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中国历史的转折之年，接下来发生的大事大家都知道。而其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纷纷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对当时部份“知青”来说，“上山下乡”令他们感到绝望，促使他们决心逃到香港去——其中包括陈克治与太太李洁馨。陈克治1947年在广州出生。1966年陈克治刚好读完高中，准备高考上大学。陈克治说：“1966年开始高考暂停。当时以为高考只停一年……到1968年，我们这些人全部去了农村，失去我们的城市户口。”当时，上山下乡最响亮的其中一个口号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甚至有说知青一生要扎根农村。陈克治不甘心终身在农村渡过，母亲亦鼓励他偷渡到香港。不过，“上山下乡”令陈克治有意外的收获。陈克治与太太同被下放至博罗，并被挑选成为民办教师时，两人才相识。陈克治说：“去到农村，唯一短暂、最开心的时间就是和她拍拖。”
逃港者之间有不少术语，其中一个叫“埋堆”。偷渡客要找到一个靠近边境、可以接收物资──包括干粮、指南针、用简单物资制成的救生圈等等──的地点。之后，他们就可以上山再走到深圳。陈克治夫妇当时选的“埋堆”地点就是龙岗。从亲戚手中接到物资后，两人本来预计只需两天就可走到海边，所以只准备了两天的“炒米粉”。李洁馨说：“把米粒炒热后，之后磨成粉，沟些糖、沟些油。”由于“炒米粉”便于携带，加上感觉饱足，是偷渡客常见的干粮之一。不过，两人足足走了四五天才抵达海边。陈克治与李洁馨深谙水性，所以对游跨大海很有信心。两人下水后，风浪极为猛烈，奋力尝试游离岸边也无功而还。李洁馨说，当时的浪花有一层楼这么高，一直迎面而来。“我就（跟他）说我不想再去，我要回头……他对我说，你不用害怕，有我在就一定有你，我不会离开你。有他这样的鼓励，我就跟着他去。”成功到港三年后，李洁馨抱着一岁的女儿重回吉澳，向老婆婆致谢。由于受惊，李洁馨当时手脚也不听使唤，好像忘了如何游泳一样。他们仅余的物资有一条粗绳及一个救生圈，陈克治决定把绳绑在自己的身上，另一端绑在救生圈，让李洁馨拉着救生圈，由他拉她冲出大海去。翌日凌晨五、六点的时候，两人终于抵达香港吉澳。岛上有一个老婆婆将他们救起，并招待他们。李洁馨说：“那位婆婆告诉我们原来昨晚九号风球。”他们在老婆婆家住了三晚，之后成功抵达陈克治姨妈的住处。两年之后，一个人通过节目组联络陈克治，他叫夏威夷。陈克治与夏威夷相识于广州同福中路第一小学。由于共同兴趣，两人惺惺相识，成为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这对朋友失去联络——重聚之时已是近六十年后。
纵然分开近一甲子，他们的命运却惊人地相似。
夏威夷的父亲是国民党军官，1949年后逃至香港，剩下他和母亲留在广州。父亲离开那一年，他只有两岁。父亲的政治成份笼罩着残缺的家庭，也影响着夏威夷的生活轨迹。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令他陷入无穷黑暗。纵使吃尽苦头，小学时代的纯真时光却为他带来慰藉。“读小学的时候，大家年纪都很小，不会关心政治。那段时间很快乐，尤其是朋友相交，更难得的是有两三个志趣相投的同学。”
一个令夏威夷难以忘怀的好朋友，就是陈克治。“我们都喜爱看书。大家学习成绩都比较好，老师们对我们的印象很好。但我们之间没有甚么竞争之心，只觉得大家很投缘。”夏威夷形容，陈克治为人正派，行事光明正大。而两人均是单靠母亲生活，让彼此更理解对方的处境。“陈克治居住在郊区的木屋，情况比较贫困，而且他家中只有母亲。我家中也只有母亲维持生活，我心目中大家都是单亲家庭，有些同病相怜的感觉。”“我们一年级的时候，林老师已经教导我们。在我印象中，她长得很斯文，戴着一副眼镜，很认真地教书，对学生很亲切。我相信她当时刚从师范毕业，非常年轻。她特别疼爱我和陈克治。”1957年，中国大陆掀起一场反右运动。这股运动，终扩散至学校，而林老师亦被打成右派。“当时我们都觉得消息非常突然，完全无法接受。为何这么好的老师会变成右派、变成坏人、被赶到劳改场？”夏威夷、陈克治都认为林老师被划为右派是匪夷所思的事，为她感到愤愤不平。这件事上两人看法相近，更奠定双方的友谊。不过升读六年级的时候，陈克治被调离学校，两人日渐失去联络。本来，夏威夷的前途不会受到文化大革命影响。他升读的中学是一所实验学校，只需五年就可毕业。1965年，夏威夷完成高中，他的家庭背景——其父为国民党军官——令他没有升读大学的机会、或选择就业的权利。他先被下放至花县（现称花都），再转到肇庆高要县回龙镇，条件一个地方比一个地方差。广东的知青还有一条路可以选择——偷逃到香港。夏威夷不舍母亲，不想留下她单独面对文革的各种侮辱和痛苦。夏威夷母亲却支持儿子离开中国大陆。“我母亲很理解我的处境。她跟我说，你去吧，不用理我。偷渡有很大风险，可能会葬身大海。虽然她也有担心我，但仍然支持我这样做。”
1972年，夏威夷首次偷渡，计划取道斗门到澳门、再到香港，但半途已被民兵抓到，被关进收容所。自此偷渡就成为一年一度的行动，夏威夷把全副心思、精力、物资投放到偷渡上。起程、被民兵抓、关押至所容所、送回乡下，周而复始。1975年清明时节，仍然是寒风阵阵，夏威夷记得，当时需要穿着毛衣。“天气冷的时候，民兵守卫没有这么严密，但水温低令游泳（到香港）有很大风险。”夏威夷与拍档于东莞起行，走了十天终于抵达深圳。早前，他们从收容所结识的朋友购入一只半成品的橡皮艇，各自想办法收集橡皮布，修补成一只可使用的橡皮艇。他们在深圳湾下水，划艇三个多小时后终于抵达香港尖鼻咀。当时香港已实行“抵垒政策”，假如偷渡者能到达香港市区而不被捕的话，就能获得香港居民身份。但中途被警方捉到的话，就需遣返大陆。夏威夷的弟弟一早已来到香港。当夏威夷告知弟弟到港时，他带着妻子小孩来接。当时警察已闻风而至，在巴士上截查他们。“想不到警察将注意力集中在我弟弟和弟媳妇上。当时我抱着小侄子坐在卡位上，他们也意料不到抱着小孩的竟然是个偷渡客……幸好小侄子当时没哭，看着爸爸妈妈被带走也不吭声。”
来到香港后，夏威夷改名夏思源——提醒自己的根、自己的经历。夏思源日渐适应香港的新生活，1986年母亲也来到香港，夏家相隔37年终于一家团圆。往事却仍然萦绕心头，他不时想起儿时玩伴陈克治。“我也会想，我的朋友是否也来到香港了呢？”
他的想法逐渐获得证实。陈克治接受媒体访问，讲述自己与妻子在台风中从深圳偷渡到香港的经历。夏思源看到一些报道，认定他就是自己的小学挚友。“除了名字完全相同以外，年龄、背景亦相近。加上以我了解他的为人，（报道的）行为也吻合。”夏思源曾通过社交媒体及其他媒体寻觅旧友，甚至专程到大环山码头——陈克治与妻子常游泳的地方——碰碰运气，几年过去但都没有结果。“最近我在女儿面前再次提起，看看她是否有办法。夏思源女儿在Facebook发讯息给报道陈克治的媒体，就是这样，分离近六十年的好友终于再次见面。夏思源女儿（右）替父亲在Facebook发出信息，促成这次重逢。陈克治比夏思源早两年来到香港，他也一直没有忘掉小学时代的同窗好友。陈克治形容，夏思源是一个谈吐斯文、有教养的人。“他喜欢画画，画得很好，字也写得漂亮，我也喜欢画画，我画的是临摹类的画，他则不用临摹，小时候，我们的画经常被老师夸奖。”陈克治回忆，当时夏思源家中经济状况比他家好。“他住的房子有两层楼和天台⋯⋯有时候放学到他家，他母亲会留下一些蛋挞，他会请我吃，当时来说很难得的！我住的则是贫民区，就是大陆现在所言的很低端。不过没有因为他家比我富裕就有隔膜，我们相处得很好。”陈克治后来曾经到广州与旧同学聚旧，并打听夏思源的消息，但所有人都不知道夏思源身在何处，原本也以为在有生之年未必能重逢。他得悉夏思源的消息，喜出望外，但也是在这一刻他才知道， 原来夏思源也和他一样偷渡来港。他并不太惊讶：“大家当时都有少少反叛的性格，不是很守规矩的那种人，我相信他和我性格一样，都会不甘心，我相信他都会走我这条路。”两人相约在大环山海傍，没有激动的拥抱，也没有欣喜的泪水。但见面的时候，老人仿如回到年少时，捉狭戏谑对方一番。陈克治此时才得知，夏思源因为身份背景问题，比他更早“上山下乡”。假如当年与夏思源保持联系，或许他会报读另一所实验中学。陈克治说：“当时我被调去的学校，老师没有指导学生怎么选择中学，我也不知道有这所实验学校，可以读少一年，便中学毕业，如果我收到这个消息，我一定会一起跟他考实验学校，而且，我早一年毕业，会避过上山下乡的命运，我与他不一样，他父亲是反动军官，我不同，我背景没有那么黑，凭我当时的成绩，我应该会顺利上大学。”夏思源回应说：“好像我其他同学般，算比较幸运，考入这间学校，不用到农村，能够有机会读大学。我就没办法，我的背景太黑了。”陈克治说：“但如果安排是这样，我就不会认识我太太，我的好老婆，命运安排是这样。”
夏思源、陈克治分开近六十载，走过的路却几乎一样。命运总爱捉弄人，这对好友在香港这个城市中，一直有如两条平行线，没有任何交接点。
那个动荡的年代，不少身在广东的知青都会放手一搏，尝试偷渡到香港。据学者估计，约有25万知青尝试偷渡来港，大概有20万人成功，其余的或被捉回，或遇溺，或葬身大海。夏思源与陈克治都“命硬”，得以在年过古稀重聚。夏思源说：“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这么多磨难，很想找回以前的朋友。我在这个年纪能找回陈克治这个朋友，可说是完成我的宿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