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土耳其琐记（八）：伊兹密尔的那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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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厄的朋友布拉克
在安塔利亚时，就收到我在土耳其的教授朋友乌厄的WhatsApp短信，说伊兹密尔（Izmir）的行程委托了他的朋友布拉克，他会安排我的行程和住宿，可能需要我择时在伊兹密尔作一个报告。
10月25日一早，从安塔利亚飞伊兹密尔，一个多小时航程，上午十点就到了。走近接机人群，一位英俊的中年男人迎上前来。
毫无疑问，是布拉克，这里的一所大学的数学教育教授。
走到停车场，我上了一辆红色宝马，宝马轿车见了不少，红色的还是第一次，很酷。不由得想，这里的教授都这么炫吗？
入驻这里的教师招待所后，布拉克开车带我去海边。阳光明媚，一片祥和，海面平静如镜，海鸥盘旋栖息。
海滨大道上，有一个纪念馆，是凯末尔总统当年独立战争的在伊兹密尔的指挥部旧址。布拉克说，土耳其独立战争就是在伊兹密尔中打败希腊人而胜利结束的。从安卡拉到伊兹密尔，我能感受凯末尔在土耳其人心目中神一般的地位。
一战后奥斯曼帝国崩溃，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商议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地，凯末尔原是奥斯曼帝国一名军官，他发起“国民运动”，以国民议会和原有武装阻击英法为首的协约国的计划。希腊2019年得到英国允诺，试图接管伊兹密尔，引起“西土战争”（1919-1922）。
土耳其在凯末尔领导下打败希腊，1923年10月成功建立土耳其共和国。而在这个过程中遭受最大挫败感的是信心满满准备把整个奥斯曼帝国纳入自己版图的希腊。希腊自古和小亚细亚（安纳托利亚半岛）和君士坦丁堡（如今的伊斯坦布尔）的拜占庭东正教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在之前谈到土耳其中部卡帕多奇亚和科尼亚曾经住过许多逃避古罗马迫害的希腊基督徒，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希腊和土耳其又经历了迫害对方族裔居民、因为爱琴海油气资源以及塞浦路斯独立引起的冲突和战争。希腊和土耳其这两个民族，狭路相逢，成了历史上的一对冤家。
伊兹密尔市的土耳其独立战争纪念馆陈列（蜡像）
伊兹密尔市近四百万人口，是土耳其第三大城市（仅次于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它沿爱琴海的绵长海湾而建，像个口袋。从地图上就可见其军事防守的战略地位（见上图）。
这里，南边的市民要去北面需要依靠海上的轮渡。布拉克说，北边的卡西亚卡区，和南边的古斯巴克区是“对头”（rivals），每年两个区的足球俱乐部的德比大战，是伊兹密尔最大的狂欢节，几乎所有市民都会“站队”，为各自球队摇旗呐喊，有时甚至会发生球迷间的冲突。
这样的局面在土耳其这样的保守国度大概也绝无仅有吧。只有现代城市才会把一个体育盛事升级为一场全民狂欢。
参观完纪念馆，我们在附近的一家海滨餐厅享受了一顿有大海和海鸥陪伴的午餐
谈到中国，布拉克对中国改开的成就赞不绝口，到底是有世界眼界的教授。他问了一个更专业的问题，美国参赛数学奥林匹克的几乎清一色华裔，而OECD的PISA考试中国的数学成绩也非常亮眼，究竟是什么原因？
看和谁比吧！如果说好，整个东亚的PISA数学都不错。华裔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方面出类拔萃，所有美国大学数学系都有华裔教授，确实是个文化现象。如果说不尽人意，真正在数学上玩到成精的也不多（丘成桐算一个，我的校友张益唐也算一个）。
伊兹密尔和土耳其的内陆城市明显不同，科尼亚的汉泽，和布拉克年龄经历相仿，但气质上完全不同。汉泽憨厚老派，像个西安老土地，布拉克开朗精干，像个海派时尚男。汉泽带我走进土耳其历史，布拉克让我看到现代的土耳其。
下午，布拉克带我去见他的朋友麦丁。
布拉克的朋友麦丁局长
麦丁是依兹密尔省的一个大区卡拉巴格拉的教育局长，听布拉克说我要过来，立即安排我为区里的中小学老师作一个的报告，题目由我定。我在伊兹密尔的吃住行，他全包了。
麦丁局长的办公室在一幢蛮新的区政府大楼里，外面有一间小接待室，有个秘书做接待工作，土耳其咖啡是少不了的。麦丁不会英语，找了女校长拉琪叶（照片左）来作翻译。麦丁五十岁左右，很精神，初聊的印象是，土耳其教育和许多国家一样，都有陈旧刻板跟不上快速发展的社会的问题。可能这也是为什么麦丁局长希望我能给老师们带来一些对教育的新思考。
晚上，麦丁在市中心一家上档次的餐厅请我吃饭，来了不少我不认识的西装革履的朋友。在市中心鸟瞰整个城市，有高楼林立的中央商务区，还有大片居民区（见图）。和安卡拉一样，许多房屋建在山坡上。和洛杉矶不同，那些房子不是豪宅，而是普通居民楼。
伊兹密尔市中心鸟瞰
麦丁局长的女翻译拉琪叶
第二天，拉琪叶和麦丁的司机陪我在伊兹密尔逛逛。
拉琪叶其实是麦丁所在区的一个小学的副校长。她原来是教英语的，现在做了行政。当我的翻译是麦丁临时拉的差。
上午去了传统集市和老街，有不少土耳其老人坐在那儿喝茶聊天。随便找了一家餐饮店坐下来吃些地方小吃，拉琪叶点了用牛羊的脑子做的汤，有点腥，我只喝了几口。土耳其的小吃我总体上不太习惯，包括咸味的鲜奶酪，我喜欢的是土耳其红茶。
转转悠悠来到市中心广场，那个钟楼，奥斯曼风格，特别精致，是给奥斯曼帝国的哈米德二世登基25周年（1901年）的礼物，那个钟则是德皇威廉二世的馈赠，原来奥斯曼帝国和德国本来就称兄道弟，第一次世界大战（1904-1908）成了同盟，这才想起见过好几个土耳其官员（包括麦丁），会讲德语但不会英语，估计和几百年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有关。
伊兹密尔位于海滨城市广场上的著名钟楼
下午坐渡轮去卡西亚卡，北岸那个有足球俱乐部的大区。我们去了那条最热闹的商业街，扑面而来的是那种女神般的人物雕塑，自由女神像？很抢眼，很逼真，很唯美。但下面坐着许多戴口罩和围头巾的大叔大妈，有点违和感，有点煞风景。可能这就是土耳其特色。
这里比南边更有节日的气氛，到处是土耳其国旗，红色的外套，还有非常醒目的宣传2023年建国一百周年的大幅挂件。是啊，一年后的10月（也有是笔者写这篇文章的两个月后），土耳其将迎来举国大庆。
我们一行走上回程的轮渡，坐轮渡的人熙熙攘攘的坐定在自己的位置上，这时，船上上来了四位从头到脚全部用黑袍罩住的女人，只留出两只黑眼睛，很扎眼，有点吓人。其实阿拉伯女人是很标致的，我在安卡拉的学生法蒂玛就是一个大美人。保守的伊斯兰教规不让女人显摆她们的美，大概也有它的道理吧。我这么想。
已经是傍晚十分。海湾的西边烧红了半边天，一点点看着落日消失于地平线。
麦丁的朋友菲丽兹校长
第三天是我作报告的时间，我报告的题目是《创新时代的人才和创造力培养：教师应该怎么做》，还是从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入手。拉琪叶现场翻译，我说一段，她翻译一段。报告后我夸拉琪叶的翻译很流畅，拉琪叶说我讲得条理很清晰，完全能跟上思路。
有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女士提了问，她的穿着打扮在听众里很显眼，原来是这里一个私校的校长叫菲丽兹。
她会后跟我作了简单的交谈，她说关键还是这里的教育忙活的都是考试背诵记忆，很少关心学的东西对自己的意义，这不就是说的“应试教育”嘛。她说她的学校秉持完全不同的教育哲学，崇尚的自我和个性的绽放，听起来类似蒙特梭利教育。麦丁局长要不要去她的学校去看看。于是我们一行搭车去了这个在市区里的校区。
菲丽兹（右）与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们
这个私校规模不大，很个性化，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一贯制。土耳其的教育理念混合着穆斯林的保守性和西方自由化，菲丽兹自己的教育是西化的，这也应该是这所学校的特色。
菲丽兹忙着学校的事，没时间跟我多聊。学校副校长是一个英国长者，估计过六十了，跟我很聊得来，完全无障碍。麦丁则在办公室一角看他的电脑。看来，他也是这儿的老熟人了。
拉琪叶的闺蜜们
黄昏时分，我和拉琪叶接上了头，她拉上了两个闺蜜，说去海滨玩玩，其中一个开着自己的车把我们都拉上了，开始了海滨地区一路开到一个聚集了不少餐馆和茶馆的地方。
十月下旬，这里可能是旅游淡季，游客稀少。我们就像三五好友，先是在户外吃吃点心，到了天黑时，找了一家海鲜餐馆，安顿下来。土耳其人和美国人完全不同，从来不掐时间，散淡得很，玩到哪儿是哪儿。
估计也是麦丁的叮嘱，拉琪叶问我想吃什么，我是个吃鱼吃不厌的主，自然恭敬不如从命，建议吃条鱼吧，于是立马去鱼缸里去挑了一条大鱼，土耳其的做法，做成了烤鱼。四个人美美地吃了一顿。和在安卡拉的经历一样，土耳其的年轻人很随和很放松很容易打交道。
麦丁的年轻朋友乌厄
麦丁安排我最后一天去埃菲索（另译“以弗所”、“埃菲索斯”Ephesus）看看。开车陪我去的是他的朋友乌厄。这个乌厄三十来岁，比我那个教授朋友乌厄差不多年轻二十岁。
从伊兹密尔到埃菲索，高速公路往南，差不多一小时的路程。乌厄一路上开车，电话不断。显然是件要紧的事，从德国那边打过来，联系两国学生合作搞交响音乐会的事。看来，伊兹密尔和西欧各国联系密切，毕竟就隔着希腊半岛。从爱琴海过去或坐飞机都是举手之劳。
乌厄看来不仅办事麻利，也很有人缘，电话里还跟女朋友调情，不亦乐乎。他告诉我有个姐姐在欧洲。我问他三十多了，怎么还没结婚？他说还没玩够，结了婚就有了拖累。看来土耳其年轻人也很特立独行啊，尤其在西海岸。
埃菲索，古希腊城，始建于公元前十世纪，也就是比最鼎盛的前四五世纪还要早几百年。后来又成为古罗马在爱琴海西岸的重镇。这里最出名的是最早的图书馆（Library of Celsus）和能够容纳两万四千观众的大剧场，当然还有那条环绕中心城区的大理石街道（见下图）。可见当年的繁华，古希腊罗马时期，这里曾经直接接壤港口，但上千年的土壤积淀，这里已经成为内陆。城市也因为地震而毁坏。
这个埃菲索这座希腊古城，最早见证了古希腊的辉煌。说古希腊文明没有文物实证，完全不值得一驳（当然具体历史事件可能已难以考据）。地图上的伊兹密尔处于爱琴海进入安那托利亚（土耳其中西部）的战略要塞，地中海北岸爱琴海西岸一带自古是古希腊属地，十四世纪奥斯曼帝国崛起前没土耳其人什么事儿。难怪希腊人一直惦记着伊兹密尔，对一战后输给土耳其人失去伊兹密尔耿耿于怀。当然，此一时彼一时，国家间领土纠纷如同家务事，很难分谁对谁错。
离开埃菲索，乌厄又带我去了附近据说是圣母玛丽亚呆过的圣屋（the House of the Virgin Mary）。我对这些历史不甚了了，只是有些疑惑，假如真是这样，南欧信天主教的信徒还不把这里弄成天主教的麦加？但好几个教皇朝圣过这里，好像是有点来头。
离开圣母娘娘，我们又来到一个山里的小村庄，路边有小商贩，也有些餐饮，显然常有游客过来打卡，里面还有一个酒庄。这地方我觉得更有趣，让我想起台湾的“九份”，藏于山中，自成一格。
酒庄里有几个卖酒的小青年，乌厄和他们聊了几句，临走时挑了一瓶葡萄酒带走。可能是老主顾吧，可又不像是熟人，离开后我问乌厄你认识他们？乌厄说认识。
我还是有点懵圈，乌厄是个人脉很广的年轻人，但这瓶酒究竟算是咋回事？在土耳其终于有件事是我看不明白的。不过，半个土耳其跑下来，感觉土耳其还是个熟人社会，是熟人社会，就会有我不懂的潜规则。
第二天早晨，我离开伊兹密尔去伊斯坦布尔，在飞机上回望伊兹密尔，留下的是那片碧蓝的海，还有我的教授朋友布拉克，我的局长朋友麦丁，当然，还有麦丁的朋友们。
戴耘写于2023年7月25日，纽约州府Alb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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