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鼠年新春到来之际，《外交之声》独家推出“大使之声”，邀请诗歌和文学历史悠久的国家驻华大使读诗送祝福，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国际诗歌文化盛宴，各国大使首次通过视频用母语读诗并祝福中国年，祈福平安。今天推出欧盟驻华大使郁白为你读诗祝福2020”。
欧盟大使郁白新年读诗祝福中国
欧盟驻华大使郁白以外交官和汉学家的双重身份，穿越时空、跨越边界，让世界了解从古典到现代的博大中国。在中国和欧洲、西方世界间搭起一座坚实的对话交流之桥。在新春到来之际，作为研究和翻译杜甫作品的著名汉学家，郁白为中国朋友朗读了一首杜甫的诗《春夜喜雨》，以及法国作家雨果的《一场战役之后》。郁白大使：你们好，春天快来了，所以今天我要向你们读一首诗。它是杜甫的一首诗，761年春天他写的一首好诗。这首诗叫《春夜喜雨》。
《春夜喜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外交之声》：非常好的一首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为什么选这首？您期待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2020年，特别是中国和欧洲?
郁白大使：我为什么选这首诗，是因为这个“好雨”是一方面中美协议已经完成了，所以雨开始下来，“润物”就是要把中国关系润滑起来，把新的花、红花会表现出来，所以是一种希望、一个情谊。所以新的一年，2020年是重要的一年，鼠年是所有中国动物（生肖）的第一个动物，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动物。所以我希望你们鼠年大吉，万事如意，恭喜发财，全家平安。
《外交之声》：你对2020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有怎样的期望？
大使：多互相了解，中国旅客多到欧洲来，和我们的公民交流，发现我们欧盟这个实体对中国的情爱有多大。
郁白说：
这是生命的选择，我决定把中国思想、文学、历史作为我的世界观的一部分。杜甫是第一位现实主义的中国作家，不读杜甫怎能理解中国？
翻译杜甫全集前两集我用了10年，希望再过20年可以完成全集。钱钟书也许是最后的一个大师，但新的时代会有新的代表人物。怎么把国学和汉学联合起来，对中国古代和对中国现代的思想历史研究有意义。
郁白（Nicolas Chapuis），资深外交官、汉学家，现任欧盟驻华大使。1957年生于法国讷伊，毕业于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后获巴黎第七大学汉学硕士学位。郁白曾5次代表法国出使中国，先后担任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法国驻上海总领事、法国驻华大使馆公使等职。曾担任法国外交部亚大司副司长，2018年9月出任欧盟驻华大使。
他的翻译作品贯穿中国古典和现代：钱锺书《诗学五论》、巴金《憩园》、杨绛《洗澡》、《杜甫诗全集》等先后译成法文出版，其中《诗学五论》至今还被法国学界引用，《杜甫诗全集》被列入法国美文出版社《中国书库》系列丛书，第一、二卷耗时十年分别于2015年和2018年出版，其代表性专著有《悲秋：古诗论情》（Tristes Automnes: Poétique de l'identité dans la Chine ancienne）等。
欧盟大使郁白为你读诗：杜甫《春望》
《外交之声》：外界称为您为汉学家，您在2006年在北大演讲的时候就提出来：汉语是21世纪的语言，而您早在学生时代就选择了汉学专业，那么早您怎么就认准了汉语和汉学？郁白：一个肯定的事情就是，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因为中国复兴，结果当然就是中国恢复了在全球的重要地位，我读大学，当时我的愿望就是要更深入理解东亚的哲学系统，因为我对哲学、思想、历史很感兴趣。当然还是很年轻的，十八岁。我也发现，在当时的法国高等教育系统，没有对亚洲哲学有什么培养，是一个缺陷，所以我进入东方语言学院的主要是主要原因是客服这个缺陷。你学习哲学当然应该学习语言，你学习东北亚的哲学，就是中国、日本、印度，也应该了解这些国家的历史，包括思想史。所以，就是这样，当然我没有预见中国的复兴，因为当时还是文革，文化大革命，中国很穷，很不稳定，思想好像是极左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预见现在的中国，我也没有。可是，我投资了努力，过了四十多年，现在有一点回报，这个投资是有效益的。 从左至右：郁白著《悲秋》中译本，郁白翻译的《杜甫诗全集》（一）、钱锺书《诗学五论》法译本。 资料图片
《外交之声》：您的中文名字叫郁白，是郁达夫和李白的结合，我一开始觉得可能你对李白比较感兴趣，因为法国人很浪漫，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但你后来觉选择了杜甫作为你深入研究的方向，还在翻译他的全集。您为什么会选择杜甫？郁白：这是一个过程，我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学学习的时候，一步一步认识到，唐代这个诗歌是一个核心阶段，对中国语言和思想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杜甫是当时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作家。为什么现在说过了一千四百年，他还被认为是一个圣人，一个高等诗人？是因为他独特，占了在中国语言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地位。作为一个诗人他对语言创造了很多新的东西，律诗方面他是最效益的，最有榜样性的。可是，对成语，他创造了那么多的组成，是从他的诗词出来的。另外，他也是是最难理解的，最难解读的一个中国古典作家。在宋代明代很多人说，杜甫不可解，难理解，不可理解的。不像李白、王维、高适、岑参这些人。你读杜甫的时候，你进入一个世界，他的世界，他的世界观，他是唯一能创作这些的人。 在别的文化中，像杜甫这样的人很少，意大利的但丁，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雨果也许差不多。他们像杜甫一样创造了一个世界。以后有很多人想再创作这样的，可是没有成功。至今为止，我想，杜甫是表现中国文明中华文明最高度的内容。 《外交之声》：就像您说的他很难被解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你要想去做这个翻译或者研究需要付出很多。郁白：那当然，为什么杜甫在国外翻译的那么少？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难度太大，难翻。可是我想对现在要学习汉语，学习中国历史的欧洲人说：不读杜甫不能理解中国。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原则，应该通过杜甫可以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是什么？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人民生活和文学创作的关系？杜甫是第一位现实主义的中国作家，他给人民一个声音，这个声音现在还可以听，还可以欣赏，那是很了不起的。《外交之声》：就是我们现在仍然能够感受到他的智慧，他的思想。郁白：是的，另外，相比雨果、莎士比亚、旦丁，杜甫的生活是一个悲剧，我对此很感兴趣，为什么在中国传统上，最高端的知识分子的榜样是一个悲剧的榜样？他对中国思想做了什么贡献？那是可以研究的一个题目。《外交之声》：你感兴趣，你自己可以研究，但是为什么想要把它翻译成法语？你想把杜甫介绍到法国去，这么大的工程量，你的愿望和目的是什么？郁白：我想有两个愿望，一个是很自我的，给我自己的收获：学习汉语、学习古典文学我需要进一步地，更深入地理解，杜甫是一个好的工具。通过他我可以把我的语言水平和思想水平提高。那是我个人的一个愿望。第二个愿望，很简单，我希望法国人和能读法语的人可以通过杜甫，更理解中国。给这些人一个机会，通过杜甫的作品可以理解中国的复杂性，它的古典历史，唐代的情况，特别是他对开放的这个观念。唐代是最开放的一个帝国，杜甫怎么表现？因为杜甫在中国是跑了很多地方，他去了甘肃、四川、湖北。所以他的地理，他的经验是一个历史的证据。我想对法国人说，能看这些，可以更深入的理解欣赏中国本身是什么。 《外交之声》：您的研究对于汉学是现代与古典的结合，您翻译了钱钟书杨绛的作品，又翻译了杜甫的作品。这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家、大师，我们知道很多汉学家他通常是选择一个时代或者一个领域去深入地研究。可是您现代与当代的结合，是您一开始就有这个规划还是说后来方向上的转变？郁白：也许是因为我不是一个真正的汉学家，因为像你所说的，真正的地地道道的汉学家会选择一个小范围的领域。我不是，我是跨边界，跨界的。我看哲学、文学、政治、社会的问题都是联合起来的。第二、我相信要理解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中国在历史上的文化连续性。当然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时刻要革命，反对过去的事情。比如二十世纪初打倒孔子，可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是很有社会性的，很有影响的。我想中国的思想，像各大文明一样，连续性很重要，你不能分离过去和现在。应该找到思想的道路是什么？他的独特性是什么？所以有些人也许想深入研究中国的最近四十年，作为他们的汉学研究的重心，可是在过去四十年的很多东西，你不理解中国的过去，怎么能理解现在？我想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对自己的古典文学有一个青睐，有一个语言表现的连续性。而我作为一个外交官，我的主要工作是跟中国人交流对话磋商。我的经验是：了解到这一点，中国历史思想的连续性，协助了我的工作，以及被我的中国朋友认可，所以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互相信任的空间。因为我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想，他们认可我就知道这一点，所以创造了这个空间，我们就可以开始对话。 《外交之声》：您每天都在和中国的古典和现代对话，你是外交官的身份，然后您又是跨界的，翻译过很多的作品。您翻译的诗学五论到现在还被法国学术界引用，杜甫全集现在出到第二集，还有十五集。那么您现在的翻译和之前早期的作品，翻译的心态有怎样的变化？你会怎么评价那个时候的作品？郁白：这很难回答，因为一个人的生涯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另外翻译也是一个过程，一个翻译，当然应该“再开始”。有些人说每一代都应该再翻译，所以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翻译的一些中国作品，也许现在必须再翻译。因为历史背景不一样，语言认识不一样，另外学术研究的成果也帮助你再深入了解一点。所以我不是看过去的，过去已经过了，我可喜的是：看到我翻译的钱钟书杨绛的作品，现在人们还在继续买，学生还是喜欢的，所以还有用，那就好！现在专门研究杜甫，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翻译杜甫全集需要三十多年。我已经出了两集，用了十年时间，所以还是不容易的。我希望再过二十年，我可以完成这个任务，负担很重。另外，作为一个外交官，当然我的时间不够，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学家应该专门研究汉学，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的主要任务还是外交。可是我也看到在我的外交生涯里面，有很多东西协助我研究理解杜甫，所以是一个双向的道路。最后就是我越读杜甫，我越理解杜甫，越理解他的世界观是什么？越理解他怎么用古典的诗歌，哲学、政治性的观点，他利用这些化为诗歌。他的诗歌政治性很强。所以你读了一百、两百、三百首杜甫的诗歌，一步步的进入杜甫本身的思想。所以越走这个道路，越容易可以欣赏他的作品。 把中国的美感美学化成法国美感美学
对我很有意义
《外交之声》：杜甫总共有一千四百首诗流传下来到现在，作为我们普通的中国人想要读完杜甫的作品都是很艰难的事情，把它翻译成法文法语可想而知这当中的难度，除了没有太多的时间之外，在翻译过程中，中国的古典诗词翻译成法语你遇到最大挑战是什么？郁白：最艰难的就是常常不知道这个诗的创造背景是什么？因为杜甫的很多的诗歌是在笑谈中，是在一个宴会说出来的、唱出来的一首诗，很多诗的题目是“戏为”，游戏来的。可是为什么开玩笑？背景是什么？肯定有一人说一句话，杜甫反应写作一首诗。可是现场说话的内容，所以有很多事情不明确，所以你翻译的时候，你不能不翻，应该翻。应该找到一个效果，所以那是比较艰难的。第二，从中文翻译到法语，一首诗你应该解决一些基本的问题：节奏。因为中国唐代的诗歌是五言、七言。节奏很重要，押韵也很重要，可是中国汉语的押韵和法语的押韵是两回事。所以我选择不翻译押韵，可是我应该翻、应该表现节奏。五言是做一个法语的十言还是十二言？差不多，保持这个音乐感这个节奏。另外，特别是翻译杜甫的时候，应该保持对仗，杜甫很严谨的对仗，一个动词连一个动词，一个连词连一个连词。这样的对仗很重要，也很难，所以需要时间，需要功夫。有时候，我可以一两天翻译一首诗，有时候可能需要两三年，因为有时候找不到合适的法语，表现音乐感和节奏感。 《外交之声》：很多法国人认为自己的语言是世界上最动听的语言，他们通常觉得别的语言可能没有我们的语言那么美。你是研究汉学的，你也会说中文，你也能听到中文，你觉得中文之美和法语之美有着怎样的不同和相同？郁白：每个文化每个语言都有自己的美，不光是中文翻译，英语也有，俄语当然也有，拉丁语古希腊语也有，语言本身是一个美丽的东西，因为是沟通的工具，是爱的语言，所以应该是美丽的。我的基本问题是怎么把中国美，中国的美感美学化为法国的美感美学。这个过程对我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不能把中文翻译成英文的东西，为什么？因为英文英语不是我的母语，我没有很深的感情。可是因为杜甫全集已经变成为英语，一个比较好的翻译，所以我可以欣赏这个英文美，比一比这个杜甫美，可是我也应该找到我自己的法语的美，是另外的一个过程。2008年12月18日，郁白在清华演讲《谈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钱钟书》
《外交之声》：这个过程非常的困难，需要付出极大努力。我听到一句话说：你把不让钱钟书和杨绛夫妇失望作为你的使命。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郁白：因为他们给我的标准那么高，我作为他们的法文翻译者，是一个重大的责任，因为他们两位在中国占的那么高的威望和知识分子的地位，我怎么能让他们失望呢？所以我翻译钱钟书的文学评论和杨绛的小说的时候，我寻求他们的看法和意见。因为他们两位都能读法语，他们认可我的工作之后再出版的。我没敢单独做这个工作。所以我对他们有很高的评价，我随时给法国人介绍为什么他们有这么高的地位和威望。《外交之声》：钱钟书先生去世的时候，您代表法国总统拟的悼念信函发表在法国媒体上，当时法国给予了钱钟书先生逝世最高的敬意。很多人说钱钟书之后，中国再也没有文学大师了，您在清华演讲的时候曾经说希望清华的学子当中再出现第二个钱钟书，但是我们现在好像没有看到，你怎么看待这种评价和现象？郁白：我想钱钟书和杨绛夫妇是他们时代的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别的时代会有别的人。另外，钱钟书和杨绛他们是时代过渡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受了古典的培养，他们两位在三十年代在英国法国读书，后来就决定回到中国工作，参加革命。在清华大学和社会科学院占了重要的地位。所以他们是共和国时期和中华民国时期过渡的人物。当然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这样做，是另外的一个过渡，我想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会变成中国复兴的知识分子。也有一些我看到的创作，也许不像钱钟书和杨绛一样的作品，可是也有他们独特的高水平的创作。我举个例子：在上海，有一个叫葛兆光的教授，他写了很重要的一本历史书叫《何为中国》。这本书刚在美国出版，影响很大。除葛先生之外，很多人正在研究工作，他们还比较年轻，所以要看他们怎么发展。我相信中国的哲学家，中国的现代诗人和现代作家可以有成功表现中国复兴的诗歌。可是我也记得钱钟书跟我说过：”我是最后的一个代表者，最后一个我的时代的人物，没有什么人可以继续做我做的事情。“他有这个感觉是为什么？因为他的培养时期是很独特的，他看到现在中国教育系统没有他拥有的条件，也许这是正常的，不应该有什么遗憾，每个时代有他的代表人物，所以钱钟书也许是最后的一个大师，是最后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可是现在是一个新时代，所以会出现新的人物。2018年9月22日，欧盟驻华大使郁白Nicloas Chapuis携28个成员国驻华大使在北京世贸天阶举行第二届欧洲风情街活动
《外交之声》：您现在是欧盟大使，每天工作非常繁忙，又要翻译杜甫的作品，怎么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翻译对您的外交生涯有怎样的一个作用呢？郁白：有很大的作用，因为假如我没有个人的兴趣，肯定不会那么多次到中国工作，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选择，我就决定把中国思想、文学、历史作为我的世界观的一部分。跟外交有什么联系？这条线很简单，就是我因为把中国的东西作为我个人的东西，我可以创造条件来对话磋商、进行交流。很多中国人常常说，他们跟外国外界联系时说，他们不理解我们。可是他们不能跟我说，因为我理解，他们也知道我理解他们，这个不理解的问题就消失了，所以可以进行真诚的对话。不能把不理解作为一个借口。可是理解不意味着我同意，可以不同意，对话就是这样：一个意见和另外一个意见进行对话交流。也许有共识，也许没有共识，没问题。可是不能把不理解作为一个借口而不进行对话。当然，这个投资（汉学研究）对我来说很有效益，给我创造了条件。《外交之声》：您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中国现代社会有研究和了解，可还有很多人没有您这么深入的了解。还有西方的社会包括欧洲还有很多国家他们对中国甚至还存在很多的误解，您怎么看有些人提出的“中国威胁论”？如何消除这些误解？郁白：第一，”中国威胁论”不是新的东西，是“黄祸新版 ”。十九世纪末已经有威胁论，中国那么大，人那么多，对西方有威胁，那是荒唐的。一百多年已经过来了，威胁在哪里？西方还存在。中国变化的多了？十九世纪末的日本不是现在的日本？第二，当然，中国的复兴恢复了在世界正常的地位，引起很多的问题，也许是正常的。比如说，中国会变成好的邻居，还是危险的敌人？中国在国际秩序上会有哪些行为？中国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是什么，是好的吗？有坏的吗？这些问题都是正常的，因为中国作为第一大经济体有很多的后果。另外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独特的，也和欧洲的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很不一样，会有很多问题。我们外交官的工作是把这些问题放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中国体制，中国社会的选择，中国人民的成功中国人民的时代，是中国人民的事情，应该尊重。希望中国现在作为大国，很富强的一个国家，也希望中国会尊重西方民主体制的要求、原则、利益，有一个和平合理的关系交流。2018年郁白（右四）出席在北大举行的《钱钟书先生人文学术成就国际研讨会》并做主题演讲
《外交之声》：我们一直在说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其实您已经把一些中国故事翻译得很好，那面对很多西方社会的国家，他们的理解或者误解，你觉得应该怎么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是什么？郁白：讲真理，应该讲真理，不撒谎。我的建议是，讲中国的故事应该给人一个机会，去体会中国的复杂性多大，也不应该避免一些敏感问题。所以应该有一些基本的条件，所以第一，透明度很重要，保持透明度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把宣传和新闻分开，对我们来说，常常很难分开，因为党领导一切，所以宣传和新闻的分离在哪里开？我们经常这样说，没有好的新闻和坏的新闻，我们说客观的新闻。在中国常常讨论这个问题，客观是什么？因为有很多人批评西方的新闻，说他们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我们也认为宣传不是客观的。所以讲中国的故事应该客观，怎么发现这个客观的道路可能比较难，可是应该做这个努力。第二应该让外国的记者将中国的故事，你应该记得三十年来，埃德加斯诺到云南去采访毛主席，效果那么重要，在国际舆论中。可是现在外国记者在中国的工作条件很不理想，所以他们又常常不高兴，一个不高兴的外国记者不会讲中国故事的正面。第三，讲中国的故事应该有主讲人。谁要讲这个故事，谁能表现出来？所以我的建议是应该有更多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到国外去交流、进行对话。理解为什么有人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为什么有人同意他们的看法？应该有这个交流，不能闭门造车，我经常听到：中国人为中国人讲中国的故事，那不行啊！应该包容，兼收，介绍自己给国外，接受有人不理解，接受有人不认可。因为理解为什么别人不认可，可以更好的讲中国故事。因为中国故事是一个事实，怎么讲？应该找到好的声音，可靠的声音，有威望的声音，像钱钟书和杨绛一样的。2018年郁白（右四）出席在北大举行的《钱钟书先生人文学术成就国际研讨会》并做主题演讲
《外交之声》：钱钟书学贯中西，他把中西文化结合得那么好，现在在您的心目当中有这样的人吗？在中国能够找到把中西方文化结合的非常好的，能够讲好中国故事的当代中国人吗？郁白：我想有很多，第一线的有我的同事，是驻布鲁塞尔中国大使张明先生，他可以讲好的中国故事，他的透明度很好，他常常在论坛对话交流，你们这样的大使比较多，这是第一线。第二线是你们的知识分子，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被邀请到到国外的大学和另外的场合做演讲，可是现在我看到这样的交流不够，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限制。因为在自然科学好像没有什么问题，自然科学可以共同写一篇文章出版，没有问题，社会科学好像政治障碍较多，我对此有点儿不太理解，我想这些对中国不利，社会科学应该开放，解放思想。《外交之声》：但是现在也出现了比如说中国的学者想要去美国去交流去参加论坛，结果他的签证被卡在了使馆。郁白：对，那是新的障碍，我代表欧盟，你们到欧盟来交流，我们没有这个问题。《外交之声》：中国跟许多国家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需要讲好中国故事。也有很多国家对于中国很重视，很感兴趣，想要跟中国合作，他们也开始研究中国，包括汉学。新时代下，汉学研究跟以前应该是有所不同的，是不是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郁白：那当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学习汉语，决定在这个领域做研究。所以我们应该给这些人创造条件，现在我们开始研究怎么创造一个欧洲汉学研究所。原来时法国总统访华时的一个建议，假如我们可以成功的创造这个研究所，把所有的欧洲欧盟国家的年轻汉学家联合起来，不光是研究古典中国还有现代中国，还研究经济、政治、文化、文学，把他们联合起来。那当然以后需要和中国谈一谈怎么在中国大陆开一个分所，因为研究中国应该在中国研究，也不应该闭门造车。可是现在在中国没有这样的外国机构可以成立，法律上行不通，这是一个问题，我本人也会探索这个问题的解决。像解放前，有一个法国汉学中心和一个德国汉学中心，培养了很多的很有名的法国德国汉学家，为什么现在在新中国不能开一个独立的欧洲汉学中心？我想应该找到一个办法，对中国有利的。什么是不利的，也是开放的一个过程。另外我想新汉学和新国学，中国所谓国学应该有联系，现在没有，很少有联系。新国学是什么？在现在这个新时代，国学的贡献是什么？我想是很有意义的计划，因为国学和中国的故事有密切联系，国学是中国人学中国文化，汉学是外国人学习中国，怎么把国学和汉学联系起来，我想对中国古代和对中国现代的思想历史研究有意义。郁白：方式可以各种各样的，没问题，主要问题是国学的教授研究者是否认可汉学？不能这样想：这些都是外国人，不理他们，这不应该。在现在的新时代，一个外国的声音也许对国学有好处，我相信这个。《外交之声》：钱钟书对于法语是熟知的，是有研究的，但国学研究者可能并不太了解另外一个国家的文化和语言，这是主要的障碍吗？郁白：是一个障碍，可是，这是可以化解的。因为外国的汉学家当然会讲汉语。所以不应该有语言的障碍。主要的问题不应该是在语言上，而是在态度上，是在包容别国有没有发言权，那是主要的问题：一个汉学家有什么样的发言权？
2019年5月9日，欧盟驻华大使郁白（右）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超共同出席2019年“欧洲日”活动。《外交之声》：作为中欧的人文交流方面在今年还有哪些重要的计划和动向？您觉得还有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郁白：我们会继续我们成功做的事情和交流，比如说图书、作家、电影节的交流。所以我们长时间做，我们会继续促进这些交流。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界的人物的联合起来交流，今年我们有一个很有意义的创新：我们要推出一个“文化之路”项目。“文化之路”是什么？在欧洲有比较多的文化之路，跨界、跨边界的“文化之路”。有一个很有意义的路是从德国通过法国再到西班牙的“朝圣之路”。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朝圣之路，带着信仰走在这个道路上，一步一步的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净化心灵之旅。在中国的欧洲人也开辟了一条道路“从北京到开封到杭州，京杭大运河的路线，有马可波罗和他的朋友走了这条道路，所以我们要给中国人介绍。这些文化之路的这个纪念说明了什么？我们的目标就是解释文化是没有边界的。相反的文化是跨边界的，文明是跨边界的，文化不是闭门，文化是开门。所2019年1月份在北京正式开始这个项目，希望大家来看这个文化之路项目的表演。《外交之声》：最终是希望中国的朋友走”文化之路“吗？郁白：对，当然有这个希望，到欧洲来不能只是旅游，为什么不包括一个文化的内容呢，走这条道路？《外交之声》：去年的中欧旅游年当然是促进了双方游客的增长，去年经过这个旅游年后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您觉得在中国游客去欧洲的时候您有怎样的建议？是不是也是旅游年之后你们才有了这个创新？郁白：当然有关系，我想最大的收获是在中国我们说服了好多人，了解到欧洲的多样性，不光去罗马、巴黎、伦敦，也许应该更长时间去一些不知道的地方。特别是农村，了解到欧洲的多样性，去一些不太贵的但有意义的地方。去年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促进：克罗地亚的城市，在中国有一个很大的名气，因为有一个”权利与游戏“的电视剧，所以有很多中国人愿意去这个地方，那是一个很大的成功，希望有更多的机会介绍欧洲一些秘密的好地方。包括”文明之路“。 大使的中文和法语朗诵：杜甫和雨果
《外交之声》：请您用中文和法语分别朗诵一首您喜欢的诗。嘉：好的，杜甫的诗，也是杜甫最有名的一首《春望》，公元757年，杜甫是在长安度过一个冬天，他和家人分开了，所以写了很有名的这首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这是很有威望的一首诗，我想这首诗在中国现在还有影响。那法语我选雨果的《最后一场战役》，1859年的写的关于拿破仑在西班牙战争时期的，雨果写关于他的父亲，在战场上打仗，他说不管他是敌人还是人，应该给他一杯水，一杯酒。这首诗在法国历史上是像杜甫一样的对和平，和平主义思想很有影响。雨果，《一场战役之后》，选自《历代传说》，1859年。我父亲，这英雄，总带温柔笑容，后面只跟随一个轻骑兵侍从，他高大又英勇，最受父亲器重。一次战役后，父亲骑马过战场。已是黄昏，横尸遍野，夜幕垂降。黑暗中父亲听到轻轻的呻吟，那是败军中一名西班牙士兵，流着血，在路旁挣扎，匍匐前行。身受重伤，满脸苍白，难辨死活。口中嘟囔着：“我渴，我渴，可怜我！”父亲解下鞍侧水袋，心被打动，盛的是罗姆酒，递给忠诚随从：“拿去，拿去给可怜的伤兵解渴。”轻骑兵俯身递给这伤病员喝，突然，这伤员，应该是个摩尔人，拿出他怀中紧攥的一把手枪，对着父亲当头一枪：“什么情况！”子弹离头那么近，帽子被打掉，战马也显然受惊，向后猛一跳。“不要管，照样给他喝。”父亲说道。 《外交之声》：最后请您给我们的青年朋友提一条忠告或建议吧。郁白：多读书，不只是看你们的手机，去书店买书吧。这是最好的建议，多读、多看书、多学。郁白：每个人有自己喜欢看的东西，不管是文学、哲学、历史、经济、政治，重要的还是学习、学习、再学习，不应该有自满的感觉，学习一直是不够学习的。解放思想，打开你的眼界，接触一些没有接触过的东西，愿意冒险。（记者：尝试新的事物）对，应该建立你的身份，修养，你的个性。不仅听别人说，你自己应该研究学习理解。郁白：是，因为我写书，所以书是一个传道的一个工具，没有书你怎么传道学问。书应该有读者，没有读者为什么我继续写书呢？《外交之声》：但现在大家看古典就是像您翻译的这些诗，包括我们中国人读的很少，从您的角度是不是还是希望多读古典作品？郁白：可是多和少不应该是一个标准，也许我们没有很多人有这样的学问，这没什么。危险的是没有人有学问。所有人都有学问不太可能。这不是一个多和少的问题，是一个人有没有修养的问题，那是道家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生命的意义在于修养，人和动物最大的分别就是：人需要修养，动物不需要修养。
本期话题：你怎么看欧盟大使郁白读的诗？你和欧洲各国、或法国有着怎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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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正清 罗宾 王琪 浦鑫 刘明 李昀庆 陶姝姝 俞文沁 李婉莹 张渊璟 （实习）