇有启发，至于所谓“内亚”的概念，我觉得还需要进一步理清与分析，特别是将鲜卑、契丹等不同文化属性的民族笼统讨论，有泛内亚化嫌疑，只怕又有遮蔽历史复杂性的一面。（中世与近世之间推荐）
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推荐理由
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李泽厚、庞朴当年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一种，封面内容提要说：“本书通过胡适的人格悲剧揭示出这样一个真谛：中国的启蒙者和精英群体，如果不能从人格及情感上同封建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那么，他们的一切现代化的努力和奋斗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这实际是主编者的布道，并非格里德的初衷，格里德的态度要复杂和审慎得多。
胡适热情鼓吹的中国“文艺复兴”，更类似于欧洲的启蒙运动。抗战前几十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如盖伊所描写的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就其信念和训练素养来说都是世界主义的。就象古代斯多葛派那样，他们总是把人类的利益看得高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们是有教养的人，能言善辩，值得尊敬，可他们只能在城市中兴盛起来，他们中根深蒂固的是城市精神中最好的东西：实验、易变的、不虔诚。象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一样，胡适这一代的中国自由思想者也倾向于根据过去来建立对现代的理解，想沿着历史前进的步伐找到他们自己的位置。他们的偏见也有共同成分，便是对自己观念的过于自信。.
和欧洲的启蒙前辈比，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受限制较多。欧洲启蒙者面对的，是已经“做好了一半准备“来听他们讲道的欧洲，中国的启蒙者面对这却只是稍纵即逝的机会和随处可见的死亡和变节。在欧洲的启蒙者那儿，古代社会始终是灵感之源，过去是有益的、可爱的，在中国启蒙者这儿，传统是最为进化未完成证据的残余尾骨，是随时会发炎感染的巨大伤疤，甚至何为“传统”，何在“现代”，亦是言人人殊。
胡适所谓中国“文艺复兴”，虽言“目的和前途就是一个古老民族和古老文明的再生”，“再生”是主题，不过这种再生却不是任何实际意义的“重生”，而是“再出生一次”，“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全盘从过去中解放出来。前当局的蒋氏，欣赏传统中的贵族文化和儒学价值，后当局的毛氏，则从传统中的“封建”文化中分离出来了一种“民众”文化，对胡适这种对过去的否定，都不买账。为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胡适以美为师，服膺杜威的方法论，试图改造中国的思想。对他的“外国理论”，蒋氏固然认其是怪物，毛氏也瞧不上，他崇拜的是另一种“外国理论”。
文化界中，胡适自由主义，也是乱流中的小溪。梁启超对一战后欧洲文明精神的衰颓深感惋惜，他呼唤那些愿意跟随三圣走路的人们：“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梁漱溟祭出的是文化阶段论：进取、向前看、醉心于人类支配自然的西方文化虽然目前强大，却只是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此阶段的苦心算计已使文明失去人性，只得到第二阶段即中国文明中来求取心灵的获救，遵循孔颜“仁的生活”，第三阶段印度文化的清静无为自然更高妙，可惜可望不可即，目前只可满足于西方科学、民主与中国“仁”的结合。和二梁相似，张君劢也把“物质”的层次加给西方，把“精神”的层次留给中国。针对这些传统主义者，胡适公开宣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不过他提醒，西洋近代文明绝非唯物的，它亦是理想主义的、精神的，不过西方信奉的是精神的自由，而不是中国的知足与不争。对这些论敌，胡适引顾炎武斥之：“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他们不乏思考，可把头脑交给祖宗，缺的是独立思考。胡适的建议是：“我们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而且政治社会道德不如人。”
胡适留学归来，曾言二十年不谈政治，以改造国民思想，号召大家遵从易卜生主义，拯救中国从拯救自己开始。可在一切问题都是政治问题的中国，不谈政治，影响舆论和社会亦无从谈起。所以胡适呼唤一个有计划的政府，一种受到控制的变革，在暴力的时代主张丢弃暴力，在欺诈的年代执着于对善良意志的信仰，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固执地赞颂着理性高于一切，这不免让他与周围的人和社会格格不入。如格里德所说：
当别人是武断的时候，胡适总是保持着暂时性、尝试性的观点。当别号召的革命是对过去的否定时，胡适总是尽力把它视作通向未来的一个过渡阶段。当别人把革命说成是一次突发的毁灭性的剧变时，胡适总是在更缓慢、更少破坏性的进化过程的前后联系上来思考它，而且，他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信心，只要引导得当，这种“有意识的进化”将会实现它希望的目标。这些使胡适的思想具有了其本身特色的永久性的理性和气质特征，一方面不是总与他的朋友们的观点相一致，另一方面与他的时代特征也不是常常和谐的。
既不公开反对现存秩序，也不无条件地向现存秩序投降，胡适走的是一条窄路，但在一个只能根据实力来估量力量的时代，胡适和他那个小团体都是些没有实际力量的人。力量恐怕不仅意指具体的个人和组织，还有他们身后的传统或习惯。胡适的老师杜威曾提示，一个现代国家的细密而多方面的事务，是依赖于缓慢形成的而且现在正当作当然之事来依赖的知识和思想习惯的。正是这种习惯，把胡适和他的反对者联系在了一起。比如，他们胡适和蒋、毛，都认确定出共同利益是进步杰出人物的正当而必要的任务。
格里德指出，胡适政治认识的一个根本方面是，政治不能脱离具体的关系，它不仅要要包括政治的制度和过程，而且要包括这些制度要在其中存在和这些过程要在其中运行的社会与文化环境。胡适曾说过：“唯一得到民主制度的方式就是具有民主政治。”中国这种环境的缺乏，使杰出人物论成为胡适无奈的选择，同时也赋予了胡适的个人主义一种乌托邦的超乎现实的孤独气质。
胡适还有一种对自由理论的“根本的误解”，他把政府想象成实现公共目标的工具，但对这种目的如何才能由与他的民主倾向相一致的手段来决定，却无清楚认识。他拥护政府存在视为其治下人们利益服务的观点，却从未在思想上在共同利益和各种不同利益以及个人利益间做出正确的区分。他未能接受这种观点：利益的多样性对社会组织非常重要，如果训导得等，也是一种政治自由之源。在他渐进、温和的改革方案中，存在这样的内在假定：思想。社会、政治复兴（顺序如此）的手段和终极目的是会被一切具有善良愿望和真诚目的的人所接收的。可惜他错误地判断了中国身处其中的形势，过高地估计了自由主义手段形成自由主义价值准则的能力。
1934年，在纪念辛亥革命的文章中，胡适写到：“他们梦想一个自由、平等、繁荣强盛的国家，23年过去了，我们还只是一个抬不起头来的三等国家。他们的梦想造成一个民主立宪的自由国民，23年了，却有不少的人自以为眼界变高了，瞧不起人权和自由了，情愿歌颂专制，梦想做独裁下的新奴隶！”我们看到的，是他们梦想的不断破灭，对于未来，胡适的话也许是有意义的：“信心只是敢于肯定一个不可知的将来的勇气！”（钓鱼舟推荐）
李硕《南北战争三百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2月
推荐理由
李硕是近来比较耀眼的一位学界新星。旧作新出的《孔子大历史》反响很好，网文《周灭商与华夏新生》近期更是红遍中文网络。《南北战争三百年》（以下简称“《南》”）一书是根据其博士论文改编而成。
可能是史官不谙或不重军事的缘故，中国传统史书中，对具体的战争过程往往着墨甚少。这点直接导致后人的古代战争史研究，也难免巧妇难为，只能侧重于对战争双方政治、战略等的宏观分析，而对于实际战争的兵种配置、战术运用等具体因素的论述则往往付之阙如。
而《南》最具突破性的成就在于，通过对文献材料的分析及适当推理，具体到战争中组织、兵种、战术等技术层面，将过往一笔带过的战争过程更加科学也更加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譬如在第一编的“汉匈战争”中，通过对卫青、霍去病等统帅的汉骑兵由“骑射”到“冲击”的战术革新的具体论述，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为何之前一直采取守势的汉骑兵能突然崛起，击溃匈奴。同时，极具个人魅力的李广作为未曾变革而遭致失败的反例，引人深思。
当然，《南》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三编未能整合成一个整体，而更像是几篇论文的拼合。第一编讨论步骑兵的战术演变、第二编论述几个经典案例、第三编分析北魏（而不是整个北朝）的战争模式及南朝的财政战争关系等。三编缺乏逻辑上的联系，焦点也不一致。并且，后两编也缺乏第一编的新意与突破。（童伟推荐）
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推荐理由
这本书名为《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实则是作者在写作巨著《中国思想史》前后留下的阅读札记、理论思考时的吉光片羽，未尝不可视为长期写作过程中的一种自我调剂，但对既有思想史写作范式的反省拷问却是一以贯之的。
由胡适开拓、冯友兰奠基、任继愈等旋踵其后的哲学史（思想史）写作，因为借助异域的概念工具、研究思路和叙述框架，使模糊的中国思想史得以系统而清晰的展现出来，但削足适履，曲解误读亦所在多多，甚至中国有无“哲学”本身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因而很多人采用“大号哲学史”（即思想史）的方式写作，这样固然能将“术数”等哲学史无法包含的内容涵括在内，“道统”、“系谱”的方式脉络清晰，但是否符合思想的历史过程，是否能否反映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是否有明确的边界，着实值得怀疑。葛大师写作自己“理想”的中国思想史时同样怀有上述无穷的困惑，在思索质疑的同时，亦产生了诸多富有洞见的看法。
例如，思想史的时间顺序是否完全与历法意义上的时间顺序相吻合呢？精英和经典主导的思想史是否在真实的生活世界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呢？回溯性的追认，基于现实生活有感而发的意义的强调是否过分放大了一些精英和经典的影响力呢？真正的思想史的连续性是存在于道统分明的经营思想家间，还是深藏在平静的缓缓延伸着的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之中呢？时刻、文书、图像、书画、汉简等等能否以及如何成为思想史的资料？
每一发问，都能引用古今中外的理论和资料为我所用，尽管这些问题很难有明确的结论，但一束束探照灯光照射过去，中国思想史本身因而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景象。（静嘉张推荐）
邓秉元《新文化运动百年祭》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5月
推荐理由
本书收录了八篇文章，前面六篇分别讨论了周予同、章太炎、唐文治、梁启超、马一浮和潘雨廷，后附两篇则讲述了王安石与王阳明。本书各文本来都独自成篇，角度各有不同，严格来说并不是有体系的著作。但结合到一起来看，却也可见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面。因为聚焦于“新”，所以像章、粱、唐这些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早已属于“过气”的人物，大家往往简单以“保守”视之就罢了。但值得注意的是，像前两位在晚清时属于积极引进西学、“冲决网罗”的对传统文化的“破坏者”，后来何以转而抨击“新文化”？他们为什么重新重视中国礼教、儒家德行？这里面的“变”与“不变”究竟何在？引入西学与其立身、救国之本，是否必然截然两分而不可调和？这本书虽然并没有全部解答这些问题，但已经提示我们，他们的声音并不是没有道理，毫无意义的。
本书第一篇不仅是写周予同，更是对新文化运动何以爆发及取得成功乃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全面剖析。该文纵横捭阖，酣畅淋漓，有许多值得重视的见解。
这里只提出三点：第一，新文化运动的青年，是在经历清末癸卯学制，改以西方知识体系为基本架构的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是已经在知识结构上服膺西学的青年；第二，新文化运动这一“大爆炸”之后，左、中、右三派的分化，大体对应晚清无政府主义思潮中分别倾向墨、儒、道的三支；第三，作为知识体系的传统经学，经历了清代的压制，确实已经无法面对西方的挑战，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打倒”即属必然，但反过来，西学尽管在意识形态上占了上风，却无法为中国提供坚实的知识体系，重建知识体系，仍在路途之中。
表面上看，后附的两篇似乎与前面几篇的主题有相当大的差距，与“新文化运动百年祭”的书名也没什么关联，但如作者在序中所说的，“二十世纪的许多变化，尽管在形式上因为西方文明大量涌入，而表现出与元明时代迥然相异的面貌，但在精神结构方面依然是一脉相承”。
比如，曾经被打压为“伪学”的朱子学、阳明学，后来都得到了学者乃至普通人的认可，而新文化运动时期要被打倒的“旧文化”，近年又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便可见某种共同的精神是一时的运动所无法压制的。有学者讲要“捕风”，但这个“风”可能还是表面浮现出来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要揭示人内在的精神变化。这才是从长时段、从本质上理解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乃至社会政治等方面演变的基础。（飞弋的鱼推荐）
张永《民国初年的进步党与议会政党政治》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3月
推荐理由
作者经历较为复杂，从本科到博士，三次专业转换，最终归宿是中国近现代史。桑兵曾慨言，当今历史学界不少人系跨专业而来的。我以为这并非坏事。说实话，不少科班出身的对本专业并不感兴趣，仅视为谋生的饭碗而已，而跨专业的对历史才是真爱。跨专业的没有经历过学院教育的洗脑，保持着对历史的新鲜感觉，研究过程中也不大受清规戒律的束缚，反而会有突破。正如本书，打破了革命党正统史观，讲述史事令人耳目一新。
本书涵盖的时间维度并不长，也就从1912年到1914年，但从内容上看，短短三年里政坛如万花筒又如过山车，波折频生，可以探讨的事情很多。作者选择进步党这个切入点，记叙了进步党从前身到正式组建再到组阁的进程，展示了进步党在议会中的活动以及与国民党、北洋派的互动博奕，力图揭示议会、政党制度走向失败的深层原因。
从引用的史料来看，作者下了一番功夫，除了常见的时人文集、回忆外，还参考了参众两院的速记录（在这之前很少有人使用）和大量的民初报纸。甚至很少对外开放，只供自己内部使用的中国第二档案馆，作者也能大海里捞针，打捞出一份很有价值的书信来。
本书有两点我比较欣赏：一、不生搬硬套政治学理论，深入分析政事，突出人物个性、心理、谋略。老外作论文有个毛病，喜欢先立个理论框架，然后往里填充材料，也是目前中国学界觉得很时髦的一种作法，其实是削足适履，堪称当代以论代史的新典型。本书没有为时髦而硬拽理论。二、重视考证，提出甚有价值的新观点。民初史事向来是云里雾里模糊不清，史实重建尚任重道远。作者考察宋案，认为刺宋系应夔丞与洪述祖的合谋，而这并不符合袁的利益。熊内阁解散国民党，历来多认为系袁以热河行宫盗宝案胁迫熊，作者明确指出盗宝案案发在解散令之后，两者毫不相干。（少卿推荐）
[美]斯文·贝克特
《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9年4月
推荐理由
现代的世界的形成和演变，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等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等都是世界历史中的大问题。《棉花帝国》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再次介入。该书试图“展现欧洲人如何将资本的力量与国家的力量联合起来，去塑造—常常以暴力的方式—一个全球性（棉花）生产复合体，并随后利用资本、技术、各种网络和棉花机构来促进技术和财富的增长，而正是这些技术和财富的增长定义了现代世界。”
《棉花帝国》视野宏大，线索清晰，一些结论颇有新意。该书在全球尺度下对棉花贸易进行集中分析，通过棉花在全球的“种植、运输、融资、产品制造、销售和消费的过程的历史轨迹”，将各国的历史的串联起来，呈现了全球化的互动。更重要的是，作者对这些互动的梳理表明新的“贸易、生产和消费的组织形式”的形成过程不完全符合自由资本主义所构建的自我“神话”。
由此，作者发掘出这种新的生产组织方式、贸易方式和消费方式的背后作为核心的“奴隶制、对原住民的剥削、帝国扩张、武装贸易、众多企业家对人民和土地主权的主张”，也即作者所称的“战争资本主义。”（渭北春天树推荐）
[古罗马] 斐洛
《论凝思的生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4月
推荐理由
斐洛是了解「希腊化犹太人」哲学的桥阶，其原典可参见于『洛布古典丛书』。『论凝思的生活』是一册斐洛论德性的专著，全书共分切为七章。我在第五章「论赏罚（兼论诅咒）」处标注了「禁秽之章」。于此可见得此书多以训诫之语撺掇文章，全文充满了大量的关于德性的形容词，尤其是后六章「论恶人攻击善人」、「论该隐的后裔并他的流放」、「论美德」、「善人皆自由」、「论沉思的生活或恳求者」以及「论赏罚（兼论诅咒）」。与后四章相较，前三章论及该隐的文字显得较为沉着素朴一些。如选读此书，众君可于此些章处用力返覆之。
此书译者遵循原典也以数字标注节点，此种做法颇为受用，节与节之间过渡无碍，读时颇为流畅。除德性云云以外，斐洛还擅长譬喻之技，常寓理于意中。除集中罗列关于德性的形容词之外，「寓意解经」是此书的主要论证方法。其譬喻较为通俗易懂，如一章二十四节论如何「试炼灵魂」处、一章二十五节论「主导思想」、一章二十九节论「约束自己」、二章二十八节论「器官能力」、三章十四节论「该隐之如何建立信条」、三章四十四节论「沉思的意义」等等，譬喻之辞不胜枚举。
除籍质之德性、籍文之譬喻二处云云之外，我想再谈两处自己翻阅『论凝思的生活』一书时的获益之处，且存作聊慰之论以博君之略侧。在读此书时，尤其是斐洛论及该隐之处，多处段落可以用来引绎论语章节，如一章五十三节「看看这些美好的事：尊重父母，关爱妻子，抚养孩子，与家仆保持愉快而纯洁的关系，管理家庭，领导城邦，维护律法，看守习俗，尊敬长辈，怀念死去的人，与活着的人相亲相爱，在言语和行为上虔敬神」。此引文为译辞，我曾于原典中对照此一则，原文辞章古奥，其理更为朴素些，仅此一则处其所示之规训生活之律与论语无异。
其二是「为学与生活」之辩证关系。在教业之中，我将写作名之为「生活体验与阅读积累的自然结果」。斐洛此书的后半部分大可视作从生活体验中总结而来，前三章多倚经而论。仅就前三章与后四章的阅读体验来讲，前半部分共鸣之处明显要多于后者。在面对生活的繁复无常，书的迭版刊布更生之际，我们需要做出选择？还是秉执一端？甚是无动于衷？当今时间被剥离，在纸质文字与屏幕文字之中，在社会经济催作之下，好学云云或许都要面临一个问题：如何配置「职业」、「生活」与「治学」以致于「观照灵魂」的时间。生活是一名「严师」，始终鞭策着前程。录书中一则文字，以作释疑安慰之注：
「尽管抱怨我自己所遭受的命运，然而我努力振作起来，抒解心头的苦痛，因为我一直保持着自幼就植根于灵魂中的教育的渴望，它时时怜惜并同情于我。靠着它，我有时能抬起头来，借助于灵魂的眼睛——尽管由于关心外部事务，其清晰的视像已变得模糊——我还是能够随己所愿改变方向，环顾四周，吸吮纯洁无瑕的生命之气。如果我有意外的片刻的安宁，得以摆脱公民事务的骚扰，我顷刻间就会像长了翅膀，展开双翼，掠过波涛，破云驾雾，尽情享受那常与我结伴同行共度光阴的知识之微风的吹拂，就像是一个从严师手下逃学的儿童，可以有片刻的时间忘却那从四面八方急流而来包围着我的人和事。」
文末再录六章「善人皆自由」中一则，期之以增众君之思：「凡调整自己的身心顺应所处的环境，甘心并耐心地忍受命运的打击，认为世上无新事，凭借勤勉的思考使自己相信，凡属神的都拥有永恒的秩序和快乐，凡属人的只能在环境的浪涛中颠倒失措，摇摆不定，从而高贵地忍受临到他头上的一切事。这样的人，实实在在就是十足的哲学家和自由人。」（ 郭無益推荐）
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年3月
推荐理由
读《武梁祠——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是在读完巫鸿教授同门，考古学家罗泰教授的《宗子维城》后开始的。从后者到前者的阅读，都涉及到了考古与社会，且在时段上互有关联，因此阅读起来反而衔接的很好。
又因曾读过巫鸿教授的多部著作，故对所强调的基本的思路较为熟悉。大致是依据考古现场的现场情境来推导“原境”，即对原有情境进行复原构建，并在礼仪的功能性探讨中穿插对祠堂画像石的空间、构图、观者感受与其背后的思想性的思考。
巫鸿从中国早期艺术的礼仪化特点切入，以艺术史的研究方法去观照思想史,又隐晦地运用了艺术社会学的范式。通过这些外部因素，巫鸿解释了图像背后的意义，也为图像和文本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提供了一个示范。此外，有些观点存在过度阐释之嫌，如韩诗学派的强调。而他对图像材料的释读，也似乎始终处在其所构建的艺术阐释体系中(参考巫鸿《礼仪中的美术》)。在材料的取用及运用其他材料的相互佐证中，也存在主观臆断（可参考贝格利和李零对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一书的书评）。孙机也有论文提及相关问题，他对巫鸿关于武梁祠中心图像——西王母意象的解读提出了质疑和驳斥（该论文后收入《仰观集》）。
书中对祠堂的描述是对“图像程序”的解释，以此来对祠堂进行分析，并由此将武梁祠置于汉代思想的宏观背景中，去反思祠堂的礼仪原境。这方面近于考古学的表达，也可以窥见巫鸿本人的人类学素养。
从选题而言，The Wu Liang Shrine（武梁祠）与The Wu Family Shrines（武氏祠堂）之间，有着某种不同。其中举前石室为例，只有在互证时有所提及。书中对武梁祠的分析可谓细致精到，但对同属武氏祠堂的其他祠堂鲜有论述。这或许是因为武梁祠本身信息量的丰富性和较为完整的结构远较武氏祠中的其他祠堂突出，但他对整体性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处理让人感到遗憾。不过作为巫鸿先生的早期著作，虽然与之后的《重屏》及《时空中的美术》等相比有不成熟的地方，但研究路径和方法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Fish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