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系列】Klaus Rackwitz大师课内容回顾（二）

作为国际刑事法院模拟法庭比赛中文赛的组织方，国际法促进中心一直致力于为学生创造与国际法大师面对面交流的机会。由于疫情，今年的中文赛改为线上举行，同学们也因此无缘与众多国际法大师进行线下交流。为了给参加中文赛的同学提供更多与国际法大师交流的机会，国际法促进中心特举办大师课系列活动，邀请四位国际法领域的知名教授于线上与同学们开展国际法漫谈活动。5月14日，大师课系列第二场——Klaus Rackwitz教授国际刑法线上漫谈活动圆满完成。本次活动邀请到了国际纽伦堡原则学会主任Klaus Rackwitz教授，同时邀请到山东大学田立老师作为对谈人，围绕纽伦堡审判及德国新发展的话题，开展了一场精彩的对话讲座。国际法促进中心特将本次讲座的主要内容总结如下，以供大家参考回顾。

 编辑：葛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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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毅强主任：

不再耽误时间，我想首先请来自山东大学的田博士发言，向您提一些问题，或者至少给我们一些关于他在您演讲后的感想。

    田博士：

谢谢刘主任，谢谢Rackwitz博士，感谢您为我们做了一个精彩的演讲。我对您的演讲有一些想法，中国也是二战的受害者，当然我认为德国人也是二战的受害者，但是当我在课堂上教书的时候，我的学生有时告诉我，老师，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故事，我们对研究它没有兴趣。为什么我们的学生现在忘记了发生在70年前的悲剧？您是如何用一种专业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的？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您提到的纽伦堡原则的第三条和第四条，它似乎被转化到了德国国内法《德国违反国际法罪行法典》中，您认为这种转化模式可以复制吗？其他国家也可以效仿吗？或者这只是德国特色的模式。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德国的普遍管辖权的发展。从对前纳粹官员的审判和现在的叙利亚情报人员的审判来看，如果他们不在德国境内露面，这些审判是如何进行的呢？非常感谢。

图片来源：讲座截图

Klaus Rackwitz:非常感谢你提出这些问题。你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中国也是大规模国际犯罪的受害者。从这个角度来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它的历史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我在东京审判的历史中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那就是它不仅有来自同盟国的法官，也有来自遭受日本占领的国家的法官，他们是日本罪犯所犯罪行的受害者。这就是我认为东京审判非常特别的地方。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回顾这段漫长的历史，我会说它是理解为什么我们应该不论国家和地区追究国际犯罪的基础。因为这不是胜利者的问题，它不仅是犯罪受害者的问题，也是每个人的问题。我们邀请了所有对东京法庭和它的历史感兴趣的人出版了一本关于东京法庭的文集，据我所知是世界范围内最新的一本文集，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免费下载，它包括对东京审判的不同方面的很多不同的观点。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纽伦堡第三原则的问题，这是否也可以作为其他国家的模式？是的。世界上有很多重要的国家还没有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但是如果你问这些国家的代表，他们是否同意纽伦堡原则，是否同意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罪犯不应该逍遥法外，应该被调查和起诉，每个人都同意。我还没有听到安理会的任何成员或者任何其他国家说这些原则不再适用了。所以，如果在原则上存在一致意见的话，为什么执行这些原则如此困难呢？而且原则的优点是其执行不会太严格，它们让你可以用你现有的工具来实现它们。所以，讨论为什么某些国家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可能是浪费时间，你可以用你现有的工具实现它，而不是寻找其他的解决方案。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处理那些远离德国的罪犯，我们不想这么做，我同意抓人并把他们带回德国是没有价值的。德国遵循《罗马规约》，我们不强迫人们做我们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实施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司法协助制度，我们与世界上其他地方有很多很多引渡和合作协议。并且我非常自豪的是，现在欧洲刑警组织和欧洲检察官组织在他们的直接任务中都有核心的国际罪行。我停在这儿。希望我能够回答所有的问题。

图片来源：讲座截图

刘毅强主任：好的。在我向其他人开放发言之前，我想向Klaus提一个问题，一个关于当今世界的比较宏观的问题。当我听到您讲到德国人是如何接受国际起诉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震撼。而与此同时，美国发生的事情与之正相反，特朗普抵制国际刑事法院，在美国没签署《罗马规约》的背景下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通过《海牙入侵法案》(Hague Invasion Act)。可以说，美国一直在倒退，而德国正在进步。我想听听您对此的评论，这是否符合国际政治的大趋势？还是您认为这只是一种波动，每个国家对待国际司法时都有它的高潮和低潮？
Klaus Rackwitz:这当然是形势变化和观点变化的体现。美国在历史上存在两面性。一方面，在落实人权方面，他们认为自己站在最前列。如果你看看美国在当前活跃的国际法院和法庭中的表现，这确实是事实，很多检察官是美国人，法院院长也是美国人，还有很多其他理论和实践方面卓有成果的也是美国人。另一方面，美国人一直认为，除了美国人自己，任何人都不应该对美国公民进行审判。这不仅在他们的宪法中可以找到，而且作为一个法律原则，在国际刑事法院也是如此。美国人在罗马有最强大的代表团，他们有像David Schaeffer这样的顶尖人物，还有很多其他人。甚至在国际法院，美国人也保留了不接受国际司法管辖权的权利。我们在相当多的国家都可见忽视甚至拒绝国际司法管辖权的情况，这不是美国特有的。在美国给人敲响警钟的是，旧的民族主义被凌驾于法律之上，在其犯罪毫无争议的情况下，赦免已决的战争罪犯，这让人感到害怕。这和教义上的问题无关，比如谁有权对我的国民进行审判，这意味着，即使有法院对我自己的国民进行审判，我也把我和那个人置于法律之上。对美国人来说，杀人是个好的玩笑。而这不仅极大地损害了美国的声誉，也是对司法系统的伤害。总的来说，我非常非常高兴，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被解决。但不要搞错，美国人对国际刑事法院还是一样批评，但这是一种不同的批评。你知道，我已经和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办公室一起工作了很多年了，我们和美国人有很好的非正式联系。我不止一次地去过国务院的战争罪案办公室，直接与那里的人交谈，我知道很多美国律师都强烈认为美国应该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美国律师协会是最活跃的专业组织之一，不管政府是谁当政，都为国际刑事法院辩护。所以我不会放弃希望。我确实认为这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但国际公法总是需要很长时间，所以我并不是过于消极。事实上，我的愿景是，在未来的某个阶段，安理会的所有常任理事国都找到了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的方法，而不是反对国际刑事法院。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本苏达（图源：联合国）

刘毅强主任：
这当然是我们的希望，或者至少是我的希望。说到美国人，我确实想继续追问一个我这边的问题。在我们准备这次谈话的时候，我们了解到纽伦堡学会在其2016年的补充原则追踪资源中心（Resource Center on Complementarity Monitoring）项目中，已经对涉及阿富汗和巴勒斯坦的国际犯罪进行调查和起诉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做了一个评估。当然，这两个案件都涉及到美国的利益，而这实际上就是美国人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原因。那么你如何评价国际刑事法院面临的困境？至少在我们看来，国际刑事法院在面临一个困境，一边是在强大的国家行为者及其不合作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另一边是它的授权范围和补充性本质。

Klaus Rackwitz:这实际上取决于法院，以及法院本身如何处理补充性问题。对国际刑事法院补充性管辖权的质疑，不止一个国家在国际刑事法院审理的各种案件中被提出过，例如利比亚和其它情势。你会有一种感觉，国际刑事法院已经预先准备好了——我们有能力，而且我们正在正确地处理这起案件，我们有管辖权，而不是批判性地适用最终手段（last resort）理论，看案件是否因为没有其他人处理而必须在国际刑事法院受理。这也是利比亚情势的结论。毫无疑问，利比亚政府的统治本身是有问题的，谁也不知道它能持续多久，它可能有善意的意图，但他们没有基础设施，审判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即使他们愿意，这种能力也是有问题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问题。《罗马规约》第17条显然是整个规约的最大的妥协之一，它实际上是艰难谈判的结果。有些国家希望国际刑事法院只能处理安理会提交给它的案件，而第17条是一个折中方案。很多人说第17条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护自己的国民，第17条的目的并不是要真正实施一个补充机制， “我能，也愿意做这件事”的心意和声明并不足以让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们信服。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补充性测试，只是告诉法院“我们正在做一些事情”是不够的。

刘毅强主任：
我们大约还有10分钟，我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对纽伦堡审判的最新发展非常惊叹，这在以前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现在它已经完成了。这是一场革命。我们知道法律需要保持一致性，但我们也看到，即使在德国这样有最好的法治或者法律原则的国家，像这样的进化也是可以发生的。我想听听您的评论，您认为是法律改变了，还是公众舆论改变了，还是对法律的理解改变了？

Klaus Rackwitz:这是你提到的这三种原因的混合。德国法律的典型之处是，德国人试图把他们所有的立法都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德国大陆法被贴上了世界上最好的法律之一的标签，不是因为我是德国人才这么说的，我知道有很多国家借鉴了这个法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德国人一直在努力保持一致性。法律不是因为议会在没有给出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做出了决定而成为法律，它是经过几个世纪发展起来的，并且已经被证明是稳定的。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刑法。而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纽伦堡审判之初人们如此不愿意接受的原因，它触及了德国基本的、来自于罗马法的法律原则，比如自卫权——以被命令作为借口，而这实际上是纽伦堡几乎所有审判中的主要辩护理由，这正是纽伦堡审判必须解决的问题。但是理解这一点需要一段时间。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德国的统一促进了理解，因为人们突然看到了这个法律原则是如何从理论到实践中起作用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放过一个在晚上向试图爬上柏林墙、没有偷任何东西只是想翻墙的女人开枪的人。

刘毅强主任：
谢谢你，Klaus。田博士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田博士：谢谢刘主任。让我再次感谢Rackwitz先生优秀的讲座。我认为我们的听众大部分是国际刑事法院模拟法庭比赛的参与者，我相信他们将是未来潜在的成功的国际律师。Klaus，您之前曾在科隆大学和杜塞尔多夫讲课，也曾在德国担任法官和国际组织的主任。您对对国际法感兴趣的法学院学生和他们的职业选择有什么建议？因为我认为我们大多数的学生认为，民法，刑法和其他国内法的分支，根植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但国际法却飘浮在空中，所以他们大多数人会选择国内法作为他们未来的职业选择，选择国际法的人很少。所以您有什么建议给他们，鼓励他们更多地参与国际法的学习和研究吗？谢谢。

Klaus Rackwitz:也许如果我审视一下自己，我一生中最后一件按计划做的事就是走国际法这条路。我来自国内法体系，正如你所说的，我是一名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初审和上诉审法官，我还是一名大学教师，主要讲授民法。由于巧合，我加入了国际刑事法院的高级团队，我发现它是如此的迷人以至于我再也不想回到我在德国的小法庭去处理商店行窃和酒后驾车以及类似的轻微犯罪。但是无论你想在国际法领域做什么，你都需要有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你需要能够运用法律，而且仅仅知道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是不够的。你也需要成为一名在你自己的环境中坚定不移的律师，只有这样你才能有继续前进的平台。如果你能对你自己的刑事司法体系熟记于心，你就会更容易理解其他的体系。对我来说，这些体系可能会有所不同，我经历的一个巨大的变化是从更多基于大陆法系的审判程序转向了更多以普通法系为中心的国际法庭审判程序。所以尽早下定决心，尽可能早地开始比较，你会感觉更有准备。当然，最重要的是，这点你们都已经做到了，能够说国际语言。这也是我在我开始国际法生涯时经历的非常痛苦的一点。最重要的是坚持。如果你想，那就去做吧。如果第一年没成功，别担心，第二年，第三年或者第四年可能成功，你永远不会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重要的是你要坚持，正如Bertram Schmitt在学院的一个模拟法庭结束时所说，模拟法庭对他来说就是未来，它是一个独特的机会，让来自各种司法文化的年轻律师走到一起，互相交流，互相竞争。这就是你在模拟法庭和即将到来的模拟法庭上要做的。可能目前还是很遥远的事情，但是请不要放弃。最重要的是，你的法律基础要扎实，无论你来自什么法律文化。

刘毅强主任：
谢谢Klaus，谢谢田博士。在此，我将结束今天与Klaus和田博士的大师课系列讲座。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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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编：杨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