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斌：那些年，我们一起上的政治课｜学生说
一天，在与一位学姐的聊天中，她向我提到，前段时间茅卫东老师出书了，是一本探讨师生关系的书。于是乎，我当即上网查询相关情况，很快找到了那本题为“重寻教师尊严”的作品。然而真正吸引我的却是封面上的那句话：“或许，我们应该以教育的名义，重新审视我们对学生的爱。”我相信，茅老师这句话没有刻意地煽情，也没有做作的成分，而是一份实实在在的思考。因为，茅老师就是这么一个人，一个真正在乎学生但几乎不说爱学生的老师。继而，对茅老师以往的那些记忆被逐渐唤醒，慢慢地又被串联到了一起，渐渐地变得清晰。
那个时候，茅卫东老师教我们高中思想政治课；
那个时候，茅卫东老师告诉我们真正的大智慧并不在课本上；
那个时候，茅卫东老师引导我们去找寻高中学生该有的灵魂。
……
第一次见到茅老师，就在他的思想政治课上。平心而论，当年的茅老师确是一副斯文睿智的模样：清瘦、戴眼镜、小平头。然而，学生往往是比较怵这副腔调的老师的，给人的感觉很“贼”、不好糊弄。尤其是思想政治课这类学科，偏重于记忆，感觉定少不了默写、抽背等暴力记忆手段。倘若再配上一个高智商的变态老师，这绝对是个教学史上的“杯具”。万幸，事实证明，茅老师跟所有英明的老师一样，并没有将默写、背诵作为鞭策读书的主要攻击手段。茅老师将课堂打造成一个交流平台，抛些问题，让学生自己思考，然后由学生阐述、讨论，而他更多的是做一些穿插引导，当然其中不乏一些幽默机智的经典语录。所以，在茅老师的课上，我们可以尽情地思考、辩论和耍幽默。也正因如此，茅老师的课一直都是人气很旺的课，喜欢他的课甚至不亚于体育课（高中体育课就是宝贵的放风时间）。回想起那些有趣的思想政治课，即便时隔近十年，依然让人记忆犹新……
一、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
某次课堂上，茅老师说，针对考试中出现的对某新生事物做解析类的简答题，只需依次回答了“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即可以比较周全的答题，也能拿到较高的分数。印象中，这是茅老师为数不多的应试教学。而实践证明，这个办法的应试效果确实比较理想。然而，细细琢磨一下，这或许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应试策略，而是对该类型问题的归纳总结。通过对“是什么”的分析，引导我们去搞清问题的本质；通过对“为什么”的分析，可以弄清表现形式和本质之间的因果联系；至于“怎么办”，就要求我们针对问题提出解决之道。简简单单九个字，实则包含的是一种大智慧。直到现在，当我遇到新的困惑时，我还是会本能地从这三个问题着手分析解决，且屡试不爽。
二、从“老教授的决绝”到对“信仰”的思考
茅老师讲课时会结合很多真实的案例，其中有个案例让人印象比较深刻。说是：20世纪90年代，一个研究了一辈子计划经济的老教授，因无法理解国家放弃计划经济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故而采用了比较激进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教学生涯（确切地说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此，姑且不讨论计划经济局限性以及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就针对老教授的行为而言，他采取的方式，我认为很傻很可惜；究其动机，我更愿意相信这是老教授对信仰的忠贞。或许，老教授给他学生讲的已不再是简单的课本内容，而是他对他心中真理的解读，当他的真理被否定后，他选择了殉道。正是这个案例，让我开始认真思考信仰以及人生观问题。信仰，是人们对真理的追随，它也让人生变得充实、饱满。当然信仰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所以每个人其实都应该拥有一个积极、正确的信仰，这样可以使人一心向善，让生活更有意义。
太多记忆，太多感触。多谢当年那位意气风发的青年教师，用其“离经叛道”的教学模式，让我们领略了全新的听课享受。（当然，此处所谓“离经”仅指并不以教科书作为教学的唯一内容，而“叛道”仅指采用异于普通的应试教育之道，并不做扩大解释。）对我而言，茅老师课的意义也许不仅仅在于讲解了多少知识点，而是他引导我应该自己去悟道，自己去探寻表象后面那深沉的道义。这就好比在佛法中，佛理被分为显和密两种。显者，以世俗文字语言传达道理教化于人；密者，是指佛法本质至高之处是不可说的。好的老师可以做到以最为准确有效的方式，把一些道理传授于学生；但茅老师的课，让人不自觉地开始探寻起那些不可说之法。或许很多不可知之法尚未被世人所知，但至少我现在可以感到，探寻那些不可知之法是一件很重要且又很让人愉快的事情。漫漫修行，或可得那渡诸彼岸之机缘……
很多记忆似乎会被大脑精心地封印起来，直到一个引爆点的来临，一下子又如同爆发后的“查克拉”一样，喷涌出来。闭目回味，或感慨，或感恩，或感激……若再细细想来，可能还会发现，原来影响现在的一些想法，早在那个时候就已形成。
思绪依然在洋溢，回忆当时的人，回忆当时的事，回忆当时的青春。
（2012年2月14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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