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840年代至1940年代是中国历史最惊心动魄的一百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和深圳同属新安县的香港岛被割让，深圳亦成为东西方交汇的一个舞台。尤其是1898年深圳河以南的新界地区被大英帝国“租借”，深圳更成为中国迈向近代化的“前沿”。但是这一百年间，深圳除了作为宏大叙事中的一个地理概念，很少留下社会变迁的细节。那些年深圳的普通人在忙碌些什么？他们如何吃、穿、住、行？外面世界如何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新知与科技如何改变传统的文化和社会结构？“1840~1940年代：百年深圳风情录”系列文章，希望通过更多的历史细节，带领读者触摸昔日深圳，回望我们无法回去的深圳昨天。
今天是第八篇。
1860年，29岁的的意大利青年 Simeone Volonteri 抵达香港，加入天主教香港教区的工作。
6年之后，Simeone Volonteri 已经被熟悉的中国人称呼为和神父，他有一个中文名字是安西满。此时，他花费4年与中国助手梁子馨共同绘制了一幅“新安县全图”。
这幅一个半世纪前诞生的地图，是第一张用现代地理知识描绘的深港地区地图。位于深圳福田市民中心的深圳市博物馆，有幸存放了一幅，被视为“镇馆之宝。
无论和神父还是梁子馨，对于深港两地的历史爱好者来说，他们的名字都值得记住。
（图片转自《香港天主教史》）
鸦片战争中大败的大清帝国在1842年将属于新安的一个小岛——香港岛割让给英国。但是英国早前1841年已经占据了香港。随即，西方传教士也开始涌入香港岛。天主教在香港本岛成立第一个传教站，正是1841年。天主教传教士最初只在港岛传教，发展的速度并不快。毕竟此时在欧洲本土，教皇风雨飘零，意大利也未统一，海外事务哪里管得了。顺便说一句，1841年来港岛也不是因为先见之明，而是被愤怒的葡萄牙赶出来的。来到香港的神父分了很多批次，和神父是第三批来香港的天主教神父，这批的主力来自米兰外方传教会。外方会势力于1858年雷纳神父(Paolo Reina)和高神父(GiovanniTimoleoneRaimondi)到达香港开始，此后十年后全面接手香港天主教教会的工作。和神父正好就是这十年间在香港工作，他是一名很优秀的传教士，可惜他的身体太弱了，否则他在香港天主教会的地位或许会更高。
天主教香港教区的建筑。（图片转自《香港天主教史》）1860年，29岁的的意大利神父Simeone Volonteri 抵达香港，加入天主教香港教区的工作，他先是在港岛学习中文。西方传教士的中文训练包括学习3种方言。留在香港本岛工作的学习广州话，前往海丰学习潮汕（鹤佬）话，派往归善（今日惠州）的才学习客家话。和神父一开始就确定在香港本岛以外工作，他可能学习过客家话。但是他肯定也会广东话，因为他的助理就是广府人，他的地图使用的地名拼写也有广府话痕迹。到1860年代才深入到今天新界的腹地。1860年，香港获得广州天主教的同意，把的传教地域扩展至新安县。推进这一工作的重要的人物就是和神父。由于身体不好，医生建议和神父多做运动，为此他决定在香港和北面的新安县行山，顺便进行地理测量和收集地理资料。按照英国人于1898年接管新界前的调查显示，新界423条乡村有255条客家村落。客家人多从事采石、烧灰、制砖、瓷窑、织布、织席、磨刀、木工等。初期香港传教士在新界接触的大部份是他们。 大埔，有本地人，也有客家人。大埔交通地位相当重要，既有从元朗经由深圳（墟）到南头的市场系统，这是属于广府人的网络；也有水陆两路连接从沙头角到惠州的市场体系，这是属于客家人的网络。 最早到大浦的传教士除了和神父，还有一位穆神父及中国神父梁子馨。大埔第一站碗窑村位于大埔南部，顾名思义这是一个陶瓷生产的中心。
不久，和神父独自到不远的太和村开设传教站。他租住了一栋房子，在住所凿了一扇小窗，结果当天村里死了一个婴儿，一位妇女也发病。村民认为神父凿窗行为触怒了神灵，将他赶走了。和神父于是来到吐露港北部八仙岭下的汀角村办学，学校在1864年4月开课，共招收了80位学生。这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所学校。华人神父梁子馨不久也来汀角工作。就是在这个阶段，和神父与梁神父不时翻山越岭深入到内地同村落，和神父根据每次的路线资料绘画出了新安县全图。这张地图的问世既有人的不懈努力，也需要天时地利。为什么在1860年代之前不会有现代化的地图问世？因为1860年之前到新安县各地溜达是非法的。如果是外国人，他们到处跑，然后被清朝官员知道是为了制作一幅地图，他必定会被视为间谍。
天主教香港教区的建筑。（图片转自《香港天主教史》）而个人的努力尤为重要。那时刻他们需要克服的困难不是一点点，首先安全就是一个大问题。新安县的人口绝对集中在深圳河谷和西部平原地区，这里经济繁荣，而且历史悠久。早在公元10世纪时，流入后海湾的河流以及广阔谷地就有广府人家族在绵延赓续，而明末清初的17世纪，客家人开始在东部的丘陵地带建立自己的村落。1850-1864年间太平天国运动有强烈的客家色彩，本地人（广府人）因此对传教士保持警惕。此外海盗活动猖獗，他们对传教士也是非常痛恨的。1866年，地图绘制好了，但是没有出版商原意为他出版。于是，和神父整个1866年的下半年都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德臣西报》(TheChinaMail)则给予地图很高的评价，认为该地图提供了重要数据，而且可以在追寻海盗的行踪方面发挥作用，尤其是西方的商船特别需要提防的海盗和海盗村。
这幅地图纵100CM，横122CM。第一批为羊皮纸印刷。广告征集到了至少120位订户以保证开印，这可谓较早的“众筹”项目了。地图最终在莱比锡印制。这幅新安县全图在1894年米兰制图展以及其他图展还获过制图奖。和神父发表声明：“出售地图所得的金额，在扣除印刷成本后全部贡献给教会。”他开启了出版用于公益和教会事业的先河，再往前的一次，也是基督教牧师韩山明，他出版了一本洪仁玕的口述实录，用版税支持洪仁玕去南京参加太平天国。很多西方传教士拥有欧洲著名大学的医学、物理、文学和教育等专业博士学位，但是我们发现和神父没有制图专业背景。尽管如此，新安县全图具有非常高的准确性。一是地名标注。一位传教士曾经在一封信中说：“和神父所绘制的地图，地名的拼音都用本地话。但是传教士说客家话，所以在信上写的地名拼音都是客家话。本地和客家是两种方言，前者在广州、港岛、南头及邻近广州的新安县部份地区流行，后者则流行于九龙直至边界……”信件主要抱怨在一个地方要学习三种语言的困难，但是地图标注因为语言不通译文不同给使用者带来困扰。 还有就是技术上来看，这张地图的经度相当准确，纬度却有偏差。有一些研究认为，和神父应该参考了以前的地图资料，他自己应该没有进行实际的经纬度精确测量。不过，他采用了哪一个版本的地图不能确定，在1840年代英国政府发布了香港岛的正式地图，其经纬度是精准的，显然和神父并没有参考引用。有研究认为，这份地图上包含水深信息显然不是和牧师绘制的题图需要关注的，所以很可能神父参考了一份海图。还有，海岸线描绘得有也不太精准。大鹏湾，吐露港，维多利亚港东部比较精准，但是另外的海岸线准确性就大打折扣。说明有些他亲自去过，有些可能就没有去，或者去去不了。造成这种精度不够的原因，应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现代测量仪。为了了解一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之间的真实距离，神父总是徒步去丈量村庄、墟市和山丘。没错，就是“脚步丈量”。这些年媒体经常发起“脚步丈量XXX ”的活动，不过都是开车去“丈量”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说，真正用脚步去丈量的和神父才是真的niubility。和神父的最大贡献在于提供当时新安人的居住和生活模式的信息。他标注了很多村落，从标注字号大小，可以明确判断村落的规模和重要性。他也标注了连接城镇和村庄群的重要道路。村落、市镇的数量也让后来的研究者困扰，一些当地人认为重要的村庄没有在地图上标注。比如，新界地区在这份地图上一共有368个村庄和墟市被标注出来，但是这一数量与1898年统计的官方数字416处有较大差异。这是新界村庄数量在这30余年内明显增加，还是有一些村庄没有被标注上去？很可能是后者。未标注村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它们位于偏远的内陆或离岸岛上。这可能是神父未完成在这些地方的调查工作。为何可能未完成？一是前文说过和神父的身体一直不太好，经常生病。二是神父很快（1869年）要去内地河南省任新的职位，导致绘制和出版都比较匆忙，其中有中文地名出现了错字没有校正就印出来。第三就是就是治安，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当时的治安情况很糟糕。此外，地图的双语翻译有一些问题，有些有英文标注却缺乏中文。笔者个人以为，和神父的中文阅读能力，梁神父的的外语翻译能力，有时候都会出点小bug，无需吹毛求疵。
这是1894年出现的新安县全图，抄袭了很多和神父版的内容，包括一些错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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