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香港经济的重新定位”，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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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3期）于线上举行。百度财经、财经、凤凰网财经、证券时报、中证金牛座、WIND、好看视频等多家媒体平台线上直播，同时在线观看人数近二十万人次。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香港经济的重新定位”，政界、学界、企业界经济学家刘元春、毛振华、巴曙松、曹二宝、陶冬、乔虹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香港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内地密不可分；

二、百年未有大变局下香港仍具备特殊优势；

三、强化底线思维，做好香港经济再定位。

一、香港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内地密不可分

自开埠至今，香港经济几经沉浮，在时代的浪潮中，走出了自己具有特色的发展之路。而这个过程中，香港经济的发展也与内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回望历史，香港经济大致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开埠至二战前（1841-1945年）：彼时香港与内地呈割离状态。香港在开埠之前只是一个渔村，鸦片战争后被割（租）让给英国，成为英国侵略内地的跳板和港口。其中，1941年-1945年日本占领香港，更是对香港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严重破坏。

第二阶段为二战后至改革开放前（1945-1978年）：内地的人员、资本等要素流向香港，助力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二战结束后的“逃港”潮导致内地大量人口与产业资本流向香港，其中香港人口自1945年的约60万人左右上升至1952年的236万人，期间每年新增人口约达30万人。1949年之后，随着新中国成立，作为内地与外界贸易的重要窗口，香港转口贸易迅速发展。但是，随着1950年韩战爆发，美国牵头对中国采取禁运和封锁，香港转口贸易受到巨大限制，香港被迫转而寻求发展工业、制造业，在前期人口、产业资本快速增加等有力因素的支撑下，香港纺织、制鞋、塑料、五金、电子、机械等行业取得了迅速发展，1962至1978年香港平均GDP增速达13.6%，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第三阶段为改革开放之后（1978-2018年）：香港与内地互相成就期。随着中国内地改革开放，香港搭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列车，贸易和金融产业快速发展。香港金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经从1997年的10.4%快速升至2018年底的约20%（19.8%）。同时，香港作为内地对外开放的窗口与桥头堡，对促进内地改革开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改革之初，内地引进外资总额中有超过80%来自于香港。20世纪80年代香港制造业北移、“前厂后店”模式开启，同时将香港及海外的管理、技术、运营及人才引入内地，源自香港的贸易、投资及资本帮助中国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香港自身也发展成为全球贸易与金融中心。

第四阶段为2018年至今：中美博弈、修例风波以及疫情三重叠加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香港经济需要再出发、再定位。2018年以来，中美博弈、修例风波、新冠疫情三重冲击叠加，香港的原有部分优势逐渐削弱甚至逆转。首先，大国博弈大变局下，原有的内地-香港-美国三方关系失衡，香港联系人角色受到冲击。关于中美博弈，我曾有一个判断，认为中美博弈或存在“三部曲”，第一步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逐渐升级，第二步美国要在人员、技术、资本、交流等方面逐步与我国切割分裂，第三步逐步形成“新冷战”，全球分化为两个阵营。目前来看，情况或正朝着当初的预判方向发展。在中美关系缓和时期，香港作为内地与外部之间的超级联系人从中受益，且内地越“封闭”，香港的作用就越突出，但随着2018年美方挑起贸易冲突，以及中美博弈背景下修例风波涌现，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以及美国原有三方关系失衡，香港“联系人角色”的地位受到冲击且逐渐削弱。其次，应对疫情冲击香港面临的“尴尬”局面凸显：海内外疫情防控政策的差异，导致香港疫情防控进退两难。疫情冲击之下，香港贸易、旅游、金融及地产四大支柱服务行业皆面临显著收缩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香港作为国际化都市具有与海外及内地恢复通关的强烈需求，而另一方面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也一度面临“动态清零”的压力。最近香港调整防疫政策，在兼顾国内政策的基础上，尽量与国际接轨，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举措。

目前看来，香港的传统优势在逐渐削弱。从经济增长上来看，2018年以来经济增长表现疲弱。如果考虑疫情期间的两年复合增速，2019年至今香港总体为负增长，并且人口也呈净流出状态。从金融中心地位上来看，香港IPO数量逐年减少，资本流出有所加大，金融中心排名被新加坡超越。从贸易规模上来看，2018至2020年间的贸易同比也呈显著下行趋势，且随着中美博弈及欧美加息，贸易增速下行压力不减。经历了长时期繁荣的“东方之珠”需要认真思考破局之道。

二、百年未有大变局下香港仍具备特殊优势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美大国博弈持续，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了全球不同阵营之间的分裂，逆全球化加剧，以往支撑香港发展的经济全球化与金融自由化等优势弱化。但是也要看到香港经济的发展与内地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是中国面向国际的窗口和桥梁，在大国博弈、逆全球化加剧的背景下，香港作为国际贸易、金融中心地位面临的挑战虽有所加大，但香港也有其独特优势：

第一，《国安法》落地后，香港开启由乱到治、由治到兴新征程。虽然部分西方国家意图借《国安法》借题发挥攻击中国，但国安法的颁布是“定海神针”，结束了扰乱香港经济运行的政治纷争，有力确保了香港社会稳定，使得香港能准确定位自己与国家的关系，且使得香港进一步获得内地信任，有利于与内地开展更多合作。

第二，香港是中国内、外循环的重要交接点，在中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有着重要优势。一方面，当前中国着力发展内循环，加大对“卡脖子”领域科技的支持力度，为香港发展科创产业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中国内地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且仍然是全球发展较快的新兴经济体，继续加大改革开放过程中香港仍然是全球资本投资中国内地的重要窗口，是中国着力推动外循环的重要支撑点，这是香港新的历史责任和新的历史机会。

第三，香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枢纽城市，可进一步融入内地经济发展。内地市场广阔，产业转型升级机会众多，香港可以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共享内地发展成果，同时也可以在与内地进一步融合的基础上，同时保持各自原有的制度体系，在大湾区内部实现优势互补。

第四，香港的法制建设仍处于全球领先水平，依然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自由经济体。在“一国两制”的制度保障下，香港是我国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地区，易与国际接轨，当前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主要位于实施普通法的地区。同时香港产权保护制度较为完善，如为申请财产冻结令设置了很高的门槛、建立了一整套综合性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等等。此外，香港税制简单，近三年来香港的狭义宏观税负（政府税收收入/GDP）仅为11%左右，而同期中国内地和美国的宏观税负分别为15%和21%。

第五，香港是内地与西方文化交流、资本流动的窗口和桥梁。香港文化贯穿中西、特色鲜明，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同时香港资本市场背靠内地、面向全球，近年来海外资本通过香港地区加速进入我国，是内地与西方资本流动的重要窗口。

在这种大背景下，香港经济再定位可以从四个角度考虑：一是要继续做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当好中国与国际交流的窗口，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无法被国内其他任何城市取代，对这一点要高度重视、合理运用；二是将香港建设成为重要的科技产业区，打造“金融+科创”双引擎；三是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枢纽城市作用，与区域协同发展，要敢于提出香港就是粤港澳大湾区枢纽城市的龙头；四是发挥内、外循环交接点优势，既参与国内循环，又参与国际循环。

三、强化底线思维，做好香港经济再定位

做好香港再定位的核心是要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进一步认识，要坚持底线思维，以便无论发生何种情况，均可以助力香港立于不败之地。面向未来，大国博弈大概有两种情境：一种是中国与西方虽然存在分歧与博弈，但仍保持经贸层面的联系，不会完全脱钩。情境二是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博弈进一步加剧，甚至出现完全脱钩与“新冷战”。以情景二为底线或更能厘清对未来香港定位的思考。在上述情景下，实现香港经济新定位可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坚持落实“一国两制”，这是香港发展最根本、最核心的优势。“一国两制”是港澳繁荣稳定的制度保障，是香港拥有一切其他优势的基础和前提。在“一国”的框架下，香港能充分拥抱国内这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深度参与内地经济内循环，有效把握中国经济补短板、转型升级所带来的机遇，在“两制”的制度设计下，香港保留了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稳定民生，拥有与西方发达经济体接轨的普通法法治体系。

二是发挥香港自身优势，打造“大湾区硅谷”，回补香港亚洲“四小龙”时代的荣光。对于海外科学家，香港在知识产权、上市制度对资本收益的安排、对信息的管控方面具备自身的优势，香港利用人才、制度以及与内地市场紧密相连的优势，发展科创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大有可为。同时，北部湾区为香港发展科创和高端制造业提供了相关条件，可将其打造成为集科工贸为一体的区域，吸引科创企业、大型跨国公司入驻香港，最终使香港形成一个高密度的科研开发区和科研产业区，这是香港的历史机遇，也是香港回补“四小龙”时代荣光的重要历史契机。

三是完善人才引进制度，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作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城市，香港在全国的教育体系中具有特殊地位，应将全国范围纳入招生考量。并且当前香港在校生人数仍然偏少，与大陆教育重镇相比，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比依然偏低，高等教育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如果香港要发展科创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必须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短期内力争将高校在校生提升到50万人，中长期提升到80万至100万人，这将为香港创新、为香港吸引国际人才落地提供载体。

四是政府要积极有为，做到“有限政府”与“有为政府”相结合。香港特区政府应顺应形势发展，适当转变自身角色，从单纯的有限政府转成为“有限政府+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既尊重市场，同时也要更好发挥引领作用。要加大力度改善民生，更好的解决土地问题、居民住房、贫富差距等问题，并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更好发挥香港文化荟萃中西的优势。更重要的是，要准确认识香港定位的转换，积极推动实施完成香港经济结构转型。

香港历经百余年历史沧桑，但并未因此沉沦，反而成为东方之珠，被称为“不死之鸟、九命之猫”。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香港作为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和桥梁，面临新的挑战，也面临新的历史机遇，承担着新的历史使命。在此背景下，香港要敢于面对挑战，抓住历史机遇，发挥自身优势，深度拥抱、融入国内经济大循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继续承担中国面向世界窗口角色的同时，进一步发展自身的科创产业，不辱历史赋予香港的使命与责任。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只要妥善应对，香港不仅能发展，还能发展得很好。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大国博弈、逆全球化的非常态终将过去，未来香港将以新的姿态，展现出东方之珠的独有风采。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各位专家围绕“香港经济当下面临的挑战，未来的发展前景”等问题展开讨论。

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指出今年以来中央政府对于香港金融业先后公布了五项支持政策，从中可以看到一些香港原有功能的发挥在继续强化和改进，香港新的独特的功能，新的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正在慢慢显出雏形。此外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香港具备独有的优势，并且按照国际惯例，它又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人民币国际化首选肯定是在香港。

面对新形势，香港市场在重新探索方向的过程中还具备非常强大的适应能力。香港市场的深度、产品多样性、专业人才的丰富性还是有它的优势和韧性的。未来随着相关防疫政策调整，香港市场的表现还会有所回升。另外香港市场平稳承接中概股回归上市，对冲了风险，发挥了在国际政治压力紧张时期的风险缓冲功能。

未来香港市场还需要在“一国两制”条件下，真正把握中国的需求，同时按照国际水准来提供解决方案。其次，面对当前全球经济环境，香港要对冲脱钩，推动金融、经贸、文化方面再挂钩。最后一点，当前人民币国际化是滞后于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我国金融体系还有很多做得不够到位的地方，这也是香港将来大有可为之处。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刘元春认为，对香港本身依然还要从全局性的角度来进行思考。第一，对于香港的汇率制度的调整，不仅仅决定于全球货币体系的演变，同时取决于香港在世界体系中的桥梁作用。世界经济体系在新阶段所呈现出的新变化，以及香港本身在世界货币体系、世界分工体系、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的位置，是决定香港汇率制度的几大因素。第二，香港产业的重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要取决于在整个世界价值链、产业链的格局。

必须要着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思考香港的地位，学习着眼印太时代的再定位来考虑香港的功能。同时也需要看全球各种产业以及产业融合的新模式，尤其是未来金融功能深化的这种趋势，还要从整体城市的竞争力布局来思考这几个问题。对于香港城市的新定位一定要符合金融深化、国际金融中心大转型的一些基本规律。同时还要服从世界科创中心、世界前沿技术生产中心演进的规律。

美林亚太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乔虹指出上半年香港经济相对低迷，2022年GDP增速预期为-1.5%，但明年经济增速会有所反弹。这一判断首先是基于香港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有利于交通运输和入境旅游业的恢复发展。另一方面，香港与大陆之间的交通运输从7月份开始也有了好转的迹象。进入2023年，香港经济的发展需要关注外需和金融条件。可能出现的利好消息有以下三点：第一，疫情防控措施的逐渐放开，会使得香港和国际重新接轨，这对香港的服务行业有很大的促进；第二，除了和内地通关的日程能够逐渐明确外，香港居民海外旅游消费也会对经济有一定贡献；第三，未来可能会出现的房地产政策调整可能会对香港经济的恢复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瑞信亚太区私人银行大中华区副主席陶冬从财富管理的角度分析香港经济的定位。近年来去往新加坡建立家族办公室的人有很多，这是出于未来自己发展的角度、风险分散角度、战略投资方向的角度。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家族办公室的建立需要等待的时间较久，因为新加坡相关的高端金融人才和辅助性工作人员的储备不够。与之相比，香港良好的交通区位与投资基础设施是保证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会被轻易撼动的重要条件。

对于香港未来的发展，首先要做到的是务必保持与国际接轨，而不是单纯成为中国另外的一个城市。在保持人才优势的同时，逐步建立起一系列的资本市场体系。此外在香港的定位上双轮驱动是必须的，一是中国的香港，二是国际的香港。与内地紧密结合，坚持以法治精神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两点不可缺一。

香港中联办研究部原部长曹二宝指出“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在香港体现得非常鲜明，而且经历了经济、金融、政治的风波，香港的独特优势确实是世界各国各地区、内地各城市都难以比拟和替代的。对于香港经济新定位，需要从三个角度看：首先，香港是处在“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结合点上，它的地位是“国之重器”、“一国两制”。其次，国家需要香港，不管香港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会用举国之力来成就香港。最后，要落重锤，把眼光脚步投资的重点落到香港去，来建设资本主义香港。

对于香港未来的发展，要把握好习主席提出的“两个建设好”，这是“一国两制”里程碑式的思想，它标志了“一国两制”不仅是统一祖国的方针，而且是建设祖国的方针。让香港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主场。尊重两制差异是善用两制之利的前提，求大同存大异是善用两制之利的硬核，两个建设好就是善用两制之利的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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