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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推荐 | 德古意特认知语言学应用丛书：《多模态隐喻》

通讯君语言学通讯 202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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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古意特

认知语言学应用丛书

主题：多模态隐喻研究

Metaphor pervades discourse and may govern how we think and act. But most studies only discuss its verbal varieties. This book examines metaphors drawing or combinations of visuals, language, gestures sound, and music. Investigated texts include advertising, political cartoons, comics, film, songs, and oral communication. Where appropriate, the influence of genre and cultural factors is thematized

编著者：Charles J. Forceville，Eduardo Urios-Aparisi 编

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

定价：118元

售价：5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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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古意特认知语言学应用丛书

原价:¥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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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经过近30年的研究, 虽然隐喻的思维性和概念性本质已经得到语言学界的普遍认同, 也通过了大量语言事实的验证, 但是, 既然“隐喻是一种思维和行为方式, 语言只是概念隐喻的外在表现形式” (Lakoff & Johnson 1980: 153) , 那么只以语言符号为依据所得出的概念隐喻理论势必是不全面的, 或仍有待于进一步证实的, 因为语言只是人类众多交际符号中的一种, 其他交际媒介或手段如声音、色彩、线条、空间布局等也可以用来构建和表达概念 (Forceville 1996, 2006, 2008) 。

鉴于以上认识,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 以Forceville 为领军人物的一批学者从其他学科汲取营养, 致力于把一直囿于纯语言学领域的概念隐喻研究拓展到跨学科的多模态研究平台。多模态隐喻研究关注模态本身和模态互动的价值和意义、隐喻和转喻的动态构建过程、隐喻的文体维度、隐喻的体验基础与文化基础等。这些都集中体现在《多模态隐喻》一书中。

多模态隐喻研究是在人文学术界出现的“多模态”转向语境下产生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从只关注概念隐喻的语言文字表征转向关注语言文字只担任其中一种交际模式的多模态语篇表征。该范式源自认知语言学与多模态语篇研究的融合, 标志着概念隐喻研究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2.多模态隐喻的界定

2.1“模态”的定义

多模态隐喻研究的前提是对“模态”和“多模态隐喻”加以界定。“模态”是个非常复杂的概念,Forceville (2009a: 22)把它简要定义为“利用具体的感知过程可阐释的符号系统”。这个定义把模态与人的5个感官联系起来, 因此, 模态可以分为: (1) 图画或视觉模态; (2) 听觉或音波模态; (3) 嗅觉模态; (4) 味觉模态; (5) 触觉模态。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分类。事实上, 就交际而言, 很多交际形式和模态混杂使用。例如, 确切地说, 书面语和手势语都应该属于视觉模态, 而口头语言、音乐及非语言发声都应该属于听觉模态。由于很难给“模态”以穷尽性分类, 为了便于研究, Forceville (ibid.: 23) 把模态细分为: (1) 图像符号; (2) 书面符号; (3) 口头符号; (4) 手势; (5) 声音; (6) 音乐; (7) 气味; (8) 味道; (9) 接触。

2.2 单模态与多模态

在界定和区分“模态”的基础上, Forceville进一步区分了“单模态隐喻”和“多模态隐喻”。“单模态隐喻是目标域和源域只用或主要用一种模态来呈现的隐喻” (ibid.: 23) 。典型的单模态隐喻有语言隐喻、图像或视觉隐喻。“多模态隐喻指源域和目标域分别用或主要用不同的模态来呈现的隐喻” (ibid.: 24) 。Forceville 用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阐释了单模态隐喻和多模态隐喻的区别:

如果要在动画电影中传达“猫是大象”这一概念隐喻, 制作者可以把猫画成长着大象鼻子、扑闪着大耳朵的动物, 或者让猫的背上披着斗篷, 驮着一个典型的印度大象骑手, 或者把猫和大象并置, 使猫与大象做同样的突显的姿势, 或者让猫做大象的动作。无论采取以上哪种方式, 都是诉诸视觉模态呈现隐喻的两个域, 因此, 都属于单模态隐喻。而如果让一只猫发出酷似大象的声音, 大声吼叫, 或者让另一只猫见了这只猫大叫“大象”, 这样就构成了多模态隐喻, 源域“大象”和目标域“猫”分别用不同模态来呈现:源域是运用两种模态——声音和语言, 而目标域则运用视觉模态。

尽管《多模态隐喻》的多数作者沿用该定义, 但是也有作者如Eggertsson & Forceville (2009: 429) 明确指出, 在实际分析中该定义比较难操作。事实上, 多模态隐喻也可以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上述定义所界定的源域和目标域分别由不同模态来呈现的隐喻是严格意义上的狭义的多模态隐喻, 广义上的多模态隐喻则可以简单界定为由两种以上模态共同参与构建的隐喻。例如, 在图文隐喻中, 图像和文字协同作用, 或许源域和目标域都是由图像和文字两种共同呈现的 (即呈现模态相同) , 但是, 仍然可以算作是广义上的多模态隐喻。事实上, 《多模态隐喻》一书中, 多数文章所讨论的多模态隐喻都属于该广义界定的范围。为了讨论方便, 本文采用“多模态隐喻”的广义界定。

3.多模态研究的缘起和发展

3.1 缘起

多模态隐喻研究的兴起可以归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认知语言学领域内纯语言隐喻研究之不足;二是由多模态交际手段的普及所引发的多模态语篇研究转向;三是人文科学的跨学科研究趋势。

纯语言隐喻研究之不足在多模态隐喻研究兴起之前, 以《隐喻与思维》 (Ortony 1979/1993) 和《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Lakoff & Johnson 1980) 为标志, 主流的概念隐喻研究主要聚焦于隐喻的语言体现, 并完全基于语言现象总结归纳出了隐喻的思维本质、认知机制、映射规律, 做出了“隐喻不是一种修辞手法, 而是一种思维方式” (Lakoff 1993: 210) 的论断, 并且这一论断似乎已经成为所有概念隐喻研究者共同信奉的信条。对此, 受惠于其多模态研究视野,Forceville & Urios-Aparisi (2009: 4)一针见血地指出:完全依赖于语言符号的隐喻研究者需要认真审视该信条, 因为如果研究隐喻的非语言或非单纯语言表征形式不能产生一致的、令人信服的结论, 那么Lakoff & Johnson (1980) 所提出的“隐喻思维”的论断就会受到挑战。果真如此, 人类隐喻思维的本质假设就会是一个错误认识:被提到概念层面的隐喻就只会仍是语言的, 只是换了名称而已 (Forceville & Urios-Aparisi 2009: 4) 。在这一方面, Johnson也曾敏锐地指出, “经典的认知隐喻研究一直只关注语言表征, 这隐含着某种偏见:意义只存在于语言符号中。事实上, 其他符号或一切艺术形式对体验意义的构建过程与语言并无二致” (2007: 209, 转引自Forceville & Urios-Aparisi 2009: 4) 。除了没有对非语言符号以及多模态互动给予应有的关注外, 多模态隐喻研究者还认为, 经典的语言隐喻研究或多或少地忽视了隐喻的修辞和文体维度。除已经固化为集体意识的常规隐喻外, 创建新奇隐喻的动因可能并不仅仅是为了表达抽象概念, 有时可能是出于某种修辞需要——增加审美乐趣或加强情感效应。在这一点上, 多模态隐喻体现得非常明显。最后, 经典语言隐喻研究过分强调“A IS B”隐喻公式, 从某种程度上掩盖了隐喻 (尤其是新奇隐喻) 动态构建的本质, 而多模态隐喻研究有助于揭示隐喻的动态本质。

多模态语篇研究转向进入21世纪后, 信息技术把人类交际的多模态化推到了极致, 图像、声音、文字、构图、造型等多种媒介符号交织在一起, 充分调动感官的协同作用, 传递信息, 交流情感。在这一时代, 视觉感知被赋予了超文字之上的感性特权, 在异质感官符号的冲击下, 文字在表达意义方面的符号垄断地位正逐步被削弱。交际手段的多模态化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引发了在人文学科领域内的多模态语篇研究转向, 如多模态语篇分析 (O'Halloran 2004; Kress & van Leeuwen 1996/2006) , 多模态叙事学 (Page 2010) 等。其中多模态语篇分析的发展势头最为强烈。他们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为框架, 旨在把基于语言符号发展起来理论拓展到其他符号资源, 验证理论的适用性, 把语篇意义构建推向一个更高、更广的符号学层面。但是, 对于隐喻性多模态语篇而言, 由于不涉及整体意义构建的动态操作和认知机制,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该类多模态语篇分析忽略了对语篇所传达或构建的隐喻意义的描述或解释, 从而对审美体验和劝说功能的认知或心理动因缺乏相应的阐释。Forceville等人的多模态隐喻研究正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他们以概念隐喻为突破口, 聚焦于不同模态对隐喻识别和解读的作用, 是对多模态语篇分析的有力补充和延伸。

人文科学的跨学科研究趋势 20世纪末出现的跨学科研究态势可以说是推动多模态隐喻研究的宏观语境。认知科学与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社会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认知科学等学科的融合有目共睹, 构成了当今人文科学研究的一大潮流。在这一大趋势的推动下, 原来属于人文学院的经典的语言和文学研究被纳入传媒或文化研究院系。文学界的学术研究也开始从只关注语言文本转向关注语言文字只担任其中一种交际模式的多模态语篇 (Forceville & Urios-Aparisi 2009: 3) 。领军人物Forceville就属于阿姆斯特丹大学的传媒学院, 其他多模态隐喻研究者也来自不同的领域, 如Rohdin (2009) 是电影评论研究。

3.2 多模态隐喻研究的发展演变

多模态隐喻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从不同学科领域如符号学、电影学、传媒学对非语言媒介中的比喻现象进行的研究, 大致都可以归于广义的多模态隐喻研究范畴。

前期的图像隐喻研究聚焦各种视觉传媒艺术, 如绘画艺术 (Goodman 1976) , 线条艺术和插图 (Kennedy 1982, 1993) , 电影图像 (Whittock 1990; Carroll 1994, 1996) , 广告图画 (Forceville 1996) 。该类图像隐喻研究初期还只是把图像隐喻作为一种广义的图像修辞手段, 如感知心理学家 Kennedy (1982, 1993) 把明喻、暗喻、转喻、提喻等概称为“隐喻”, 并运用Richards (1965) 提出的“载体/话题”对这些“图像修辞”加以区分和描述。虽然Kennedy把隐喻当作修辞现象, 但是他的研究对后期狭义上的图像隐喻研究很有帮助。他 (Kennedy 1982) 明确提出一幅图画被阐释为隐喻的前提是故意违背视觉表现常规而不是粗心或错误所致, 类似于语言隐喻的“语义冲突”。此外, 他提出了一个“符文” (runes) 概念, 指大量用于连环画、漫画中的非象似符号, 如用在人物或移动的物体周围以直线、弯曲线、星星、泡泡等方式表示速度、痛苦、惊讶、幸福、愤怒等现象。

把图像隐喻置于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内进行全面系统论述的当属多模态隐喻研究的倡导者Charles Forceville。1996年他出版专著《广告中的图画隐喻》, 首次从认知的角度对广告 (主要是平面广告) 中图像隐喻的组成、分类及其解读策略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该书的突出贡献之一是对平面图像隐喻进行了分类。Forceville根据图画隐喻的构成, 把图像隐喻分为4类:单体图像隐喻 (MP1) 、双体图像隐喻 (MP2) 、图像明喻 (PS) 、文字-图像隐喻 (VPM) 。虽然在划分标准上不尽统一, 类别之间也有些重合, 但是, 该分类尝试扩大了图像隐喻的范畴, 并使之向系统化前进了一步。其次, 该书对于文字与图像之间互动关系的论述超越了传统的视觉修辞研究的局限, 为后期严格意义上的多模态研究奠定了基础。基于Barthes (1977) 关于图文关系的论述,Forceville (1996: 71)强调指出“语言和图像具有相互补充、相互影响的关系”。正是由于影响视觉感知的两种表意符号相互配合和相互制约, 共同诱发和引导对隐喻的识别、意义的筛选和解读, 才使解读者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再次, 关于图像隐喻的解读, 该书也有独到之处。Forceville结合大量广告图像实例, 印证和突出强调了Black (1979) 提出的隐喻相似性的“创造性”:目标域与源域之间的相似性未必是预先客观存在的, 该相似性可以通过设计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表达出来。此外, Forceville强调图像语境 (pictorial context) 包括广告文字对于隐喻识别和解读的重要性。图像语境将解读者的解读限定在一定的框架之内, 使解读不会超出设计者的意图范围。至于哪些相似性特征被投射到目标域, Forceville指出, 广告设计者的设计可以是独特的, 但其意图传达的含义必然受关联原则的制约, 为标新立异而生拉硬扯必然适得其反。最后, 在研究方法上, 该研究虽然主要以内省式的定性描写和分析为主, 但是, 为了证明文化对图像隐喻解读的重要性, 在最后一章, Forceville采用了实证研究方法, 调查了40个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3则IBM广告的解读, 验证了解读者的文化背景和个体因素对广告图像隐喻解读的影响。

总之, 《广告中的图像隐喻》一书是图像隐喻研究的集大成者, 既突出了图像隐喻与语类 (广告) 的规律性特征①, 又强调了语境和解读者自身文化因素对隐喻阐释的重要性, 是传媒学和语言学成果嫁接的范例, 极大地推动了非语言媒介隐喻研究。当然, 该研究的主要缺陷在于过分聚焦于图像, 没有严格区分模态, 所讨论的图像隐喻既有纯图像单模态隐喻, 也有图像-文字类多模态隐喻。

出版该专著之后,Forceville (2000, 2002a, 2002b)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图像隐喻理论的基础上, 开始转用术语“非语言和多模态隐喻” (Forceville 2004, 2005a, 2005b) , 逐步拓宽其研究领域, 关注的语类也从平面广告拓展到漫画 (Forceville 2005c) 、电视广告及电影 (Forceville 2005d, 2007) 。2006年, Forceville 在“认知主义框架中的非语言隐喻和多模态隐喻:研究议题”一文中正式倡导开展“多模态隐喻”研究, 同时提出了具体的研究议题, 包括区分单模态与多模态隐喻、语言隐喻与非语言隐喻、结构隐喻与创新隐喻, 同时倡导关注非语言隐喻和多模态隐喻的语言化处理过程中所面临的阐释主观性问题、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相似点的创建问题及多模态隐喻识解和阐释的语类制约性问题等等。该倡议有助于把零散的多模态隐喻研究纳入一个更为系统化的研究框架, 使囿于认知语言学范畴内的概念隐喻研究真正进入一个具有更广的人文视野的跨学科研究阶段。

在2005年7月10-15日于意大利召开的“第九届国际语用学会议”上, 多模态表征语用学专题小组倡导围绕多模态隐喻展开研究。在此倡议下, 多位在认知语言学与多模态语篇方面颇有造诣的专家学者沿用Forceville (2006) 对多模态隐喻的界定, 对不同多模态语类中的概念隐喻进行研究, 其标志性成果就是Forceville & Urios-Aparisi (2009) 编辑出版的论文集《多模态隐喻》。

该论文集共收入18篇论文, 涉及广告、政治漫画、连环画、动画、乐谱、口头会话、讲座、故事片等多个语类, 所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包括:哪些模态在隐喻的识别和解读过程中发挥作用?分别发挥什么作用?一个隐喻在多大程度上是体验性的?又在多大程度上受文化或专业社团的制约?

概言之, 多模态隐喻研究是从图像隐喻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 在认识论上完成了从图像修辞到概念隐喻多模态表征的飞跃。多模态隐喻研究是一种比较新的研究范式, 处于起步阶段, 相信随着多模态语篇研究的深入, 多模态隐喻研究也将产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4.多模态隐喻研究的聚焦点

从研究内容和成果来看, 目前多模态隐喻研究的重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4.1 多模态隐喻的语类性特征

多模态隐喻研究首要的关注点是模态的使用, 源域及目标域的选择是否呈现某些语类特征, 因此, 多模态隐喻研究基本上围绕语类展开。这也可以从《多模态隐喻》论文集的编排方式上得到印证。

受关注最早、最多的语类是广告。从平面静态广告中的图文隐喻到动态电视、网络广告中的多模态隐喻, 研究者们如Forceville (1996) ,Koller (2009),Caballero (2009), Urios-Aparisi (2009),Yu (2009)共同关注的是, 以实现产品或服务的正面诉求为宗旨的多模态隐喻在隐喻的构建和表征手段方面具有哪些突出特征。如,Caballero (2009)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12, 000条品酒记录和一些西班牙和法语的酒类广告进行系统分析, 发现这类广告的特点是把味觉和嗅觉特征转译为图画和语言的共享“词汇”, 并遵照文化规约和传统习惯选择源域和视觉形象。又如, 华裔美籍学者於宁 (Yu 2009) 的力作“隐喻和转喻的非语言和多模态呈现:案例分析”, 聚焦电视广告, 通过对我国中央电视台一则公益广告的深入细致的分析, 强调指出, 转喻和文化规约对广告中多模态隐喻的构建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其次备受关注的语类是漫画。这里漫画是一个总称, 包括政治讽刺画 (Yus 2009;El Refaie 2003, 2009) 、漫画 (Teng & Sun 2002;Teng 2009;Schilperoord & Maes 2009) 、连环画 (Eerden 2009;Shinohara & Matsunaka 2009) 等次类。其中, 政治讽刺画中的多模态隐喻的研究尤为突出。与广告的正面诉求相反, 政治讽刺画以对人物或实事的讽刺或批评见长。Yus (2009: 167) 发现, 漫画家在政治讽刺画中最常用的一种视觉隐喻是视觉化常规隐喻:把常规语言隐喻进行还原性视觉化处理, 借助于视觉媒介, 达到去熟悉化 (defamiliarization) 目的, 产生冲击力。这一过程被称为“常规语言隐喻的再视觉化 (re-visualization) ”。这一方法被漫画家广泛使用。此外,El Refaie (2009: 176)发现, 方位隐喻格外受到漫画家的钟爱。在漫画中, 形体的大小普遍用来指示各种成分的相对突显性和权力、力量、社会地位之差别。如, 民主党被描画为七个小矮人, 暗示民主党人个个懦弱无力②。

除广告、漫画外, 口语和手势语 (Cienki 1998, 2005, 2008;Cienki & Muller 2008;Muller & Cienki 2009;Mittelberg 2006, 2008;Mittelberg & Waugh 2009) 、音乐 (Zbikowski 2008, 2009;Forceville 2009b) 、电影 (Carroll 1996;Rohdin 2009;Eggertsson & Forceville 2009) 也是颇受多模态隐喻研究关注的语类。其中,Mittelberg & Waugh (2009)对手势语中多模态隐喻的分析格外令人信服:他们指出手势也可以呈现语言所没有传达的概念隐喻, 而且, 在手势中, 转喻是理解隐喻的不可或缺的必要的一步。在电影和电视广告中, 非语言声音和音乐对多模态隐喻构建起着非常重要的暗示作用 (Forceville 2009b) 。关于电影中的多模态隐喻,Rohdin (2009)指出, 多模态隐喻在无声电影和有声电影中都非常普遍, 电影都会充分利用镜头的平行、叠加、剪辑、拍摄角度等技术手段来诱发隐喻解读。

4.2 多模态隐喻的区别性特征

多模态隐喻研究的宏观目标一般是:探寻多模态隐喻所特有的、不同于语言隐喻的或语言隐喻研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规律性特征, 以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概念隐喻理论。至今所发现的多模态隐喻的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多模态隐喻的动态性、叙事性正如Forceville & Urios-Aparisi (2009: 11) 所言, 基于大量脱离语境语言表达式所总结出的隐喻结构公式“A是B”抹杀了隐喻动态构建的本质, 不符合多模态隐喻的特征。与高度抽象的语言符号不同, 非语言模态的表征往往具有高度的时空序列特征, 或通过视觉的延展构建一个包含行为事件链的隐喻场景, 或通过镜头的剪辑次序或声音的起伏仿拟事件的发生过程, 因此多模态隐喻似乎都承载着一定的叙述性。这在Forceville (2005a) ,Forceville & Urios-Aparisi (2009), Urios-Aparisi (2009),Yu (2009), Schilperoord & Maes (2009)中都有明确论述。如, 某品牌葡萄酒的广告:硕大的高脚酒杯里映出的是一位著名芭蕾舞演员旋转起舞的画面, 配有下面一段文字:

“...they say that then it started swirling, slowly first—releasing berry notes—then faster—its pink freshness turning violet....” (引自Caballero 2009: 86)

虽然是静止的定格画面, 但是, 观者仍然能够轻易构想出芭蕾演员正在翩翩起舞的动态场景, 并在文字的导引下, 推导出“先摇晃酒, 酒的芳香就会扑鼻;加速摇晃, 酒的质地就会清晰可见”的整个过程。这样, 借助于文字与画面的协同作用, 隐喻意义的生成和解读变得鲜活起来, 具有了故事性动感。

凭依镜头的剪辑次序和声音的延展, 电视广告或电影中多模态隐喻的动态性更加突出。如,Yu (2009)分析的中央电视台公益广告“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通过镜头和音乐讲述了一个热爱舞蹈的乡村姑娘从乡间地头舞向国际大舞台的旅程, 把概念隐喻“人生是旅程”和“人生是舞台”挖掘到极致, 映射“心怀梦想的中国发展为世界强国的征程”。

正所谓“图片一张胜似万语千言” (Forceville 2009a: 29) , 叙事性“隐喻脚本” (metaphorical scenario) (Musolff 2006) 的构建必然使其隐喻意义富有开放性, 令其解读更加耐人寻味。鉴于多模态隐喻的上述特点,Forceville & Urios-Aparisi (2009: 11)认为把隐喻理解公式概括为“正在进行的A是正在进行的B” (A-ING IS B-ING) 似乎更为贴切, 这也更加符合隐喻的语篇交际特征。

多模态隐喻的鲜活性与上述特征密切相关的是, 多模态隐喻能够彰显概念隐喻的质感性。例如, 相对于纯语言语篇而言, 视觉语篇中源域的形体和空间维度更加直观。当“POWERFUL IS BIG”这一概念隐喻用语言形式表达时, 到底“BIG”有多大, 其空间参数是多少, 接受者头脑中很难有一个具体的形象, 难以形成清晰的感知, 而当诉诸图像时, 接受者就可以对该概念隐喻一目了然;直观的视觉感知图像比抽象的语言符号更能感染接受者, 引发情感效应。同时, 多模态隐喻能够传达语言隐喻所无法传达的视角和情感。如果把一个多模态隐喻转换为语言表征, 那么就可能使原来的隐喻变得索然无味, 丧失原来的韵味和感知冲击力。现实生活中很难被感知或无法被感知的抽象概念或思维, 借助多种媒介的组合, 隐喻性地外化为可感知的活生生的现象, 这正是多模态隐喻的魔力所在;多种模态的合成和叠加, 形成如同音乐般的交响与对位, 给接受者带来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在《多模态隐喻》论文集中, Eerden, Shinohara & Matsunaka, Yu, Yus, El Refaie等人的研究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具体是具体”多模态隐喻的普遍性经典概念隐喻理论一直强调人类只能用具体域映射抽象域, 但是大量多模态隐喻实例证明, 隐喻也可以用一个具体事物体验或理解另外一个具体事物, 即源域和目标域都可以是感官直接感知的事物。这一点虽然在Lakoff & Johnson (1980) 论及语言隐喻时也有所提及, 但是鉴于概念隐喻理论的核心是强调隐喻的作用是用具体事物体验或理解抽象概念, 这一点备受忽视。“当我们撇开纯语言模态, 考察其他模态隐喻时, ‘具体是具体’隐喻是非常普遍的” (Forceville 2009a:28) 。如广告中的图像隐喻“手表是蝴蝶”, “泳衣是海豚的皮肤” (Forceville 1996) , 其源域和目标域都是可感知的具体事物。事实上, 在广告、漫画、讽刺画等语类中, 大多数目标域都是具体的、可描画的, 如宣传的产品, 漫画中讽刺的政客, 电影中的人物等等。即使目标域确实为抽象的概念而非具体的产品或人物, 多模态隐喻也往往诉诸有形的实体担当转喻的源域, 由转喻激活抽象的目标域。如, Hitachi公司主页用繁茂的大树转喻自然界的和谐, 隐喻传达其“技术促和谐”的经营理念 (Koller 2009) 。

4.3 多模态隐喻和转喻的关系

在认知语言学中, 隐喻和转喻被认为是映射过程中从直义到喻义连续统上的点 (Barcelona 2000: 16) 。转喻比较接近直义一端 (Radden 2000;Dirven 2002) 。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 很多学者认为, 转喻是比隐喻更基础的认知现象, 隐喻往往是由转喻诱发的 (Barcelona 2000;Dirven & Pörings 2002;Panther & Radden 1999) 。

多模态隐喻方面的研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 转喻在多模态隐喻现象中作用更加明显。Forceville & Urios-Aparisi (2009: 12) 概述多模态隐喻研究特征时断言“研究隐喻不涉及转喻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在《多模态隐喻》的多数研究中都有体现, 如Koller, Urios-Aparisi, Yu, Mittelberg & Waugh有专门的章节阐述转喻在多模态隐喻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Yus, Schilperoord & Maes, Eggertsson & Forceville 也间接论及转喻与多模态隐喻的互动问题。

关于转喻的重要性,Urios-Aparisi (2009),Yu (2009),Mittelberg & Waugh (2009)都用实例证明, 虽然有的多模态广告直接呈现源域和目标域, 但是大多数是采用各种间接的、转喻的方式, 激活隐喻映射的源域或目标域。例如, 只是通过显示产品的某个部件, 如它的徽标, 与目标域建立转喻连接。源域的呈现也是如此。多模态呈现的可感知的事物往往只是部分、原型成员、行为、原因、结果等, 用以首先转喻激活隐喻映射所需要的整个目标域或源域, 然后再进行跨域映射。如,Urios-Aparisi (2009: 102-103)举了一个目标域中的转喻收缩和隐喻诱发的例子“Tea Drink”:通过茶标签的形状及其晃动的效果, 构建出“该品牌茶是催眠表”隐喻。其中, 茶的视觉呈现沿用了两个转喻, 一是“标志代产品” (emblem for product, 茶标签代茶) , 另一个是“效果代原因” (relaxation for drinking tea, 饮茶使人放松的效果代饮茶行为) 。第一个转喻突显产品的标签, 因为它形状上像催眠术者的手表, 从而诱发“茶是催眠术手表”这一隐喻映射的实施;第二个转喻突显饮茶的效果, 为隐喻的实施提供动因。

Mittelberg & Waugh (2009: 329) 直接以“转喻在先, 隐喻在后”为题, 运用手势语实例说明多模态隐喻的实现必须先基于转喻。在指称一个抽象概念时, 一个隐喻手势依赖符号组合的转喻原则, 如通过提喻, 手可能只描画事物或行动的相关部分或成分。如, 在讲解框架语义学理论时, 所伴随的手势是用手画一个画框。首先, 手在空气中的移动轨迹只体现物理空间框架的某些方面, 凭借“部分代整体”或“具体代范畴”转喻具有物理空间特征的“框架”, 然后, 基于物理框架与抽象语义学框架之间的相似性, 促使跨域映射的实施。可见, 手势同时担当两种功能:表现物理框架和抽象概念框架。“事实上, 几乎所有的隐喻解读都是依赖首先通过转喻所获得的手势解读:手在空气中的移动轨迹必须首先被解读为意指某种框架;只有以此为基础, 才能领会隐喻诱发的物体。” (Mittelberg & Waugh 2009:337)

除了为构建隐喻提供必要的前提外, 转喻的作用还体现为制约隐喻映射的特征和属性。转喻体本身通常附带有某些具有评价和感情色彩的隐含意义, 如, 象鼻和象腿都能激活大象这一概念, 但是象牙隐含“进攻性、洁白、昂贵”之意, 而象鼻则隐含“灵活性、敏感、喷洒水或沙子的器具”之意 (Forceville 2009a: 26) 。选择不同的转喻体意味着诱发不同的“大象”特征映射入目标域。Urios-Aparisi (2009: 96) 指出, “在广告语境中, 转喻是一种重要的认知过程, 它不但反映修辞策略, 而且在诱发隐喻、制约映射特征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认识到转喻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 研究者还进一步探讨了转喻体的选择依据。他们发现转喻体的选择不是任意的。有的基于人类共有的普遍体验,Koller (2009: 54-55)列举的Hitachi公司主页“大树”和IBM公司主页“DNA”的例子都属于这一类。如, Hitachi公司主页上方有一棵茂密的“大树”, 用以转喻“自然界”, 属于“原型成员代范畴”类转喻:作为自然界的原型成员, 大树的茂盛激活关于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联想, 以此来体现Hitachi公司“技术促和谐”的核心战略。以此为前提, 在图片下面文字 “We're aiming for high growth in the global market”的作用下, 图文一起协同构建隐喻“公司的成长是自然界的成长”。这里, 词语“成长”在勾画图像“大树”的突出特征的同时, 又在图片与文字之间建立起一种基于因果推理的转喻连接关系:繁茂的大树是成长的结果, 图片以果代因, 而文字以因代果, 跨模态呼应。这一例子说明转喻体的选择可以是跨文化的, 反映人类普遍知识结构的现象或事物。然而, 在更多情况下, 转喻体的选择以社团文化规约为理据, 受特定文化语境下理想认知模型的制约。如,Caballero (2009: 89)列举的西班牙Osborn酒广告的例子。广告图像选用近镜头拍摄的强健的“牛角”转喻“牛”, 继而引发牛的文化象征指认“西班牙”, 激活关于酒产地西班牙民族特征的相关联想。对不熟悉西班牙文化的人来说, 不容易产生这样的联想。在多模态语境中, 依凭文化规约建立起转喻连接的例子比比皆是。再如, 在“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的电视公益广告中, 配乐《兰花花》指代中国文化, 继而指认中国身份 (Yu 2009: 136) 。不了解中国民族文化或民族音乐的听众很难在两者之间建立起这样的转喻连接关系。该广告中, 女孩穿的中式小棉袄与中国传统农业文化之间、燕尾服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都存在着这样的基于文化规约的转喻连接关系, 因此都是文化原型性物品代文化的例子。

关于源域的文化属性, 在语言学界,Gibbs & Steen (1999), Kövecses (2005),Shore (1996),Yu (1998)等人的研究也都有所论述。从投射到目标域的潜在特征来看, 与体验意义相比, 通过转喻手段与源域联系在一起的文化蕴含更为重要。

4.4 多模态隐喻相似性的表征方式

既然隐喻的本质是基于相似性基础上的跨域映射, 那么在多模态语篇中, 相似性的表征方式如何, 即源域和目标域是通过什么方式激活的?这一问题也是多模态隐喻研究的一个焦点。

对此,Forceville (2009a)有专门的阐述。他把相似性的表达方式概述如下:

感知上的相似性感知上的相似性突出体现为在声音 (包括音量、音质、音高) 和视觉上的相似关系。在多模态中, 运用最多的是视觉上的相似性:两个实体在大小、颜色、位置、姿势、质感、材质等方面相似或相近, 往往会被感知为相似。Teng (2009) 把表征视觉相似的图像并置划分为三类:一类是图像沿水平轴平行摆放, 在形体大小、姿势等方面相像, 如新闻报纸与恐怖小说并列于书架上, 构建“美国新闻是恐怖小说”隐喻。再如, 把河马、熊猫、和平鸽图像沿水平轴并列摆放, 暗示在中东和平鸽跟非洲的河马、中国的大熊猫一样属于濒危动物, 隐喻中东和平之珍贵。第二类是沿纵轴上下排列, 构成对照。如, 所有的穆斯林同样穿着、同一个方向伏地祷告, 但有一个人跟大家方向相反, 背着枪, 腰带上写着“恐怖主义者”。这样, 身体方向上的对立, 激活“背道而驰”的寓意, 祷告情景隐喻“误入歧途”的信仰。第三类是运用曲线形状, 隐喻目标域的“循环往复”。如, 把用于打击恐怖主义的坦克排列成一个数学上的无限符号, 隐喻战争的无休无止。关于感知相似性的本质,Forceville (2009a: 31)强调指出, 实体之间的相似未必来自于事物本身, 而往往是源于表层的呈现方式, 如相同的拍摄角度。

出其不意地填充空位把一个事物置于按照常规本该其他事物存在的空位, 即把本该属于A的图式空位 (schematic slot) 由B直接置换, A不出现。Schilperoord & Maes (2009: 213)把这种方式称之为“置换” (replacement) 。例如, 在一幅关于世界杯的漫画中, 用足球置换太阳, 让地球围绕足球转, 构建“足球是太阳”隐喻。而且, 地球形体非常小, 足球非常大, 隐喻足球的重要性被无限制夸大, 甚至还超过了地球本身, 这体现漫画家对足球热现象的讽刺。又如, 在领带的位置排放一只精品皮鞋, 传达“皮鞋是领带”隐喻, 暗示皮鞋能够体现气质和风度。这种置换所创造的相似性, 是通过情景激活而来的, 依赖解读者的世界知识。

共时交错配置如果两个事物用不同的模态呈现, 通常通过同时突显呈现源域与目标域, 来暗示两个域的等同指认。例如, 视觉上的吻同时伴随着听觉上的汽车碰撞声、吸尘器声或链条碰撞声, 以分别暗示婚后的矛盾争吵、枯燥的家务、自由的丧失。或者, 吻的图像下面配有“牢狱监禁”字样 (Forceville 2009a: 31) 。该类与上述第二类有些类似, 但是第二类中源域不直接呈现, 而在该类中, 源域和目标域同时呈现, 通过交错匹配诱发相似性隐喻解读的作用。

此外,Rohdin (2009)把电影语类中隐喻的有形表征方式总结归纳为:镜头叠加、语言隐喻意象化、蒙太奇、摄影术等。这些方式可以进一步归纳为:镜头的共时叠加和次序串接。前者把两个属于不同范畴的成分表现为一个位于同一个时空的统一体。如, 在《罢工》中, 导演把一个警察间谍的图像与一个狐狸的图像叠加在一起, 引发观众把源域狐狸的某些特征如狡猾、机警映射入目标域警察间谍。该类叠加类似于Teng (2009) 所论的平行并置。后者是把两个不属于同一范畴的事物镜头先后交叉次序播放, 暗示两个域的等同关系。如, 在电影《摩登时代》中, 镜头先呈现被圈起来的羊群, 接着消融为高峰期从地铁里匆匆忙忙穿行的人群, 以此构建隐喻“ (产业革命时期上班的) 人群是羊群” (Rohdin 2009: 414) 。

5.结语:多模态隐喻研究的贡献、挑战和发展趋势

多模态隐喻研究把囿于纯语言学领域的概念隐喻研究拓展到更广阔的符号交际范畴, 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和修正概念隐喻理论体系, 为“人类隐喻思维”这一论断提供更充实的证据。

概而言之, 多模态隐喻研究的贡献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 以跨语类具体实例为依据, 多模态隐喻研究为隐喻的思维概念性提供了更加详实的佐证。多模态隐喻研究有助于更直接地接近概念隐喻的本质, 因为研究表明, 很多情况下, 多模态隐喻是不可转译为语言的, 或许在生成过程中并没有经过语言的过滤, 而是概念隐喻的直接呈现。其二, 多模态隐喻研究彰显了隐喻的动态构建本质。多模态隐喻研究重视隐喻的即时解读, 强调读者的认知经验及百科知识、语类图式、社团共享的文化规约在多模态的协同作用下被激活, 隐喻含义才能被解读出来。其三, 多模态隐喻研究所发现的多模态隐喻的特征, 如“具体映射具体”、隐喻的文化规约性、开放性、叙事性等都极大地丰富了对隐喻特征的认识。同时, 多模态隐喻研究突出了模态的重要性及隐喻的文体维度:模态不同, 所传达的信息、情感、审美情趣也会有所差异, 诉诸多种感官的多模态隐喻比抽象的语言符号更能感染接受者, 引发情感效应, 某种模态所表达的意义有时是不可转译的, 不可用其他模态等值地传达出来。其四, 此类研究把转喻与隐喻的互动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对转喻的基础性地位及其对隐喻映射的制约性作用认识得更加深刻。

由于涉及非规约符号的交际意义, 与经典语言隐喻研究相比, 多模态隐喻研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首先, 多模态隐喻一般为新奇隐喻, 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相似性多源于施喻主体应景即兴的奇思异想, 是主体以独特感知视角创造出来的, 对其隐喻含义的识别和解读具有一定的难度和主观性。同时, 由于相似性不仅限于事物或情景内部的结构特征, 更是出于事物或情景之间及外部的邻近关系, 以及事物或情景所附带的基于文化规约的情感、态度、愿望等 (Forceville 2009a: 29) , 研究者在分析多模态隐喻具体实例时, 能否全面把握创作者的文化背景、创作意图及个性特征等是正确推导和阐释隐喻的关键。

其次, 与上一点紧密相连, 多模态研究者多沿用语言隐喻研究惯例, 用“A是B”公式概括各类表象背后的概念隐喻, 如“ARGUMENT IS WAR”, 这意味着需要把概念用语言 (大写) 表述出来, 这一点对于语言隐喻来说, 可能并不困难, 但是, 对于多模态隐喻来说, 存在着极大的随意性。关于多模态隐喻语言化的歧义性、模糊性或主观性问题,Forceville (2009a),Koller (2009),Caballero (2009)都有专门的论述。如Forceville (2009a: 30) 明确指出, “面对一个非语言或多模态隐喻, 分析者必须找出适当的词语描写其背后的概念结构, 这个语言化过程势必不是中性的, 必然带有分析者自己的主观性”。他继而用一个具体例子阐述了这一观点:Senseo 咖啡壶的造型是一个人弯着腰谦恭地为一个盘子上添加一个杯子, 面对这样一个非语言隐喻, 分析者是把它描写为“咖啡壶是仆人”还是“咖啡壶是男仆 (butler) ”呢?哪个更合适?尽管“仆人”和“男仆”享有很多共同的特征, 但是“男仆”这个词的含义更加具体, 并且往往唤起解读者关于“英国式标准服务”的内涵联想, 而“仆人”一词不附带这样的内涵。词语不同, 其所暗示的投射特征就会有差异。

此外, 多模态隐喻研究所面临的另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是多模态隐喻解读是否需要经过语言化处理。Forceville (2009a: 30) 强调指出, 非语言隐喻的语言化是一个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 讨论多模态隐喻的学者在写文章时需要借助于语言把概念隐喻表述出来, 但在多模态语篇中, 这一隐喻或许并没有语言化表述。观者观看理解过程中是否也对非语言隐喻进行这样的语言化处理, 是个重要的问题, 但是很难进行验证。

目前, 多模态隐喻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其理论还基本上沿用Lakoff & Johnson (1980) 提出的双域映射框架③, 还没有形成一个适用于多模态隐喻研究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研究方法上也还以内省和思辨为主, 缺少大规模的实验和统计类实证研究。随着多模态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普及, 多模态隐喻研究的重要性将日益凸显。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 多模态隐喻研究必将进一步结合多模态符号学、多模态语篇分析的研究成果应对上述挑战, 在探究人类隐喻思维、揭示隐喻构建和解读的认知机制方面做出独特的贡献。

本文节选自：赵秀凤.概念隐喻研究的新发展——多模态隐喻研究——兼评Forceville & Urios-Aparisi《多模态隐喻》[J].外语研究,2011(01):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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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List of contributors

Preface

I.Setting the scene

II.Multimodal Metaphor in Advertising

III.Multimodal Metaphor in Political Cartoons

IV.Metaphors of Emotion in Comics, Manga, and Animation

V.Metaphor in Spoken Language and Co-Speech Gesture

VI.Metaphor Involving Music and Sound

VII.Metaphor and Fil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