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走进大陆的第一家外资企业是哪一家说法不一，本文记载的在深圳布吉签署的“（79）深纺针协字第001号”，被认为是改革开放后与外商签署的第一份来料加工合同书。
原题| 沿海春雷第一声
老农民郑兆堂踏上中英街的一间酒楼的楼梯，心中便彷徨起来，他活了50几岁了，这可是第一招上酒楼。但是同村的邓吉安在后头催着：“上呀，曾老板还在上头等着呢！”1978年，偷渡香港成了深圳边防最感头痛的事，这一年中逃跑就达1万多人，无情的现实告诉共产党人，只有发展经济才能稳住人心。1978年冬的一天，布吉墟干部郑兆棠去沙湾卖猪仔，路上同一位叫邓吉安的农民聊上了。
邓吉安告诉他：“香港有姓曾的两兄弟在那边开了间毛衫厂，想到这边来办工厂哩！”“办工厂吗？倒可以留住人啊。”郑兆棠想。“不过——”老党员很警惕，“他们是怎么过去的啊？”意思是说是不是偷渡的。“这个——”，邓吉安咽了一口口水，“你就别问了。要发展经济嘛，谁愿意从口袋里掏钱办工厂都行，”可是第三天邓吉安就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曾老板同意谈，但地点要改，改在中英街一间茶楼里。他们是从桥边跑的，大概还有点怕，不敢过桥呢。”郑兆堂正在换衣服，他对着镜子照了照：“那依他的吧，去中英街。”不过怎么个谈法呢？老农民郑兆棠在农村干了几十年，会插田、会砍蔗，会组织群众开会斗争地主，不就是不会做生意。什么叫来料加工？合同书怎么写？工缴费怎么算？怎样签约才不会吃亏？这时候，他才埋怨自己当初为什么不也学点经济呢？ “草鞋没样，边打边象，见了他谈开了再说。”邓杰安说。老农民郑兆堂忐忑地挨步上楼。酒楼里一片杯盏碰击之声。餐桌边坐着一位四十开外的香港人。那人见他来点了点头，连身子也没欠一下。共产党员郑兆棠忽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委屈感。他想起身走，但衣角被邓吉安拉着。桌边上移过来一张纸片，“拿着啊，这是名片——”邓吉安说。啊，这就是旧社会达官贵人用的什么名片？郑兆棠拿过来一看，硬硬的：“香港曾氏兄弟毛衫厂总经理曾业修。”他一抬头：大概对面那个秃顶光头就是曾业修了。“听说你们想请我们过来办厂？” 香港老板曾业修头都没抬，似乎毫不在意此事。怎么这样问？明明是你们想过来办厂，现在倒变成是我们请你了。郑老头想顶，但咽下去了。郑兆棠连忙解释：“厂房我们有的是，容个三五百人没一点问题。劳动力吗，布吉圩满街都是。”老郑生怕生意做不成。郑兆棠有点忐忑：“只是……不瞒你说，我们大陆人还是生手，这来料加工是怎么个加法？我们……”“很简单——”曾老板从提袋中拿出一团棉纱，又用纸卷了一个纸筒。“就是这样，把棉纱卷到纸筒上，会吧！当然不是用手工，我会运机器过来，只要一按开关，棉纱就会自动转到纱锭上了。我每天派车过河来提货，干一天，你们一个工人至少可拿到四五元人民币。”一天四五元，这么多啊，多过在田里干10倍了！每月工资150元，比公社刘书还高啊，还安排一百多个劳动力。太划算了！当然，曾老板是不会把急于来国内办厂的原因告诉郑兆棠的。国际经济大调整的浪头已经扑打到香港维多利亚港边，亚洲四小龙的劳力价格逐渐上涨，迫使香港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向技术型转化，同时把陈旧了的设备转移出境。“愿意——当然愿意，很愿意。”老农民郑兆棠堆着笑回答。“愿意就好，那就找个吉日签约吧！”曾老板第一次显出了满意的笑。
1979年1月15日，在中国南方布吉镇一间小学校简陋的平房内，老农民郑兆棠与香港老板曾业修在“来料加工毛衫协议书（79）深纺针协字第001号”合同上签字。签字后放了一串鞭炮，是由曾业修条调皮的小儿子攀到树上放的——香港不让放鞭炮。 由于开放早期来料加工合同的随意性，这是一份目前可以找到的改革开放后最早与外商签署的来料加工合同书。
十年而后，我来到布吉，从一大叠发黄的文件中扫去灰尘，打开这份合同，不由感慨良多。“短短十年，布吉镇由一个仅2000人口的圩场，发展成有10万之众的珠江三角洲重点工业镇。”接替年老的郑兆棠担任担任镇长的欧官成说：“当年为了引进外资，我们曾为港商推过车，打过洗脸水，我们卧薪尝胆没有白费。现在，布吉的农民一批批飞往美国、日本、英国，同那些亿万富翁们举杯谈判，相互交手了。” 至于中国呢，此后，来料加工工业就如同一股春潮席卷东南海岸，数以万计的加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于深圳、惠阳、厦门、福州。而数以万亿计的外汇，也源源不断流进了中国。有人预言，中国龙的腾飞正是从这里开始的。新的中国，就是这样走向了世界，而世界，也就是这样走进了中国。当产品和国际市场连在一起后，中国和世界就再也不能够分开了。
100年前的布吉墟。
今天还能看到的布吉老屋。
陈秉安，男，1948年生于湖南桂阳。1968年赴乡村插队务农。1982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后从事新闻工作多年。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报告文学《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中篇报告文学《来自女儿国的报告》，长篇纪实作品《大逃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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