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吴正：生命三部曲之东上海的前世今生（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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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吴正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
吴正，著名作家，诗人。1948年9月生于上海，现定居香港。1984年开始在国内外发表和出版作品。著有长篇小说《上海人》、《长夜半生》（香港版为《立交人生》）、《东上海的前世今生》（人生三部曲之一），中篇小说《后窗》、《情迷双城》、《叙事曲》，诗集《吴正诗选》、《百衲衣诗选》、《起风的日子》，散文随笔集《黑白沪港》、《回眸香岛云起时》，译著《猎鹿人》等20余种，约350余万字。最新著作《北港岛的前世今生》（人生三部曲之二）即将出版，正致力于写作《一个人的前世今生》（人生三部曲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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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定下神来，左右环视。我发现自己仍站在1952年溧阳路687号，客堂间后门的过道处。我身后的那扇门已经掩上，而右手边“小房间”的房门却打开着。那年代的“小房间”当然还是间储藏室，而我正以67岁的目光来审视四岁的我所生活的那个环境 —— 瞬刻间，我作家的想象力一把就我跑了题的思绪又拽了回来。
即使一定要按照既定逻辑来推进我的故事之前，我仍执意要在这里加多一些插入语，可能是多余的，也可能并不见得。所谓仁智者自见，插入语的好处往往在于：它与正文是若即若离的，藕断了丝还牵扯着不肯断。
这句插入语是这样的：事至如今，很多人生的谜团都已经打开。是的，谜底总是打开在你读了想了谜题之后。但，你又是否曾想到过还会有另一层可能呢，谜底的存在其实是远早于谜题的出现前？也就是说，出题者往往是在反复琢磨了那个谜底之后，才试着用妙语或隐喻来结构出他的那个谜题的呢?信佛之人应该都知道这句话“人生酬业”。人生很多事，躲不开，怨更糟。
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但，究竟还有什么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呢？平静面对，镇定处置，然后，努力精进。因为还有另一句话：天道酬勤。而那第三句话则是我自己添加上去的，我拥有其“知识产权”：佛道酬信 —— 信心决定一切。
六十七岁的我的一只脚踩下了一级台阶去，于是，我便进入了这幢住房的后半部分了。
现在，地板那部分已经结束，我站在了一块水泥地上。我的前方是通往厨房去的拱门的门框（只有门框，没有门），而我的右手边则是天棚。这块约莫七、八方米长宽的所谓“天棚”，其实是房屋结构内部的一井深通气兼通光口，上顶天穹，下接地基。而它的四面都被建筑的红砖所包围。正因为了它的存在，扶梯厨房和浴室才有了光线与空气的对流口。我家的天棚（别家的怎样，我不太清楚 —— 再说，每家的天棚自有每家不同的用途）筑于一层通往二层去的楼道的拐弯处，铺设有一片钢丝玻璃的顶盖 —— 而这，就所谓“棚”，这个字使用的出源处了。
但何谓“钢丝玻璃”？这是一种特制的玻璃产品：两层厚厚的毛玻璃复叠在一起，中间夹一层钢丝织网。这种“玻璃三明治”，既透光，承压度又强。不怕高空堕物，有需要时，还能让人自扶梯拐弯处的窗口里爬出去。踩在棚顶盖上作一番清理。
这里有一段我在小说《后窗》里对我家“天棚”的文字描写，兹摘录如下。之后，再从Non-fictinalization（非虚构化）的角度，对其真实度进行一些修补。
“之后，满手泥巴的我，便会蹦跳着地穿过客堂间、走廊和楼梯口，进入到那间‘天棚’里去。所谓“天棚”，是房屋正规建筑间的一截对着天空的通气口，被父亲网盖以一幅铁丝毛玻璃的棚顶。棚下种了一池荷花，养了一缸金鱼。大雨滂沱的灰色早晨，听着猎猎的雨点打落在玻璃顶盖上，让人无端地滋生出一种酥酥软软的忧郁来。”
如此描述基本属实。那时的我，就是1952到55年间的我，正就读于溧阳路北端的一家叫“灵粮堂”的教会幼稚园高班。这里唯一要作修改的那个字是：一池荷花的“池”字。也应换成“缸”才合理。没那么夸张，总共八方米的“天棚”里，哪还会有“池”的用武之地？事实上，父亲喜种睡莲，又爱养金鱼，而天棚顶盖上的玻璃之中有几块是可以移动或撑启开来的，如此一来，晴天的正午，哪怕再短暂，整个天棚里也会有半点多钟的阳光直射而入。对于睡莲和金鱼们来讲，那可已算是“佛光普照”的宝贵辰光啦。
还有若干要补充的：天棚的地台是水门汀的，设有下水道。是为了能让自棚顶和三楼晒台流下的雨水有个出处。四周墙壁齐腰处则砌有白方瓷砖，靠楼梯的墙壁处还设施有一对白瓷的盥洗盆，平时作洗涤衣物和被单之用，一旦有水溢出也不怕，反正有现成的下水道。这种情形至少到1958年前一直如是。后来，那些铺砌于日伪时期的棚顶玻璃开始老化，龟裂，继而漏雨、渗水。
天棚的维修迫在眼睫。但找遍了当年所有的五金店，父亲也没法寻到类似的建材。没法，他只得找了房管所的师傅来解决问题。师傅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乒乒乓乓”一阵鎯锤，无需半个时辰，就将玻璃棚顶拆了个精光。代之而起的是半截油帽毡的斜披檐蓬。他们的解释很简单，说，衣服破了，还补它干吗？脱光扔了，就穿它条短裤叉不就行了？当时人们的意识或者就是如此。行是行了，但满街都是穿裤叉光上身的行人，雅观嚒？但他们说雅不雅观，那是你们知识分子的想法。咱们这些干粗活的人就顾不上这些啰！
童年时代的天棚记忆到此为止。再到大雨滂沱时，那已不再是雨点打在玻璃棚顶上，让人感觉忧郁那回事了。而是油帽毡斜披上的雨水瀑布似地倾流而下。别说整个天棚成泽国，就连过道的水泥地上也湿漉漉的，要等天放晴了好几日，才能干透。
继续向前。穿过了厨房的拱门，我站到了厨房的中央来。
厨房，上海人一般都叫它作“灶披间”。这种叫法的由来，经我私下里考证的结果如下：沪上弄居户都以贫困者占多。所谓“七十二家房客”，一幢住宅被好多家庭占用的情形当年相当普遍。拥挤而逼仄的居住条件，稍稍正气一点儿的房间都让屋主拿去当作待客以及卧室之用了，日常生活的附属部分，诸如举炊、排泄、净身之类，一般都马虎了事。就说厨房吧，只要能在屋址之一隅覆盖以斜披一幅，唯求能避风遮雨，得以容下一只煤球炉付炊便可。日而久之，“灶”以及“披间”两词便结合在了一块，开始流行于坊间，遂演变成了沪城方言辞典中的一个重要的日常词汇。
但我家不是。1952年时不是，之后好像也一直没有是过。“灶”字或者适用，“披”字却毫不相干。因为厨房非但是正规建筑中的一个组建部分，且还集厕所，浴室，水斗之种种设施于一身，是一家人日常生活中吃喝拉撒的重要集散地，故绝不能小觎其功能。现在且听我来描述一番1952年时，我家厨房内部物件的位置分布图。
自客堂间进入，与其拱门相对称的，应该就是我家的后门。由于它开向“兰葳里”故，1952时的我家便有了两个地址：溧阳路687号和“兰葳里”77号。邮寄信件包裹，随拣其中一个填之，均可寄达。
我在小说《后窗》里，作过如下一段描述：“……厨房有一扇朱红漆的双开门，开向后弄堂。这是一扇除了过年，这样的大节日，才会毫无保留地双双敞开外，平时只开半扇的后门。而童年时代的我，就老喜欢从这半扇虚掩着的门中偷偷地溜进后弄堂里去。在门内还未传来母亲的呼唤和父亲的训斥声之前，我是决不肯自愿回家的……”如此行文，真实且传神。再阅该段文字，仿佛弄堂玩伴们躲在门背后轻呼吾名，要我一同出来撒野的音声都能隐约闻之。而与他们一道耍野，这是1952年到55间，我的最大童趣之一。
在后门与拱门的通道间，常年搁有一张乌黑深重的橡木备餐台。锅、铲、勺、法兰盘、砧板、刀具挂满一墙，而菜蔬、鸡鸭鱼肉，碗筷碟盘，汤勺等又堆满了一桌。厨房里弥漫着一股生肉活鱼的腥味，每回，当我自拱门绕桌而过，打算从后门溜出去玩时，总感觉好像是嘉兴路菜场的一角搬来了家中。
厨房最右手的那整幅墙面则被一对在设计、颜色与款式上都完全相同的日式夹板趟门所平分。移开其中一扇门，内设一白瓷蹲式便厕，之上高悬着一只一人高的白瓷水箱。如厕后，一拉泵链，湍急的水流顷刻之间即可将便沟冲洗干净，恢复原观。这个只有两米见方的厕所很明亮，因它拥有了一扇开向后弄堂的木窗，木窗的八块方形的毛玻璃让它有了足够的光通量。
另一扇趟门的背后则是一口用白瓷砖直接砌在了墙上的日式方形“浴池”，水深及腰。而假如让我们小孩坐浴其中的话，水可没颈。浴房的光线也同样明亮，它有一扇开向天棚的大窗。夏日洗澡，总是在傍晚时分，水池里放一小半水：冷水源自于浴池上方的那只黄铜水龙头，热水则必须从煤球炉上烧开两铜吊水拎进来。或者跑去“老虎灶”打两瓶热水来，更省事缩时。准备就绪，母亲便叫我脱光了衣衫裤，她在我细细的胳膀上轻轻拧一把，笑道：
“一只剥光小田鸡 —— 快，快跨进浴缸汰浴去！”
小小的浴室里蒸汽弥漫。母亲将趟门拉上，窗页却推开了半扇，自己则跨上一级瓷砖台阶，满头大汗地帮我抹肥皂，擦背洗身。然后再用一块大浴巾将我全身一裹，抱我去客厅的长沙发上躺下。她用毛巾将我全身抹干了之后，又拿来了一圆盒“三星牌”痱子爽身粉：这是一只只要你将马粪纸盖旋转半个圈，清凉的痱子粉就能像今日里你去饭店往汤面里撒胡椒粉那般地撒在了我的颈上，背上，腿上。我说：
“妈，可别搽脸。他们又要笑我是‘白骨精’了，他们会扮孙悟空来打我的……”
但母亲说：“乖囡囡，后弄堂里就勿要再去皮了 —— 听到了伐？等一息又弄一身臭汗，汰了浴等于白汰……”
我嘴里“噢”，心早已飞了出去。我仿佛能听到阿三他们正躲在门背后，“咕咕咕”地学猫头鹰叫招呼我呢。
那方砌墙浴池，连同那扇趟门和白瓷砖的台阶统统拆除于55到56年间。原因是管道煤气通入了“兰葳里”，而我家又是这条弄堂，这排前屋首几家安装煤气灶的。当年装煤气来煮炊是件带点儿“奢侈”性质的大事，寓意朝“现代化生活”迈进一大步之标准于其中。安装费用相对于当时的生活费而言也属不菲，从父母亲的谈话中，我听到好像是八十百把块这个数字。
我对当时钱币的价值毫无概念，知道贵，但也不清楚究竟算是贵成了怎样？重要的是：由于煤气灶的到来，那方浴池的位置给人霸占了去。那年代的煤气灶头特长也特大，分三灶圈，两灶圈和单灶圈的共三排，好像家家户户每日每天都有大锅的食堂餐要煮来吃似的。
而且，再说了，那年代的厨具用品中当然不会有“方太”“老板”一类的各种品牌与款式供你选择啦，就此一家，而一家就此一种规格。故，假如你家没有至少2×3米的空间位置来作安装灶架的话，即便你肯出钱，煤气也装不成。为了实现现代化生活的梦想，父亲决定拆除浴池，腾出空间来使用煤气。从此洗澡便改用了红漆大木盆，洗澡处也换去了“小房间”。至于那条便沟与白瓷冲水缸倒一直保留在原位，直到我1976年搬离上址时，它仍在。
说完了浴池，便厕与煤气灶，对于那幅墙面上所有设施及其变更档案的历史也都算有了个交代。墙壁于是拐过了弯来：这是一幅与天棚只有一墙之隔的壁面。此壁靠厨房过道的那一头的最大占用面积是一只很大的水斗。水斗的上方装有一扇双开窗，窗页开向天棚。故此，厨房里也是全天候光线充沛，即使是在完全关闭了后门之后。水斗与浴池的趟门之间还留有一处一到两米的空隙，其间座落的就是那只我家用了十多年的煤球炉。煤球炉“离休”在1956年，当新一代的“领导集体”——三位一体的煤气灶头公开亮相，并粉墨登场了之后。
先说水斗。其实水斗也没啥好说的。一方水泥砌成的盥洗盛器，上方一只黄铜质的水龙头，一拧开，水就能“哗哗”地流下来。每次，当母亲从菜场回家，水斗便充作了临时的“放生池”。她将斗低那窟窿去水孔用橡胶塞堵上，水斗便成了水缸。放上大半池的水，好让鱼虾们能先在其中一舒其鳍，顺便也可以清洁清洁鳞片上沾着的泥巴。我站在一边观看，我喜爱鱼儿们在水中自由自在摆尾的姿态，心想，如能让它们就一直这样地活下去该多好哇！但好景不长，最多也个把两个钟，午饭前，它们就会被一条条地从水斗里捞出来，放到了砧板上，成了“俎上鱼”。然而每次，我总还是缠着母亲，要她留几尾小鱼或小虾给我。
我只想把它们“放生”到天棚里的那口金鱼缸里去。母亲喜欢我，每次有水产买回家，她总不会忘了给我带多几条小鱼回来，一尽我意。有一次，她竟给我弄来了一只六板块的绿毛小龟，我见了，高兴得蹦跳了起来。（此等童年趣事，我都在拙文“童年的鱼缸”里有写到过。因该文为随笔，非虚构小说，故其真实度还是较高的，无需在此再作修正。）偶尔，父亲也会踱来厨房里转一转，见我如此，就笑了笑，道：
“从小就有慈悲心总是件好事。但这年头，‘人命’都难保，还保‘鱼命’？咳，小孩毕竟是小孩……”
之后，我才知道，他说那话时，正值高校“反右运动”高潮期。那次父亲差点儿就成了“网中鱼”，但幸好，没有。他及时地滑脱了，非但滑脱，还一滑就滑入了大海大洋中去，他于1962年去了香港，从此再没回过来。他在那块自由的岛屿上一直活到1985年，那年他75岁。其实，渐渐老去了的父亲健康日衰。他长年患有严重的肺心病和支气管咯血症。但居然还能只身在外，挨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病关大难，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
他老挂在嘴边说的那两大所谓“人生”愿望是：第一，一定要活过那位在唐山大地震后才去世的伟人，惟其如此，才有可能盼到你们娘俩都出来，全家团聚。二是千万不要再活过1997了，他可不想被人再“解放”多一回了。这可能就是他们那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种根深蒂固成了不可理喻的历史情结 —— 而他，那两大愿望都得以成全。
说说水斗，还扯出了这么一堆话题来。现在的厨房中只剩下一样物件没说过的了，就是那只煤球炉。自我一有记忆始，见到的就是它。而它，就摆在那同一个位置上。我的大姨妈（也就是我母亲的姐姐，我两位表哥的母亲）老站在它跟前，时不时地拿着把蒲扇，对着煤球炉下端的通风口扇上几扇。要开大油锅时，便加多煤球，而后再将通风门大开，同时加大蒲扇的扇动力度。通常要扇多它几十回才够劲。右手酸疼了换左手，再扇。但假如是炖鸡熬汤什么的，则把风闸关得只剩下一小条缝隙，炉火也就若有若无地萎缩成了几串小火星沫子。
到了晚上，炉膛里的明火则一定要全部熄灭的，一则是防火灾（那年代的弄堂里，每到深夜十时过后，就有敲更人出来，提着一面破铜鼓，挨排挨屋地一路叫唤一路敲锣而过：“火烛小心啦 —— 咣！咣！”）二则也省煤节料。到了第二天清晨，煤球炉因而又得重新燃过 —— 上海人把这项工作唤作：“引风炉”。
“引风炉”一事本来是分派给大表哥二表哥他们干的晨间活儿，但我就喜欢去“轧一脚”，凑热闹，只要我起身够早的话。“引风炉”的程序一般是先拎煤球炉去到弄堂当中安放好，再撤清干净昨夜留剩下来的煤球灰。而“引风炉”的时间段一般都是与全弄居民们倒马桶的晨光相配合。
我家无马桶可倒，故只要听到那粪车工“信天游”式的吆喝声自弄堂的远端渐渐消失时，便是我们哥仨拎“风炉”出去“引”的时候了。
“引风炉”的道具和材料也不多，兹交代如下：一炉一蒲扇，半截洋铁皮小烟囱，一叠“申报”纸，木柴若干加上煤球半篮即成。引燃的过程则是先烟后扇，然后便就火焰熊熊了。而当炉火变得青烟袅袅稳定了下来之后，便由大表哥将它重新拎回灶间去，置于水斗边的那个老位置上。
封好了炉底通风口，等待新一天生活的周而复始。再之后，我们便各自返校读书。那时的大表哥念初中，小表哥小学。而我则套上了一件“新中国好儿童”的胸兜，由华娘娘陪着，前往“灵粮堂”上幼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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