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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孜尔石窟曾有伤心史:克孜尔壁画的“回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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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孜尔石窟现存壁画面积近4000平方米，题材繁多，内容丰富，主题是围绕释迦牟尼前世今生的诸种事迹，即通常所谓的“本生故事”“因缘故事”和“佛传故事”等。围绕这些故事的天相图、飞天、天宫伎乐等也都是克孜尔石窟具有艺术魅力的图像。此外，大量的供养人像是研究龟兹历史及西域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珍贵资料。
克孜尔石窟还出土了大量古代各种文字的文书、木简等，都弥足珍贵。
19世纪末20世纪初，饱受沧桑的克孜尔石窟又遭遇了一场“雪上加霜”的劫难，精美的壁画和雕塑，被无情地从母体分割，远走他乡，天各一方。新疆文物的流失，与敦煌文物流失一样，是一部中国文物的“伤心史”。为了准确阐述新疆文物流失的事实真相，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弥补历史造成的遗憾，新疆龟兹研究院承担了龟兹石窟文物流失的调查、研究与复原的任务。经过二十年多年的砥砺奋斗，取得了初步成果，《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就是其重要成果之一，也是其核心部分。
龟兹王国是古代西域三十六国中的大国，龟兹石窟便是它留下来的瑰宝。这片石窟曾是僧人修行栖身之所，人们以绘画的形式，将佛教的各种人物、故事、传说描摹在石窟壁上。天然矿物质颜料至今艳丽依旧。
克孜尔石窟是龟兹石窟中的主要石窟之一。在历史变迁中，经历了新疆文化转型的冲击和破坏。克孜尔石窟的雕塑（主要是泥塑）大部分已毁，现存雕塑已是凤毛麟角。壁画则成为克孜尔石窟最丰富的遗存了。
2020年度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特等奖
《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上下册）
赵莉 著
中国新疆龟兹研究院
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20年12月
1500.00元
01
克孜尔壁画“回家”了！
图像和图像复原的力量
继赵莉与荣新江先生主编的皇皇三巨册《龟兹石窟题记》由上海中西书局推出后，上海书画出版社又推出了赵莉主编的另外一部巨著《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上下册）。
1984年，我参加了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和新疆大学共同组建的“龟兹学研究课题组”，对包括克孜尔在内的古代龟兹地区千佛洞石窟窟形、壁画进行了录相、拍照，那时我才第一次亲眼看到了克孜尔等石窟中精美绝伦的壁画，真正感受了“文化的震撼”！通过课题组几位老先生的介绍，才将在大学课堂中听到的老师介绍西方探险队如何将克孜尔等地壁画盗揭而去的场景与现实结合起来。身临其境，每当沉醉于克孜尔石窟那精美的壁画时，突然看到整幅壁画中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天窗”，思绪就会被拉回残酷的现实。一旁的老先生指着一个个“天窗”，表情凝重地介绍着，这里是德国的勒柯克、格伦威德尔揭走的，这是英国人、俄国人揭走的……语气中充满着悲愤与遗憾。在那一刻，我的心中顿时卷起了万丈巨澜！一整幅壁画，构成了完整的信息，如今却天各一方，不仅破坏了画面的美，而且连同附着于壁画中的完整信息也被肢解了。即使当时揭取壁画有万种说辞，但我们仍然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切肤之痛！
一部克孜尔石窟的历史，是一部古代工匠艺术创作的辉煌历史，同时也正如赵莉在本书中所说的，克孜尔石窟的历史也是一部伤心史。大自然对石窟及壁画的侵蚀固然可惜，但人为的破坏却更让人痛心！如今，该如何抚平我们心中的伤痛？这一历史的重任，落在了新疆龟兹研究院以赵莉为首的研究团队的肩上。从1998年开始，经过20多年的艰辛努力，他们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将两巨册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呈现给世人。
自2000年以来，国内学术界掀起了一个图像史研究的热潮。一些学者将历史分为文本的历史和图像的历史，提出要“图像入史”“以图证史”“以图补史”。但内地学者所开展的图像史研究，有相对有利的条件，如图像完整、图像信息较全等。相比之下，对于新疆地区图像史的研究而言，存在诸多困难。克孜尔石窟中的壁画，不仅遭受了千百年的大自然的侵蚀，导致许多壁画已残缺不全。况且还有人为的破坏和切割揭取，而被揭取的壁画辗转流失于许多国家和地区，甚至下落不明，这就更增加了克孜尔研究壁画复原和研究的难度。
第38窟 本生故事
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第38窟 本生故事“龟救商客被害”
藏于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第60窟 对雁联珠纹
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文本的历史和图像的历史虽然表现形式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图像和文本同样都能够提供特定的历史信息。对于文本历史而言，某种程度上说，即使再多的文本信息，也无法完全复原人类既往的全貌。但历史学家并不因此而悲观，而是竭力搜寻更多的文本信息，以此努力补全历史的画卷。甲骨学、简牍学、吐鲁番文书学中对每一个字的释读，都显示出史学家们的努力和追求——将历史画卷中的残缺和空白一一填补，从而使人类能够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真貌。文本历史的这一特点与图像历史的特点完全相同。即使一幅完整的图像，对于图像史学家来说，也要从其内容、时代、风格、材质等等各个方面进行探索分析，并给出合理的解读。一幅完整的图像解读尚且如此艰巨，何况是面对众多残缺的图像，更需要付出远非常人相比的巨大心血。
不可否认，克孜尔石窟及壁画虽然历经千年风霜和一些人为破坏，但今天却依然保存完好，这完全得益于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克孜尔石窟及壁画的保护。几代学人和文物保护工作者为此付出了巨大心血。长期以来，以龟兹研究院为中心的一大批学者，对克孜尔石窟等进行调查、测量、修复、保护、研究，已经出版了一系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这些都为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复原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77窟 佛传故事“天人供养”
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第77窟 金刚力士
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第77窟 游泳者
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对于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复原和研究需要非常高的素养。除了国家和地方投入巨资予以支持这一基本前提外，它还要求研究者受过良好的历史学专业训练，有广博的佛教史、美术史、考古学等专业知识，有持之以恒、甘愿坐冷板凳的毅力和信念。而赵莉以其20多年心血凝聚而成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一书，证明了她完全具备了这样的学术素养和品质。
1998年，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今龟兹研究院）将“克孜尔文物流失研究”列为重点研究课题，以赵莉为首的研究团队开始了对包括壁画在内的流失文物调查。同年秋，经荣新江先生的介绍，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今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玛利安娜·雅尔狄兹访问了克孜尔石窟，与赵莉有了面对面的交流，并赠送了一套德国所藏的关于克孜尔研究壁画的黑白照片，这极大地鼓舞了赵莉为首的研究团队。此后，自2002年至2016年，赵莉等人先后赴德国、美国、日本、法国、俄罗斯、韩国等地调查核实以克孜尔石窟为中心的流失海外的新疆文物。20多年弹指一挥间，赵莉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在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调查流失文物期间，作为母亲的她，为了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带着年幼的孩子奔波于柏林。她在拍摄文物照片时，孩子就在旁边玩，累了甚至就在博物馆的地板上睡着了。此情此景，令人动容！2020年8月，新疆大学邀请赵莉教授为历史学院“新芒论坛”作了题为“流失海外新疆文物调查——以克孜尔研究壁画复原研究为中心”的讲座，上百名师生无不为精彩的内容而感动，许多人都为赵莉教授那种为学术而献身的努力和毅力流下了眼泪。
将流失于德国、美国、日本、法国、俄罗斯、韩国等地的克孜尔研究壁画拍摄成照片带回，已经是极为艰辛的一项工作。而将拍摄带回的照片分类整理，并且根据相关记录，与目前克孜尔石窟的每一个洞窟一一对应起来复原，则更是一件极具挑战的工作。它需要深厚的学术素养、顽强的毅力，还有耐心与细致。要像绣花一样，仔细将每一幅照片，对应到相应洞窟的相应位置。经过无数次思考、调整、重置，最终使我们看到了《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一书中那样完美的复原，充分显示了图像与图像复原的力量。几多艰辛，谁解其中味！
第84窟 比丘头部
藏于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NEWS
第84窟 供养者
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第123窟 立佛
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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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荣新江先生曾指出，中外学者长期对流失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不能复原，“这一情况，严重影响着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研究，也阻碍着与之相关的龟兹佛教史、龟兹美术史等许多问题的深入展开”。而《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一书的出版，将会极大改变这一局面。就本书目前已经复原的壁画情况看，它已经对有关学术研究和学术争议带来了新的材料。如在现存的克孜尔壁画中，有一些龟兹供养人像，但这样的个案资料仍然缺乏。而在复原的壁画中，有许多龟兹供养人像，这就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料。对于我们研究古代龟兹人的服饰、生活、信仰、习俗等，都是极为珍贵的图像史料。再比如，克孜尔第38窟的“天宫伎乐图”中有关“唢呐”问题的争议，就是一例反映克孜尔石窟壁画图像与复原重要性的最好例证。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幅壁画中有一件乐器呈唢呐状，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唢呐，并以此作为唢呐至少在公元3-4世纪时就已经在西域出现的证据，从而否定了此前认为的中国明代时才有了关于唢呐的明确记载的观点。虽然有学者对此表示怀疑，但是38窟的图像似乎坐实了该乐器就是“唢呐”的观点。著名的龟兹学专家霍旭初曾经反复实地考察38窟，并向多位中外学者请教，但均无定论。1998年秋，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今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玛利安娜·雅尔狄兹访问克孜尔石窟之后，赠送了一套德国所藏的关于克孜尔研究壁画的黑白照片。这些照片中，其中就有一幅为克孜尔38窟的“天宫伎乐图”。霍旭初先生据此连发两文《克孜尔“唢呐”的真相》（《新疆艺术》1999年第6期）及《克孜尔“唢呐”的真相——兼谈研究龟兹乐资料上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中国音乐》2001年第1期），就是利用德国提供的照片与现存38窟壁画进行对比，明确指出，所谓的克孜尔第38窟“天宫伎乐图”中的“唢呐”，其实是今人在原壁画筚篥管的尾部补画上的喇叭口，由此被一些学者误认为是唢呐，并导致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桩学术公案。如今，我们在《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一书上册第135页，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1906年德国第三次探险队拍摄的“天宫伎乐图”（局部）的黑白照片，以及现存的38窟同样位置的“天宫伎乐图”（局部）的彩色照片。两相对照，真相大白！
第171窟 金刚力士
藏于大英博物馆
第129窟 伎乐天人
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第171窟 佛传故事“涅槃”
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古人有言，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个人的学术研究固然是心血的积淀，但如果据此而将原始资料视为“私有”，则未免有失大度。将千辛万苦搜寻而来的流失海外的克孜尔壁画资料，以复原的形式公之于世，使之成为天下之公器，对于学术的发展极为有利。《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一书的主编赵莉与上海书画出版社的领导、编辑通力合作，将这样一部学术性强、编纂体例科学、装帧美观大气的精品呈现给读者，也充分体现了学术乃天下之公气的精神。《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一书的编纂体例极为科学、清晰。除开篇的序言及赵莉等中外学者关于克孜尔石窟流失壁画情况介绍外，正文对每一个洞窟，都是先用一页篇幅介绍该窟的位置、形制、壁画与塑像残存情况，然后依次用高清彩色照片介绍该窟主要情况，该窟平面图及被揭取壁画示意图，该窟现存壁画状况、被揭取壁画的位置及尺寸大小、被揭取壁画现收藏地及编号，该窟各处被揭取壁画复原后的情况。通过对壁画整体和局部的对照、复原，使流失分散于数个国家和地区的克孜尔壁画“用数码技术的方式‘回家’”（荣新江先生语），世人得以窥见较为完整的克孜尔壁画全貌，对学人而言，真可谓功德无量！《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也将因此成为关于克孜尔壁画复原与研究的最权威作品，为今后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标准的学术文本。
书后所附的几个附表，也极有学术价值。这些附表包括：附表1“海内外机构与私人收藏克孜尔石窟壁画统计表”，统计了美国、匈牙利、德国、俄罗斯、法国、韩国、日本、英国、中国共25家机构和个人所收藏的克孜尔石窟壁画；附表2“克孜尔石窟揭取壁画统计表”，将被揭取的壁画按窟号、位置、尺寸、题材内容、原收藏地、馆藏编号、现收藏地、馆藏编号、备注等分别表列；附表3“中德窟名对照表”，将现行克孜尔石窟的编号与德国探险队所拟名称、汉译名称进行对照；附表4“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遗失的克孜尔石窟壁画一览表”则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遗失的克孜尔石窟壁画按照德藏编号、尺寸、德语窟号、现行编号、壁画位置、题材内容、展出情况、出版情况、哪一个德国探险队揭取等情况表列。这些附表都是正文的必要补充，为今后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线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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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5窟 手捧舍利盒的国王
左：藏于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右：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第178窟 因缘佛传图“佛被木枪刺脚”
原藏德国柏林民族博物馆
第178窟 菱格本生故事
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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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9窟 猴子
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第179窟 天人
藏于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第184窟 供养比丘
原藏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我们常说“术业有专攻”，作为学者对专业的研究固然精深，但如何将学者的专业研究成果转化为图书的“语言”，则需要图书编辑人员高超的专业技术来实现。从《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一书的出版情况看，上海书画出版社的编辑人员在与主编赵莉充分沟通、交流之下，很好地理解了主编的意愿和学术理念，最终将这部学术精品呈现给大家，这样的工作模式也是学者与出版社及编辑人员合作的典范。
克孜尔石窟曾经有过这样的伤心史。但《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一书的出版，一定程度上抚慰了学人受伤的心灵。这部书所显示的图像与图像复原的力量，也将激励后学将克孜尔石窟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作者为新疆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
本文转载自中华读书报
第188窟 金刚力士
藏于美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第207窟 因缘佛传图
原藏于德国柏林民族博物馆
第219窟 比丘
藏于美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第224窟 天人及比丘
藏于美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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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后记
1998 年 10 月，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现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前身）馆长玛丽安娜·雅尔荻兹女士访问克孜尔石窟。在雅尔荻兹馆长到来之前，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文化研究室主任霍旭初研究员带领研究室成员彭杰、台来提·乌布利和我，一边翻拍德国出版物中流失德国的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照片，并装进相册；一边带领我们上洞窟核对这些壁画所出的洞窟和原位。雅尔荻兹馆长在克孜尔停留了18天。在考察石窟的过程中，当她看到霍老师拿着相册给她指明第 171 窟的“善爱乾闼婆王皈依”被错误地归位到第 13 窟时，这位馆长感到非常震惊。也许在 她的脑海中，克孜尔这个偏僻山沟里可能只有守护者，所以在她途经乌鲁木齐时，将300多张德藏克孜尔石窟壁画的黑白照片赠送给了新疆博物馆。她没想到的是，在克孜尔居然还有这么一只由两代人组成的研究队伍。雅尔荻兹 馆长面对壁画被揭取一空的第 83 窟时，用英语大声说了一句“可耻！”当然，这句话是针对切割、剥取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德国探险队的勒柯克和巴图斯而言的。
从那时起，要追寻流失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念头就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底。
2000年8月，我参加了敦煌研究院组织召开的“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于会议规模庞大， 代表人数众多，很多参会者没有被安排发言，我也是其中之一。当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得知我报告的题目是《敦煌 藏经洞发现后的又一部伤心史—克孜尔石窟壁画流失的历史回顾与原位考证》时，他认为这个内容非常重要，立即把他的发言时段让给了我。发言完毕，除了荣教授外，我还得到了与会的柴剑虹等前辈学者的肯定与鼓励。
2002年9月，我跟随霍老师参加了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和德国国家图书馆联合举办的“重访吐鲁番：丝绸之路艺术与文化研究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报告的题目是《德国柏林印度艺 术博物馆藏克孜尔石窟壁画原位核证》，这是生平第一次用蹩脚的英语在学术研讨会讲台上发言，台下的霍老师和 荣教授都为我竖起了大拇指。会后，霍老师和我留在柏林一周。由于基金会只提供研讨会期间的费用，不再支付这 一周的住宿费用，受王丁先生的邀请，霍老师借宿在他的家里，我则暂住在雅尔荻兹馆长家。每天清晨，美丽优雅 的雅尔荻兹馆长驾车带着我去博物馆上班，而霍老师则由王丁先生接送。我们在博物馆文物库房工作了一周，大致了解了德藏克孜尔石窟壁画的情况。
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准备再次到德国柏林，系统地调查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龟兹石窟壁画。为此，我 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事厅申请学习德语的名额。连续申请两年，最终获得了机会。2004 年 1 月至 2005 年 1 月， 我在上海同济大学留德预备部进修了一年德语。自 2005 年起至 2009 年，我连续五年向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申 请访问学者及西部计划项目。功夫不负有心人，在 2010 年，我终于获得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派遣，但此时德语中级证书已经过期，我必须再次进修德语。2011 年春季，我在北京语言大学又进修了四个月的德语中级课程。
丨佛传故事“善爱乾闼婆王皈依”
位置：第 171 窟后甬道右端壁
收藏地：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馆藏编号 III 8420
尺寸：233.00cm×129.00cm
由于我爱人杨军涛是现役军人，双方父母因身体原因都无法照顾女儿，因此，我必须要带天瑜一同去德国，但天瑜的申请被德国驻中国大使馆拒签了。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的鲁克思（Klaas Ruitenbeek）馆长出面，最终办妥了天瑜赴德国的签证。2012 年 2 月 28 日，我带着五岁半的天瑜来到德国，开始了在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为期一年的访学任务，同时也开启了中国新疆龟兹研究院（2009 年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更名为新疆龟兹研究院）与德国柏林亚 洲艺术博物馆的合作。
丨龟兹供养人
位置：第 8 窟右甬道外侧壁
收藏地：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馆藏编号 III 8691
尺寸：154.00cm×169.00cm
回想在柏林的工作和生活，五味杂陈，一言难尽。到柏林后，看到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那么多珍贵的新疆文物， 仅限于克孜尔石窟壁画的调查已经不能满足我的胃口了。在亚洲部负责人毕丽兰（Lilla Russell-Smith）博士帮我 把天瑜安顿到博物馆附近的幼儿园后，我便调整了工作任务，即调查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所有新疆文物。由于目标过大，时间和精力有限，而且大部分时间是我独自一人在地下室文物库房从事测量、拍摄和文字记录工 作，心理压力太大了。在超负荷运转的状态下，我开始连续失眠，但白天的繁重工作必须要硬撑，即使服用安眠 药，每天睡眠也不足两小时，严重时彻夜不眠。面对海量的资料信息，我越着急，神情越发恍惚，精力不能集中， 工作效率极低。在柏林不到半年时间，我的精神状况越来越差，濒死感紧紧缠绕着我，挥之不去。一天晚上临睡 前，我叮嘱天瑜：“如果明天早晨妈妈醒不过来了，你就给 Lilla 阿姨打电话，让她把你接走。”不谙世事、惊恐 万分的天瑜紧紧地抱着我，大声哭喊道：“妈妈、妈妈，你得先把我送回国，你才能死呀！”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已经无法正常工作，必须要回国治疗了。8 月底，我们回到乌鲁木齐。我住进了自治区中医院的精神科，我不能接 受自己得了重度抑郁症的事实，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需要我去做啊 ! 出院时，我的状态有所好转，医生给我开了半 年的帕罗西汀。20 天的假期很快就到了，在离开家的前一天晚上，天瑜蒙着被子，嚎啕大哭，不断呼喊：“爸爸呀爸爸，你一定要来柏林看我们呀！”尽管天瑜内心不愿意跟着我再去柏林，但懂事的她又不得不跟我走。在北 京机场，天瑜和她爸爸依依惜别，一步一回头，直到看不到对方为止。由于语言障碍，天瑜在柏林的幼儿园里很 孤独。放学回家，更加无聊。我每天从博物馆下班回来，要整理白天收集的大量资料。此外，我还承担着国内的 课题和项目。天瑜每次出去在院子里待不到两三分钟，就跑回到房间，双手搂着我的脖子，趴在我的背上，苦苦 哀求，让我陪她出去玩会儿，但回回都遭到拒绝，因为我手头有大量的工作。现在回想起来，天瑜的泪水似乎还 在嗒嗒不停地滴在我的背上，冰凉冰凉的，我好残忍啊！但是，没有办法，我必须要争分夺秒地收集整理该馆收 藏的新疆文物资料。鲁克思馆长和毕丽兰非常认可并支持我的工作，这样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百年不遇，怎么能就此放过呢？
帕罗西汀有很多副作用，因此在返回柏林一周后，我把一大包药直接扔进了垃圾桶，我下狠心要从心理上战胜抑郁症，任重而道远，我必须要勇敢、坚强地活下去。
2012 年 12 月初，天瑜爸爸奇迹般地出现在了柏林。原来，送走我们后，他就直接申请退役了。于是，我有了 得力助手。他在文物库房帮我拍摄照片，我测量尺寸并记录文物状态，工作效率大幅提高。放学后，天瑜也有人陪伴了。天瑜的口语和听力水平有了大幅的提高，突然就能开口说德语了，而且还成为了我们的小翻译。在访学期间， 我不仅完成了新疆壁画等珍贵文物资料的收集，而且还促成了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与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合作；完成了该馆收藏的几百件吐鲁番出土纺织品的拍摄工作，这批资料的编撰出版工作正在进行中。所拍摄的新疆文物档案卡片，在我回国后的资料整理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013年2月底访学任务结束了，我们一家三口回到了乌鲁木齐。但是，柏林那边还有很多工作还没有完成。于是，我向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和文化厅申请延期 5 个月，继续在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工作，调查、核实新疆文物。2013年3月底，我和天瑜再次返回柏林。5月底，我和天瑜从柏林出发到达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什 博物馆馆长彼奥特罗夫斯基（Mikhail Borisovich Piotrovsky）院士安排东方部的叶甫盖尼（Evgeny Alexandrovich Kiy）博士到机场接我。我爱人从乌鲁木齐出发，我们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会合，一起调查了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收藏的新疆文物。当我们在位于圣彼得堡郊外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修复中心的文物库房工作时，天瑜乖巧地坐在我们旁边自娱自乐，玩累了就躺在地上睡觉，从不干扰我们。当普切林（Nicolai Georgievich Pchelin）带着我们在博物馆内小库房调查吐鲁番壁画等文物时，天瑜就由萨玛秀克（Kira Fedorovna Samosyuk）教授照顾。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不愧是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里面就像迷宫一样。每天中午，萨玛秀克带着我们一家三口穿过不同的展 厅前往博物馆餐厅用餐，我们一直在刷她的工作餐卡。临走时，我要把我们三人两周的午餐费一并给萨玛秀克，她却坚持不收。第一周工作结束后，馆长派了一辆车，安排博物馆一位漂亮的俄罗斯姑娘陪我们去波罗的海岸边， 参观被称为“俄罗斯的凡尔赛宫”的彼得大帝夏宫。文物保管员普切林待我们如一位憨厚老实的大哥，我便以开玩笑的口吻称他为“苏联老大哥”。他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对我说：“我妈妈说‘赵莉是谁？赵莉是我们的好朋友， 我们一定要帮助她’。”普切林的母亲鲁多娃（M. L. Rudova）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部的资深研究员， 我们曾在敦煌和吐鲁番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相识、相知。2016 年 7 月底，当我第二次来到圣彼得堡时，正在休假期间的普切林接到我的电话后，立即返回博物馆，帮我办理相关手续，并带我们前往郊区修复中心，去拍摄文物库房的新疆壁画。每当回忆往事，我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我像寻找自家丢失的孩子一样，从不放过任何流失海外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线索和信息。漂洋过海、远渡重洋， 在国外各大博物馆的文物库房里度过了无数个令人心碎又兴奋的日子，痛并快乐着。我非常幸运地成为流失海外的 克孜尔石窟壁画的调查、整理与复原研究者。在柏林、巴黎、圣彼得堡、纽约、东京和首尔，多少回我小心翼翼地 测量、记录、拍摄这些保存在异国他乡博物馆里的精美壁画，无数次谨小慎微地捧起一块块壁画残片 , 这一片片可 都是我们的国之瑰宝，是恢复克孜尔石窟壁画原貌的线索。
几十个寒来暑往，在克孜尔谷西区、谷内区、谷东区和后山区，测量、核对、拍摄，已数不清来来回回多少趟。在壁画千疮百孔的洞窟里，甚至被剥离殆尽的裸窟中，我常常一坐就是半天，苦思冥想，绞尽脑汁。每当一块块壁 画归位时，困扰我多年的一个个谜团便随之烟消云散了，心情豁然开朗，有时我在梦中都能笑醒。
在调查流失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的路上我并不孤独，自始至终得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文化厅和国家文物局以及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大力支持。尤其是驻俄公使衔文化参赞张中华女士给予我 工作和生活上的诸多关照，没齿难忘。
丨力士与耶舍
位置：第 4 窟左甬道外侧壁（中部）2
收藏地：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馆藏编号 BDce-856（IB 9045）
尺寸：114.00cm×69.0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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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的鲁克思馆长非常理解我调查流失海外新疆文物的迫切心情和特殊情结，给予我很多 帮助和支持，使我在柏林期间的工作非常顺利。毕丽兰女士在生活中给予我和天瑜无微不至的关心，工作中则对我 鼎力相助。每每想起这些，都令我感动不已。时至今日，只要我需要任何资料，毕丽兰都会安排工作人员帮我查阅，并在第一时间发送给我。在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工作期间，我还得到了负责档案管理的德莱雅（Caren Dreyer）博士、 文物库房保管员布什曼（Ines Buschmann ）女士、文物保护技师尕普史（Toralf Gabsch）先生，柏林自由大学的莫 妮卡（Monika Zin）教授、桧山智美（Satomi Hiyama）博士和伊内斯（Ines Konczak-Nagel）博士的很多帮助。
在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前后两次调查期间，萨玛秀克教授和普切林先生都给我提供了各方面的帮助，才使我顺利完成了考察和合作谈判工作。此外，要特别感谢美国华盛顿史密森美术馆、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和 韩国首尔国立中央博物馆无偿提供克孜尔石窟壁画的高清图片。在我们访问首尔国立中央博物馆期间，负责亚洲文物的金惠瑗（Kim Haewon）博士给予极大帮助。在此，对上述国外同行的帮助与支持致以诚挚的谢意。
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的木岛龙康教授亲自前往镰仓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帮我拍摄该馆收藏的克孜尔石窟壁画。我的老朋友名古屋大学的中川原育子女士多年来一直给我提供各种资料。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李琛妍（Sonya Lee）教授给我提供了自己拍摄的美国各大博物馆收藏的大部分克孜尔石窟壁画照片。美国洛杉矶市政府工程局的 古迹修复建筑师丁晓龄女士（Hsiao-Ling Ting）帮我联络美国几家博物馆，交涉有关克孜尔石窟壁画图片的版权事宜。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的张建宇教授帮我核对美国收藏的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相关信息，并提供部分高质量的图片。还有我以前的同事杨波、庞健等都为此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在读生米育萱帮我校对文 稿。他们都为能参与其中而倍感荣幸。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府宪展老师多年来一直关注流失海外新疆文物的调查工作， 并给予我很多鼓励和支持。
最后，还要感谢上海商务数码图像技术有限公司的所有同仁，尤其是张晓迁总经理，在技术及道义上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上海书画出版社王立翔社长的学术眼光和高远站位令我敬佩，王剑编审以及陈元棪编辑给予我很大的忍耐与宽容，书稿一拖再拖，总是不能完结。张雨婷等编辑积极联络美国、日本和英国的各大博物馆，申请图片版权。上海文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段军老师，牺牲了无数个休息日，为这套书的排版加班加点，不厌其烦地改了一 版又一版。在此一并致谢。
从立项到出版历经五年，《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终于要付梓出版了。此时 , 我的心情无法平静。从 1998 年开始关注流失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到本书的完成 , 一路走来，筚路蓝缕，有多少可敬的师长、同事、 同学和朋友给了我无言的帮忙 , 是你们为我撑起了一片天空 , 在这里请接受我诚挚的谢意。
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母亲。由于我长期在克孜尔工作，另一半又是军人，也常常不着家。母亲一个人帮我们把孩子带到了五岁半，由于操劳过度，精神压力过大，在 2012 年我出国前，母亲已经身患多种疾病，多次住院。在我出国期间，母亲给家人一再交代，万一她有个三长两短，千万不要通知我。母亲认为她的女儿在给国家做重要的事情，不能因为她而耽误工作。母亲没有上过学，所识的字连同自己的名字加在一起也不超过十个。在母亲身上，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即识字并不代表有文化。
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完成了在常人看来几乎不可为，然而却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件事，此生足矣。
作者丨赵莉
文章摘自《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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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
赵莉 著
中国新疆龟兹研究院
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俄罗斯国立埃尔米塔什博物馆 编
点击视频观看：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
·系统梳理，资料最全。
本书收录流散8个国家20多家博物馆、美术馆、私人收藏的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总计500余件，是目前为止收录新疆克孜尔石窟流散壁画最全的大型研究性图集。作者在近三十年的研究过程中，遍访德国、俄罗斯、日本、美国、法国、韩国等海外收藏新疆文物的博物馆、私人收藏以及国内的旅顺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经过寓目、甄别，对所有流散克孜尔石窟壁画进行了系统梳理，建立了包括流散壁画尺寸、内容、题材、收藏地、收藏编号等信息在内的完整档案。
·研究深入，学术性强。
本书收录图版1200余幅，涵盖44个洞窟。作者对这些洞窟所有被剥离壁画痕迹进行了测量、记录。书中图版部分包括了石窟壁面被剥离壁画后的现状图、脱离了石窟母体的壁画图、流散壁画的原位缀合图等。同时每一个洞窟绘制有被揭取壁画平面示意图，壁画揭取信息一目了然。作者对于已经遗失的克孜尔石窟壁画进行了系统调研梳理，书中同时收录上百幅壁画老照片、线描图、壁画临摹图，系研究已遗失壁画的重要成果与资料。书中文字部分详细著录每一幅流散壁画的尺寸、位置、内容、收藏地等，这是本书作者近三十年实地考察、查阅档案、严密考证之后所取得的重要学术研究成果。
·抢救性保护研究，意义重大。
本书内容是对世界文化遗产克孜尔石窟壁画的抢救性保护研究，对于深入挖掘、研究克孜尔石窟壁画内涵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图文互证的方式，将克孜尔石窟壁画完整复原且艺术直观地传达给读者，可为学术界深入研究克孜尔石窟艺术提供较为完整、详实、可信的基础性视觉资料。本书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尤其是对促进和落实国家“一路一带”的文化战略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是践行新时代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最好成果之一。
专家推荐
《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的出版，一方面使我们看到了大部分洞窟的原貌，领略世界文化遗产克孜尔石窟原有的艺术风采；另一方面将流失的克孜尔石窟壁画纳入龟兹石窟艺术总体研究系列之中，用古龟兹艺术文化思想研究的新理念、新途径审视流失壁画的真实内涵，成为龟兹石窟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重要部分。——新疆龟兹研究院研究员 霍旭初 新疆龟兹研究院赵莉研究员过去近三十年来一直从事克孜尔石窟流散海外文物的调研、整理与复位研究工作。她在广泛调查所有实物资料、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已经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获得了海内外同行的高度赞许。这部学术专著，是她在该领域学术成果的集中呈现。厚厚的两大册巨作，既是流散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完整档案，也是研究石窟、佛教艺术和龟兹文明完整的基础性图像文献，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北京大学教授 李崇峰
赵莉从深入克孜尔石窟每个洞窟调查、测量、记录、对比入手，在充分占有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图像缀合等方式，让每一块脱离母体的克孜尔壁画找到了它们的“家”。这部专著，正是所有这些已流失壁画资料的研究宝库，不仅使克孜尔壁画恢复了原来面貌，纠正了长期流传的错误，还为龟兹佛教图像学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图像依据。
——北京大学教授 荣新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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