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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春:不要误读所谓的窗口期,“可控的新遏制战略”是拜登政府的核心

刘元春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CMF 2021-07-22


作者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刘元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22期)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2110字

阅读时间:4分钟


与特朗普时期相比,拜登时期的对华政策会有什么变化?


最近美国出台的1.9万亿美元新一轮刺激计划引发了各界热烈讨论,大家普遍关注这项政策对于世界金融市场、全球通货膨胀和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这类讨论短期来看热度很高,但从中期来看中美之间的战略如何定位依然是问题的关键。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各类团队进行了很多深入研究,人民大学团队对中美贸易第一轮协议的实施情况进行了评估,对今年的实施情况进行展望。核心关注点在于,在双边对去年中美经贸协定执行过程进行评估之后,各自会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大部分团队对于美国政策调整的判断主要依据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拜登在竞选时做出的承诺;二是拜登内阁的各位关键人物在国会做出的证词;三是刚刚颁布的《临时国安战略指导》。这3个方面当然十分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拜登政府的政治逻辑和政治利益将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延续,这几大因素是我们在展望新一轮谈判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地方。


首先需要理清的2021年执行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定的贸易额及其影响。2021年相对于2017年基期所要额外增长的贸易总量要达到2000亿美金。2020年中国自美国总进口规模不到1000亿美元,虽然双方对于承诺完成程度的测算可能会有一些差异,但可以确定的是,由于疫情的原因,协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完成。如果这些额度要延续到今年,那么今年承诺购买的额外协议金额可能会接近1000亿美元,年度总购买额度可能会超过2000亿美元。分行业来看,农业要达到400亿美金,制造业要达到1100亿美金,能源要达到4150亿美金,尽管在整个进口中的占比并不大,但我们仍然需要评估这会对具体行业产生怎样的冲击。


其次要理清美国对于去年中美贸易执行状况的态度。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和美国白宫预算局等机构都对去年中美贸易协定的执行情况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基本都认为特朗普贸易霸凌主义的做法对于美国利益并非想象中那么美好,尤其是关税成本转嫁问题、供应链可持续性问题以及美国企业在华利益问题等,这些评估结果可能会成为促成当政者调整协议、再评估协议和进行第二阶段协议谈判的基本参考资料。当然,单纯从这些角度来对拜登政府在中美贸易协定中出现的变化动向作出判断是不够充分的。究其原因,第一,在美国现行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下,特朗普时期已经形成了强烈的政治路径依赖和法规路径依赖,锁定了中美在短期内的部分行为模式。第二,拜登政府的执政思路并非是很多人所认为的反特朗普主义,而是反特朗普主义中不可持续、不符合美国整体利益的部分。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拜登政府对华经贸政策并不是简单的反特朗普主义,也不是简单地重复奥巴马时期的政策,更不是很多人所认为的从“硬遏制战略”向“竞合战略”转变。从最近提名的美国贸易代表戴琦在国会上的证词和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拜登政府认为在对华贸易问题上保持强硬立场是符合美国利益的,是否取消关税将成为美国下一轮谈判的重要砝码。因此,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美国战略并不会因为短期的政治波动而改变。


第三,我们要从更深层次看待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本质,不要产生“幻觉”性的误读。美国对华战略只是从特朗普的硬遏制战略、不可持续的遏制战略向可竞争、可持续的遏制战略进行转变。这里有几点值得我们关注。首先,要在自身竞争力持续提升的基础上展开战略遏制。其次,要在一些关键领域进行中长期的战略遏制,以替代过去不可持续的全方位、全领域、拘于一役的硬遏制,最明显的是美国目前在技术上的遏制力度可能会比特朗普时代更加严峻,最近日本、澳大利亚、欧洲已经对一系列技术问题提出了严重关切,并且积极向美国进行靠拢,上世纪八十年代形成的西方阵营技术转让协议可能会在现在出现新的版本。尽管上述关键领域和实质性领域的遏制不可避免,第三、非关键领域的合作和竞争虽然会出现,但都是基于美国战略竞争力重构为基础,只是为美国新的产业链和国际体系再造提供战略调整期。因此,拜登政府提出的“该合作就合作、该竞争就竞争,该遏制就遏制”新战略构想在本质上既不是精准也不是合作,而是长期可持续、可控的新遏制战略。它一方面会在部分领域采取“新接触战略”,扬弃传统民主党提出的“接触-松动-崩溃”,要求中国按照美国设定的制度体系和价值观来参与美国世界在新时期的构建,另一方面也会在竞争中消耗中国的实力,寻找中国的短板。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拜登政府必将在各类关键领域采取更为强劲和更可持续的遏制手段,全面遏制中国竞争力快速提升的势头。部分领域阶段性的调和与合作在近期必将出现,但其归根结底是要落脚到全面遏制上面来。因此,很多人认为拜登当选将给中国一个喘气的“窗口期”,这是一个错觉。我们应当充分利用美国政府战略调整给我们带来的新机会,但不等于我们的战略层面和战术层面的压力有所减少。


基于此,第一,我们要对短期内实施的协议可能产生的宏观经济影响、微观产业影响作出判断。第二,不要因为所谓的窗口期而对美国战略产生一系列的误读,而要对美国战略利益进行深入的解剖。第三,美国国内政策所引发的国际地位下降、国际战略式微以及诸多新战略的不可持续等问题,是下一步我们要把握的关键点,尤其是在金融、货币、债务等领域,不能简单就国际战略谈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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