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趣谈 | 岳峰：福建为何盛产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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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嘉略

林则徐

陈季同

林纾

严复

薛绍徽

林语堂

   福建为何盛产翻译家？

听岳峰教授向你讲述：意识与翻译

本文节选自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意识与翻译》

（第四章地域意识:以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福建籍民族译者为例）

书名：意识与翻译 
定价：52.00

扫码售价：4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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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12-26
作者：岳峰
书号：9787301299425

由于某些特定的原因，一个地域往往有其共同的地域意识。相对于一个更大的地域范围来说，这种共同的地域意识便是其个性。福建地处中外文化交汇的要塞，所以它自古就有重视翻译的传统，并且长期盛产翻译家。福建甚至还被誉为“近代中国翻译家的故乡”。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古近代历史上，约有翻译家180人，译著约1098本；福建就有52翻译家、401本译著，另有还有27位在闽外籍人士翻译了55本。[1]这是多么惊人的比例啊！福建翻译家中，有荣获“法国皇家文库中文翻译家”称号的译坛先驱黄嘉略（1679～1716），有最早组织翻译团队翻译外文书刊的林则徐（1785～1850），有人称“东学西渐第一人”的陈季同（1851～1907），有独享“译界之王”美誉的林纾，有《天演论》推动近现代中国前进脚步、“信、达、雅”三标准影响中国百年译学研究的严复，有中国第一位女翻译家薛绍徽（1866～1911），有“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翻译大师林语堂，等等，不一而足[2]。

这些福建翻译家无不功力非凡、译绩显赫，在中国翻译史上留下了自己的一页。他们的翻译活动对于近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进程产生了特殊的影响，起到了至深且巨的作用。在此期间，他们还形成了通过翻译了解西方、输出自己、救国于难的具有共性的地域意识。他们的译作充满自信，活力四射，灵动十足，树立起“闽派翻译”的文化品牌。

福建的地域翻译意识，或称翻译传统，大致来自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福建是中外尤其中西碰撞交流的前沿阵地。沟通的需要与交流的结果催生了翻译家群体。福建晋江人张庚就直接受益于他跟金尼阁、艾儒略等来华耶稣会士的交游与合作。他跟金尼阁合作完成了第一种《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文言选译本《况义》，还为艾儒略润饰并刊刻《圣梦歌》，从而被视作第一位土生土长的福建翻译家。

其二，长期以来，由于地理环境与历史因素的影响，福建人口大量外流，成为海外华侨华人的重要力量。这也催生了不少福建籍的海外华侨华人翻译家。比如，祖籍厦门同安、出生在马来西亚槟榔屿的辜鸿铭曾将《论语》、《中庸》和《大学》译成英文，还撰有若干英文著述，是晚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代表人物之一。又如，祖籍福建龙海、出生在新加坡的林文庆（1869～1957）通晓英语、汉语、马来语、泰米尔语、日语等多种语言及闽、粤方言，被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誉为“学贯中西的双语人才”，曾将《离骚》全书译成英文。

其三，西方传教士在福建活动活跃，注重通过教育传教。他们建有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较为完整的教会教育体系。很多教会学校引进西方人或者有过留洋经历的中国人充当教师，开设以英文为主的外文课程，培养了大批具有较高英文水平的毕业生。相当数量的福建翻译家就是从教会学校走出来的。

其四，福建宗族观念浓厚，且具有耕读传统，重视人才培养。近现代以来，一些家族资送子弟入读教会学校或出洋留学。同一家族内部与不同家族之间互相影响，造就一批批的翻译或其他领域的人才。比如，福州翻译家林长民（1876～1925）出生在一个士绅家庭，其曾祖父林振高曾任福建上杭县学训导，其父林孝恂是清朝翰林。林长民本人早年中过秀才，后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深造，中学、西学都颇为精熟，曾跟林纾、魏易等人主编《译林》月刊，自译《西力东侵史》（1903）。他还曾参与组织闽学会，翻译出版“闽学会丛书”，向国人介绍新思想、新文化[3]。林长民的女儿林徽因（1904～1955）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才女，译有王尔德的童话名篇《夜莺与玫瑰》等[4]。林徽因的丈夫梁思成（1901～1972）是一位建筑大师，曾跟向达等人合译威尔斯（H. G. Wells，1866～1946）的《汉译世界史纲》等。

以上四大因素合力，共同催生了福建的翻译意识，造就了近现代福建翻译家群体，为近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了强大助力。本章开篇的数据表明，中国古近代史上，在福建产生的译著与在福建进行翻译的学人均在全国的百分四十以上。在中国现代史上，约有翻译家966人，译著约9212本；福建有63位翻译家、451本译著，另有1位在闽外籍人士翻译了2本。[5]这是因为，在福建地域翻译意识的冲击下，中国社会意识发生了重大改变，全国各地都有许多人投入翻译事业，但最著名的翻译家仍然出在福建，包括曾在1944、1972、1973与1975年四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林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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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峰(1966~)，福建省泉州人。现为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省特支“双百计划”人选。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三级）、博士、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笔译学科带头人、教学名师、中国译协理事。曾为耶鲁大学research affiliate与福建电视台英文主播。

在国内外已正式出版的学术专著、译著、工具书与教材30部，译著包括在Springer- Nature出版的汉译英系列译著，创较高的海外销量。正式发表中英文文章70多篇，其中在SSCI、A&HCI、CSSCI、CSCD检索的杂志、北大核心与中国科学院杂志发表论文35篇。主持国家社科、省部级课题与国际横向课题25项，曾获国家出版基金。40次获得各级奖励，其中省部级奖6次，曾获福建省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16）。

内容简介

本书也许是第一本从意识的角度系统地研究翻译的专著，以意识对翻译的支配作用与翻译对意识的反作用力来诠释中国翻译史的译事演化及关于某些名家名译的论争。

意识定义繁多，本书采用的意识概念偏向于早期心理学的朴素定义，即人类大脑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感知、觉察与反映。根据影响范围大小，本书系统性地将意识划分为五种类型：个人意识、群体意识、地域意识、社会意识与国家意识。

翻译不是简单的机械的语言转换。译文并非产生于真空，而是产生于各种既有意识相互交织而成的意识网络中。在译者开始翻译前，各种意识就已经占据了他的大脑，并影响到翻译策略与翻译方法的选择以及具体的措辞及风格。具体而言，个人有个人意识，群体有群体意识，地域有地域意识，社会有社会意识，国家有国家意识。在中外翻译史上，这五种意识相互交融，一直都在跟翻译活动进行互动，而其互动的形式、内容与影响值得深入探究。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研究方法：翻译与意识

第一节 翻译史料与资讯

第二节 从译文文本到意识

第二章 个人意识与翻译：以理雅各等汉学家为例

第一节 个人意识促成理雅各译介中国古经的宗教融合倾向

第二节 意识的动机性和可变性与译文风格的关系

第三节 罗伯聃的个体意识与《意拾喻言》的中国化改写

第四节 翻译对译者个人意识的反作用力：以三位汉学巨擘的改变为例

第三章 群体意识与翻译:以索隐派与西乐人为例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耶稣会士对《易经》的索隐式译介

第二节 耶稣会士的群体意识与《伊索寓言》的准索隐式译介

第三节 西乐人的群体意识对中国国乐文献西传的负面影响

第四节 小结：翻译对群体意识的反作用力

第四章 地域意识:以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福建籍民族译者为例

第一节 古近代福建：翻译地域意识的萌芽与爆发

第二节 现代福建：持续发展的地域翻译意识

第三节 归化的哲思者：近现代福建代表性翻译家译风评析

第四节 翻译对社会意识的作用力：扩散的地域意识

第五章 社会意识与翻译：以四百年的儒经西传为例

第一节19世纪之前：儒经译介与中国热

第二节19世纪：社会意识的变化与儒经译介的维系

第三节20世纪至今：复兴的儒学

第六章 国家意识与翻译：以政府组织的翻译活动为例

第一节 国家意识对翻译的影响：历史概览

第二节 沙博理——“十七年”国家翻译实践的践行者

第三节 国家意识支配下的当代官方翻译

参考文献 

专著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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