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F年度报告（2023-2024）发布，深析从分化到平衡增长的中国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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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年度论坛（2023-2024）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从分化到平衡增长的中国宏观经济”，来自国内政界、学界、企业界的著名经济学家肖钢、李扬、高培勇、吴晓求、史晋川、毛振华、闫衍、于泽联合解析。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轶教授为本次年度论坛致辞。他表示，在新征程上，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应对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必须积极顺应时代潮流，努力抓住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重大发展机遇，提升核心竞争力，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于泽教授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23-2024）。

报告围绕以下五个方面展开：

1、报告主要观点总结

2、弱复苏的2023年中国宏观经济

3、市场化内生总需求不足的逻辑

4、2024年经济运行动力与主要风险

5、宏观经济目标、原则和建议

一、报告主要问题与核心观点 

CMF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23-2024）旨在回答如下主要问题：

第一，2023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有哪些新特点？ 

第二，资产负债表冲击是经济复苏进程曲折的根本原因吗？

第三，总需求不足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第四，2024年宏观经济进一步上行的动力在哪里？

第五，2024年可能发生的主要风险有哪些？

第六，2024年宏观政策如何定位和进一步发力？

1、2023年中国经济呈现分化型弱复苏状态

2023年在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后，经济全面复苏，预计全年GDP增长5.3%。经济两年平均增长4.1%，呈现分化型弱复苏状态。

这一弱复苏状态与年初许多机构预测的迅猛反弹有较大差距。总体而言，产生这样的弱复苏是基于今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背后的三股力量：一是疫情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带动生产和消费正常化，由秩序恢复带来的经济复苏；二是市场内生的总需求不足；三是新发展格局加速落地后带来高质量发展的扎实推进。

在这三方面综合力量的作用下，加之今年总需求背后是社会秩序恢复作为主要推动力量，而内生动力不足，这就导致经济总体呈现弱复苏。

同时，在此状态下，经济有四个显著的新特点：第一，经济复苏呈现波浪式和曲折式的特点；第二，与传统经济复苏进程产生诸多背离；第三，复苏中经济分化明显；第四，宏观与微观层面对复苏的感受差异大，尤其是很多中下游民营经济对经济复苏的体感不强，导致企业家的信心修复进程非常缓慢。

2、总需求不足成因

由于生产生活秩序的修复作为经济复苏的核心动力，明年会产生大量的消费。所以，要想研判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就必须梳理清当前市场化内生总需求不足背后的成因。市场化内生总需求不足的表面现象是库存周期延长，但是这更多的是经济运行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综合库存的存量和流量两方面含义，超长去库存周期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产负债表受到了重大的冲击。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存量的资产负债表修复缓慢既是影响经济的原因，同时也是总需求不强的结果。所以，我们并不能完全将今年经济复苏的曲折性归因于资产负债表。

进一步梳理总需求不足的时点与背后机制，会看到众多的结构性问题。实际上，结构性问题本身也是当前中国经济处在转轨叠加期产生的结果。因此，本轮市场化总需求不足有周期性原因，但深层次、更为核心的是消费、房地产和对发达国家出口等因素背后的结构性原因。

3、对2024年的总体判断

总体判断，2024年中国经济面对周期性问题和结构性问题叠加，其经济增速有望进一步恢复。有两方面原因：其一，从周期性因素看，库存周期和资产负债表修复已经开始筑底上行，同时出口和房地产投资压力在2024年应有所减缓；其二，在结构型问题方面，随着新发展格局的深入构建，国内新动能开始不断聚集。

2024年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上行，对应的是一个新的均衡状态。在这个新均衡中，虽然经济增速会进一步上行，但是由于其背后的结构性成因，经济增速还难以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而与今年的均衡状态有显著不同，各行业有望从分化状态进入平衡增长阶段，这对于微观行业尤其是中下游民营企业而言，其经济复苏体感会有极大提升。微观体感回暖会进一步助推预期修复，进而带动经济进入正向循环，三重压力会得到进一步缓解。

结合以上综合判断，预计2024年全年经济增速在4.8%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在5%左右，全年价格温和上行，消费者价格增速1.5%。

4、政策建议

综合考虑进一步弥补产出缺口、稳定就业、提振市场信心、提振价格，我们建议今年在设定经济目标时，要统筹考虑2024和2025年经济社会发展，以实现“十四五”规划的胜利收官，同时要着力稳定大国博弈的物质基础。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建议2024年设定政府经济目标（GDP目标增长率）在5%。

给定经济运行逻辑和设定的目标，在政策建议上：第一，要强化改革，在改革过程中要以市场化为导向，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同时要强化以资本市场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作为核心突破；第二，在改革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强化积极的总量政策，财政政策进一步提升赤字率，货币政策以降低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为切入点，稳健偏宽松；第三，加快构建适应新的市场供求关系的房地产政策调控体系；第四，要进一步强化提升政策协调程度。

二、弱复苏的2023年中国宏观经济

1、实际GDP增速“弱复苏”，但名义GDP增速加快下滑

对于2023年的中国经济，表象的数据显示两条主线。

第一，GDP增长本身表现为“弱复苏”状态。首先，前三季度GDP在持续修复，所以今年经济确实处在全面的修复轨道之中。但要注意到，如果剔除基数影响，今年两年平均增长4.1%，折合到2019年，四年平均增速4.7%，还显著低于疫情前水平。同时，有一组数据需要特别关注，即GDP增速与价格增速的极端背离。蓝色曲线代表的GDP增速在今年持续上行，而橘黄色曲线代表的价格增速在今年持续放缓。这种剪刀差在中国宏观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因为我们在统计季度GDP时采用的是生产法，所以季度GDP不断上行其背后对应的是生产生活秩序的不断修复，也就是在供给端或者生产端修复不断增强，而价格对应的是真金白银的销售。所以，这样的大背离凸显了今年修复过程中的总需求不足。

第二，从以当季环比增速构建的定基指数看，自2022年以来，中国经济实际产出持久位于潜在产出之下。虽然今年缺口有所收窄，但目前还持续处在低于潜在产出的过程中，整体上收敛趋势还不够明显。

因此，从GDP数据可见，今年经济确实处在复苏进程中，但总体上呈现弱复苏的状态。

2、供给端与需求端的分析

1）供给端

今年在经济恢复上，服务业要强于工业。实际上，今年工业相比于去年而言延续了恢复状态，但相对来说有些疲弱。比如，1-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1%，比去年高出0.1个百分点。但是在今年复苏中，行业分化非常明显，尤其中游与下游之间。今年工业复苏背后，是内需作用逆转了外需。疫情前三年更多是外需拉动工业上行，但今年随着出口增速下滑导致整个出口交货值不断下行，从而内需接棒外需。

在今年社会秩序修复之后,服务业确实实现了迅速反弹，但是和疫情之前服务业的增长态势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所以，今年整体修复态势明确，但修复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2）需求端

今年在经济恢复上，相对疲弱的力量主要体现在投资。1-10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2.9%，较上半年增速回落0.9个百分点。目前房地产投资深度下行，去年房地产投资下行10个百分点基础之上，10月份累计同比增速跌至-9.3%。同时，民间投资相对疲弱。因此，在投资维度上,与疫情前相比，房地产的变化对整体修复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消费方面，则出现了较好的修复态势。但是消费修复的分化性非常强，主要修复动力来自于服务零售所带动的销售。1-10月，广义的服务销售累计增速19%，其中餐饮收入18.9%，但是商品零售增速只有5.6%，这与疫情之前有较大的差距。

对外贸易方面，今年整体出现下行。这个下行主要来自于价格变化，数量变化相对比较有限，今年整体出口价格下行态势非常明显。

总而言之，综合供需分析，整体经济修复上目前态势明确，但力度处于“弱复苏”状态。由于“弱复苏”，价格走势进一步反映总需求不足态势明显：整体CPI增速下行、核心CPI处在低位、生产侧价格修复速度9月份之后又有所回调。

3、经济修复处于弱势状态，新动能涌现

随着经济复苏，可以看到企业、地方政府以及就业形势出现了一定的好转。在8、9、10三个月，利润增速开始单月转正，城镇调查失业率持续下行，地方政府的收入得以改善。

但是，景气指数一直处在低位徘徊的状态，尤其在三季度之后先行指数和滞后指数的下行态势比较明显。

在修复中，新动能延续了以往的高速增长态势。比如，在新能源等产业带动下，装备制造业处于高位运行；现代服务业在疫情之后延续了蓬勃发展的态势；高技术产业投资，包括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的产业投资都维持在10%以上，显著高于投资的水平；在贸易数量有所下行同时，贸易结构得到一定优化。

总之，今年中国经济运行表象上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总需求不振拖累导致的中国经济“弱复苏”；二是新发展格局推动之下新动能不断涌现。综合两方面，预判国内生产总值在5.3%，这个5.3%全面完成了年初设定的目标，但如果考虑基数作用，与潜在产出之间的缺口依然持续存在。

4、宏观经济运行背后的三股力量

总体上，今年宏观经济运行背后有三股力量：

1）生产生活秩序的修复

在疫情防控平稳转段之后，我们的经济社会秩序快速修复。国际上从疫情防控到秩序修复大约需要一百天或者三个月左右，但是我们的修复速度远远超过国际一般水平，大约一个月左右，生产生活秩序就得到全面恢复，生产和生活两端都得以改善。但是这一改善会使得修复非常分化，凡是与秩序修复密切相关的就会恢复得较好，但是与秩序修复相关性不高的行业则恢复得较差。在供给端，工业弱受益于秩序修复，服务业是强受益。因为在疫情期间，通过“白名单”等一系列制度保市场主体，使工业生产秩序总体保持平稳，服务业则受疫情影响较大。在需求端，中国传统的网购力量在疫情期间发挥极大作用，居民商品消费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但是服务消费受到巨大冲击。所以，商品消费弱受益，但服务消费强受益。

2）市场内生性需求表现不强

第一个体现是出口尤其对发达国家出口下行。出口下行包括两个影响因素：

①疫情期间，由于产业链优势出现的对国际产业链的替代，但这一替代目前正回归常态化。而在回归常态化之后，也就回归了市场本身决定的逻辑；

②由于今年欧美国家也处在去库存周期，在其带动下也导致出口弱势运行。

第二个体现是房地产投资下行，这也是内生不足的最核心表现。 

3）近年来高质量发展的扎实推进

随着高质量发展的扎实推进，在制造强国的带动之下，基于“链长制”，很多大型国有企业要补短板、筑长板，从而推动了整体的制造业投资。同时，在2022年4月26号之后，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新运行机制已经构建，在其推动之下，基建也保持相对高位。

5、经济运行显著新特点

今年中国经济比较独特的运行力量产生了其四个不同以往的显著特点：

1）经济复苏进程曲折

2023年最为主导的力量是生产生活秩序修复推动的经济复苏，但是内生性的市场动力不足，这就导致经济复苏产生了极强的时点性。比如春节、暑期特殊时点，一季度和三季度消费呈现了相对较高的增速，而在这些时点之外整体表现相对疲弱。纵观全年的经济复苏就呈现了波浪式、曲折的进程。

2）与传统经济复苏过程产生诸多背离

首先，交通出行的全面增长与经济增速之间的背离。其次，政策带动经济乘数明显下降。例如，货币增速与投资增速尤其是民间投资增速、货币增速与价格的背离等等。

3）经济分化明显

首先，越体现秩序修复逻辑的行业表现越好，越依靠市场力量的表现的越弱。接触型聚集型服务业，餐饮等行业不断恢复，但是，制造业表现较为疲弱。其次，建筑业表现尚可，但是工业表现差强人意。再次，新动能的行业表现好，但是传统行业表现差。最后，装备制造业表现好，下游消费品制造业表现较弱。

4）宏观与微观体感差异大，信心修复慢

大量民营企业聚集在制造业下游，部分民营企业家感受的经济形势会更为严峻，从而导致企业家的信心修复进程缓慢。就宏观特征而言，在国际秩序明年能够进一步修复的基础上，生产生活秩序修复的逻辑明年仍然存在，但其力度会不断下行。所以，对明年宏观经济走势的研判，关键的一点是厘清市场化内生需求不足背后的逻辑。

三、市场化内生总需求不足的逻辑

1、库存周期超长延期

综合2000年以来的数据，中国的库存周期大致在三年（即36-40个月左右）。但是，2020年5月份开启的库存周期，到今年已经远远超越常态化库存周期的时间。实际上，库存本身是供需不平衡的反映，是一种经济运行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综合库存的存量和流量两方面含义，超长去库存周期背后一个重要原因是持续三年的疫情累积对资产负债表产生了巨大冲击。一方面，去库存本身是修复资产负债表的手段；另一方面，库存周期延长也体现了资产负债表修复导致的需求不振。

2、资产负债表冲击

资产负债表确实在疫情三年受到了重大冲击，但其与日本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是有本质差别的。对以下三个部门的分析显示其特征：

1）居民部门

第一，资产和负债两端的增速在同时放缓，其中资产端增速放缓更为明显。这主要来自于两方面原因：中国的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下行。但是这与日本的资产负债表紧缩是不一样的，它只不过是增速上的不平衡。

第二，资产负债表收益率倒挂。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等投资渠道的不断受限，导致居民资产回报率不断下行。但是，居民负债中占比70%以上的依然是房贷。而综合首套和二套利率，目前房贷利率维持4%以上，于是产生资产负债两端收益率倒挂。这就使得居民一方面寻求负债最小化，另一方面为平衡二者的收益率，开始提前还款。下图展示出今年提前还款的态势，6月份之后随着存量房贷等一系列利率的调整，这个趋势开始扭转，但是目前依然处在相对较高的位置。

2）企业部门

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冲击较分化，民营经济资产负债率上升速度更快。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调整，原因主要为两点：现金流变化和资产回报率下行。

现金流的变化，表现为近年来企业经营性现金流持续弱于投资性现金流，导致企业更加依赖于外源性融资，所以产生负债率不断攀升的态势。

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在近年来持续下行，中国上市公司无论是ROA还是ROE都是下行态势。影响最大的还是房地产，其负债端的缩表相对于资产端的缩表更为严重，主要是融资环境恶化所引发的，这与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不同。目前，更要关注房地产销售情况。同时，房地产是对居民、上下游产业链企业资产负债表的重要冲击，要特别注意资产负债表的交叉性影响。

3）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在快速上行。与国际上比较，即使考虑隐性负债，整体资产负债表率也相对不高，目前处在相对可控空间。但是，压力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部门，地产项目风险主要集中在结构性和区域性方面。结构性上，地方政府财力水平与地方经济发展需求错配，存在成本与收益不匹配、投资期限结构与债务期限结构错配等问题；区域性上，广义财政收入下滑严重地区反而债务扩张速度较快。

因此，政府端存在一个主要问题是流动性风险，即目前地方政府的付息压力非常巨大。2022年有11省超过10%的财政收入用于地方债付息支持。从这个角度看，流动性风险是加剧地方政府债务安全一个重要因素。流动性风险也成为企业资产负债表修复缓慢的原因，即资金拖欠对企业资产负债表产生了较大的交叉效应。

总之，资产负债表在过去三年无论是居民端、企业端还是政府端都受到了较大冲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一，这个冲击与日本的衰退有本质差别，它更多的是一种增速的不平衡；第二，资产负债表作为一个存量，其修复缓慢也反映了今年的增量、增速的下行。因此，资产负债表调整与经济调整互为因果，不能单纯地将资产负债表作为目前中国经济复苏曲折性的核心原因。

就总需求分解来看，2010-2018年中国总需求很强，真正的转折点在2019年，并不在疫情当年。有观点预判，新冠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将会出现V型反转，经济增速快速上行。但是，在2020年3月份团队发布的报告中，我们研判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在疫情之后的快速反转，因为2019年已经面对总需求的一次结构性调整。

3、总需求结构性调整的原因

这一调整背后有三大原因：

1）消费背后动力机制失灵

①二季度之后，消费增速已经超越了收入增速。这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因为一直以来收入增速是快于消费支出增速的。所以，当期收入并不能作为消费不足的简单原因；

②就业市场结构性变化导致的不稳定性产生收入预期变化；

③消费下沉模式是近年来消费增长的核心动力。比如近年来拼多多和直播带货的兴起。但是，目前消费下沉模式有两个问题：一是下沉空间变窄。比如以拼多多为代表的电商，在2022年时就遇上中国2C端流量见顶，目前中国上网人数超过12亿，日均上网小时超过7小时。二是在消费下沉过程中收入分配遇到了较大挑战。从收入数据和财富分配数据来看，前1%的人群在中国收入占比中不断上行，而这一上行对应着低收入阶层尤其是收入最低的阶层占比的下降。以财富分配为例，对应的主要是中产阶层财富占比下行，也对应着资本市场、房地产为代表的财富结构调整。

2）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上发生根本变化

①总量逐渐见顶。城镇化率达到65.2%，但距75%的国际一般标准还有空间。同时，城镇化人口极端不平衡，94%的人住在胡焕庸线以东，胡焕庸线以东城镇化率接近70%，与国际一般标准差距在缩小。另外，相比于国际一般使用城市化战略，中国的城镇化战略就比较特殊。

②房地产的需求结构上，由以土地为导向的增量模式，转向以存量人口为调整的存量优化模式。这些新变化使得城镇房地产市场需求端从新进城和刚需购房人群为主，逐渐过渡到改善型人群为主。

③供给模式上，房地产业务模式从传统的开发为主逐渐走向开发与城市更新并重，比如城中村改造与三年前棚改有着巨大的差别。随着房地产业务模式的转型，房地产企业的经营模式也面对着巨大的转型挑战。因此，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房地产当前都处在结构转型期，但是政策并没有与转型期完全匹配。

3）国际贸易经过两次大转型

①1815-1990年，国际贸易发展的主动力是运输成本下降，这一下降导致发达国家受益；

②1990年至今，国际贸易是以便捷生产为基础的全球产业链模式，其导致了全球产业大规模转型，对应着世界各国收入的大调整。于是，现在产生了对全球化的逆全球化浪潮，其中在中国有两个重要趋势：一是产业链上回流，近岸加友岸模式不断凸显；二是部分外企在中国、为中国的趋势越来越显现，更多把中国作为消费市场，而不是从前的全球生产基地。

4、中国正处于经济运行转轨期

目前总需求不足既有周期性问题又有结构性问题，更多的是结构出现了变异。而结构问题的背后，是中国正在处于经济发展转轨期。疫情后这一大转轨期，对应的是国际调整期、国内调整期的叠加。

第一，我国经济发展正从低成本下的规模速度型增长时期转向成本上升后的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期。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所以,对于中国经济不应该仅仅关注新动能，更大的问题在于存量调整能不能如期高质量完成,例如房地产和出口等全面进入转轨期。

第二，与高质量发展激励相容的宏观经济治理模式和地方政府运行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目前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经常会沿用原有政策，但是随着经济结构进入转轨期，原有政策效果会不断降低，进一步引发“合成谬误”。合成谬误的现象屡屡发生，更多涉及到新老体制转型过程中政府行为与环境的适应性。

总之，目前总需求背后有大量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或者转轨性问题，意味着总需求修复不会一蹴而就。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均衡状态相比于疫情之前，增速会有所放缓。

四、2024年经济动力和主要风险

在新均衡状态之下，对2024年有两个判断：第一，经济增速进一步上行，来自于周期性力量反转和结构性力量进一步加速；第二，经济进入新的均衡状态。经济增速还难以回到疫情之前，但各行业有望从分化状态进入平衡增长阶段，企业对经济复苏的微观感受将有较大提升。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周期性力量反转之后会加速结构调整期，从而使得微观体感回暖。

1、2024年中国经济的动力

1）周期性因素筑底上行

第一，企业盈利能力回升助推资产负债表修复。从8、9、10三个月来看，目前企业单月利润同比转正具有持续性，其背后是量、价和盈利能力三者全面提升，在未来有进一步延续态势。在盈利推动下，从生产端看，工业全面见底回升，具有持续回升的基础；从需求端看，利润增速转正为投资复苏打下基础。

第二，居民就业和收入企稳，推动消费修复。当前整体上在消费修复已经接近到2019年的状态，总体判断居民资产负债表结构调整可能已经触底，这对于明年的消费会有一定支撑。

第三，“三大工程”推动房地产投资。房地产结构性调整目前处在超调状态，即调整幅度超过市场正常的调整状态。三大工程的助推加上超调的部分修正，2024年房地产投资的降幅有望大幅收窄

第四，出口有望回归正增长。当前出口增速变化主要在于价格因素，数量变化有限，结构出现大幅调整。RCB价格指数是中国出口价格的先行指标，RCB价格指数在今年5月份已呈全面上行态势，所以预计明年价格有望进一步修复。同时，随着国际交往秩序修复、“一带一路”战略持续推进，明年出口增速有望回正。

2）结构性方面，新动能进一步提升

重点强调人工智能。近年来，国家大规模建设5G，但区别于4G，5G的投资似乎没有什么场景应用。实际上，5G更多针对的是工业端，而工业端场景应用需要应用的逻辑。人工智能很有可能将触发5G应用场景，为前期大规模数字化基建提供了拉动力量。同时，明年1月1号数据要素入表，会进一步推动企业新动能集聚。

2、对2024年经济预测

综合以上两方面，我们得出对2024年经济的判断。经济增速上将进一步回归常态，但是很难回到疫情前的水平。所以，预计2024年经济增速为4.8%左右，供需两端将更进一步修复并趋向平衡，这个过程中价格实现温和的增长。

3、2024年的主要风险

1）国内外息差对于金融市场冲击

2）房地产流动性风险仍有可能蔓延

3）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当前地方政府债务的结构性和区域性问题突出，地方政府目前的行为模式与当前经济动力错配。地方政府拼经济的决心是非常大的，但是其手段是急需提升。比如，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研发进入快速搜索、快速定型、快速迭代模式，但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还是停留在传统的大规模降成本、上规模手段上，与当前的经济动力产生错配。地方政府发力越猛越容易产生一些问题。

五、政策目标、原则和建议。

1、政策目标

在政策目标上，建议明年的经济目标设定在5%的水平。除了常规的弥补产出缺口等因素，还有两个大方面的考虑：第一，持续多年总需求下行会拖累经济的潜在产出。所以我们必须要快速收敛产出缺口，修复潜在产出；第二，更好地回归“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衔接“十四五”和2035远景目标，统筹考虑2024年和2025年经济社会发展以实现“十四五”胜利收官。

2、政策建议

1）强化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

从短期看，要修复总需求，明年还是应该强化逆周期政策和总量宏观政策。但是我们需要将改革放在第一位，因为当前经济、政策传导效率下降，市场经济受阻，需进一步强化以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机制。目前，随着经济从增量经济走向存量优化，传统市场体制与新模式开始有偏离。同时，在改革上要重点突出两个维度；一个是资本市场，另一个是财政。

2）逆周期政策保持总量宽松

第一，坚持就业优先，尤其关注青年失业；第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强度与结构。在财政政策上进一步以民生等支出为导向，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的总量，尤其是优化结构提升效率；第三，在货币政策上，进一步以降低金融机构的负债端成本为主要导向，目前货币政策存在进一步降息和降准空间，但更主要的是疏通目前新结构转轨期中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第四，进一步强化以汽车等大宗商品消费为主的扩消费；第五，进一步强化政策协调机制。

3）结构性政策以“降成本”为导向，提高经济循环效率

2024年一定要抓住数据资产入表这样的大契机。通过数据资产入表，一来修复资产负债表，二来进一步提升数字经济对经济的带动作用。

4）推动房地产企业转型

短期加大力度稳地产，中长期妥善引导房地产行业转型。尤其在短期中，可以考虑在需求端进一步放松对于房地产的限制，因为这些限制与目前房地产购房人群之间会出现一定的错配。

结合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各位专家围绕“2024年中国经济究竟如何运行、如何从过去的分化进入到新的均衡状态”等问题展开讨论。

本单元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副主席，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闫衍主持。

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认为，我国经济运行主要困难与挑战有四点，第一，外需收缩与内需不足叠加；第二，传统行业去产能与新兴产业放缓并存；第三，市场价格阶段性下行与企业信心不足共振；第四，美西方遏制与新兴经济体追赶挤压。

在政策建议上，1）要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继续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保持货币政策稳健性，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2）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金融体系结构，完善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优化金融资源配置；3）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国家金融和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指出，要把握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特点。在宏观方面，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必然会经过大爆炸阶段，金融在给高科技行业带来资本的同时，也会导致金融泡沫。但是泡沫散去，尘埃落定，一系列新兴产业也会迅速产生。

在微观方面，要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所需求的融资形式是不同的，如果不按照正常发展阶段去支持企业融资，就必然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高培勇指出，当下的经济恢复进程，最需要的是精细化分析和精准式调控。要明确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的背后是预期转弱的问题。政策的扩张对于预期的转弱主要起辅助作用，决定性的力量来自于全面深化改革。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配置必须讲质量和效益，讲精细和精准。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家一级教授吴晓求指出，预期转弱的背后是信心不足，要解决中国经济的困难，就要进一步深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同时，应将重点放在制度建设上，法治建设以及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有效性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本思路。

吴晓求认为，要把中国建设为金融强国，1）离不开规范的、风险可控的、稳健的商业银行体系和类银行体系；2）离不开透明可期、有成长性的资本市场；3）离不开功能多元、开放国际化的金融体系；4）离不开对技术进步和创新监管体系的包容。实现金融强国要走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道路，只要秉承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和14亿中国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就能够实现金融强国的目标。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史晋川认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民营企业是国家最具创新活力的市场主体，但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在市场和产业定位上的磨合和摩擦会导致民营企业逐渐不敢进行新的产业探索，从而抑制其创新活力。

由新的供给创造出来的新的需求，是每年的需求增量中最主要的部分。但疫情三年以来，这部分需求不升反降。当下还存在需求总量扩张受阻、需求结构升级受阻、创新能力下降等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认为，经济恢复要强势筑牢底部，慎用反弹刺激。第一，要加快底层市场修复，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提振居民消费信心；第二，要筑牢市场主体底部，促进中小企业的经营发展；第三，要筑牢风险底部，妥善应对经济下行中的各项风险；第四，要筑牢信息底部，促进预期向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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