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明：提振消费的关键是缩小生存性支出

刘瑞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本文刊发于4月1日澎湃新闻。

本文字数：194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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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找到提振消费的有效途径、激发居民消费，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道难题。提振居民消费，不仅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支撑，而且是提升国民福利的重要途径。

客观来看，当前，我国居民消费进一步提振遇到一些困难，并不是居民没有消费意愿，而是消费能力不足，或者出现了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的错配，从而无法更好地将“需要”转化为“需求”。追根溯源，这主要受制于两大因素。

第一，收入分配不均衡下，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错配。

转型时期的收入分配不均衡，使得消费在总量和结构上出现了失衡。

一方面，从边际消费倾向来看，一般而言，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而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如果贫富差距拉大，会导致有强消费能力的富人受到了消费意愿的限制，有强消费意愿的穷人受到了消费能力的限制。无论是富人和穷人，能够形成的最终消费都有限，总量消费有限。

另一方面，从消费结构来看，在当前国内部分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有限的情况下，高收入水平的人群越来越倾向于高端消费，纷纷购买国际高端品牌，对于国内中低端产品和服务所形成的消费需求也有限。这就导致，哪怕有需求，也难以更好地构成对于国内产品的有效需求，难以进一步有效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

第二，生存性支出占比过大，消费愿望和消费能力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状态。

客观来看，尽管有结构性的问题，但是伴随着总体收入水平的上升，依然可以激发非常大的消费空间。然而，长期以来，我们之所以对于消费的有效激发效果不够理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居民的生存性支出占比过大，导致消费不振。

在居民正常的生活过程中，有一些是生存必需品，比如，住房、医疗、养老、教育，这些构成了一个正常家庭的生存必需品，而与此相关的支出也自然而然地构成了“刚性”的“生存性支出”。

然而，我们在这些领域的改革相对滞后。尤其是，在这些领域的改革理念仍需要进一步得到及时更新，甚至要防止陷入误区，导致市场供给能力没有被更有效激发和利用。受多种因素影响，地方政府成为这些领域的主要供给者，而在当前，地方政府在这些领域的供给能力和供给意愿都相对有限。

一方面，我们依然处于发展中国家，公共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这些领域的经费本身难以大幅度的扩张，进而也就制约了这些领域的产品和服务供给；另一方面，在中国式的激励机制下，地方政府面临着激烈的区域竞争，因而，在有限的公共财政资源配置中，又倾向于发展能够短期促进GDP的“硬公共基础设施”，而对于医疗、养老、教育等“软公共基础设施”则相对关注较弱。

甚至，在“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的驱动下，一些地方政府不断限制土地出让，推高房地产价格。在此种情形下，导致了住房、看病、养老、教育的“又难又贵”等一系列问题。

在生存性物品供给有限的情况下，自然就会导致生产性物品和服务的“难和贵”，人们必须先将大量的收入配置到这些生存性物品上，而只有在支付了“生存性支出”后，才能考虑其他消费支出。所以，人们哪怕收入不错，手里有钱，也难以转化为消费。消费也就难以提振。

因而，如果我们要有效激发消费活力，需要做的主要工作，一是持续缩小收入差距，二是降低居民的生存性支出占比。而这二者，都需要我们在这些领域突破深水区，进一步推进实实在在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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