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解 | 中国的社会组织怎样“走出去”？来自基层自下而上的一些思考

绿会中国绿发会

2024-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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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10点钟，我身在北京海淀的办公室中，一边喝着一杯热乎乎的咖啡，一边同时在“参加”两个会议：在海南今天开幕的“首届中国物联网创新应用大会”，以及在王府井正在召开的“加强中国在非洲投资的环境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为前线支援，同时我们的微博正在实时同步播报现场情况。

这就是我们的走出去办公室、绿援模式。参会者后面是一个团队在支持。往往，活动开始前我们已经联系各方；比如有一次boss参会之前，我提前给预约好了3拨记者专访；会中，随时后援支持、嘉宾刚认识我们小伙伴，就发现我方已对他了如指掌；会后，邮件和各种social media在跟进，由此最大化一次会议与活动的后续效果……我们的触角，已经在往世界上各个地方伸展。这就是社会组织“走出去”的一种创新，供各同行参考。

社会组织怎样“走出去”？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没有看过什么“走出去”的大部头著作理论，也较少去翻阅朋友圈；我的分享仅从个人层面的体会来说。这篇文章，算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思考，是个人的视角，供理论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广大社会组织同行们参考。

思考：“走出去”的原则、目的是什么？

根据我朴素的经验，我理解几个基本原则是这样的：

1、国家鼓励社会组织“走出去”，这样世界可以听到中国好故事、中国好声音。

中国声音现在被heard太少。以前段时间在日内瓦召开的CITES第六十九届常务理事会为例。全球一共83个NGOs参会，其中只有2个来自中国。

上图：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第六十九届常务委员会会议上，83个非政府组织来源地区的占比。

与此同时，西方多少NGO参会呢？看看数据吧：来自美国的占34.42%；来自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德国的加起来22.27%。来自中国的是2家（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占比2.3%。

与中国NGOs参与少、即使参与也多为沉默相比，这里我举例说明他国NGOs的活跃。以CITES那次常务理事会为例，在会议倒数第二天，日本抓获了象牙贩卖者，第二天参会的日本NGOs迅速将连夜赶制的宣传材料放在了大厅外的桌子上，高调宣传了一番他们国家的“战果“，同时也让我们有点脸上无光——很不幸被抓的人是我国公民。经过他们这样一番操作，显得我们国家就不太光彩了（当时会上有3个来自日本的NGOs）。在常务理事会这种级别上的会议，NGOs即使是打酱油，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比如，帮政府吆喝吆喝呐喊呐喊还是不难的。

上图：2017年5月，我们一位志愿者（当时才刚硕士毕业）赴联合国总部参加一个南南合作会议。她6月份入职，现在短短半年期间，已经代表单位参加了3次联合国级别的会议，其中包括亲自一手操办了一个缔约方大会的边会。

而当时这个会议上存在的另外一个可能的契机是，11月29日，深圳海关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截获了11.9吨穿山甲鳞片。近年来，我国濒危物种履约管理工作实现新发展、新突破，缴获的这批穿山甲片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战果。

可惜，机会稍纵即逝。如果我们国家NGOs也能够利用这个契机（此次会议是12月1日闭幕的），连夜赶制宣传材料，宣传一番中国在打击濒危野生动物制品非法贸易上的巨大成果，那么这种正面效应一定是会产生的。这类机遇其实很多，需要更多的来自中国NGOs的行动、参与。

2、鼓励社会组织“走出去”，有利于建立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

大大曾经有一番关于宣传工作的明确指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要“讲好中国故事做好桥梁纽带”。……要切实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加强对外传播能力建设，提升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

我想，社会组织走出去，应该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吧。

3、鼓励社会组织“走出去”，有利于日后化解可能的冲突。

最近，我们单位收到来自印尼苏门答腊社会组织的请求，他们反映说，当地建设的一个水电站是由中国企业出资的，对当地生态环境有重大影响。一种那里最近新发现的红毛猩猩的生存受到极大的威胁，刚发现就濒临灭绝。对于这个建设项目，当地人强烈反对。最初国际上某组织参与了这个项目，但了解到这个项目的生物多样性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后，停止了参与。现在，中国的一家企业替代进来，要参与。

就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两个人之间，如能有效沟通，让彼此了解为什么对方这样做、这样想，或许就能减少很多冲突。

上图：绿会承办了联合国CMS公约第12次缔约方大会上的“生态‘一带一路’大鸨案例研究”主题边会。受到西方媒体的极高评价。上图是著名国际媒体报道平台IISD/ENBOTS对其进行了报道。值得一提的是，绿会代表团是唯一来自中国的参会者。

现在我国提倡一带一路、走出去，中国公司在海外有很多大的工程项目，面临很多这类问题。另外一个典型例子是，中国某公司要在蒙古国色楞格河（80%河水注入贝加尔湖）及其支流上建造3座大型水电站，被当地环保组织强烈抗议，认为项目存在巨大生态风险，会对贝加尔湖的生态状况产生无法挽回的负面影响（貌似后来这个项目没开展下去）。总之，很多海外项目对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的深远影响，但目前各界对此关注还远远不够，未来可能产生重大的问题。

这类的例子其实挺多。修公路、铁路、港口、发电，都会对自然有影响、冲击。如何能够影响降低至最低？使得它的发展与生态保护得到有机结合？怎样得到当地保护组织的支持——至少是不反对？社会组织走出去，可以增进了解，提升我们国家的美誉度，把一些民心相通的工作必须先行起来，将来才能够有机会化解剧烈冲突，预防或者减少"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中可能带来的生态问题。

一言以蔽之：社会组织“走出去”，能够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

思考：社会组织走出去的成本？

凡事都有成本。决策时，往往要考虑投入产出比。中国的社会组织筹款大势不佳，经费问题对经费自筹的社会组织来说都不容易。因此，社会组织“走出去”的意愿不强。这个并不难理解：出差一次，特别是国际差旅，涉及签证、机票、当地住宿……等等诸多环节，没有财政支持和提前预算的话，不是很多社会组织能承担的。

咱们不比一些财大气粗的国家级社会组织，能拿到政府的经费支持；我们经费还是非常有限的。对于草根社会组织来说更是如此。那么，你国门都跨不出去，如何走出去？

其实还是有机会的。如何降低成本？我们创新了一个“绿大”模式，能够实现请当地的志愿者参加会议和活动。这时候你可能要问：两眼一抹黑就去参会，有啥用呢？我想说：有大用。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在参会，他后面有一个后援团——我们称之为“绿援”制度。

自10月份建立绿援团这一创新“走出去”的机制以来，我们团队还多次以惊人的效率，现场的绿援支持等高效团队合作方式取得了一系列的工作成绩。以同样在12月14日在京举办的“加强中国在非洲投资的环境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为例，绿会派出2名员工和1名绿大代表参会，在会议上广泛的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会代表进行了沟通，介绍了我们的好故事、好声音，高效、迅捷地拓展social network，并实现了微博几乎是同步播报。往往，前线参会人员认识的嘉宾，后援团同步地在几分钟内就查到对方的相关工作领域、马上发email跟进、向对方介绍我们的工作、从而建立联系，并且提出建议、意见、问题、双方可以合作的领域。就这样，这个绿援团制度让一位普通年轻人和国际专家在国际的会议上站在同一个平台发声。对于实地会议来说，往往，一场会议才刚告结束，速记稿/会议记录就已完成打印，供与会双方签字，以巩固成果推动后续。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具体不赘言，参见文末链接）

上图：2017年11月上旬，绿会的儿童画作《蓝鳍金枪鱼》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23次缔约方会议（UNFCC CoP23）大会上受展示，引发很多与会代表的关注和讨论，对这种濒危海洋鱼类生存处境的忧虑。中国绿发会参会代表、“绿大瑞士”志愿者在波恩这次大会上，向与会百余位嘉宾介绍绿会为争取蓝鳍金枪鱼种群恢复时间付出的种种努力，向世界展示中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所作贡献。图/雷木穗子（中国绿发会绿大瑞士志愿者）

这种年轻化、本土化的“走出去”创新，其经济成本如何？我举个几个例子：以在日内瓦的某个慈善会议为例，全部支出费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貌似没超过$30（两张公交车票的钱）。

2017年5月，绿会派当地代表参加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举办的“公益助力南南合作特别活动”，全部花费是￥800多。

问题1：怎样“被看见"？

要想被看见，就要敢露面。

如果没有我们的露面、发声，西方媒体的声音就会一边倒，那么世界就无法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所以，媒体的作用是巨大的。从社会组织的角度来说，自媒体（如微信/微博/官网）、新媒体，都可以起到很好的发声的作用。

当然，如果能有传统主流媒体的支持，再好不过。在意大利最近举办的第十四届环境保护国际媒体会议上，来自全球一百多名顶尖媒体、知名记者的会议中，我会派了2位代表参加。其中一位是我们的“绿大”的大学生代表，是一位正在伯尔尼大学念书的一位中国留学生。在会议结束后，这位同学感触颇多，在绿会后援群和大家谈起了开会时的诸多经历和感触。

上图：11月底，绿会“绿大”代表在意大利国会参加发布活动。图/意大利众议院的官网视频截图

她说，“在会议的过程当中感触最深的就是有很多人会主动过来跟我交流，特别是他们得知我是中国来的之后，他们就会特别喜欢征求我的意见。因为中国现在发展经济特别迅速，所以想要多了解一点中国的情况。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和他们交流了很多和中国有关的话题。”总而观之，与会者对于“中国”的了解其实是非常少的，绿会参会代表被围着问了好多问题。他们看到的中国，往往是西方媒体的报道；而我会代表的参与，让他们看到了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中国。

问题2：怎样“发出声音”？

我们国家的参会者，常常较为稳重端庄。据我粗浅的所见所闻，在很多国际场合上，即使我国代表有参与，往往声音表达得也不够充分。

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CBD COP13）为例。2016年12月2日，CBD COP13在墨西哥坎昆开幕，来自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此次会议，讨论农业、林业、渔业和旅游业的生物多样性政策整合。

上图：2017年10月中旬，绿会代表在韩国参加《生物多样性公约》（CBD）亚洲生物桥圆桌会议。绿援团制度让一位刚刚走出校园的普通年轻人，和国际专家在国际的会议上站在同一个平台发声。

据派出去的参会代表给办公室的汇报中，此次会议来自亚洲国家的代表非常少，而部分来自中国的代表在被问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区问题时，展示出“一如既往的安静”。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然而在此次生物多样性缔约方大会上的声音却极其微弱。我们的邀请函来自于时任CBD秘书长Dias博士，第一次受邀参加这一重要的国际生物多样性会议，对当时看到的这种情况也比较意外。

难道是因为我们没有好故事吗？不是。我们国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举例来说，中国设立生态保护红线的作法，是全世界最早的相关政策之一，非常具有创新性，值得世界其他国家借鉴。

无独有偶，今年5月份，我和联合国环境署的环境法律和公约司司长（负责管理国际公约，该司管理着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在内的多个国际公约）聊天时，谈到即将在2020年在中国召开的CBD CoP20；她说，希望到时候你们主场这个会议会有比较活跃的表现。上次在墨西哥，你们太沉默了。

问题3：怎样“打入圈子“？

打入圈子，可以帮助我们赢得话语权。我们要做的，就是be open-minded, 积极主动的参与进去。

上图：2017年中法环境月之“第二届中法法律与司法交流周”活动上，绿会派代表与各位嘉宾广泛进行了交流，并应法国驻华大使黎想之盛情邀请出席了当晚于大使官邸举行的酒会。

总的来说，同胞们普遍比较含蓄，不喜欢发声。上过大学课堂的人，比较一下中西不同的风格就不难发现这一点。从侧面来看，在各种会议和活动上，如果你细心观察，就不难发现，大家都是扎堆坐。中国人与中国人坐在一起，外国人与外国人坐在一起。这是我不太能够理解的，出来走一遭，为什么总是躲在自己的心理舒适区呢？平常大家在国内可以交流的机会挺多的，在这样的场合，为何不多与国际嘉宾交流，新鲜思想碰撞一番？这样一来，或许会有更好的收获；或许能够帮助对方正确的、积极地认识我们国家。

举例来说，前不久在中法环境月的“中法环境与司法交流周”上，用餐的时候，大家都是扎堆坐。我初生牛犊不怕虎地，直接坐到了最嘉宾的一桌子法国人中间，旁边坐的就是当时会场全体会议上VIP嘉宾、来自法国司法部的一位先生（其实我是误打误撞，我本来是想去找《世界环境公约》的起草者Yann，结果脸盲认错人了，囧）。一席下来，我们那桌谈笑风生，大家都非常友好，很高兴这场交流。

同样是这个会上，第一天我到场之后，social了大部分的法方VIPs；给他们讲了我们中国的好故事。当天晚上，当boss受邀参加法国大使举办的酒会时与嘉宾们谈话时，好几个法国代表在刚看到boss的名片时就说，我知道你们，您是不是**的同事呀？……

问题4：怎样“抓住机会”？

我再举个栗子。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貌似是个新生事物。这个概念，是2016年首次把它作为独立议题提出。今年4月份，CBD公开表示，要组建一个国际专家组，10月份建成。

由CBD公约缔约方提名的14名专家：非洲2人（刚果、纳米比亚、乌干达各1人）；亚太地区3人（日本、韩国、菲律宾各1人）；中欧及东欧地区2人（白俄罗斯，Bulgaria各1人）；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3人（墨西哥，巴西，阿根廷1人）；西欧及其他地区3人（加拿大，欧盟，瑞典各1人）。这14个专家，是由CBD公约缔约方直接提名的。美国不是CBD缔约国，却也提名了1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早已于1993年加入CBD公约，没有一名由我国提名的专家入选，亦无一人来自我国组织提名推荐。我对这种情况比较confused。在大数据时代，难道“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这个主题不够重要吗？目前，该技术专家组在制定定义、术语，截止日期是12月1日。当时征求意见是公开的，不知我们国家有没有积极input我们的意见。

（参见文末链接：有感于《生物多样性公约》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专家技术组无中国成员）

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个人都觉得，我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公约的游戏规则制定，在一些前瞻性的议题上，尤其如此。（社会组织具有天然的敏锐性、灵活性，可以在这些方面提供补充和促进作用）。应该采取proactive的姿态，早期介入，而非过了三五年等他们把规则制定好、给大家排好座，然后我们再跳出来说“no！ It's unfair!"“We strongly disagree!”

结论：社会组织走出去需要创新

“创新”这个词大家都不陌生，估计耳朵都听出茧子了吧。

我没有读过大部头，为什么？除了因为自己是个大懒虫、也略有点忙之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不希望被既已他人提出的太多条条框框束缚，因为有时候人读的书越多越是束手束脚作茧自缚。现在是开放式信息、终身学习时代，知识扁平化，人人经过不断学习、实践探索、理论提升，都可能成为专家。

我认为，创新，就是突破成规，不作茧自缚，盯着目标去做事。社会组织要走出去其实是不容易的，需要国家的支持；不说创造条件，那行方便也好；不说行行方便，那别阻拦也行。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我曾经接到有关部门的电话，明确建议我们单位不要参与国际活动，实在是令人感到有些困惑。或许这样对他们来说比较省事、不担责，但是也意味着我们在丧失机会）。我认为，国家鼓励社会组织走出去，应该更多的帮助像我们单位这样活跃的社会组织，去讲中国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支持、帮助我们这些社会组织更好的走出去。

而我们这些社会组织“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活动和事务，能够有效地推动我们中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十九大精神的灯塔

那么，什么是最值得读的？我觉得最需要读的是国家的政策条文，了解中央的精神，然后用行动来贯彻落实。中央方针政策/十九大精神，这就是前方的灯塔，—— 哪怕迷雾层层困难重重，只要它在那里亮着，我们或艰难或幸运，总是能找到一条适合的成功之路，不会误入歧途。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在走出去这个问题上，条条大路通罗马，没有所谓的标准范本。我们做一件事情，事先先明确了此次行动的要达成什么目标，然后动用一切资源就奔着实现这个目标即可。社会组织走出去，服务国家大政方针，可以走得很好、很精彩，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希望有关方面能多予以支持、指导。

【作者声明】

1、本人擅长打酱油，入行尚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单位观点。

2、欢迎并恳请各位专家、同行不吝指正！^_^

3、欢迎争鸣。对于佳作，本人可以向单位申请，发布在我会官方平台上。

文/Linda 核/花花编/An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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