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句子语境中英汉—汉英谓语语码转换加工机制的ERP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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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语境中英汉—汉英谓语语码转换加工机制的ERP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

摘  要：本文利用ERP技术研究了中国学习者句子语境中英汉—汉英谓语语码转换的加工机制，结果表明：①加工英汉语码转换时，中国学习者的脑电在P200和N400两个成分上存在着显著差异，发生语码转换的汉语谓语比无转换的英语谓语产生了较大的P200和较小的N400；②加工汉英语码转换时，中国学习者的脑电在P200和LPC两个成分上存在显著差异，发生语码转换的英语谓语比无转换的汉语谓语产生了更大的P200和LPC；③英汉、汉英语码转换效应的非对称性表现在100~280ms时窗内加工两种转换的谓语时存在显著差异，汉英转换的英语谓语比英汉转换的汉语谓语诱发了更大的N200。据此，我们认为中国学习者在加工句子语境中的英汉、汉英谓语语码转换时存在语码转换效应及其非对称性。

关键词：语码转换；转换效应；非对称性；谓语

作者简介：陈士法，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神经认知语言学研究。张雨晴，女，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心理语言学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英汉心理词典中语码转换认知机制的ERP研究”（14BYY061）的阶段性成果。

学习文献：陈士法，张雨晴. 句子语境中英汉—汉英谓语语码转换加工机制的ERP研究[J]. 英语研究，2019（2）：152-164.

期刊查询：

《英语研究》官方网站：

http://column.sisu.edu.cn/engstudy/

《英语研究》知网入口：

http://navi.cnki.net/knavi/JournalDetail?pcode=CJFD&pykm=ENYJ

0. 引言

语码转换指二语水平不高和日常生活中不使用二语的学习者从一种语言（词汇、短语、句子）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现象（Meij et al.，2011:44-54）。本研究中的语码转换指中国学习者在使用汉语（英语）时转向英语（汉语）的现象。莫伊特和奥尔波特（Meuter et al.）（1999:25-40）认为，当双语者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语言时，转换语言的反应时可能会延长，错误率也可能增加，从而引起转换代价，产生语码转换效应；受两种语言水平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两种语言的语码转换效应可能会出现不一致的现象，导致语码转换效应的非对称性。

语码转换效应及其非对称性是语码转换研究的核心内容。相对于大量的行为实验研究（祁志强 等，2010：1051-1053；张家积、王悦，2012：166-178），利用认知科学手段进行语码转换的研究较少，并且由于实验设计及实验任务等因素的不同，得出的结果也不尽相同。杰克逊等（Jackson et al.）（2001:169-178）、阿尔瓦雷斯等（Alvarez et al.）（2003:290-304）和坡偌沃博等（Proverbio et al.）（2004:1636-1656）的研究发现，从强势语转换到弱势语时语码转换效应显著，而从弱势语转换到强势语时转换效应则不显著。倪传斌等（2015:19-28）发现，强势语转换到弱势语时的代价不明显，而弱势语转换到强势语时的代价明显，其非对称性表现为二语转换到一语明显快于一语转换到二语。也有研究表明，两种转换方向都引起了语码转换效应，且存在语码转换效应的非对称性。王慧莉、陈宏俊（2009: 12-18）发现，英汉转码和汉英转码在N150和P300两个ERP成分上存在着显著差异，英汉转码比汉英转码引起了更大的N150波幅。廖、陈（Liao et al.）（2016:79-97）和雷特考夫斯基等（Litcofsky et al.）（2017:112-139）的研究发现，L1转换到L2需要调动更多认知资源、消耗更多脑力，语码转换代价表现出非对称性。陈士法等（2018:81-89）发现存在英汉、汉英主语语码转换效应，其非对称性表现在ELAN成分上。费尔南德斯等（Fernandez et al.）（2019:17-41）针对听觉模式下的句内语码转换的研究发现，听取句内语码转换所涉及的认知过程因转换方向不同而异。

前人研究多聚焦言语产出中的语码转换，较少涉及句子层面语码转换的理解。此外，对西方拼音文字语言间的转换研究较多，对英汉语码转换的研究较少，采用ERP技术进行句子语境中英汉语码转换的研究更少。基于此，本研究采用ERP技术，研究句子语境中谓语动词的英汉、汉英的语码转换，旨在从言语理解的角度进一步探讨英汉心理词典中语码转换的加工机制，为二语习得提供可资借鉴的启示。

1. 实验一

1.1 研究问题

中国学习者进行英语句子语境中的英汉谓语语码转换（L2-L1）时是否存在语码转换效应？

1.2 受试

受试为自愿参加本实验的国内某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三年级的学生，共40名，其中23名（14名女生）参加了无转换的英语句子的加工，15名（10名女生）参加了有汉语谓语转换的英语句子的加工。年龄在20~23岁之间，课堂英语教育时间为9~12年。他们在两个月前全部通过了全国英语专业四级考试，均为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没有脑外伤和神经系统疾病史。实验前，我们使用语言能力自测量表，让受试分别对自己母语汉语和英语二语的听、说、读、写四项能力进行自测。自测表为7点量表，1表示很不熟练，7表示非常熟练。自测结果表明本研究中受试的母语水平高，但是二语英语水平中等偏上（汉语总平均为6.38，英语总平均为4.06）。统计分析发现二者存在着显著差异，表明我们的受试是非平衡双语者。

1.3 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分为纯英语组和英汉谓语转换组，各80个句子。纯英语组的80个英语句子全部来自陈士法等（2018:81-89）进行主语语码转换时使用的实验材料。其中40个主谓宾齐全的句子为实验句，另外的40个句子为填充句。为了避免受试形成加工策略，有的填充句没有宾语。纯英语组中的40个实验句的谓语用相应的汉语译词替换，组成英汉谓语转换组。例如英语句子“The simple villagers sell their specialties to tourists”替换为“The simple villagers出售 their specialties to tourists”。为避免受试产生语码转换预期和加工策略（祁志强 等，2010:1051-1053），40个填充句替换的为主语或者宾语。

1.4 实验过程

我们使用Stim2编制了实验程序。刺激词呈现在电脑屏幕的正中央，黑底白字，字号为72，英语为新罗马体，汉语为宋体。每个英语单词的呈现时间为300ms，汉语译词都是双字词，也是300ms，间隔400ms后呈现下一个单词，直到句子的最后一个单词。为了避免句尾效应，每个句子结束后都不呈现表示句子结束的标点符号。然后呈现用图片编制好的英语句子3000ms，并提示受试按键做出“是”或者“否”的反应。受试反应后，实验进入下一个轮次（实验流程见图1）。电脑屏幕的分辨率为1024×768。实验仪器为32导Neuroscan ERPs工作站，用电极帽记录脑电。参考电极置于双侧乳突，记录水平眼电和垂直眼电。滤波带通为0.01~100Hz，采样频率为500Hz/导，头皮电阻小于5kΩ。用标准化电极帽记录32通道的脑电图。

图1 英汉谓语语码转换实验流程图

实验在国内某大学ERP语言实验室针对每个受试单独进行。实验中，受试坐在离计算机屏幕100~120厘米的沙发上，要求他们进行句子匹配判断。受试将首先在计算机屏幕上看到逐词呈现的句子，然后再看到图片呈现的英语句子。受试的任务是判断两个句子是否匹配。如果是，则按反应盒上的1键，否则按4键。左右手在受试间交叉平衡。计算机自动记录受试加工每个单词时的脑电数据和对句子进行判断的行为数据。实验前安排一到两次练习，帮助受试熟悉实验过程。为避免顺序效应，两组材料间的呈现完全随机。

同时，为避免两组实验材料间的相互干扰，本实验与另一个实验同时进行。先进行纯英语组或者英汉谓语转换组的实验，中间进行另一个实验（只有一组实验材料，不怕干扰），最后再进行英汉谓语转换组或者纯英语组的实验。主试坐在另一个房间的另一台监视器前观察受试的反应。

1.5 结果与分析

对受试句子匹配判断的行为数据分析发现，受试对所有实验材料的正确判断率为87.5%，最低为75%，最高为98.78%，表明受试有效地完成了实验。

就脑电数据来说，首先剔除了五名伪迹过多的受试的数据，其中纯英语组剔除了两名，英汉谓语转换组剔除了三名。然后按照脑电数据的分析流程，整理出所有受试的总波形图。从英语转换到汉语的脑电在F3、F4、C3和C4四个电极上的总波形图见图2。

图2  英语谓语转换为汉语谓语的脑电总波形图对比

从图2脑电总波形来看，转换后的汉语谓语和无转换的英语谓语都诱发了一个在刺激呈现后200ms左右达到顶峰的正波（P200），随后又诱发了在400ms左右达到顶峰的负波（N400），该负波在左前额区比较明显，从400ms开始诱发了比较明显的晚期正波（LPC）。

为便于统计分析，我们分别提取了两类单词在P200（130~300ms）、N400（180~500ms）和LPC（350~700ms）三个成分上的波幅进行对比分析。针对P200，进行类型（2：无转换的英语谓语和转换的汉语谓语）×电极（3：F7、F3和FC3）两因素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类型主效应显著，F（1，32）=14.684，p=0.003，同无转换的英语谓语相比，在大脑的左前额区，转换的汉语谓语诱发出一个更大的P200（转换的汉语谓语的平均波幅为4.92微伏，无转换的英语谓语的为1.41微伏）。针对N400，进行类型（2：无转换的英语谓语和转换的汉语谓语）×电极（4：FP1、FP2、F4和F8）两因素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类型主效应显著，F（1，32）=7.597，p=0.019。同无转换的英语谓语相比，转换的汉语谓语在大脑的前额区和右侧额区诱发了更小的N400（转换的汉语谓语的平均波幅为2.17微伏，无转换的英语谓语的为6.44微伏）。针对LPC，进行类型（2：无转换的英语谓语和转换的汉语谓语）×电极（2：FP1和FP2）的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类型主效应不显著，F（1，32）=1.243，p=0.289。

2. 实验二

2.1 研究问题

中国学习者进行汉语句子语境中的汉英谓语语码转换（L1-L2）时是否存在语码转换效应？

2.2 受试

同1.2。

2.3 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分为纯汉语组和汉英谓语转换组，各80个句子。纯汉语组的80个汉语句子全部来自陈士法等（2018）进行主语语码转换时使用的实验材料。其中40个主谓宾齐全的汉语句子为实验句，另外40个为填充句（有的填充句没有宾语）。纯汉语组中的40个实验句的谓语全部用相应的英语译词替换，组成汉英谓语转换组。例如汉语句子“淳朴的村民向旅行者出售特产”替换为“淳朴的村民向旅行者sell特产”。为避免受试产生语码转换预期和加工策略（祁志强 等，2010:1051-1053），40个填充句替换的是主语或者宾语。

2.4 实验过程

大体同1.4。在汉语句子呈现单位和时间上略有不同。以汉语的词为呈现单位，例如“淳朴的”“村民”“向”“旅行者”“出售”“特产”。单字词和双字词的呈现时间为300ms，每增加一个汉语字，呈现时间就增加50ms。例如“村民”和“向”的呈现时间为300ms，“淳朴的”和“旅行者”的分别为350ms。

2.5 结果与分析

对受试句子匹配判断的行为数据分析发现，受试对所有实验材料的正确判断率为89.5%，最低为80%，最高为98.5%，表明受试有效地完成了实验。

脑电数据的处理同1.5。从汉语谓语转换到英语谓语的脑电在F3、F4、C3和C4四个电极上的总波形图见图3。

图3  汉语谓语转换为英语谓语的脑电总波形图对比

从图3脑电总波形来看，转换后的英语谓语和无转换的汉语谓语词都诱发了一个在刺激呈现后200ms左右达到顶峰的正波（P200），随后又诱发了在400ms左右达到顶峰的负波（N400）和从400ms开始的晚期正波（LPC）。

为便于统计分析，我们分别提取了两类单词在P200（150~260ms）、N400（260~580ms）和LPC（360~700ms）三个成分上的平均波幅进行对比分析。针对P200，进行类型（2：无转换的汉语谓语和转换的英语谓语）×电极（3：CP4、PZ和P4）两因素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类型主效应显著，F（1，32）=13.355，p=0.004。同无转换的汉语谓语相比，在大脑的顶区，转换的英语谓语诱发了一个更大的P200（转换的英语谓语的平均波幅为4.16微伏，无转换的汉语谓语的为1.66微伏）。针对N400，进行类型（2：无转换的汉语谓语和转换的英语谓语）×电极（4：FP1、FP2、F4和F8）两因素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类型主效应不显著，F（1，32）= 0.705，p=0.419。针对LPC，进行类型（2：无转换的汉语谓语和转换的英语谓语）×电极（2：FP1和FZ）两因素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类型主效应显著，F（1，32）= 5.305，p=0.042。同无转换的汉语谓语相比，在大脑的左前和中央额区，转换的英语谓语诱发了一个更大的LPC（转换的英语谓语的平均波幅为-2.58微伏，无转换的汉语谓语的为0.75微伏）。

3. 语码转换效应的非对称性研究

根据前人的研究（Meuter et al.，1999: 25-40；陈士法 等，2018:81-89），我们认为，如果中国学习者加工汉英谓语语码转换产生的转换效应与加工英汉谓语语码转换产生的转换效应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则存在汉英、英汉语码转换效应的非对称性；否则，则不存在。

在实验一和实验二的基础上，通过对比汉语句子中无转换的汉语谓语减去有转换的英语谓语的差异波与英语句子中无转换的英语谓语减去有转换的汉语谓语的差异波，我们研究了汉英语码转换和英汉语码转换效应的非对称性。两种差异波在F3、F4、C3和C4四个电极上的总波形图对比见图4。

图4  英汉—汉英两种转换的差异波对比图

从图4脑电差异波总波形的对比来看，转换后的汉语谓语和转换后的英语谓语词在额区和中央区都诱发了一个在刺激呈现后200ms左右达到顶峰的负波（N200），转换后的英语谓语的N200比转换后的汉语谓语的N200向后延迟到300ms左右。从300ms开始到500ms两类谓语N400，转换后的英语谓语N400比转换后的汉语谓语的N400相应地延迟。随后又诱发了从400ms开始的晚期正波（LPC）。

为便于统计，我们分别提取了N200（100~280ms）、N400（300~500ms）和LPC（500~800ms）三类差异波的平均波幅进行分析。针对N200，进行类型（2：汉英转换的英语谓语和英汉转换的汉语谓语）×电极（3：O1、OZ和O2）的两因素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类型主效应显著，F（1，32）=7.473，p=0.019。在枕区，汉英转换的英语谓语比英汉转换的汉语谓语诱发了更大N200（英汉转换的汉语谓语为1.94微伏，汉英转换的英语谓语的为-2.35）。针对N400，进行类型（2：汉英转换的英语谓语和英汉转换的汉语谓语）×电极（2：P4和O2）两因素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类型主效应不显著，F（1，32）=0.798，p=0.391。针对LPC，进行类型（2：汉英转换的英语谓语和英汉转换的汉语谓语）×电极（3：FP2、F4和F8）两因素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类型主效应不显著，F（1，32）=0.095，p=0.763。

4. 讨论

本研究利用ERP技术，探索了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句子语境中加工谓语语码转换的心理机制，发现加工英汉谓语语码转换时，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脑电在P200和N400时窗内存在显著差异，发生语码转换的汉语谓语比没有转换的英语谓语产生了较大的P200和较小的N400；加工汉英谓语语码转换时，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脑电在P200和LPC时窗存在显著差异，发生语码转换的英语谓语比没有转换的汉语谓语产生了更大的P200和LPC。英汉、汉英语码转换效应的非对称性表现在N200成分上，从强势语转换到弱势语（汉英语码转换）比从弱势语转换到强势语（英汉语码转换）产生了更大的N200。

P200是脑电加工的一种早期内源性成分，一些研究者认为，P200反映了书面语言加工中语音和正字法信息的早期提取（Sereno et al.，1998: 2195-2200; Bernea et al.，1998:492-504），还反映了字形和字音之间的映射关系（Hsu et al.，2009:56-66；Kong et al.，2010:37-41）。谢敏等（2016: 114-120）的研究结果表明，P200与汉字字形加工、语音加工、词汇水平和亚词汇水平加工有关。在本实验中，受试加工英汉和汉英谓语语码转换句子时都诱发了更大的P200，表明了从拼音文字到象形文字和从象形文字到拼音文字的转换。另外，视觉刺激诱发的P200可能与视觉搜索和注意、语境信息、记忆和重复效应有关（Freunberger et al.，2007:181-186）。本研究发现的英汉和汉英谓语语码转换诱发的P200还可能是由突然出现的意想不到的汉语谓语引起的。因此，本实验中英汉和汉英谓语语码转换产生的较大P200很可能是英汉和汉英谓语语码转换的指标。N400分布在中央—顶区，通常认为与语义整合相关，是语义加工的标志。其波幅大小与句子情景的预期有关，越是不可预测，波幅就越大（Kutas et al.，1980:203-205）。N400的波幅与目标词的语境启动量成反比，反映了语境对语义制约的建构过程，且与词汇整合是否成功有关（刘燕妮、舒华，2003:296-302）。在本实验中，无转换的英语谓语比转换的汉语谓语产生了更大的N400。这可能表明当受试进行英汉语码转换时，转换对象是受试更熟悉、更容易加工的汉语。与转换的汉语谓语相比，无转换的英语谓语的加工难度更大，需要消耗更多脑力，诱发了更大的N400。莫雷诺等（Moreno et al.，2002:188-207）认为，加工意料之外的事件会诱发LPC，反映了判断阶段的语码转换代价。还有研究认为，LPC反映了对意想不到的单词进行再加工和整合的过程（Kolk et al.，2007:257-262）。梅杰等（Meij et al.）（2011: 44-54）的实验发现，高水平受试的脑电产生了LPC成分，这可能是因为高水平受试加工第二语言语法时调动了更多脑资源进行句法修正和语义整合。因此，我们认为，LPC是由加工意料之外的语言单位和句子层面的句法更新与语义整合引起的。我们发现受试加工汉英谓语语码转换的脑电产生了较大的LPC，表明当受试在加工汉语句子时，句中突然出现的英语单词使受试产生了视觉意外，继而需要对转换后的语言进行句法的更新和语义整合，所以诱发了更大的LPC。通过对比不同方向语码转换的差异波，我们发现在100-280ms时窗的N200成分上存在显著差异，英汉、汉英谓语语码转换效应存在非对称性，转换至非熟练语言的效应显著大于转换至熟练语言的效应。根据N200的功能（Chen et al.，2007:62-70; Freunberger et al.，2007:181-186），我们可以推测两种转换方向的非对称性不仅与两种语言的正字法加工和语音加工有关，还与意想不到的视觉刺激——语码转换有关。

本研究发现英汉与汉英两种转换方向都引起了语码转换效应，支持部分前人的研究结果，但是脑电成分不同。昌西等（Chauncey et al.）（2008:161-174）发现转换的两种语言（Ll和L2）都出现了语码转换效应，但是诱发的脑电成分不同：由L2-L1比无转换的L1引发了更大的N400，由L1-L2比无转换的L2引发了更大的N250。这与本研究发现的脑电时窗相似，但是脑电成分不同，可能是因为本研究的L1为汉语，汉字的正字法效应会对语码转换效应产生不同的影响。冷佳萍（2011）研究了英语与汉语间的语码转换，发现两种转换方向都引起了语码转换效应，当受试进行英汉语码转换时，发生语码转换的单词比无转换单词所诱发的ERPs在300~500ms时窗内更负；当受试进行汉英语码转换时，在100~200ms和300~500ms的时间窗内，发生语码转换的单词所诱发的N200与N400的波幅均显著大于非转换单词。本研究的英汉语码转换效应表现在P200和N400成分上，汉英语码转换效应表现在P200和LPC成分上。这也许是因为冷佳萍（2011）研究的是无语境条件下的英汉语码转换，本研究则聚焦句子语境条件下的英汉语码转换。据此，可以认为孤立的和句子语境两种条件下语码转换的加工机制可能不同。陈士法等（2018:81-89）的研究发现，当进行英汉语码转换时，转换的汉语主语比没有发生语码转换的英语主语产生了较大的P200、LAN和LPC；当发生汉英语码转换时，转换的英语主语比没有发生转换的汉语主语产生了较大的LPC。这与本研究的实验结果相似，但由于聚焦的句子成分不一样，产生的脑电成分也不一致。此外，费尔南德斯等（2019:17-41）的研究发现，从L1转向L2会引发N400和LPC效应，而从L2到L1转换仅引起N400效应。这也许是由于费尔南德斯（2019:17-41）研究的是听觉模式中的语码转换，本研究则为视觉模式的。

此外，一些研究发现，语码转换效应仅出现在一种语码转换方向上，与本研究的结果不一致。杰克逊等（2001:169-178）、阿尔瓦雷斯等（2003:290-304）和坡偌沃博等（2004:1636-1656）都发现只有从L1向L2转换时才会产生语码转换效应。这可能与研究角度和受试二语水平不同有关。我们研究的是语言理解中的语码转换，而杰克逊等（2001:169-178）的研究则是语言产出中的语码转换；阿尔瓦雷斯（2003:290-304）的实验受试的二语水平与一语相差不大，坡偌沃博等（2004:1636-1656）针对的是职业同声传译者，其研究的受试更接近熟练双语者，而本实验中受试的二语水平明显低于一语水平。倪传斌等（2015:19-28）利用眼动技术研究了中等水平汉英双语者进行句子层面语码转换的加工机制，发现只有二语转换到一语时的语码转换代价明显。这也与本研究结果不同，可能是因为两实验中转换词汇在句子中的位置和功能不同。倪传斌等（2015:19-28）研究的是宾语语码转换，而本研究中的语码转换则发生在谓语位置。据此，我们认为，语码转换效应与语言加工方式（语言运用和语言理解）、受试的二语水平以及语码转换发生的位置及其功能有关。

就语码转换效应的非对称性来说，本研究的实验结果与相关研究相一致。科斯塔和圣埃斯特万（Costa et al.）（2004:491-511）发现，非熟练的西班牙语—加泰罗尼亚语双语者和韩语—西班牙语双语者存在非对称的语言转换代价，熟练的西班牙语—加泰罗尼亚语双语者则表现出对称的语言转换代价。本研究的受试为非平衡的汉英双语者，结果支持科斯塔和圣埃斯特万（2004:491-511）的结论。克里斯托弗尔等（Christoffels et al.）（2007:192-208）采用ERP技术研究了非平衡德语（L1）—荷兰语（L2）双语者的语码转换，发现存在语码转换的非对称性。王慧莉、陈宏俊（2009:12-18）的研究发现，英汉转码和汉英转码在N150和P300成分上存在显著差异，英汉转码比汉英转码引起了更负的N150，P300成分的差异则表现在前中脑区，英汉转码比汉英转码引起了更正的P300。本研究发现英汉和汉英语码转换的非对称性表现在N200成分上，从强势语转换到弱势语（汉英）比从弱势语转换到强势语（英汉）产生了更大的N200。从时窗看，本研究中的N200为100~280ms，对应于王慧莉、陈宏俊（2009:12-18）的150~180ms（N150）和240~260ms（P300）。倪传斌等（2015:19-28）发现，一语和二语之间的语码转换存在非对称性，从英语转换到汉语明显快于从汉语转换到英语。塔马戈等（Tamargo et al.）（2016:138-161）在眼动实验研究中发现，受试在言语理解过程中也存在着语码转换效应的非对称性。本研究的发现支持眼动实验研究的结论。陈士法等（2018:81-89）研究了中国学习者的主语语码转换，发现英汉语码转换比汉英语码转换产生了更大的ELAN，表明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加工句子层面的语码转换时存在英汉、汉英主语语码转换的非对称性。其ELAN的时窗为150~300ms，与本研究的大体一致；但是脑区不一致，本研究的在枕区，而陈士法等（2018:81-89）的在左前额区。

就语码转换效应非对称性的方向而言，本研究发现，从强势语转换到弱势语比从弱势语转换到强势语产生了更大的N200，与范赫尔等（van Hell et al.）（2015:461-482）和倪传斌等（2015:19-28）的研究结果一致。范赫尔等（2015:461-482）回顾了前人的研究，发现在句子语境的语码转换中，从强势一语转换到弱势二语的代价要大于从弱势二语转换到强势一语。倪传斌等（2015:19-28）的研究发现，从英语转换到汉语明显快于从汉语转换到英语，甚至快于纯一语状态下的目标词提取。但是，崔占玲等（2009:51-58）、张积家、王悦（2012:166-178）、陈士法等（2018:81-89）的研究表明，转换到熟练语言的代价显著大于转换至不熟练语言的代价，与本实验的研究结果不一致。这可能与研究角度以及转换单词的句法功能有关。崔占玲等（2009:51-58）、张积家、王悦（2012:166-178）研究的是语言产出中拼音文字与象形文字的语码转换，而陈士法等（2018:81-89）研究的是句子层面主语的语码转换。

5. 结论与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利用ERP技术探索了中国学习者进行句子语境中英汉—汉英谓语语码转换的加工机制，发现：①进行英汉语码转换时，发生语码转换的汉语谓语比没有发生语码转换的英语谓语产生了较大的P200和较小的N400；②进行汉英语码转换时，发生语码转换的英语谓语比没有转换的汉语谓语产生了更大的P200和LPC；③英汉、汉英语码转换效应的非对称性表现在N200成分上存在显著差异，汉英谓语语码转换比英汉谓语语码转换产生了更大的N200。据此，我们认为，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句子语境中存在着英汉、汉英谓语语码转换效应及其非对称性。

语码转换的研究角度可以分为语码转换的理解研究和语码转换的产出研究。本研究仅涉及言语理解中句内英汉—汉英语码转换的加工机制，对其他维度的语码转换的研究尚未探索。此外，姜孟等（2019）利用ERP技术研究了外语学习者句子理解中的隐性概念迁移，认为受试一般直接依赖外语概念能力来应对外语句子理解任务，不发生母语隐性概念迁移。句子层面的英汉—汉英语码转换不可避免地涉及概念的理解。对语码转换关键词的理解是否受到概念迁移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探究。另外，陈士法等（2017:20-26）探索了英语二语屈折词和派生词的加工差异。谓语动词不可避免地涉及英语单词的屈折和派生变化，然而本研究中的谓语并没有考虑这些因素。因此，本研究的结论有待更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来证实。

参考文献略，请查看《英语研究》原文。本文为作者与编辑部授权推送，其他媒体转载需征得作者与编辑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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