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研究院首席经济学顾问吴绪亮：宏观大视野下的平台经济发展与治理

吴绪亮  腾讯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吴绪亮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2021年第三季度）（总第58期）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472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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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大视野下平台经济的战略意义

我们需要站在宏观大视野下看待平台经济的发展与治理问题，因为我认为平台经济和宏观经济是深度关联的。一方面，当预测中长期宏观经济走势的时候，如果不看当前数字技术正在对各行各业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底层运行逻辑产生的根本性影响，预测可能会产生方向性偏差；另一方面，最近一年我们都深刻地感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平台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非常直接的，所以平台经济不能将自己行业封闭起来单独研究。

改革开放40年，中国GDP增长33.5倍，年均增长9.5%，但这一高增长很难持续。当前宏观经济进入下行趋势，这个趋势并不是疫情带来的，而是在疫情之前已然形成。从统计数据来看，2010年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速到达12.2%的顶峰，自此以后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宏观经济下行趋势的形成有很多复杂的因素。首先，2007年的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和中国经济的影响深远，并且危机后复苏乏力。所以中国经济在2010年前后有反弹，但是很快又开始进入下行趋势。在疫情之前，宏观经济学者都纷纷预测中国GDP增速能不能“保8”，很快又开始讨论能不能“保6”，但是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所有的预测。去年GDP增速是2.3%，今年我估计8%以上没有问题，但是这两个数据都没有太大参考价值。从中长期的时间尺度来看，经济增速依然存在很大的下行趋势压力。

其次，中国劳动力人口从2012年就已经开始达到顶峰，此后劳动力人口不断下降，中国总人口预计到2025年达到峰值，且未富先老。再次，货物贸易出口占GDP的比重由2006年35.4%峰值持续下降到2020年17.9%，剔除疫情短期因素影响，这一下降趋势可能还将延续。最后，消费和投资增长普遍乏力，“十四五”期间消费率可能上升至60%左右，进一步提振需求有难度，投资率则会进一步下降。

所以，未来10年的经济增长新动能在哪里？中央提出要进行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数字技术和平台经济在这方面具有战略意义，应发挥主力作用。在经济持续下行的趋势下，现在最大的可能增量，我认为就是怎么能够真正发挥好数字技术的作用，真正用好平台经济的力量。十八世纪是蒸汽革命，十九世纪是电力革命，二十世纪是信息革命，二十一世纪就是数字技术革命。这些百年一遇的技术革命都有共同的特点——不是作用于某一个具体的行业，是作用于整个国民经济，因此是通用目的技术，不仅能提升生产效率，更重要的是能优化各行各业的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这个是通用目的技术和普通技术的根本不同。

二、下一步宏观经济最大的红利是效率红利

数字经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主要是体现在对各行业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化、重新布局，从而提高整个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中国的经济追赶40年，很难再保持这么高的增长速度了，但是未来宏观经济一个最大的潜在红利就是效率红利。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方法差异非常大，我看网上有一个说法是中国只占美国的1/8，我们团队计算的结果是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大概占美国的46%。总之，不管是1/8还是46%，中美之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远远高于GDP差距。目前中国GDP已经达到美国的70.3%，有人认为按照购买力评价我们已经超过美国了，但在全要素生产率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追赶。

我们经常说中国经济增长“未富先老”，实际上还有另一个现象，就是中国经济也是“未富先低”，这个“低”是指全要素生产率低。在日韩等国追赶美国GDP的过程中，经济增速趋缓时它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已经达到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百分之七八十甚至更高。现在即便是乐观来看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还不到美国一半，这其中还有很大的效率空间可以挖掘。

数字经济对宏观经济的一个贡献就是数字经济产业本身的增加值。“十四五”规划明确，到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要由2020年的7.8%提升至10%，这是说数字经济本身对GDP的贡献。但除此之外，数字技术是通用目的技术，数字经济更大的价值不在行业本身增长，而是对各行各业降本提效的深刻影响。中国信通院的数据是数字经济占经济总量的38%以上，这实际上除了数字经济本身的增加值，更多的是指数字经济对各行各业所带来的效率提升，但这一点在测算方法上还有很多改进空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未来需要重点研究的方向。

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27年，之前主要是聚焦在消费互联网领域，即每一个用户个体的数字化。大概是从2018年开始，整个行业重心转向产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不等同于工业互联网，它是对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不只是工业，也包括农业、服务业和公共治理。走在最前面的可能是零售行业，目前中国大型零售企业无一不被深度数字化改造过。现在当我们进到任何一家大型商超，实际上从进门那一刻商超就会对你进行数据化存储、数据化分析、推介。比如物美的联想桥店在使用了数字技术以后，撤去了楼上一层，但是销售反而增加，坪效比大大提高，这就是数字技术对零售业产生的影响。下一步还有一个很大的领域是交通出行，现在我们的交通出行很快就要完全被数字技术所重构。未来汽车的制造、交通路网建设、城市出行管理，全部都是在云端的，数字技术不管是对汽车制造、交通出行，还是城市管理都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三、产业互联网是未来经济增长最大的动力之一

目前中国GDP达到美国的70.3%，但是消费互联网规模没有达到美国的70.3%，即在数字经济领域里，消费互联网没有达到GDP的同等规模。而在产业互联网，这个比例更低。虽然从统计意义上来看很难计算数字经济的规模，但是可以从很多指标看。比如亚马逊和微软的市值现在都已经2万亿美元左右，中国最大的几家互联网企业最高的也就四五千亿美元。在2018年的时候刚发展产业互联网的时候，差距是比较小的，但是两年时间差距翻番了。

行业内有很多人在探讨这背后的原因，我认为这其中很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中国产业互联网发展太慢。亚马逊和微软的市值增长迅速，主要是因为他们产业互联网转型成功。亚马逊最大的增长希望不在于电商，而在于它的云计算服务AWS。微软之所以被人们认为转云成功，主要来自两个产品线，一个是微软Azure，一个是Office365等传统软件上云。再比如，美国最大的SaaS企业Salesforce，帮助企业进行营销等数字化转型，其市值最新数据已经达到2783亿美元，将近3000亿，这是非常惊人的。它只是一个细分领域内的SaaS服务，类似这样的服务领域成百上千，但它能将市值做到超过了我国很多大型企业，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产业互联网转型这个领域市场规模是非常庞大的。

影响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有四个基本因素：资源（劳动、资本、数据等）、制度（资源配置方式）、技术，以及外部变量（开放经济、国际竞争），数字技术作为通用目的技术，在这四个方面均可以发挥重要价值。特别是产业互联网，在扩大内需、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增强社会治理效能等诸多方面都显现出了巨大能量。产业互联网企业在自身成功的同时，能够带动数倍甚至数十倍社会效能的提升，是中国宏观经济未来增长最大的动力之一，因此需要大力支持。

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面临四大挑战

我认为目前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有四个。第一个挑战就是“大而不强”。我国在底层技术方面还有很多短板，比如半导体、操作系统、数据库等技术，很多核心技术方面遭到了欧美国家的“卡脖子”。

第二个挑战就是产业端的数字化转型即产业互联网发展还很不充分。我们国家的上云率，也就是云化程度还不到美国的一半，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我觉得这是未来衡量一个国家效率和经济增长潜力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上云是产业数字化转型的第一步。比如腾讯会议在疫情期间，一天能增加10万核的计算量，按照传统的速度下单、购买、配送、安装，往常最快也要一周的时间才能实现，但是现在只需要几个小时，这种弹性的计算和部署能力是非常强的。不只是腾讯会议，整个未来的经济发展都需要建立在云的底座上，但是目前这一块我们发展得远远不足。就产业数字化当前的进度而言，服务业高于工业，工业高于农业。但是就发展潜力而言，我觉得农业是高于工业的。因为工业在过去的20年发展了很多信息化的架构，互联网公司在推进业务的过程中深刻地感受到，这些旧的信息化的架构反而可能成了数字技术部署的障碍。而农业是一张白纸，所以我觉得未来数字化转型潜力可能会更大。

第三个挑战是国际化发展严重滞后。美国很多企业是从创立的时候就是面向全球化的多语言产品，而我们的产品大部分是在国内的。未来数字经济要进一步发展，一定要打通国际化瓶颈。一是消费端要向国际市场拓展，比如跨境电商。二是产业端，特别是云计算要出海。三是支付工具也需要全球化拓展。四是要积极参与国际数字经济规则秩序的构建。在2018年的时候很多互联网企业开始推出海计划，但是很快就遇到了逆全球化的浪潮，贸易封锁、技术封锁以及去年出台的“清洁网络”计划。这个就需要我们多方力量积极地参与国际规则的构建，就像创建世界贸易体系、世界金融体系一样，去共同创建一个面向未来百年的世界数字规则体系。

第四个挑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平台治理规则构建。数字经济对世界各国都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治理挑战，不是中国所独有。早在2017年，欧盟就对Google连续发起了3次反垄断调查，均处以高额罚款；2018年，欧盟出台了GDPR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被称为全球最严苛的数据管制规则；2019年7月，全球首个数字税在法国实施，引起很多国家跟进；2020年底，欧盟出台了两部法案的草案，分别叫《数字市场法》、《数字服务法》，其中提到 “守门人”制度的概念，平台在满足一些定量标准后会被认定为数字守门人，将被禁止利用其在数据共享、软件安装、平台选择、广告推广等方面的优势地位限制市场竞争。

近期美国在加强平台经济监管方面也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个是2020年10月以来，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启动了一系列动作，包括科技四巨头听证会，发布了一份长达449页的《数字市场竞争状况调查报告》，2021年6月审议通过《终止平台垄断法案》等六项激进的反垄断相关草案。

另一个是主张对科技巨头强监管的莉娜·汗、吴修铭、乔纳森·坎特等专家先后被拜登政府委以重任，其所信奉的所谓新布兰代斯运动思潮也受到热炒，可以预见未来数年将是美国构建数字规则框架的关键时期。

因此，平台经济的治理和规制问题是全球所面临的共同难题。我们之前说全球数字竞争一方面是商业领域竞争，另一方面是技术层面的竞争，我觉得现在可能最重要的还是规则层面的竞争。中国和美国作为两个互联网大国，在未来5-10年，谁能构造出一套最适合本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则框架，在解决很多深层次社会问题的同时能推进行业发展和经济整体发展，谁就能在最终在国家数字竞争力竞赛当中胜出。

这其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法“抄作业”。因为每个国家的产业发展情况和制度环境都是不一样的，欧盟几乎没有数字经济，美国政治体制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所以怎么能够利用我们独特的制度优势，根据我们的产业发展情况、经济发展状况制定出适合我们自己国家的面向数字时代的数据规则框架，我觉得这是中国未来5-10年在数字经济领域乃至整个宏观经济所面临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数字经济未来的发展和治理需要达到两个基本标准：一是福利最大化，也就是国家说的打造国家竞争新优势，否则一切的规则设计都是失败的；二是福利分配最优化，这也是福利最大化实现的前提。但是具体落地过程必然困难重重，这两个标准怎么能够有机统一值得思考。具体到行业现状，我觉得可以具体分为八个问题，分别是竞争与垄断、数据与安全、权力与责任、创新与风险、发展与共享、局部与整体、静态与动态，以及国内与国际。我们在制定一个规则的时候，不仅要看国内的影响，还要看如果这个规则延展到国际上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因为未来的数字经济一定是全球互联互通，一方面我们的国内政策要从国际视野看，另外我们也要积极地参与国际数字规则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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