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双循环视角下的南北差距扩大问题”，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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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33期）于线上举行。百度APP、网易财经、新浪财经、财经、WIND、中国网、同花顺、好看视频等多家媒体平台线上直播，同时在线观看人数逾五十万人次。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凤良主持，聚焦“双循环视角下的南北差距扩大问题”，知名经济学家迟福林、史育龙、杨开忠、毛振华、刘晓光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晓光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围绕三方面内容展开：

一、现状：南北经济发展差距持续加速扩大； 

二、原因：多层次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影响：共同富裕、 社会问题、 新发展格局；

一、现状：南北经济发展差距持续加速扩大 

南北差距扩大问题是区域发展的一个新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的区域发展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情况、新问题，主要是指北方省份增长放缓，全国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北方经济占比进一步下降。李克强总理也指出，中国经济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走势分化情况从原来的东西差距变成了以黄河为界的南北差距。2018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发展新机制的意见》中，首次提出协调南北方区域发展新格局，这是关于南北方的定位问题首次出现在比较重要的政策文件中。

这里先做一些基本界定。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南北差距、南北差距的扩大、南北差距持续加速扩大是三个不同的层次。大家在分析短期形势时概念尚比较统一，但讨论具体原因时的不一致性则比较大，所以本期讨论需要先作一些界定。

第一个界定，关于南北地区的划分。这里南北地区是按照秦岭-淮河一线划分的，分为南方16个省（市、区）和北方15个省（市、区），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南北地区经济总量及人均数据一比一的时期，说明这种划分方法总体较平衡。更重要的是，只要样本固定，考察期内不同的走势就都有助于揭示其背后重要的变化。

第二个界定，这里聚焦的是南北经济发展差距，既涉及总量意义也涉及人均意义，总量意义是涉及经济版图的平衡问题，人均意义是考虑了每个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最终能否达到一致的问题，当前总量意义和人均意义都很重要。短期内我们更关注的是差距持续加速扩大问题，因为这一般情况下代表了经济非常快速走向失衡的变化，因此在三者中也是最严峻的。

第三个界定，在尽量展示一些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报告不可避免会涉及到一些共同的价值判断，比如是否有利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一些特征事实表明，南北经济发展差距在近十年来出现了持续加速扩大的现象。以计划经济时期的生产力布局为起点，改革开放以来南北经济发展经历了市场经济下走向平衡期、平衡发展期、加速失衡期三个阶段。

第一，南北经济总量差距持续加速扩大。尽管一直以来南方经济占比都在扩大，但最近十年的变化是非常快速的，且原先和最近的扩大是不同的概念：在建国之初和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出于各种考虑建立生产力的初步布局，这是按照当时南北地域一比一的比例进行的。在改革开放第一阶段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份额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南方扩大、北方缩减的现象，但在人均意义上却走向平衡，因为南方的人口在当时多于北方人口。在改革开放第二阶段经历了总体比较稳定的二十多年平衡发展期，直到最近十年出现了加速失衡期。这三个阶段看起来都是南方经济份额在上升，但代表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南北人均水平差距同样加速扩大。南北人均GDP差距也出现比较明显的三个阶段。早期生产力布局上，因为计划经济的安排，人均意义上大体是南方略低于北方的状态，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很快就走向了人均意义上一比一的关系，称作走向平衡期。第二阶段是平衡发展期，人均GDP达到一比一的关系之后，基本保持了二十多年的平衡状态，虽然出现了跨省级的人口流动，但在南北区域上是平衡的。最近十年的加速失衡期，南北人均GDP差距迅速扩大，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且即便考虑到人口流动因素，南方人均GDP仍比北方高出了30%。

第三，北方人口南迁，差距加速扩大。从人口来讲，人均收入带来了人口的流动。过去很长时间内，南方和北方人口基本是1.3到1.4倍的比例关系，存在很多的人口流动，但在南北之间基本是平衡的局面。最近十年出现从北方人口快速向南方迁移的现象，所以，目前1.8倍的GDP总量差距中，其中1.5倍是人口差距，1.3倍是人均GDP差距。

第四，产业发展差距全面扩大。南北经济差距主要体现在第二、第三产业，第二产业产值南方是北方的2倍；第三产业是1.8倍。如果再进行细分，第二产业中差距较大的主要是工业，南方是北方的2倍，第三产业中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房地产业，南方是北方的2倍以上，金融保险业的南方占比也要远远超过北方。南北差距比较小的产业一是第一产业，在人均意义上差距最小；二是服务产业中的交通运输业。

第五，民生福祉南北差距与东中西差距叠加显化。按人均消费支出、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民生福祉可以观察到，除了东中西差距之外，目前又叠加了南北的差距，北方人口密集区域中，三项人均指标较低的区域更多一些，南方地区三项人均指标较高的区域更多一些，这反映了省级福利的差别。总体而言，东中西差距依然存在，但叠加了南北的效应。

这些不是过去一两年的变化，而是过去十年的变化。按照GDP增长率来看，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增长经历了大起大落，但南北之间始终咬合较紧，处于同起同落的状态。而最近十年出现了很明显的分化，如果用新常态的概念来概括，基本可以认为南方经济没有走入新常态，而主要是北方经济处于大面积停滞的状态。人口方面也涉及到了这一点，按年度增长来看，在过去二十年间，南方人口增长率没有太大变化，而北方出现了大规模的下降。这里仅观察了一些核心指标，实际上这个核心指标可以和全面指标做对比，因为核心指标一旦变化，其他的指标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

许宪春等学者用36个核心指标构建了四大方面的平衡发展指数，结果显示南北差距在持续扩大。最核心的差距是经济方面，而经济方面的差距扩大以后，相应的社会进步、民生福祉也都会发生变化，民生福祉由北方占优变为南方占优，唯一不同的是生态环境指标上南北差距在缩小，这可能反映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权衡问题。

最核心的指标就是人口，人口在自由流动，人口流动的方向也能看出经济发展的差距。最典型的是“五普”“六普”“七普”之间的变化。从2000到2010年的十年间，北方人口增长略快或者没有太大差别，但是最近十年，南北人口增长差距对比非常明显，北方增长2%，南方增长8.5%，这是非常典型的特征。换算到省级层面，也能观察出这种差别。在 “五普”至“六普”期间，人口基本是从中部到沿海流动，南北之间的对比不强烈；“六普”至“七普”期间，很多北方省份出现大规模的人口负增长，南方人口增长更快一些。

目前还不是北方人口形势最严重的时期，因为就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而言，北方略好于南方，在很多区域也会观察到，北方的人力资本是少数稍微占优的指标；同时，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比，虽然北方略高于南方，但差别也不是很大。但未来十年内，两个相关指标的对比可能就会非常鲜明：一是0-14岁人口的南北方差距非常大；二是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北方会严重高于南方，这是未来十年将出现的非常大的人口挑战，虽然全国都会面临这个挑战，但北方面临的挑战会更大一些。

北方经济也面临比较大的挑战，如果把全国的省市的政府债务按风险和增速高低分成四个维度，落在低增长、高风险维度的大多是北方省份。而南方大多数省份在高增长、高风险维度，这符合金融学上的风险收益平衡理论。南方也有部分地区属于高增长、低风险维度，北上广则属于低增长、低风险维度。北方的经济增长压力较大。

基于以上事实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以计划经济时期的生产力布局为起点，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市场经济下走向平衡期、平衡发展期、加速失衡期三个阶段，南北经济发展差距（包括总量意义和人均意义）已经扩大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且在短期内没有收敛的迹象。

二、原因：多层次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层次因素是对于差距的主要方面做一些分解。

第一，产业层面。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是，过去十年北方经济的第二产业增长陷入停滞。虽然一产二产三产都是南方地区发展快于北方，但差距主要在第二产业。2012年到2020年，北方第二产业的名义值没有增长。考虑宏观上的新常态，我们认为几年来整体经济增速在放缓，但南方经济没有放缓，北方经济走向停滞，全国经济表现出来的放缓是二者加总的结果。对于第三产业，北方增长稍缓但仍在增长。第二产业的停滞最终肯定会给第三产业带来影响，如果迟迟走不出停滞，第三产业也可能受到影响，未来南北的差距很可能由二产延伸到三产去，这是值得担忧的地方。

第二，需求层面。虽然消费、投资、进出口增速出现南方高于北方的局面，值得担忧的主要是投资，截至2017年的数据已经可以看出北方投资增速陷入停滞的局面。消费方面，虽然缺口在扩大，但南北消费的差距不是非常大。出口方面，北方和南方的差距也越来越大，目前80%以上的出口在南方，北方出口占比只有20%。基本可以断定，在需求层面北方主要是投资和出口陷入停滞的状态。

第三，技术层面。经济停滞时研发和创新投入也会大幅缩水，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南北差距扩大的速度太快。2008年-2009年时，南北研发经费、研发人员、研发项目的对比基本上和人口成正比，呈现一倍多的差距，但目前已经扩大到三四倍的差距，这样的差距显然会带来技术、产业各方面滞后的问题。这种差距不是南快北慢，而是北方的停滞。北方加总的研发经费、研发人员投入近年来未有增长，这是相对比较严峻的问题。在专利产出方面也出现类似的现象，北方地区的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都出现了大范围停滞的状态。

按照这个思路层层分解下去，会发现南北差距几乎是全面性的，北方劣势持续扩大，优势不断缩小，乃至逆转。如目前北方占优的人力资本，南北差距缺口在快速缩小，教育、医疗等情况也类似。若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其他的相关社会指标和民生福祉指标，即便一时是优势，长期也会转换为劣势。

第二层次原因是产业结构变迁。工业化是经济发展永恒的主题，工业化不一定是同质，不同时期的工业化内涵是不一样的，但是保持工业化的过程或者转型升级的过程是必需的。截止到目前，各省经济增速和第二产业占比间依然是正相关关系，和第三产业占比间依然是负相关关系。近十年间，南北方工业发展出现的很大变化是，南方的工业进行了新一代升级后实现更快发展，北方明显落后了。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南北比值已经从二十年前的1.56倍扩大到了2.65倍，这也导致最近十年南北方生产率的结构效应上出现了非常大的分化。

产业层面的背后依然不是根本原因，南北方同样起步于农业经济占比较高的阶段，逐渐经历了工业化、服务化的转化，产业结构在理论上来说也是经济体的内生变量。这里就涉及到第三层次的原因，即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市场化指数排名南方整体靠前，而营商环境指数除了北京以外，北方的排名普遍较低，南方省份在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方面优于北方省份，在民营经济发展、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治环境、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和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排名中，也呈现类似的现象。

如果各省相比改革开放初期，市场化程度都在大幅度提高，那么导致各省市场化程度不同的原因就涉及第四层次的原因：国家政策。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国家政策基本遵循了南方沿海沿江或南方东南先行先试的思路，后期出台的国家新区、自贸区等政策基本是前期政策的层层叠加。这种叠加不仅仅带来了早期增长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对于改革“基因”的注入。这也解释南方为什么改革总是能够领先，总是能够创新调整，或者面对重大危机总是能够很快的灵活调整。新时代以来，国家级新区和综改特区的分布上，南北之间的差别仍体现得非常明显。很多南方省份覆盖了两个以上新区甚至更多，北方很多省市是零覆盖，比如山东、河南、山西等等，新近提出一些的重大举措也主要是针对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再进一步落实到地方上对于拉动经济增长效应可能有限。

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南北差距持续扩大背后是北方地区整体面临工业增长停滞、投资增长停滞、研发创新停滞“三大停滞问题”，原因是多层次、深层次的。

三、影响：共同富裕、社会问题、新发展格局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南北差距扩大问题既是北方地区发展的不充分，也是国内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影响一：共同富裕。人均意义上的南北差距持续加速扩大，意味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在地区层面的新阻碍。南北之间人均经济数据由二十年前的一比一，扩大为目前30%的人均GDP差距，20%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和20%的人均消费支出差距，增加了共同富裕在地区层面面临的障碍。

影响二：社会问题。按照现有趋势，南北差距将会继续扩大，而且未来还将面临严峻的社会挑战。如人口老龄化问题，目前可以看到北方的老龄化程度要高于南方，但这只是第一个层次；在全国养老金系统、社保、户籍制度种种制度下，跨地区转移的农民工回乡养老时可能无法带走养老金，养老金只能留在当地，这又带来第二层次的未来养老问题。此外2020年人口普查结果对老龄化问题可能还是低估的，因为疫情下很多农民工滞留在家乡，没有外迁。解决办法首先是统筹全国养老金系统，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但这解决的是人均意义上的收敛和共同富裕的问题，暗含的前提是解决规模经济问题和新市民的住房问题。

目前还不是矛盾最突出的时期，在地区层面上可以明显看出，就目前的劳动年龄人口和超高龄老龄人口占比而言，南北差距对比还不是非常鲜明。最鲜明的差距是0-14岁的人口占比。未来的劳动力人口和未来的社会需要负担60岁以上的人口带来的压力，未来十年南北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这里北方地区陷入一种困境：如果不鼓励生育，未来会面临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如果鼓励生育，实际上就加剧了短期的社会负担，老龄化本身就在迅速增加社会负担，又有新的人口，所以劳动人口会更加紧缩，经济会面临下滑，培养的人力资本也会流失。

影响三：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基于投入产出表，最早于2008年前后、最迟于2012年开始，国内大循环开始发生惊天的“倒U型”变化：一是“国际-南方-北方”大循环变为“国际-南方-南方”大循环；二是南方区域一体化越搞越好，北方经济“分崩离析”。

从地区层面也可以观察到，北方经济已几无增长极。五大区域性增长极在自身经济增长和对周边地区带动作用方面均出现显著分化。从五大增长极自身增长情况看，成渝地区的增长最为显著，京津冀地区增长情况较差；从对周边地区增长带动情况看，长三角辐射带动作用最为显著，京津冀带动效果较差。国家政策现在在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对于北方经济来讲，重新融入南方大循环，这是一个新的机遇。要深入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全面改善营商环境，从而能够承接产业转移，吸引人才和人口，这是北方当前急需做的工作。此外，对北方来讲还要打破行政壁垒，加快培育地方新增长极。

建议构建统筹国内国际、协调南方北方的区域发展新格局。具体包括以下建议：

建议1：高度重视南北差距持续加速扩大问题，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加强顶层设计，重新审视和优化现有的区域发展战略及区域性政策，在东中西的基础上引入南北维度，构建统筹国内国际、协调南方北方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建议2：清醒认识当前南北差距扩大背后是北方地区面临工业增长停滞、投资增长停滞、研发创新停滞“三大停滞问题”，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重振北方地区经济，避免北方地区整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建议3：加强北方地区全国性及区域性的城市群、都市圈建设，加快培育北方经济新增长极，加快地区层面十四五规划项目实施和落地，充分发挥预期引领和跨周期调节作用，尽快走出当前困局。

建议4：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全国社保体系一体化改革，实现流动人口养老金账户统筹，养老金随人走，解决工作与养老地不一致的问题，增强养老金系统的匹配性和可持续性。

建议5：对于北方地区，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力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对投资和人口的吸引力，提高创新转化水平，提高产业的竞争力。

建议6：对于北方重碳地区，落实双碳目标要充分考虑到地区发展阶段的差异、地区减碳成本-收益的差异，科学确立减排路径和可持续发展路径，建立市场化机制和合理的补偿机制。

论坛第二单元，各位专家就如何从历史的角度看待南北差距扩大的客观必然性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应对南北差距拉大问题有全面客观的理解。第一，应从历史的角度看待南北差距扩大。九十年代后我国开始实施不平衡发展的战略，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发展，虽然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平衡发展战略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经济转型及结构调整，2013年以后区域发展差距更多受市场发展经济规律影响，背后存在具体的历史背景、趋势和原因。第二，南北差距问题关键在于对转折点的把握，有其客观必然性。南方经济转型成果显著，工业增长、科技创新、服务业发展迅速。北方经济转型后原有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新优势又没有产生，因此陷入了相对滞后。第三，“双循环视角下的南北差距扩大问题”这个提法值得商榷。在新的发展阶段，区域协调发展成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之一，在扩大内需过程中，南北优势可以互补，因此当前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在于：（1）区域合理布局；（2）鼓励各地发挥自身资源、地缘和发展优势，深化改革开放结构调整；（3）国家在区域布局相关政策上给予支持；（4）调整经济社会政策。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史育龙认为，区域发展态势分化是改革开放深入推进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空间现象。第一，“南北差距”这一表述不够精准，这个问题可以理解为区域发展的“分化”。现阶段呈现出一种增长速度上南方快北方慢，经济总量格局中南方份额上升、北方份额下降的分化格局，且这种分化是多层次的。第二，看待南北分化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尺度和更加客观、多维、多层次的角度。在过去四十年的时间中，区域之间的发展速度快慢发生了多轮轮动，这种分化是不同地区在转变发展方式，产业转型升级和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选择不同发展路径的表现。第三，区域发展分化的特征成因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发展变化。目前的区域发展差距是在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持续增强的过程中出现的，体现了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扩大的进程中，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不同地区适变、应变和求变能力的一种差异的反应。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党委书记杨开忠认为，第一，要正确看待南北差距问题。客观来讲，南北差距目前还不构成我国在发展中促进平衡的最主要的问题。南北差距正艰难转向一个新的收敛阶段。第二，从造成南北分化的角度来看，战略性区域布局、结构性结构和区位性因素的影响是主因。从人均GDP来看，南北差距趋于扩大的因素是动态变化的，不同时期不尽相同，新一轮南北差距扩大原因相对复杂，但主因是以上三种因素叠加的结果。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认为，第一，在南北初始禀赋给定的条件下，金融有可能起到加速收缩作用，也有可能起到加速分化的作用，在差异性的金融政策下上述影响会得到强化。第二，目前中国的区域发展差距由过去的东中西在向南北差距转变。过去的东中西部发展差距背后是开放、资源和市场问题，而目前的南北发展差距背后是体制机制问题。

接下来，就新发展格局下南北差距扩大的趋势这一问题，专家们发表演讲。

迟福林认为，南北差距扩大这一既定事实对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一，南北发展差距的扩大趋势是明显的。南北差距的变化受资源禀赋、改革开放进程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短期内扭转存在困难，因此要在不平衡的发展过程中找到一条有利于南北发展和国家统筹布局的战略。第二，加大结构性调整和结构性改革是重中之重。当前东北结构调整的任务艰巨，产业在东三省当中的布局受行政影响较大，推进经济一体化、提高产业集中度是重中之重，同时也要解决结构调整中的市场主体问题，推动国有经济布局和国企改革。第三，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南北差距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南北差距意味着市场互补性增加，可以在国家南北经济圈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在差距当中通过优势互补促进协调发展。

史育龙认为，南北分化不构成资源有序流动的阻碍。第一，南北分化现象的出现体现了中国区域发展问题的复杂性。区域发展问题需要多维度、多层次的观察，不会有永远的领跑者和落伍者。第二，若南北差距持续发展下去，可能产生从差距到差距扩大，再到差距加速扩大的情况。近几年南北差距的迅速变化会加速全国范围内的人口空间分布的调整，但这可能会为北方的自我调试提供一个新转机，人口数量的变化一定程度上会弱化增长速度和相对份额变化所产生的影响。第三，目前这种分化不会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产生根本性的负面影响。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畅通无阻，在这个过程中，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是畅通全国大循环的一个重要基础，不同区域参与循环的基础在于差异性，这种差异基础上的优势互补为新发展格局提供重要支撑。

杨开忠认为，南北差距持续发展会产生两方面的不利影响：第一，不利于形成新发展格局；第二，导致北方集聚的人口和经济规模过小，不利于国家安全。新发展格局下南北差距将在波动中走向收敛，源于三个原因：第一，北方新旧动能转化的重点，开始从“辞旧”转向“迎新”。北交所的设立也将扭转北方融资环境相对不利的局面，更好助力北方经济发展。第二，从市场潜能、碳中和及气候变化的角度，形成新发展格局有利于北方高质量发展。第三，未来一段时间，国际地缘政治条件的变化相对来讲对北方是趋优的。

毛振华认为，首先，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应该关注资源禀赋的差异导致的区域分工。南北差距趋势短期内是难以调整或者根本性改变的。作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把内循环搞好，在内循环视角下，我国的区域格局涉及资源禀赋、区域布局等将长期保持的现有趋势，产生区域分工，要继续发挥优势地区在市场中自发形成的优势，减少行政力量逆转对整体效率的负面影响。其次，要重视东北地区的发展问题，东北问题的解决或许是未来解决南北差距扩大的重中之重。此外，要发挥好北京作为首都的中心辐射作用，增加北方经济发展极。

接下来，就形成“以南带北”的区域发展新格局这一问题，专家们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迟福林认为，目前要解决南北差距扩大的问题要考虑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求和趋势两大背景。在这种背景下，推进区域协调发展，通过“以南带北”形成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一个区域协调发展格局。第一，以区域经济优势互补为前提，以区域产业供应链产业链融合发展为重点。南北方差异化的产业结构形成了区域协调发展的互补性，并为建立南北向区域协调性的产业链供应链提出了可能。第二，北方尤其是东北地区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调整优化布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第三，在国家支持下形成“以南带北”的区域发展新格局。国家应加大对北部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的政策和财力支持力度，将北方的土地、资源、技术、劳动力等优势与南方的资本、科技创新能力等结合。

史育龙认为，应对南北分化问题，第一要强调完善和落实主体功能区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确定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最大限度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第二要实施京津冀协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要在北方地区培育一批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地区，形成有一定活力增长的动力源带动北方地区发展。第三要以构建“一带一路”为抓手提升北方地区的开放水平。第四要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通达程度和人民生活保障水平为抓手，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在各区域间实现整体均衡。

杨开忠认为，加快北方区域发展可以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促进南北平衡，应该把重点或者把焦点聚焦到发展潜力最大、人口和经济最密集的北方“S形”地区，包括辽宁、京津冀、山东、河南甚至到陕西。第二，将山东发展上升为国家的区域重大战略。从人口、经济规模看，山东在整体区域协调发展中有重要地位，且布局战略条件基本成熟。第三，在环渤海地区应该布局自由贸易港，争取尽快地批准大连建设自由贸易港，促进东北振兴。第四，按照形成新发展格局、共同富裕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要求，着力在“双一流”大学布局不足的大省来强化教育布局。第五，加强在西北、内蒙、东北的再生能源战略布局，这对平衡南北方发展、实现双碳目标均具有重要意义。

毛振华认为，缩小南北差距关键要做到以下两点：第一，要把环渤海区域建设重新提到国家战略层面上。环渤海战略涉及北方的最发达地区，对改善南北经济格局起到关键作用，要衔接好环渤海区域建设战略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第二，要高度重视北京经济中心的建设。要促进北京物流、高端制造和第三产业建设，同时发挥互联网和金融业优势，完善多元化经济生态，抓住环渤海和北京这两个振兴北方经济的“牛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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