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扩大内需战略基点需要体系化政策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本文刊发于3月22日中国经济评论。

本文字数：4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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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和全世界的供需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当中国成为世界制造的中心，告别了过去的短缺经济，总量的过剩和结构的不匹配性成为当前经济升级转型调整面临的很大问题，在全球经济下滑和疫情冲击的背景下，我们自然想到要通过扩大内需来寻找新的宏观平衡，通过以国内大循环的疏通和升级来重新构建国际竞争新优势。

全世界各国都在采取纾困政策、量化宽松、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进行提升，这是全球的共识，也是时代的潮流。但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中国在这种时代潮流里，所做的政策和战略比世界通用做法要更深刻。

中长期与短期政策相结合的体系化战略

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的需求侧管理以及扩大内需的战略，并非像欧美国家采取的一次性短期刺激，而是从战略层面和中长期层面来考虑问题，长期、中期、短期战略相结合，从总量、结构、产业和需求相配套的角度出台政策。

首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收入水平要有效提升，做到与GDP增长同步，要实现共同富裕，在收入分配上把文章做足，收入水平的提升是硬道理，是消费提升的前提。

第二，供需要有匹配，不仅要让老百姓手里有钱，还要让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结构相适应的供给，使需求体系更加完善，而不至于有些环节和层面出现过剩或者不足等结构性的扭曲，对消费潜能的释放造成压力。

第三，保障低收入群体和受疫情冲击严重的群体的生活水平，使他们的日常生活不出现过大的波动。因此我们进行消费的短期救助和刺激，也具有必要性。

可见，我们在新发展格局里所布局的有效需求、管理政策、扩大内需的战略包含了中长期的收入分配政策、中期的产业政策，就业政策，区域政策和短期的消费启动、补贴、救助的政策，是体系化的，不能简单理解成仅对于居民救助和消费刺激的层面。

供给和需求应具有动态适配性

为了促进国民经济循环的健康发展，我们不仅要在供给端做足文章，同时要配合以需求侧的调整，需求的管理是我们扩大内需战略最重要最基础性的战略举措。

需求侧管理，对应的就是供给侧管理。我们一般谈的短期宏观调控主要是在需求侧进行管理和调控。在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里，短期需求侧管理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使短期投资和消费通过补贴、转移支付和降低利率等方式进行扩大，这只是一个层面。需求侧管理还隐含着需求侧的制度改革，蕴含着需求侧的整体运行机制的改革和调整，也蕴含着与需求结构相对应的一系列结构性的变化。

第一，我们要通过收入分配体系，特别是通过初次分配的改革，使国民收入的大蛋糕在民众中间的比重有所扩大，并要有一个黄金分割比例，不是说积累的越多越好，消费的越多越好，这需要我们在收入分配上做出更大的调整。

第二，我们的消费服务体系要按照消费群体分类来提供精准的与需求相匹配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从而降低民众消费所面临的高成本。比如这几年农村消费增长速度很快，很重要的是电商技术、线上销售渠道向农村全面进行下沉，广大农村能够用很便宜的价格购买到城市的时尚商品，使农村的消费潜能得到很大释放。比如对于公租房、廉租房、保障房的供给的提高，使很多中产阶层不需要购买商品房，而通过公有产权的形式大大降低居民债务率的上升速度，从而使居民在购房上的资产支出和与房地产相关联的支出能够得到很好的替代，并且转换成其他的消费基金。

简单通过扩大房地产市场来实现扩大内需是饮鸩止渴，会成为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最大的堵点。要加大城镇化过程中对于中低收入阶层住房的扶持，在进行房地产调控中，要加大保障性住房的供应，市场轨和政府轨要两轨并行，这对未来经济的提升和消费能力的释放，对大量资金能够用于研发和技术创新至关重要。如果一个国家最有钱的人是房地产商，而不是进行商业模式和技术革新为民众基本需求提供更好服务的人，那这个社会的进步将受到强大阻碍。

消费提升所指的，第一是老百姓有钱消费，第二是愿意消费。这涉及总量和结构问题，以及整体收益问题和消费成本问题。我们在政策层面要齐头并进，不是简单给居民发消费券就能够启动消费。需求侧管理需要总量与结构的搭配，需求侧和供给侧的搭配，制度改革和管理方式的搭配。

也就是说，我们要真正扩大内需，要真正使我们超大市场的潜力能够进一步的挖掘，能够使供需进一步平衡，在这种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引导需求的动态平衡中，这种需求政策拘泥于我们过去逆周期调整层面的短期宏观政策刺激，就必须要从制度层面、机制层面、体制层面、一揽子政策的几大层面上来共同做文章，使我们的内需潜力得到释放，使我们内需所面临的一系列的扭曲问题得到解决，使我们在供给和需求动态平衡中，真正的打通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各个环节所面临的断点堵点。

什么才是高质量的内需?

第一是动态平衡。必须要与供给侧有一个适配性，如果在当期总量不平衡，可能会产生萧条，通胀。这对于经济的可持续性会造成很大冲击。

第二是消费和投资之间要达到良好的匹配性。比如过去对钢铁水泥等行业直接刺激从而畸形发展，导致这些行业发展构建在一个泡沫经济之上，就会出现很严重的未来的产能过剩。此时动态平衡就要有所管控和调整。

第三是内需和外需的匹配性也非常重要。扩大内需不意味着不扩大外需，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更需要开拓国际市场，要与内需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以及国内技术的自给自足、自我控制力的提升作为基础，而不是贸然进行全球投资。如果没有技术上的可控性和产业上的长板，没有与交易者进行博弈的砝码，贸然进行全球布局就会出现问题。内需的总量和结构要平衡，内需与外需之间也要动态平衡，是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的几大前提，也是我们衡量内需高质量的几个标准。

如果把视野放窄一点，内需最好的衡量方式就是老百姓的美好生活能够得到满足，这是衡量内需最好、最直接的指标。

扩大内需需投资消费双驱动

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发展环境中，需求不足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由于需求不足，就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些内生动力不足，导致我们供给和需求之间的适配性逐步降低。所以我们单纯通过供给侧改革，很难形成新动能和良性的国民经济循环。而扩大内需很重要的一个落脚点是我们要真正构建起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不是简单地把投资降低，把消费增加，而是在扩展内需的同时，使我们的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有一个动态的适配性，能够使我们的新发展格局从过去的两头在外、以外出外、以外出内，把落脚点放在国际大循环的战略，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作为主体，把国内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关键。

对中国来说，消费是基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满足国内民众的消费是我们政策的出发点，但要想更好消费，特别是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很重要就是把握住投资。所以在需求侧，扩大内需不仅要依赖消费需求，还要依赖投资。

但投资具有双面性，在当前是一个有效的需求，但当投资项目完成后，就会转化成供给。因此通过扩大投资来扩大内需，在动态平衡上要关注，如果某一期投资过分扩大就会导致产能过剩，供需不平衡，这种现象在过去十年里曾出现过，刺激了很多行业产能，出现了结构性过剩，导致债务高筑、产能过剩、需求乏力，最后经济持续疲软的严重后遗症。

因此，我们在扩大内需过程中，要考虑到动态平衡，考虑到投资驱动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投资对于中国宏观需求侧的稳定很重要，但也要认识到动态平衡所带来的冲击。

扩大内需下的行业机会

从人类历史来看，供给创造需求，供给引领需求。

在产业上的跟踪，首先要跟踪供给面的变化，第一是技术革新，第二是技术革命的基础上进行产业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组织创新。第三是根据一些需求的特性所进行的产品模式、产品设计的创新。这些创新都会产生创新红利，也往往是赢得超额利润很重要的切入点。因此在关注产业层面时，需求是短期利润的所在点，但需求本身又是一个变化。

需求也会引领供给，但不是在创新层面的引领，是在商业模式层面的引领。所以供需之间的动态平衡很重要。根据不同层面的需求和潜在的需求市场提供新的商业模式，最为明显的，90年代中后期和新世纪这几年，在中国进行的对国外互联网模式的复制，在短短几年走过了别人十多年的过程，这里面有大量的组织创新、产品创新和管理模式创新。

第二，对于供求之间的动态关系有一个很好的理解。比如大家都认为钢铁是夕阳行业，但是在2002-2007年，很多钢铁企业利润增长，产生了很多钢铁大王，百亿级富翁。这是全球化产生的集聚效应。而在2020年钢铁水泥同比增长很快，这和政策层面有很大关联。

比如芯片产业，我国对其的需求量很大，每年进口需要花千亿美金的外汇储备，但由于中美贸易冲突，出现了“卡脖子”的技术难题，只能自己来做。这导致我国2020年一年产生芯片新项目上千个，投资资金上万亿，这是好故事还是坏故事?会对哪些行业产生刺激?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此外，我们也会对六稳六保、稳消费等一系列政策做一个延续，会持续在汽车下乡等举措上进一步出台政策，以便于中低收入阶层来购买汽车，进行消费。所以在城市基础设施、配套的汽车消费的公共品的提供上会加大力度，这些变化都会对不同阶层带来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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