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基金会CEO兼中国区总裁邹骥：高能源价格状态短期内不会结束，根本出路在加速发展可再生能源和交通电动化

邹骥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

以下观点整理自邹骥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0期）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451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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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油价高气价的状态短期内不会结束

现在能源价格的状态主要是受两个复合的基本因素影响。一是金融因素，这始于2020年全球疫情暴发之后，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主要是美联储做了无底限量化宽松，资产负债表能够达到9万亿美元。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标的物主要是石油，当然也有一些其他国际大宗商品和它挂钩，横向看还有一些替代产品，比如天然气和煤炭。所以，量化宽松先是最直接体现在美国在疫情冲击下经济停摆或减缓时依然有股市、房市暴涨。我们看2020年第二季度一直到去年年底，乃至今年年初货币发行情况和对应的能源价格情况，依然是在高位徘徊。国际能源价格在过去两年时间里的飙升不仅体现在油气上，国际煤价飙升也影响到中国煤价高企（从港口到坑口的传递），这基本可以认为是去年电荒的一个基本动因，这和煤炭和火电产能供应能力没有什么关系，是煤价电价严重倒挂造成了所谓的电荒，就是这样一种金融冲击。之后政府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利用我们的体制优势，对港口煤价进行了果断的管制，就迅速化解了所谓的电荒。当然，高位的国际煤价依然继续是一个来自国际市场的压力，我们还不能放松对高煤价输入的管制，但也要思考有什么办法（如财税、金融手段）进一步化解这个通胀输入的压力。第二重因素是今年2月24日俄乌冲突以来造成市场对油气供应和价格恐慌的预期（我这里说的是预期，现实中油气煤供应的产能、运输通道在实物形态上其实基本面上并没有受到战争大规模地直接破坏，但人为的制裁、封锁、博弈确实增加了能源供应的变动和不确定性），可以认为是雪上加霜。这两个基本因素造成了当下油气价格高位震荡的基本态势。

这样一个态势会持续多长时间，还是要看这两大基本动因发生作用之后是什么样的形势。这取决于，以金融为主要驱动力的全球通胀还需要消化多长时间；还有俄乌冲突的战争态势还要持续多长时间。所以，我们判断油价高位态势持续多久，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价格管制政策短期内能否得到持续的贯彻，而且贯彻的程度和持续的时间如何。二是超发货币给通胀带来的影响需要多久才能消化，当然美联储的加息预期现在已经出来了，很明显，它对扭转局面是什么直接的影响。三是俄乌冲突持续的时间，以及冲突后重构供给需求结构所需要的时间，这又取决于地缘政治结构转化为市场供给结构转化的时间，还有欧洲油气脱俄战略所必须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时间。以天然气为例，欧洲要改变进口结构，不是一夜之间想改变就改变的，要看专业化运送LNG造船的时间，现有船只是不够用的，把全世界LNG的船调过去可能也不够用。再有加气站一般建设工期是四到五年，四到五年内要想大规模地改观，这个基础设施恐怕做不到，更别说要重新修管道，这些都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实现的。我们还有一个历史经验，70年代中东战争触发石油危机后，高油价自1973年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左右，当然这是经验型的，现在的条件完全不一样了，但几年的时间还是需要有的。所以，假设战争能够在年内达到某种战略和战术均衡，油气价格才会达到具有某种新特征、新格局基础下的均衡。所以，高油价高气价的状态，不是一两年内就能结束的，可能会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

欧洲国家进口要多元化，要摆脱俄气，独立于俄气，主要是加大对美国油气的进口量，成本肯定要上升的。从自然资源禀赋来讲，将来油气成本一定要比现在高。油气价格会比当下的高油气价格水平低一些，又会比俄乌冲突、疫情和通货膨胀之前要高一些的水平，会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但具体在哪个水平现在都不太好预测。但是欧洲的困局会给国际油气市场树立一个均衡市场价格的标杆，不同区域的市场价格会有差异，但有这么一个标杆在，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油气的价格会被这个标杆往上拉，特别是中国、东亚和南亚等油气进口地区，从四五年的时间看很难期待油气回落到较低的水平上去。当然，从中长期看拉低油气价格的另外一个竞争性因素就是具有替代性的非化石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以及电气化交通工具对燃油交通工具（这是中国石油消耗的主要去向）替代的程度和速度。

二、提高能源储备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毫无疑问，肯定要提高能源战略储备。但我认为这都是杯水车薪的，这不是解决问题的重点方向，也不是解决能源价格问题的根本出路。

一个更重要的思路，是要加速加倍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其他非化石能源，加快发展交通电动化，这是一个短期、中期的主干性或主导性的战略和政策选择。这背后马上就连带着非常显著、非常急迫的投资的含义在里面。能源安全的含义也在其中，应对气候变化的含义也在其中，这是一举多得的战略选择，国家已经在考虑。在国家这次保增长、超前基础设施投资中，我们从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文件了解到，基地式的、大规模的、集中的可再生能源开发的投资已经在部署之中，要有新的西电东输，北电南送，用戈壁滩、用大量荒漠的地方，从蒙西、青海、宁夏这一带到冀北、东北地区，有大量的风光和土地空间资源禀赋，有丰沛的集中式的风光资源去开发电源，去做综合的、源网荷储用的、集团式的、组合的开发，这里加上中国已经形成优势技术的特高压直流，这个投资是以几万亿来计算的。但问题是，在这样一种紧迫的新战略环境中，有没有可能进一步加速，进一步倍增。

另外，中国的国际依存度是70%的油、40%的气是从国际上进口的，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一个相对应的重点行动就是加速汽车电动化，因为我们石油量中大概有一多半用于陆上交通的油耗，所以把交通电动化加速，可以大大缓解用油的压力。从当下交通电动化，电动车的保有量看，就可以替代现在石油进口的2%，当然现在还很少。但如果到2030年完成交通电动化的目标，完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可再生能源的目标，这个比重就会达到13%，这就是一个很可观的量了，况且这还是一个相对保守和稳健的目标。我们现在要回答的问题是，有没有可能把这个目标往上提，不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就是为了保增长，为了能源安全，这个比重相信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可以提升至替代15%甚至于20%的石油进口，显著降低进口依存度。历史经验表明：只要我们的战略方向选择正确，以五年为尺度的市场和产业、技术的进展每每都是超出当时政策研究者和决策者的想象力的。

三、未来多元化之间要通过构建利益共同体发展中美之间的能源贸易

关于中俄合作，从历史经验、从一个国家长远安全考虑要稳住存量，甚至还要谨慎稳健地提高增量，要精准定位俄油俄气的用途和应用地域。从俄罗斯进口的气是保什么底用的，是干什么用的，这一点从需求端要有进一步精确地考虑。这样能源合作多元化的现状肯定会维持，但我认为潜力有限。全世界供油或气的就那么几个地方，中东、非洲、拉美、美国、俄罗斯和中亚，哪个地方没有风险？现在中美关系是建交以来历史上最糟糕的时候，而且未来15-20年有大的改观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我们要有底线思维，要有长期的打算。处理好中美油气贸易，我认为有一个策略，就是要增强捆绑度形成利益共同体，要有对冲，商业模式上肯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美特别是LNG贸易一直是存在的，我们曾经建议过增强中美天然气贸易。当时中国在治雾霾，华北地区大量需要天然气供暖，气源不足，我们需要气，美国的页岩气开发后也有出口的能力了，而且在贸易上也有平衡贸易逆差的作用。其实当下中美贸易谈判中油气依然是重头戏，但中美政治关系的这一格局，大家总有几分不放心，但是我倒觉得有另外一种思路。我们的油气贸易，把它捆绑成利益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持股，如果对方对我们的油气供应有什么想法的话，我们也要设计成让对方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局面。但在这方面，中美方向要充分考虑未来五到十五年甚至二十年非常严峻的地缘政治的关系，这是我们考虑问题的一个大前提。

但是重点还是要加速倍增非化石能源的步伐和力度，将稳增长、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空气质量、振兴乡村、低收入增收的目标协调起来，一举多得。低收入主要是讲乡村，大量部署分布式可再生能源，这些人群是数以亿计的人群，将来他们一进入中等收入人群会带来新的巨大的能源需求，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就把他们的能源需求引导到由非化石能源填补新需求缺口的供给轨道上去。现在要结合稳增长，持续加速加大对基地式集中型可再生能源源网荷储用和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投资要倍增，要从此前几年的五六千亿元的水平，争取倍增到每年七八千亿乃至上万亿元的数量级，这在当下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化石能源价格持续高企的时候也是一个机会窗口，要抓住。同时加速交通电动化的步伐，在大城市乃至一些重点地区、富裕地区，主要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明确提出限售甚至禁售燃油车的时间表，要给企业、投资者和研发者一个明确的预期。这也能增加我们国际竞争力，将来中国的电动车还要占领国际市场，我们的目标、标准、制造能力、成本和功效，都要加速和提升，这一点不能犹豫。

通过大力推广电动车，带动充电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又增加一轮基础设施的投资，支撑稳增长，也是强化消费政策、引导消费方向的落脚点。这半年多，我们汽车销售情况很不好，但电动车是其中一个不降反升的亮点，这都值得我们借力和发挥。另外要重点推进公转铁、公转水、铁港联运来缓解重型卡车柴油车负荷，这是主要的消耗油的“耗子”，我们在这个地方堵住，加速乘用车和商用车的电动化研发和产业发展、终端消费使用的步伐。

总而言之，发挥制度优势、市场规模优势、制造业优势、迭代技术优势、基础设施建设优势，中国有可能通过这些战略实现五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二十年巨变。当然要做好过渡过程的管理，短期内继续保持对电价、油气价、煤价等能源价格的价格管制。不要一提管制就认为是经济管理不好的地方，就不够市场经济了。在70年代石油危机的时候，尼克松政府当时的应急措施就采取价格管制，这次我们迅速地缓解了去年所谓三四季度的电荒问题，最后还是靠价格管制，对煤炭价格出手，根据《价格法》管制飙升的价格，还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而且在当下这样一种经济环境下，我们发挥价格管制的行之有效的作用，是可以缓解包括能源在内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飙升输入的成本推进型的通胀压力。现在我们要保持对滞胀前景的高度警惕，经济下行压力这么大，有这么强的通胀压力从国际上通过大宗商品进口渠道传进来，这种时候对能源价格的管制是必须要旗帜鲜明和果断实施的。同时，要深化能源市场化的改革，但这个改革要目标明确，它的目标是引导投资、研发首先在增量上向非化石能源转移，要知道生产关系调整为的是生产力往哪个方向变。

最后，70年代石油危机后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汲取。日本当时作为能源依赖进口的经济体，大概利用10-20年的时间，塑造了一个高能效经济体特征，应对国际能源供应的不确定性和紧张。我认为中国也应该非常旗帜鲜明地抓节能抓能效，需要举国采取资源节约、能源节约型的高效战略。这一轮节能增效的重点抓手应当是加快结合数字化融合，提高能效步伐。对准节能新一轮的应用场景来开发数字化节能增效的技术应用场景和市场，也为数字经济添翼，争取在主要的工业部门和建筑等行业提高能效10-40%，这些都是要在2030年前尽快实现的。这个决策非常紧迫，如果我们抓住未来五年到2030年前的机会窗口，中国完全可以摆脱这个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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