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德胜：解决就业问题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

作者赖德胜，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以下观点整理自赖德胜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2021年第一季度）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451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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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助力需求侧改革？

我主要谈三个观点。

第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新发展阶段的重大命题。

本世纪以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都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将其看作是改善收入分配、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例”，后面紧跟的是“刺激消费增长”。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作为形成稳定收入分配格局的一个手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将其看作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今年两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专门辟出一节（第48章第2节）来规划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前所未有的，这是新发展阶段的重大命题。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使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战略具有更加重要、更加紧迫的意义。

新发展阶段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战略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改革开放初期，小平同志提出要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过去四十多年来，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确实是先富起来了，但离共同富裕这个目标还是有距离的，表现为人群间、地区间的富裕程度差异较大。《纲要》提出2035年人民生活更加美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是一个新的目标。为此“十四五”期间要采取各种措施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更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关于共同富裕有很多理解的维度，其中有两个方面是很重要的：一是全体人民要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二是收入差距要适度。如果收入差距很大，呈现两极分化，就不是共同富裕。已有的大量研究表明，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效推进共同富裕。

另一个重要背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基于国内外环境变化作出的一个主动的谋划。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为此，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消费、流通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国内经济良性循环。内需包括投资、消费，其中消费更为根本，如何有效培育和释放内需潜力，加强需求侧改革以做强做大内需是很大的课题。目前为止有我国有多少中等收入群体？据我国官方的数据，中等收入群体目前有4亿人，这4亿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底气所在，并将形成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在某种意义上新发展格局的大小如何、色彩如何、气象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和扩张速度。因此，今天讨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二十年前相比可能有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实质性推动共同富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

第二，中等收入群体有很强的成长性。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占比不断提高，从本世纪初期的不到10%，到现在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已经达到了30%。作为发达省份的代表，北京2019年的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已达到55.8%，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总体来看，与发达国家相比、与共同富裕的要求相比，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还不高，中等收入群体发展还不平衡，40%的中等收入群体集中在东部地区，而西部和东北地区比较少。此外，处于标准下限附近的中等收入群体还比较多，处于标准上限附近人群比较少。也就是说，按照10万-50万元的中等收入群体标准，收入处于10万-20万元的人群较多，处于50万元附近的人群较少。这意味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根基不是很牢，比较脆弱，一旦遇到较大的外部冲击，处于底端的中等收入群体很可能会滑落到低收入群体中去。

因此，《纲要》提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中等收入群体要显著扩大。假如中等收入群体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达到8亿或将近9亿，占比增长到60%，那时我国将会是一个典型的“橄榄型社会”，这意味着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每年要增加2个百分点，即接近3000万人口，这个数量是很大的，若能实现是很了不起的，但挑战也很大。我个人认为基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态势和人力资本的状况，到2035年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达到8-9亿是没有问题的。

第三，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是要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首先要稳住现有的中等收入群体，要夯实基础，增强中等收入群体的韧性，避免中等收入群体向下滑落；其次，要使更多低收入群体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按照李实老师的估算，我国城乡低收入人群占全国人口的比重达65%，相当于9亿人。到2035年，这9亿人中若有4亿能够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将会是很大的成就。无论是稳定现有规模还是增加新的中等收入群体，就业都是关键。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中56%来自工资性收入，17%来自于经营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很大的比重也属于劳动收入。有就业就有收入，有高质量就业就有高收入，为此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采取各种措施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今年的“两会”确定了今年和“十四五”期间的就业目标，今年的调查失业率要控制在5.5%左右，“十四五”期间要控制在5.5%之内，这两个目标有点不同，一个是5.5%左右，一个是5.5%之内，说明中央对“十四五”期间的经济还是充满信心的。如果这个目标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将会大规模增加。

为此我提出四点建议。

一是增强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也是促进就业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基础。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即将跨过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成为高收入国家，但尚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因此，要想办法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提高富裕的程度。最近一些讨论认为，疫情后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刺激政策可能会导致一个所谓的“K”型增长的前景。经济能够增长，但这主要是由大企业、大公司带动的，这种增长可能是有利于富人和大公司，不利于低收入人群，创造的就业岗位不足。因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如何增强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岗位的能力，为中小微企业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特别是使得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能够直达包括中小微企业、个体户在内的市场主体，激活1.4亿户市场主体的活力，这对于创造就业岗位和实现充分而高质量的就业十分重要。

二是要完善人力资本政策。目前世界处在以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这种工业革命既会创造一些就业岗位，也会破坏一些就业岗位。与前几次工业革命相比，这次工业革命不仅会替代一些体力劳动岗位，还会替代部分脑力劳动岗位，特别是中等技能工作岗位有可能被大量替代，导致就业的两极分化。如果中等技能劳动者被大量替代，中等收入群体所依托的经济基础就可能会被破坏，因此要完善人力资本政策，特别是增加低收入群体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为产业结构升级释放出的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为全民终身学习提供更好更多的条件。特别是随着老龄社会的加速来临，每年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有两千多万，这些人仍是重要的劳动力，如何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技能培训也是很重要的。

三是对重点就业群体精准施策。《纲要》提出，要实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行动计划，特别提到计划要以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生、技能型劳动者和农民工为重点，这是很有针对性的。我国今年的高校毕业生约有909万，中职毕业生约有412万，农民工近2.9亿，这些农民工不仅数量巨大，还掌握了一定的技能，具备一定的企业家精神。因此解决好高校毕业生、中职毕业生和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会促进整体就业格局的稳定，同时增加中等收入群体。

重点群体的就业问题要供需两端发力，既要强调需求端如何创造就业岗位，同时也要对供给端进行调整。如对于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要继续广开就业门路，鼓励创新创业，特别是增强基层岗位的待遇和打通上升通道，增加对毕业生的吸引力。同时，要调整高校毕业生的供给结构，使理工科毕业生比例保持稳定。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理工科毕业生占比大幅下降，从67%降到如今的不足50%，而今天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恰恰需要大量的理工科毕业生。通过就业率也可以看出，理工科毕业生的就业率最高。所以，提高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有很多途径，其中供给端调整和改革是很重要的途径。对于农民工，要加快其市民化进程，使其从“常住人口”转变为“长住人口”，能够享受到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从而愿意消费，敢于消费。最近些年，新就业形态蓬勃发展，成为了稳就业、保就业的重要力量。将来新就业形态仍将会有较大发展。但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的权益保护和社会保障还存在着诸多短板，要加强制度创新，合理确定平台责任，兜牢劳动报酬、劳动时间、劳动安全、社会保险等权益底线，维护好快递员、网约工、货车司机等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

四是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就业链条较长，从投简历到找工作到落实工作有很多环节，因此需要健全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和高质量的市场服务，比如岗位信息的提供、相关手续的办理等。这些服务在城镇容易获得，但在乡村还比较薄弱，因此要建全统筹城乡的就业政策和服务体系，推动公共就业服务向乡村延伸。同时，要加强就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包括就业指标、基础数据和指数的发布制度等。我国已经定期公布城镇调查失业率指标，但还没有公布就业质量指标。及时准确的就业指标对提高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业优先政策等宏观政策的精确性和协调性，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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