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斌: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重大意义
陈彦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本文转载自《光明日报》2024年1月2日理论版。
本文字数:1970字
阅读时间:5分钟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得到了有力巩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但也要看到,目前我国经济运行还存在一些困难和挑战,迫切需要加强宏观政策作用并不断提高宏观政策的调控效率,以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2023年12月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随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由此,明确了“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两层重要含义:一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要增强一致性;二是非经济性政策也要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的范畴,进一步强化政策之间的统筹。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并非等同于各部门加强政策的协调配合,而是要在更高维度上强化政策统筹,实施最优政策组合,确保各类政策形成合力,以最大程度提升宏观政策的整体调控效果。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是党中央“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的最新理念,也是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又一重要理论成果。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是中国取得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并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保障。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需要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继续为中国经济保驾护航。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为中国经济平稳发展提供新保障,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体系,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
第一,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既有助于节省政策空间,也有助于提高政策效率,从而改善宏观政策的整体调控效果。
从政策空间看,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有助于节省政策空间,提高宏观政策可持续性。如果政策空间不足,宏观政策的可持续性将面临挑战,无法持续发力,从而影响宏观政策的整体调控效果。通过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可以加强各类宏观政策的协调配合,在实现既定目标的同时大幅节省政策空间,从而有效降低政策实施成本并提高政策可持续性。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取向一致性为例,当面临有效需求不足时,加大财政政策力度虽然有助于扩张总需求,但是也会扩大财政赤字规模并推升名义利率水平,导致政府债务规模和融资成本上升偏快,进而压缩财政政策空间。如果采取货币政策加以配合,将有助于减少财政赤字规模并使得市场利率水平相对稳定,从而降低财政政策实施成本并预留更宽裕的财政政策空间。
从政策效率看,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有助于加强宏观政策的统筹,提高宏观政策传导效率。当缺乏有效统筹时,即使各类宏观政策具有相同目标,但不同部门的政策操作也可能相互掣肘,由此导致宏观政策效率大打折扣。宏观政策统筹不够充分,不仅体现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稳定政策之间缺乏一致性,也体现在稳定政策与增长政策、结构政策之间缺乏一致性。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有助于强化政策的协同联动,放大政策的组合效应,从而有效提升宏观政策的整体调控效果。
第二,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有助于解决可能的协调失灵问题,将经济推向更高水平循环。
所谓协调失灵,指的是市场机制在协调经济主体的行为时会出现失灵的情况,导致经济陷入低水平均衡状态。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不同企业及不同居民之间的行为和情绪容易产生相互影响,比如,产业集聚能够通过资源共享等外溢效应推动更多企业增加投资,消费潮流能够通过规模效应降低成本并吸引更多消费者扩大消费。再比如,当部分经济主体的情绪较为乐观时,这种乐观情绪可能会蔓延到全社会,再经由预期自我实现机制有效扩张社会总需求。反之,如果缺少类似于产业集聚、消费潮流等积极因素,或者部分经济体存在悲观情绪,也容易引发协调失灵问题,不同企业或不同个体之间的悲观行为与情绪将相互强化,导致经济陷入低水平均衡。协调失灵具有自我强化的趋势,只靠微观个体难以摆脱困局,这就需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予以应对。若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将无法形成合力,难以推动经济迈向高水平均衡,反而可能加剧协调失灵,导致经济陷入持续低迷的负反馈循环。
协调失灵在经济实践中也可能体现为,一方面,居民部门存在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倾向于减少消费,企业部门预期投资回报率不足进而难以扩大投资规模;另一方面,全社会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偏弱。企业部门的投资需求不足以及居民部门的消费需求不足很可能因为协调失灵而相互强化,需要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予以打破。202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无疑是应对协调失灵的积极举措,通过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有助于发挥宏观政策牵引性、撬动性强的优势,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将经济推向更高水平循环。
第三,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有助于更好统筹短期稳定、长期增长和宏观经济结构优化三大类目标。
短期稳定、长期增长和宏观经济结构优化,是宏观政策需要追求的最重要的三大类目标。基于欧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特征和政策实践所提炼出来的传统宏观政策理论认为,宏观政策只需要实现短期稳定目标,不需要对三大类目标进行统筹考虑。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有助于突破传统宏观政策理论不关注长期增长与结构优化的缺陷,将三大类目标所对应的宏观政策进行统筹,实现宏观政策的“三策合一”,最终同时实现三大类目标。
对于短期稳定目标,主要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等稳定政策加以实现;对于长期增长目标,主要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等增长政策加以实现;对于宏观经济结构目标,主要通过再分配政策、补贴政策和税收政策等结构政策加以实现。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上述三大类宏观政策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相互影响的,因此需要密切配合才能同时实现三大类目标。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实现宏观政策“三策合一”,能够促使实际经济增速、长期潜在增速和最优经济结构下的合理增速三者趋于一致,从而实现最优宏观经济结构下的短期平稳运行与长期稳定增长。
第四,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有助于推动经济主体形成一致预期,促使各类宏观政策形成合力。
预期反映了经济主体对未来经济走势的判断,乐观预期会给经济运行带来积极信号,并有效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而悲观预期则会限制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能够向市场释放清晰明确、强劲持久的信号,给予微观主体确定的前瞻性指引,推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尽快形成一致乐观预期,有效提升企业投资水平和居民消费信心。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还能够规避个体行为加总导致的合成谬误。微观个体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作出的决策,在宏观层面加总后反而可能导致非合意的后果,此即个体行为加总导致的合成谬误。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单个居民和企业减少消费和投资对其自身而言可能是最优决策,但这会加剧全社会的总需求不足问题,从而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能够有力改善微观个体的约束条件,优化微观个体的决策行为,最终打破合成谬误。从居民消费来看,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能够强化居民部门的信心,提升居民消费需求。从企业投资来看,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能够提升企业投资的预期回报率,从而有力提振企业投资意愿。
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有些政策相互不协调,政策效应同向叠加,或者是工作方式简单,导致一些初衷是好的政策产生了相反的作用”。在政策实践中往往有多个决策部门,如果每个部门仅根据自身目标制定最优政策,而不考虑自身政策对其他部门的政策目标所产生的影响,那么单个部门的最优政策对全社会而言很可能并不是最优政策。通过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可以对各部门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进行统筹协调,避免不同部门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潜在矛盾冲突,促使各类宏观政策形成合力。
第五,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有助于防范国外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
当前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政策实践,都日益重视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一方面,面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等全世界需要共同应对的重大危机和挑战时,加强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可以让不同国家的政策形成合力,避免重大危机在全世界范围的蔓延和加剧。另一方面,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宏观政策操作会产生相互影响,加强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可以避免一国的宏观政策对其他国家造成“误伤”。大量研究表明,发达经济体的宏观政策操作会对新兴经济体产生较为明显的外溢效应。不仅如此,发达经济体的宏观政策操作还可能通过新兴经济体反过来对其自身产生回溢效应。例如,2022年以来美联储所进行的近40年来最为激进的加息操作,就对全世界很多经济体带来了困扰。有鉴于此,越来越多的研究提出应加强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以避免负向溢出效应的影响。
然而,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框架和政策操作框架还很不完善。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仍然需要通过加强国内宏观政策操作来应对国外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这也给国内宏观政策操作带来更大的挑战。其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的空间本就不断收窄,如果再用来应对国外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将会进一步加剧政策空间收窄的态势。其二,宏观政策需要实现的目标本就较多,如果考虑国外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将会进一步增加政策目标的数量,从而加大调控难度。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能够促使各类宏观政策形成合力,提高政策效率,从而节省宝贵的政策空间。有了政策空间做支撑,宏观政策可以更好地化解国外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此外,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还可以对宏观政策的目标体系进行优化和重构,从而让宏观政策能够更好地应对国外政策的溢出效应。
延伸阅读
刘凯:土地公有制与“中国经济增长之谜”(上)
王晋斌:2024:世界经济软着陆能否真正兑现的关键年
刘元春:房地产会逐步趋稳,市场出清会加速进行
王孝松:世界经济复苏:阻力盘桓,动力勃发
程国强:新时代中国粮食安全的“四个必须”
赵勇:全球供应链重塑与金融反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