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华：应对周期调整、转换增长动力，力争较高经济增速

毛振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毛振华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9期）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2696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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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辩证看待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

在推动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不应将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对立起来。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经济运行中面临的很多问题就没法解决。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水平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疫情冲击下经济增速再下台阶，做好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中高速增长逐步至中速增长的心理准备。2009年时我曾做过一份报告，提到我国经济增速水平将进入次高速增长阶段，即由原来的10%以上的增速水平回落至个位增速水平，并预计年均增速在7%左右。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当时预计的增速仍然是偏高的。尤其是近三年来的疫情冲击，导致经济增长平台再度出现下移。2020年全年GDP仅增长2.3%，2021年经济虽然有所修复，但两年平均增速也仅有5.1%，而2022年在疫情反复、俄乌冲突等超预期因素冲击下，经济增速显著低于5.5%左右的预期目标。即便2022年GDP同比增长4%，要实现2022-2023年两年平均增速高于5%，2023年GDP增速水平也要在6%以上，挑战仍然较大。根据我们的测算，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速从疫情前的5.5%或下行至4%左右，2023-2025年潜在增速回落至4.2%。在此情形下，未来我国经济增速长期或面临“保四争五”的格局。经济增速下台阶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对此需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二、全球化退潮将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深远影响

金融危机以来，逆全球化思潮持续加剧，尤其是近年来，全球化退潮趋势愈加明显。全球化的退潮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球化导致的资源、利益分配不均，这种利益分配不均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于获得全球化红利的发达国家内部：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全球进行资源配置，可能会使得本国居民丧失一些工作机会，加剧国内矛盾。这些矛盾的出现会使得发达国家对外政策出现调整，逆全球化思潮在国内政治经济思潮中所占的比重提升，进而引发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调整。而跨国公司也不得不服从本国的政治博弈需要，采取相应措施、调整公司战略，如撤销对外投资，将资本和工作岗位回流至本国，等等。

失去全球化红利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增长产生深远影响。作为推动上一轮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全球化退潮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深远影响。失去全球化红利的同时，全球经济同时还面临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冲击、地缘政治冲突等多重风险挑战，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受到扰动，欧洲经济面临衰退风险、美国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也面临进入经济增速下滑期的局面。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和重要贡献者，在全球化退潮下，我国过去长久以来面临的外贸环境已经发生逆转，中国经济不可避免的也将受到影响。

三、中国经济仍处于周期调整阶段

我在这里所讨论的周期并不仅仅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经济“繁荣—萧条—危机—复苏”的经济波动形态，更主要的是债务周期、金融周期、房地产周期的调整转换。从债务周期与金融周期来看，金融危机以来，出于稳增长的需要，中国经历了长时间的债务周期与金融周期的上行期，但近年来随着债务风险攀升至高位并已经有所显现，债务周期和金融周期的上行态势结束，进入了高位盘整甚至下行态势，这势必对经济增长带来一定冲击，甚至有可能导致金融风险的超预期释放。从房地产周期来看，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房地产曾经是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但是近年来房地产市场持续低位运行，房地产这一主引擎对经济增长的带动能力明显弱化，在此背景下，能否找到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在中国经济面临多重周期性因素调整的背景下，既要看到经济下行的压力，也要考虑周期性调整过程中产业领域、金融领域风险的释放。

四、中国经济增长动力面临转换

当前，中国经济结构面临多方面的调整转换压力。首先，从产业结构来看，未来产业结构调整和腾挪的空间或受限。从三次产业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完成了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金融危机后第三产业进一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但未来产业调整和腾挪的空间或将收窄。与此同时，在第二产业内部，传统的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面临的发展瓶颈增大，而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技术突破并不容易，未来能否成为拉动制造业增长的主导产业仍存在不确定性。其次，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仍需进一步挖掘潜力。中国幅员辽阔，各区域之间发展梯度较大，东部部分省份经济发展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未来仍需进一步挖掘区域发展潜力，如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尤其需认真思考如何利用好粤港澳大湾区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的独特优势，更快发掘其增长潜力。此外，通过加大传统基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也面临挑战。建国以来，经过大规模的投资和建设，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成效，但客观而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化了未来基建投资规模增长空间。

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调整期，需重点关注企业家群体。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其中民营大公司由于更加科技化、市场化与全球化，是直接参与全球竞争的主体。但近年来，受监管政策调整、社会思潮变异等因素的影响，企业家精神有所动摇，企业家信心处于较低水平，企业家移民现象有所增多，未来仍需在提振企业家信心方面加大力度。与此同时，随着老一代企业家逐渐退出商业舞台，新一代企业家如何接棒、如何成长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纵观历史，放眼未来，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节点以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均发生了变化。但无论经济增长的轨道是否已然发生改变，我们都要保持定力，不能“自废武功”，也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好高骛远，而是应以与时俱进的眼光来看待和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畏风险，勇于迎接挑战、战胜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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