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吴正：生命三部曲之东上海的前世今生（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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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吴正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
吴正，著名作家，诗人。1948年9月生于上海，现定居香港。1984年开始在国内外发表和出版作品。著有长篇小说《上海人》、《长夜半生》（香港版为《立交人生》）、《东上海的前世今生》（人生三部曲之一），中篇小说《后窗》、《情迷双城》、《叙事曲》，诗集《吴正诗选》、《百衲衣诗选》、《起风的日子》，散文随笔集《黑白沪港》、《回眸香岛云起时》，译著《猎鹿人》等20余种，约350余万字。最新著作《北港岛的前世今生》（人生三部曲之二）即将出版，正致力于写作《一个人的前世今生》（人生三部曲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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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好友，至今我还能叫得出名字来的也就是那么八九十来个。一半是他在国民政府工作时期的同事，另一半则是他会计师公会的同行。后来，历经时变，两拨人又重新分裂，组合成了另外两拨职业群落：一半进了大专院校教书，另一半则在不同的时期去了海外。毋用赘述，前一半肯定命运多舛，后一半则多数能善始善终的。父亲的情形有些特殊，无论是在时间还是空间的归属上，他都是个跨越两界者。
在他们之中的唯一例外是顾伯伯——顾福佑（复予）先生。他及时转型，进入了上海市财政局当干部，还成为了当年的业务骨干。顾伯伯待人极为谦和可亲，儒雅而又有书卷气。顾伯伯，确实是他们那代知识人群中的一个异数（拙文《穿中山装的顾伯伯》虽是篇写于20多年前的不满三千字的散文，窃以为，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说，它都能对顾伯伯立体形象的树立起到点“补妆”的作用）。
顾伯伯非但是50年代初期被重用，57年的反右也没轮到他。非但57年的反右没轮到他，66年的“文革”狂飙，他也只被吹乱了点须发。事过之后，回家梳理梳理，在第二天朝阳里出现的，还是又一个“光鲜夺目”的顾伯伯。
必须说明的一点是：顾伯伯这么些年来的命运路途平坦通畅，决不是因为他像某些人，靠“打小报告”“递密材料”获取领导信任而后得以重用的。恰恰相反，他是个只要遇到有“人事外调”（那时代，各单位都兴“外调”那档子事），过到他那里来的，能说好话的，尽量说好话。实在圆不了调的，他就来个“敝人可能不在场，故无可奉告”应对之。但他态度诚恳，谦逊，表现出了欲与外调人员充分合作的诚意。故每次都是保护了该保护的，也没得罪不该得罪的。其实，他的这种个性与处世风格，非但没有损害当局对他的信任，反倒还加了分。理缘于：即便是在各级部门当领导之人，其实本身也都很不稳定。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今天的领导，明天也有可能被打倒，后天又说是“好同志”，再过多一天，又被重用了。但无论是被打倒还是起用，在朝或者在野，对顾某人的印象都会用个“好”字来形容。这是因为人的本性其实也都差不多，最能记住他们患难时的恩人。于是，顾伯伯左右逢源便是件顺理成章的事了。
我一直在想，顾伯伯的人生正是佛学里所谓的“种善因结善果”的典例，非但对他那代人，就是对我们这一代，甚至是我们的下一代，即80、90、00后的人群都各有启迪，各有所取的实例教化之用。
时间流呀流的，就流到了80年代初。年近古稀的顾伯伯又赶上了改革开放的那趟车。他便再来了个“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变成了当时硕果仅剩的几位财经权威之一。虽早已过了退休年龄，但仍被返聘。而他毅然“下海”，创办了上海私营企业被取缔后的第一家Partnership（股权合作制）的会计事务所。定名为“上海会计事务所”，就开设在当年外滩地区唯一的那幢玻璃幕墙的大厦，“联谊大厦”，里。而当时的上海市长汪道涵还兼任了他们事务所的名誉顾问，可见这家会计师行的官方与人事背景。
顾伯伯的另一头衔是上海CPA（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 执业会计师）资格审核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在这个时期里，凡送到他手上的，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老会计师公会的仝人——这些历次政治运动的劫后余生者们——他都网开一面。无论他还能干些事的，或是根本就干不了什么的；无论是身体还算硬朗，或是老态龙钟的，他都一律签发新社会新中国新时期的新会计师资格证书给他们，以让他们“老有所慰”。我总记得在我与他后来的几次极有限的会面中，他曾向我说过的那段话：
“世侄啊，能饶人处且饶人，能助人处且助人。将来大家都老了，走了，去另一个世界了，我现在就要为那时大家再见面时准备多一份见面礼啊。”
你看他，都已想到生后与来世了。这，就是顾伯伯。还有一句话是我父亲讲的，我记得我在上文的那里也曾提到过，大意是说：与其埋怨时代，还不如检点一下自己是如何做人的来得更管用。
顾伯伯故事的高潮戏的到来是在1983年的香港。病体已衰的父亲每日总还不忘打开电视机，看他那档六点钟的整点“新闻播报”。那天傍晚，新闻内容中有一条是上海市政府经贸代表团访港的消息。那时节，内地来港的官方人员极少，故此事还上了新闻的头条。在红磡火车总站手捧鲜花下车的人群中，父亲似乎见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萃英！萃英！”
病中的父亲，不知何故，这回的叫声变得特别宏亮。听到喊声，母亲慌忙从内室里奔了出来，还以为出了什么乱子。但父亲说：
“好像是福佑兄来香港了……”
母亲说：“来电话了？”
“不，是电视机里说的。”
“电视机里……？”
正说着呢，TVB摄像机的一个近距离的变焦抓拍，整个电视光屏上都被顾伯伯的那张脸部特写给占据了。
“是他！是他！”、父亲激动地叫喊着，竟然都从病床上走下地来了。他俩是在第二天见的面，父亲这才知道，顾兄是次为代表团的副团长，团长是上海市政府的秘书长。这些情节，我都在《穿着中山装的顾伯伯》中有过描述，故不打算在此重复了。感谢上苍的仁慈安排，这两位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上海的老友，终于在父亲离世的前一年，在香港有了见最后一面的机会。
叙述顾伯伯这个人物留在我记忆里的种种细节之所以欲罢不能的原因另有其二。一是他家也住“东上海”：东长治路高阳路——这一来，不与这部我正在写作之中的小说有了某种隐意上的关联了？二是顾伯伯也有一个与我年龄相若的儿子：顾抗。在那个年龄段上的我们，一旦接上了线，随即便会擦出友情的火花来，成为了日后情深意笃的一对好玩伴。
先说说顾家：从东长治路上的一条破旧的弄堂里（其破旧程度与我家的后弄堂堪有一比）拐弯进去。一转身，便“柳暗花明又一邨”了。你会见到一排带有庭院的钢窗蜡地的新里建筑，故我每每见到父亲给顾友发信时，信封皮上总是写着：东长治路一千一百多少弄“内新弄”，多少号的字样。可见只有如此交代，函件才能准确寄抵。这与我家前门开在荻思威路上，后门通往一条陋弄去的设计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只是顾家的宅所更隐密，更有点“曲径通幽”或“大隐隐于市”的意思。
他家地方很大，楼下客堂里还辟多一间乒乓室，全套“红双喜”乒乓球台，叫人打球打得十二分地过瘾。你想，一个常年在嘉兴路菜场斩肉案台上拼杀出来的“种子选手”，此回来到了这张国际级标准的球台跟前一展身手，还不跟“老鼠掉进了白米缸里”一般的乐不可支？而这些，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的事了。父亲去港后，我随母亲也还常去他家坐坐，闲聊一番。搬家后因路远，去的次数也相应减少乃至最后中断。
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一个人孤单地在上海的马路上闲逛时，我也曾凭着印象，摸到过那条弄堂附近去“侦察”过一番。东长治路的那端还在，但通往东大名路的那半截就已完全拆清一空了——其中自然也包括了顾家所在的那排隐蔽于“修竹茂林”中的新里排屋啦——一大片泥砖瓦砾的空旷地上，现在说是要打造北外滩的CBD（商务中心区），欲与浦江对岸陆家嘴金融中心的高厦楼群遥相呼应，一比高下，云云。唯我对这些21世纪矗立起来的新玩意儿，老实说，兴趣阑珊，我是来寻旧的，不成，于是只得怏怏离去，徒然让心中留下了一片淡淡的惆怅情。
其实，我几十年后再度摸去那里所怀着的另一个暗暗意图是：想要找一找顾抗，看看他是否还住那里？六十岁过后的他现在是个啥模样？除了满足好奇性外，还能一叙旧情。因为我与他少年时代的玩谊远不至于他家的那张“红双喜”乒乓桌上拼杀一场那么点儿。他是我的，除了兰葳里，嘉兴路菜场外唯一的外街玩伴。但童谊之深并也不下于与“垃圾筒老虎”他们的。
顾抗很大方很有点儿侠气——这可能是他父亲性格的基因遗传——他送我一块“红双喜”牌的双海绵的拍板另加一盒“双喜”标牌的乒乓球不说，还赠予了我一整套捉、斗蟋蟀用的“傢生”。说到我家后晒台饲养的那窝鸽子，“缘起者”其实也是他。他家的晒台上就养鸽子。我去他家玩时，他不厌其烦地将一样样他的“白相干”（上海土话，指玩具，或任何可供摆弄一番的玩意儿）都显摆给我看。他带我上晒台，只听得一阵“嗬啰啰”的呼声，停在对面屋顶上的鸽群就一只只地飞回棚窝里来了，有几只还停在了他摊开的手掌上，啄玉米粒吃。让我看了羡慕不已。他见我喜欢，就随手从鸽窝里提了两对鸽子送我，并助我一起搭起了我家的那座鸽棚，组建了我的第一支“鸽军”队伍。他告诉我说，鸽子必须成对成双地养，就像人一样，没有了伴侣，它受不了，它会死 —— 这话我记到了今天，鸽子尚且如此，哪我呢？
少年顾抗，身体棒极了。他与他弄堂里的那些小玩伴们打乒乓球，打羽毛球，踢小洋皮球，浑身上下肌块壘壘。见了他，母亲老说我，瘦的像根竹竿，你能像顾抗就好啦。但有一次，我亏得没有像他。我见识了从无病恙的顾抗也经历了一次严酷的病痛折磨。
事缘每日都在弄堂里疯玩疯玩的顾抗有一晚突然说是他屁股痛，并伴有高烧。这下可急坏了他那位美丽的母亲和因青光疾而盲了双目的老婆婆——他可是她俩的命根子啊（说到顾伯母，顺便扯多几句。不知是何故，顾伯母要比顾伯伯小二十几多岁——在他们那个时代，这是件很罕见的事。顾抗少年时，她也仅三十出点头。白皙的肤质，柳曲的身段，是个走在大街上，凡男人都要回头望多她几眼的美人胚子。她不仅在十一二岁的我的眼中是如此，就是很少对人事发表看法的父亲也作类同想。但父亲不用“漂亮”，而是用“体面”两字来形容。他说：“福佑兄倒真是娶了个很体面的内人呐……”）。
结果到医院去一查，说是肛瘺病。那半个长在肛门边上有鸽蛋大小的红肿块非要待到它自然成熟了，排清了浓水，才能动手术。这样的高烧，这样的疼痛，这样的等待，拖了整整半个月。其间，我也去他家探望过他两回。没料到如此一个生龙活虎，蹦高有一丈蹲下缩三尺的顾抗竟然也落得了如此削瘦、泪流满面的可怜样！
再后来，当然浓水也排了，烧也退了，手术也动了。“阿抗”（顾伯母语）又像没事儿似地在他那“内新弄”里一日疯到黑。只是他在家的受宠度，似乎打了点折扣。事关他那年青的母亲又怀上了一个比他小十岁的弟弟。日后顾家夫妇外出访客或应酬，同行的常是抱在怀中，后来变为了牵在手里的顾家小弟弟“小安”了。阿抗“四阿哥”的地位好像有点儿让“十三阿哥”给抢去了的味道。
八卦了别人家的这么些事，会不会有点离题了呢？但我想了想，觉得还不至于。本来就是篇东拉西扯的非虚构回忆文。法无定法，只要能体现那个时代的人情风貌和物语环境的任何拿捏都不妨涉猎，刻意的裁剪与回避反不可取。而既然它们都是我少年记忆活体中的一部分，说说，说说，盘根错节的，索性也就连萝卜带泥一起都给牵扯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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