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字下乡”到“文化下乡” ——谈《乡土中国》的乡村文化需求与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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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易水湖畔已有几日。为期六天的易水湖读书会活动，无论是每日清晨的爬山、拉练，军事化的内务整理与管理，还是在酷暑之下攀登老子峰“切身悟道”，亦或“秉烛夜读”《论语》《道德经》... ...都成为我们求学生涯中一段“闪光的回忆”。而当老师留下要写一篇关于这几日感悟的“命题作文”的时候，我的内心还是选择了读书会第三天的主题：阅读《乡土中国》并结合新东古县村的田野调查谈一谈感悟。仿佛还是扎根泥土的事，最容易让人有记忆。

走进乡村，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如今“乡民不愚”——即便费孝通先生本意在于论述“文字下乡”的“需求对应”，开篇也写到了一句“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七十多年前的乡村，文化的差异、信息的闭塞，大多数中国乡下人和城里人在知识获取、新事物认知等方面存在较大落差。费老描写一段乡下人躲避汽车的例子，因为很少见过城里来的这个“喧嚣怪物”，“乡下人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地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也不是，司机拉住闸车，在玻璃窗里，探出半个头，向着那土老头，啐了一口：‘笨蛋’！”——当然，费老绝不是认同这种观点，接下来便用大篇幅的对比来描述这只是城乡“知识不对称”造成的一种假象。然而另一个层面来看，这段描写也确实反映了乡民在当时的科技进步面前的尴尬写照。

现如今，城乡仍然有差异，但在我这个“城里人”眼里看来，即便是“看起来”，乡下人也不“愚”了。上至七八十岁的老叟、下至五六岁的孩童，试问，现如今，还有哪一样“城里”的物什儿让他们瞪大眼球不知所措呢？调查中，有小组采访到一个拿着iPAD运用自如的五六岁的小孩儿，他使用的这个iPAD和城里的iPAD 有什么分别呢？我们组访谈的一户农家乐女主人，她也谈到自己目前生活的的娱乐媒介基本就是“手机”，家里的电视差不多就是个摆设，更别提报纸广播... ...这种现象又同我们千千万万的小镇青年、城市青年当下使用的媒介设备有什么分别呢？

然而，女主人虽然常用互联网，也知晓互联网对于农家乐营销方面的作用，在被问到为何不在网上开展宣传时，她有些激动地回答：“之前也做过，一年要给某网站交一、两万块钱，还不够回本儿的”——这显然已经是“滞后”的信息了，现在平台的电商模式多是“免费”或“分成”，不会再有那么大的负担；那个乡村的孩童一样使用着平板，但他的界面上没有类似于“51talk”、“小伴龙”等适合儿童互联网教育的软件，作为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的娱乐选择却是要像他的爸妈一样刷着抖音、快手、火山小视频... ...

经济的快速发展，让乡民与市民在“物”的获取方面的差距逐渐缩小，然而在“文”的层面，仍然还是有很大一段距离。费老在《再论文字下乡》时提到，乡下社会是“基层社会”，“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我不敢臆断当今“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然而一个客观现实是，距离《乡土中国》成书的1947年，中国社会的城镇化已经由10%左右上升将近60%，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缩减将近一半。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已充斥到包括乡村的各个角落，如同上文所述的农家乐女主人，对于大多数乡民来说，他们并不是“不需要”，而是更需要有人告诉他们、教会他们“如何更好地使用”。

可以说，自21世纪初提出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来，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共有县级图书馆、文化馆、乡镇综合文化站等等数千余个，农家书屋的数量高达六十余万，然而利用率却不容乐观。这里面除了我们所说的某些图书和村民需求“供求不对应”外，还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仅仅配置了图书，而没有配置与之相适应的、教会他们如何选择适合的文化产品、如何使用这些产品的“指导人员”。硬件跟上了，软件跟不上，设施也只能是“摆设”。其实这个道理古人早有论述：“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当然，这并不是说“供需对应”不重要，“了解如何恰当使用”也是一种“需要”，这其实仍然是在强调“供需对应”非常重要。调研中，几乎每个小组都感受到了这里“文化匮乏”、乡民“不需要文化”。然而反向思考，是否也正是因为“文化匮乏”才导致的“不需要文化”的表象呢？毋庸置疑，乡民们第一关心的都是“生产力”的提升：农家乐的女主人说自己每天就是围着生意打转，谈到“文化”，她说冬闲的时候，如果村里能够组织一些手工编织、乡村创意产品的教学班，她还是很愿意参加的，因为做出来的东西能“换钱”——因此“文化下乡”，是不是首先应该考虑文化供给的方向，首要地瞄准服务于生产力提升、生活水准提升甚至帮助致富的文化产品特别是文化服务呢？

其次，对于乡村文化发展来说，“人”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这直接关联的就是“乡村教育”的发展程度与层次。教育的资源分配一直是一大难题，现如今，从商家到用户，更多人意识到互联网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另一种平衡的方式，好比百度文库的口号“让每个人平等地提升自我”——在这里不谈所谓“精英教育”的差异，只是客观地讨论，善于运用互联网，确实不失为当下获取优质资源的一种最为便捷、有效的方式。

以网络教育为例，大量的优质慕课、微课资源，可以让乡下的孩子们足不出户就能就接受到优质的课程，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优质教育资源的推广和教育的公平。遗憾的是，如果缺乏正确的引导，村民乃至他们的后代也仅仅是会利用网络上QQ、微信聊天，看看小视频而已。因此，第二种应该重点推行下乡的“文化”，是有关于教育的文化，这方面也着实离不开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强宣传、引导和指导。

第三种适宜“文化下乡”的文化是服务于娱乐的文化。乡民和市民生活环境不同，他们的文化趣味也必然不同，相比于高雅歌剧，他们更喜爱戏台班子搭台唱戏；相较于弹琴作画，他们更喜爱纳鞋底做编织；相较于图书馆阅览室，他们更喜爱乡间的集市和庙会（再次说明，并不是说阅览室的图书室不重要，而是一方面在图书选择上要有针对性，另一方面要有专业人士参与推荐、指导阅读）。

过去，“文字下乡”之所以艰难，也许确实是由于中国乡村保守封闭的“一亩三分地儿”、“靠天吃饭”的生产方式；现如今，乡村物质生活的充分发展、城乡交通的快捷便利、互联网的覆盖助力“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和城市相连、和世界相连已然成为客观趋势，“文化下乡”势在必行。

在这个蓬勃发展的大时代背景幕布下，我们要谈“为什么做”；而在每一个细致描绘的工笔里，我们还要探讨“做什么”——提供哪些文化产品和服务，更要探讨“怎么做”——如何让这些产品和服务发挥出更大效能。

（作者：丁岚，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2018级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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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编 | 张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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